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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上”抗日反顽斗争纪实

沈启贤

发布时间:2018-12-24 10:18:03 字体:设为默认 浏览次数:3288次


1940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扩编为二纵队,左权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纵队政治委员。下辖新一旅、新三旅,新四旅。新一旅以六八七团骨干组成,新三旅以冀鲁豫支队组成,新四旅以六八八团、六八九团为主组成。新四旅在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率领下,奉命支援新四军,于1940年南下,7月抵达“淮上”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皖南事变”后,新四旅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十旅,六八九团改称二十九团,六八八团改称二十八团。旅直驻河龙亢,二十八团驻罗集一带负责监视顽军,二十九团驻河溜镇一带,负责监视和抗击怀远县方面的日伪军。从这两个团既监视顽军、又监视日伪军的斗争态势看,“淮上”我十旅及路西抗日前线部队在当地日伪顽军夹击下,所肩负的任务是非常的艰巨。

1941年初,继“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顽军又疯狂地向“淮上”我新四军四师发动大举进攻。反顽斗争开始后,师令十旅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于涡河以南,牵制、阻击顽军的进攻。我二十九团一度扫清顽军地方武装和歼灭顽军骑兵师正在架桥的工兵营,共杀伤俘敌1000余人。随后我十旅与顽军主力九十二军和骑八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二十九团于江口集、马家店子、半古店、罗集一带,虽然给顽军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遭受严重的损失,一个半营拼掉了,我军一时陷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个团的前身,是陕北红二十六军,作战经验丰富,抗日战争开始时,参加过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战,后又参与粉碎日寇的九路围攻,战功卓著,这次反顽斗争刚开始,就遭受如此重大损失,无疑对“淮上”抗日反顽斗争是有很大影响的。

