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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中的地位和作用

叶心瑜

发布时间:2010-10-12 字体:设为默认 浏览次数:15035次

刘志丹离开我们已67年多了,人们仍在怀念他,就是因为他牢记自己入党的誓言:“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在他短短的30多年岁月里,对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就他对创建与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贡献作一大概论述。

 

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奠基者

 

生于陕北的刘志丹,童年和青年时代眼见辛亥革命虽推翻清代王朝,但未能改变中国社会性质,人民仍然受着压迫,生活极端贫困,使他对旧社会十分不满。小学毕业时的刘志丹,已是19岁。他怀抱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于1922年考入榆林中学,在该校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老师的影响和教育下,阅读了《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接受了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新思想。1924年,李子洲、王懋廷在陕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刘志丹等成为榆林中学第一批团员,不久转为共产党员。1925年7月,刘志丹在进步组织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为大会题词:“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这时的他,尚不知如何“杀开血路”,有效争取“光明与幸福”的前途。同年秋,党组织决定选派刘志丹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26年初,他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后又入炮兵科学习。这是一所在苏联帮助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创办的革命军事学校。刘志丹一进入这所充满革命救国的热烈气氛和共产党员教师的启发教育下,眼界为之一新。他和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政治部宣传科长王懋廷及在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赓、唐澍等交往甚密。在党组织教育和同志们关怀下,他刻苦学习政治和军事,充实自己。1926年秋,刘志丹在黄埔军校毕业。这时,党组织为了争取、团结倾向革命的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联军,派他先后到国民军联军总部和第4路军马鸿逵部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党代表兼政治处长。其间,他进一步认识到革命的军队,要有革命的行动。他征得马鸿逵同意,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制定新的军容风纪,又开展了新式练兵,发展了一批党、团员,结交了一批进步军官。同时这支部队后来在解围西安,东出潼关,会师中原的战斗中,行动迅速,作战有力,在策应北伐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刘志丹在广州学习和随军北伐期间,认识到革命武装斗争对推动革命事业的重要性。虽然他当时尚不知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加拉罕1926年2月11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曾讲述“力求利用国民军的革命力量,由国民军造就一批确实能成为真正革命军的军队”,以争取、团结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的讲话内容,但他已经按照党的要求,进行了改造国民军的尝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回陕西工作。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改组,他被派往中共控制的新编第3旅许权中部,准备组织起义。5月,他与唐澍等同志率领部队与渭(南)华(县)地区农民暴动相结合,宣布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他任军委主席。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等共产党人认识到革命虽处低潮,但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必须到农村中去,特别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就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他后来领导部分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创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秋,他接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回陕北工作,任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并主持特委工作。1929年,他返回保安,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

刘志丹搞兵运工作,抓革命武装力量,为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条件。首先,在白色恐怖下,他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以公开身份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他返回保安后,任县民团团总职务。1930年春,他又打入军阀苏雨生部任16团副团长。1931年,他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打进平凉暂编13师陈珪璋部。他利用有利的条件,在桥山的南端宁县成立一个旅,号称11旅,自任旅长。于是他利用公开的身份,掌握了一部分公开的武装,团结了一些进步的军人。其次,对不配合的反动军队,他采取打击和收编的办法。如1930年10月击毙甘肃省合水县陇东民团军第24营营长黄毓麟以下10余人,收编了该部。

在开展兵运、进行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刘志丹认识到,民间的武装和民间的武装暴动始终难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在白色恐怖下,必须千方百计地创建中共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发动与组织群众开辟革命根据地。1931年,刘志丹建立党直接领导的红军南梁游击队,率部在桥山山脉开展游击活动,进入了开辟陕甘边游击根据地的新阶段。1931年冬,在合水县柴桥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2支队支队长。1932年2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他离部队赴省委汇报工作。5月,省委任命他为游击队总指挥。8月,省委又派子长为总指挥。随后,陕甘游击队南下耀县地区。9月,陕甘游击队进攻保安失利,再战又失利,他毫不气馁,撤至合水一带,决定分散活动。不久,各游击队在合水地区会合,立即南下淳化地区开展游击战。12月,省委常委社衡(后来叛变)无理指责,撤销了谢、刘的领导职务。特别是1933年6月,在杜衡错误决定红26军2团南下,造成全军覆没的严重情况下,他仍努力工作。10月4日,他历尽艰难险阻,回到了照金根据地。11月初,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莲花寺召开联席会议,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26军,成立42师,他任师参谋长。后任师长。刘志丹一心为党的事业奔波,艰苦奋战,百折不挠,亲手创建红军,大力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为建立和发展西北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展西北根据地的领导者

 

1933年夏,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上述新发展的革命形势推动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发展。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刘志丹领导了一系列斗争:

1.统一红军领导,巩固的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1933年陕西敌军调4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6县民团共6000余人,对照金根据地“进剿”。刘志丹等认为敌军兵力大于我军,红军不宜在狭小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必须转移外线作战,深入打击敌人,才能粉碎敌人“进剿”。于是决定主力红军北上,游击队坚持内线作战。10月中下旬,刘志丹、王泰吉率红军北上,配合游击队一举攻克敌人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接着在合水毛家沟门和杨家店子进行战斗,三战三捷,歼敌数百人,重挫了敌人锐气,大振了红军声威。此后,红军继续在合水、庆阳一带游击,连获胜利。刘志丹回照金根据地时,曾听习仲勋说过陈家坡会议情况。该会是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举行的党政军联席会议,批判分散红军的错误,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革命武装力量,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10月刘志丹回到照金,即被任命为参谋长。刘志丹听习仲勋说后,兴奋地对习仲勋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左’倾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2.制定正确的根据地建设方针。1933年11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总结武装斗争的经验,刘志丹在会上提出部队改编和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议,他的建议被与会者接受,于是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先成立42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为政委,他为参谋长。为了加强党对红26军领导,决定建立师党委,并决定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距延安、庆阳、保安均远,南临原照金根据地,四周地形复杂,敌人统治薄弱,便于开展游击战。他和王泰吉兵分两路,扫荡反动民团,歼敌获胜,然后会师二将川,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随后,他指示部队利用战斗空隙,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建立农会和赤卫军。与此同时,成立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以加强根据地的领导。仅经过一个月的斗争,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北至黑水坡,南至莲花寺,西至老爷岭,东至平正川,幅员达百余里,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达数千人。11月下旬,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燎原烈火似的发展起来。

3.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敌人极大恐慌。1933年12月初,西安绥靖公署调集驻保安、合水、庆阳等县的正规军4个营及地方民团共5000余人,分9股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他和王泰吉缜密部署,决定红42师南下作战,以二路游击队之一部打击来犯南梁根据地之敌。后因福建事变发生,故未能立即发动进攻,他和其他领导者指挥红军乘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扩大革命武装。在此期间,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作为教材,对部队进行军事整训,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1934年2月,敌又重新发动进攻,他指挥红军配合地方游击队,连打九仗,均获胜利。特别是4月份西华池一仗,全歼敌人一个团部和两个整营,取得重大胜利。他根据师党委决定,率红42师南下三原、淳化、耀县,开展游击战争。5月,敌人又跟踪追来,进行“围剿”。他又率部回师南梁。经过艰苦战斗,敌第一次“围剿”即被粉碎。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刘志丹等在陕甘边特委正确领导下,率红26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从南到北,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陕甘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大片地区的工农兵政权和14个游击支队或中队。秋,在荔园堡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政府主席。在刘志丹等领导下,创建和发展群众革命武装,建立群众革命组织,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使革命根据地日益繁荣。

1933年,以崔田夫、马明方为首的陕北特委,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1月,谢子长回到陕北,由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命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在陕北特委和谢子长领导下,陕北地区革命斗争有了很大发展,同年7月,谢子长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边根据地,参加陕甘边特委召开的红26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联席会议,推谢子长为红26军42师政委。会后,谢子长率领红26军3团返陕北,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连打胜仗,粉碎了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中弹受伤。10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示统一陕北、陕甘边两个地区的武装力量及改编陕北游击队。1935年1月,陕北各路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7军84师改为81师。其间,刘志丹亲率红2团和陕甘5、6支队赴安定,到水晶沟、灯盏湾等地,探望辗转养伤的谢子长。他俩就陕甘边、陕北两地区统一领导、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月,刘志丹参加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的联席会议。会议正式统一了两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为西北工委委员、西北军委主要负责人。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刘、谢提出的粉碎敌人新“围剿”的战略方案,为推动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新的反“围剿”开始,他又兼任前敌总指挥。

4.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1935年2月,蒋介石对陕甘革命形势的发展极度不安,调驻豫的高桂滋部84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总兵力共4万余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当时红军主力只有4000人左右,游击队也不过3000余人。如何粉碎“围剿”,西北工委和红军领导人有分歧,以刘志丹为代表主张向南发展,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打通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的主张攻打敌坚固据点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以与神府革命根据地打通。多数同志同意向南发展的意见。刘志丹为西北军委起草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动员令分析敌我形势,命令红军和游击队紧密配合,打击高桂滋部,因为高部对陕北人生地不熟,与陕北军阀井岳秀还有矛盾,互相戒备。动员令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和散漫习气。动员令下,整个根据地森严壁垒,众志成城,积极投入战斗。首先和敌人接触的是红27军,接着红26军主力北上,配合作战。4月22日,在横山寺儿畔首战告捷,歼灭井岳秀一个精锐连。5月1日,红27、红26军在赤源县白庙岔胜利会师,并举行盛大的联欢会。会后又进一步动员广大战士和群众,密切配合作战,群情激奋,红军连战连