在危难中两次巧渡茨河

在这危难之际,我作为旅参谋长,分工随二十八团三营行动。这个营的前身,是红十五军团的警卫团,它经过内战、抗日战争锻炼,参加过平型关大战,战斗力不弱。我同这个营有一段历史关系,因此一到这个营,连排干部就来找我了解情况,同时问我:“咱们部队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阻击顽军进攻?你们旅首长是怎么考虑的?部队不应以营为单位搞什么分散游击、宣传活动,这样会被顽军骑兵师包围整个吃掉的,‘淮上’这地方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沙土地,对顽军骑兵活动最为有利……”等等。我当时带着这些问题向旅长、政委作了口头汇报,并提出请他们向师首长建议调整部署。他们说,“你可以以你个人名义向师首长提出”。我给彭雪枫、参谋长张震两位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集中兵力,在涡河以南歼灭顽军一部,然后控制涡河,抗击顽军的进攻。当时正在贯彻执行“军事政治游击宣传战”任务的师长彭雪枫同志,及时回了我的信并批示:“你不了解师的战略意图,即使你的意见有对的一面,但大敌当前,已来不及调整部署,希望你们仍按原部署执行……”我当时诚恳地接受了师长的意见,对师的整个作战意图我还是不大了解。不久便接到旅长的通知,要我率三营迅速向他靠拢。我回到旅部准备向旅长、政委汇报,我还未开口,旅长刘震便急切地询问:“你们那边情况怎样?”我说:“还未与顽军接触。”旅长便将二十九团损失的情况告诉我,他说:“二十九团一营在江口集被顽军步骑兵包围,多次打退顽军的进攻,予敌以重大杀伤,该营坚持到黄昏弹尽援绝,仅有少数人突围,其余的都壮烈牺牲。该团第二营在半古店也损失两个连。”旅长讲到这里,他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我们旅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旅长接着说:“根据师首长指示,要我们旅主力迅速转移到涡河以北。旅直属队这一摊子,你看怎样办?”我当即回答:“交给我,我带二十八团三营掩护旅直属队于当夜渡过茨河向南转移,迷惑顽军,以利旅主力向涡河以北转移。”旅长、政委一致同意我的建议,我们便分头行动。茨河河面宽、水不深,但徒涉困难。我派侦察员收集船只,结果只找到一条渔船,一次只能载渡20余人。我即刻组织渡河,先派1个加强班,带两挺轻机枪渡河,占领南岸村庄查明情况,封锁消息,然后组织三营、旅直属队依次陆续渡河,一条船载渡,直到天将拂晓才渡完。侦察员向我报告,村子南面5里多路镇子上,已被顽军骑兵2000多人占领。面临这突如其来的敌情,我同旅政治部组织科长田养泉和三营营长一起商量决定,立即组织防卫,并紧急动员全体人员,准备和敌人背水一战,坚持到黄昏后再突围。这时,我同田科长和三营营长,一面查看村子周围地形,部署兵力火力、做好防卫工事;一面做好村民工作,准备迎击顽军的进攻。这一天,情况非常紧张,大家都知道面临着生死关头,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条路,谁也不敢松懈。我了解到我们驻地,距怀远县西北的日寇外围据点只有二三十里路,又查明茨河南岸内侧,有一条人行小道可以隐蔽行动。我同旅组织科长召集旅直各分队负责人和三营连以上干部作了进一步的动员,号召大家从最坏处着想,决心与顽军拚死搏斗,绝不动摇。我当时分析,日寇同顽军还有一定的矛盾,他们不致于公开勾结对付我军,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坚持到黄昏,便可以从河岸内侧的小道隐蔽进行转移。因我军背靠茨河,顽军不可能对我形成四面包围。我看着手表时针,一直到下午5时才松了一口气。黄昏后我们开始有组织地向预定方向村庄转移,于当晚9点钟左右顺利到达隐蔽集结地,命令部队迅速做好工事,吃过晚饭休息一夜,准备明日迎击日伪顽的夹击。第二天拂晓后,我带着作战、通信人员,蹲在村庄旁边一个小土堆上,用望远镜不断观察敌人动态。同时关闭电台,以免被敌人发觉我军方位,派出侦察人员,查明这一带茨河水情,选好渡河点。这一天,我军七八百人,位于日伪顽之间,情况非常紧张。我同组织科长田养泉同志就地召集党小组长以上的同志开会,进行再次动员。我说:“现在是考验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时候到了,当日、顽一方或同时向我军进攻时,我们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最前面,带头进行坚决抵抗,予敌以歼灭性打击。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即使是牺牲了,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了保卫祖国的锦绣河山也是值得的。这叫作死得其所死的光荣,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是不会忘记我们的。”经过动员,大家情绪激昂,一致表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组织科长说:“好了,大家有了这种精神,就是胜利。”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这里河水很浅,还有石头垒起的便桥,过河不成问题。”从早到晚未见敌人行动,说明我们隐蔽得好,未被敌人发现。当晚我们便顺利地渡过了茨河,在茨河北岸几处不显眼的小渔村隐蔽宿营,抓紧时间做好工事,然后睡觉,准备明日迎击顽军的进攻。

水上党支书接应渡涡河

当时顽军主力正在涡河与茨河之间寻求我军主力决战。马彪的骑兵师十分猖狂,他们以小分队向各村鸣枪搜索。我告诉部队,在驻村制高点,派出观察哨严密进行监视,如果被顽骑兵反击,一枪一个,弹不虚发,坚持到黄昏后再突围。当天派侦察参谋袁正元去涡河找船只,这是一位既勇敢、又有经验的干部。上午10时左右,顽军的骑兵,三五成群横冲直闯向涡河以南各村实施火力侦察,有几小股敌骑接近我们驻村时放了几枪,我们部队没有理他,便又转头跑了,险些和顽军交战。我们虽然有七八百人,除二十八团三营外,旅直属队机关人员没有什么武器,不能和顽军打仗。就这样我们坚持到黄昏。袁参谋回来报告说:“船只已经找到10余条,并和水上党支部书记取得了联系,这位书记同志一再表示,保证一至两小时将咱们的部队送过涡河。”袁参谋接着说“子弟兵团也找到了,他们就在这一带活动。”他指着政治干事说:“他就是子弟兵团的负责人。”这位政治干事告诉我说:“我们正着急,听说顽军来了,同咱们打起来了,二十九团走了,也忘记通知我们。”我很高兴地对他说,“我们正在打听,要你们归队,你们主动回来太好了,你们还有多少人?”他说:“还有400多人,都是贫下中农子弟,没有一个离队的,他们都想到主力部队,好打日本鬼子。”我很高兴地对他说:“你回去动员一下,不久就可以参加主力部队,今晚就同我们一起行动。”我回头对袁参谋说:“你辛苦了,完成一件大事。”当晚我同袁参谋先到涡河渡口,同这位水上支部书记见了面,我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谢谢同志们!你们帮了我们的大忙。”他激动地说:“谢什么,这是咱们自己的部队,理应帮助。”于是我们1000多人当晚顺利地渡过了涡河。经过一片水网区,到达旅指挥所。见到旅长刘震同志时,他惊喜地大声说:“你们是怎么转回来的?我还以为你们被顽军吃掉了,四五天不见你们回电报。”我说:“为了隐蔽我军行动,关闭了电台。”旅长说:“很好,旅直机关和三营没有损失,安全脱险就是胜利。”战争年代,上下级同志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那种同生死共命运的战友情谊是至高无上的。旅长听完组织科长田养泉同志汇报后,告诉我们说,奉师首长的电示,由旅政委康志强率二十九团转移到津浦路东休整,旅长刘震率旅直警卫营和二十八团,仍留在路西继续坚持抗日和反顽斗争。

师首长们沉着指挥战斗

此时,部分顽军已窜犯涡河以北,同我军接触,而彭雪枫司令员仍在我们右前方村庄指挥,眼见马彪骑兵师的散骑鸣枪来回流窜,距指挥所的村庄只有一里多路,我对旅长说要报告彭司令员,旅长说:“你快去报告。”当我见到司令员时,他还在同部队联系打电话,我到他身边向他报告:“首长还不转移?敌人骑兵已到前村。”他放下电话机起身对我说:“情况变的这样快吗?”这时一匹战马斜驮着皮鞍子,向我们跑来,彭司令员这才下决心转移。我回到旅长跟前对他说:“你快转移!我在这里掩护你。”他说:“不!我不能离开这里,你率旅直快点向后撤,这是命令。”旅直属队向后转移不多远,我军已陷于日伪顽的夹击之中,四面枪声不断,情况很紧急。我看到旅长处,机步枪和手榴弹交织火力响声不停,击起滚滚浓烟,我以为这下子完了。但不大一会,旅长同随行人员从后面赶来,他满身尘土还笑嘻嘻说:“刚才我们同顽军骑兵打了个交手仗,一小股敌人,猛然向我扑来,旅政治部青年干事耿光万带头,指挥我身边的1个排的警通人员,一阵机步枪手榴弹,就将敌人击退,看来对付顽军的骑兵,只要沉住气,等敌临近,集中火力便可将其击退,敌人骑兵没有什么了不起!”旅长这几句话,对大家的紧张情绪起了稳定作用。

突破日伪顽的夹击圈

在我们右前方2000多米处,日寇和伪军也向我们逼近,不断地向我军实施火力拦阻。好在当时已近黄昏,我们便就地找个村庄宿营。筹粮人员跑回来说:“地主不肯卖粮,还向我们开枪。”连日来,我军只靠少量豆类杂粮稀饭充饥,每到夜晚四面枪声不断,此时我军真正陷入了日伪顽和恶霸地主的四面夹击之中。零星人员外出,常遭恶霸地主杀害。顽军主力向我军进攻,由于我军坚决反击,顽军进犯缓慢。作战科长李戴带着十几辆骡马大车,遭到日伪军的反扑,只好向回转,伪军数百人紧跟不舍,我抓住警卫营1个排节节掩护。我们边打边退,最后退到路旁3间草房时,不能再退了,只好就地利用有利地物,构筑简单工事,坚决进行抗击。我们手中只有1个排的兵力,眼看日伪军三面向我们包围上来,旅政治部宣传科长石坚,他向日、伪军方面走去喊话,当即被敌人杀害。这时我们的子弹快打光了,我的手枪也只剩下两发子弹,当时我估计,今天凶多吉少,很难突围出去,准备为国捐躯。突然想起我马背上还驮有公款两万元,我要警卫员小马,快骑我的马突围,以免公款落入敌手,他不愿意离开我,含着眼泪说:“您怎么办?我是你的警卫员,怎能离开您?”我严肃地对他说:“这是命令,要你突围,不仅是保护公款,更重要的是要你向旅长报告我们这里的情况。”这样他才走开。正当我们处于进退不得之际,忽见一队骑兵向敌人侧后迂回过来,日、伪军见状纷纷溃逃。我们这才转危为安。定睛一看,原来是旅部侦察、通信的骑兵,在管理员刘宝山率领下,临时组成的一支骑兵分队。那时我们的侦察、通信员,都是连队英勇善战的士兵调上来的,警卫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都是我们最可靠的战友。刘宝山同志来到我和高农斧主任跟前,高兴地说:“首长们受惊了!警卫员骑着参谋长的马,急促地向旅长报告说:‘参谋长、主任被敌人包围了,很难突围。’旅长当即命令我,快把侦察、通信的骑兵组织起来支援,总算完成了任务。”高农斧主任听后说:“谢谢你们来得及时!”

歼灭土顽牛肃久迎来陈锐霆起义

在我旅抗日反顽斗争陷于被动时,一天中午,来了两位穿便衣的客人。他们拿着张震参谋长给我们的介绍信。我看了信,高兴地把他们带到旅长那里,经过详谈,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派来的。其中一位我还记得叫王兴纲。他说:“已同师首长商量好了,在你们正面进攻的是国民党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四二五团,团长陈锐霆是共产党员。如何配合我军歼灭牛纵队,具体方案,就由你们同锐霆同志商量。”接着他们转达了陈锐霆同志的建议。他除了将牛纵队的驻地、兵力部署告诉我们外,还表示在我军进攻的当晚,由陈负责以召集开会为名,将该纵队连以上军官扣留,并提供当晚的口令。我们根据陈锐霆同志的建议和师首长的作战意图确定二十八团三营担任主攻。4月20日黄昏后,我们按计划向敌驻村运动,这天夜晚没有月亮,我们花了将近4个多小时才到达牛纵队驻地附近。通过陈锐霆同志介绍,这支顽军虽装备较差,但他们是地主豪绅和土匪组成的,非常反动和顽强。好在该纵队归陈锐霆同志指挥,在陈锐霆同志大力协助下,歼灭该敌是有把握的。我们进至攻击位置时,师长彭雪枫早已到达,此时顽敌似乎已发觉我军的意图,不断乱打枪,子弹就从师长、旅长身边飞过。彭师长对我们说:“你们这个二十八团士气不错嘛!虽然是新组建不久,但指战员求战心切。这一仗一定要打好,事关‘淮上’抗日、反顽斗争的大局。”旅长刘震同志当即表示:“请师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师首长交代的任务。”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声号令,战斗打响了。师长、旅长他们冒着敌火,在第一线指挥,不断派参谋人员到进攻部队了解战情,传达他们的指示。这次战斗,于拂晓前胜利结束,全歼牛纵队近1000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生俘700余人,杀伤200余人。战后,遵照师长的指示,十旅旅直和二十八团向东南方向转移休整,第二天下午,彭师长派他身边的警卫员和参谋向我们传达他的口头紧急通知,命令十旅尽快转移到津浦路东休整。遵照师长的指示,我们于当晚秘密转移到蚌埠以北近8里路的几个村庄隐蔽宿营,严密封锁消息。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蚌埠出来200多日寇,扛着太阳旗,摇摇晃晃地向我们驻村走来。旅直和二十八团在驻村周围作好简单工事,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此时我们全体人员都非常紧张,估计又要有一场血战。可是奇怪!日寇进到距我们驻村一里多路时突然停下了,向空中放了几枪,哇啦、哇啦叫喊了几声,又退回蚌埠去了。就这样,我们部队吃过晚饭,于当晚顺利越过津浦路,进到洪泽湖西边休整,十旅“淮上”抗日反顽斗争到此告一段落。

 

沈启贤曾任新四军三师十旅参谋长兼二十九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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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源自于生活——张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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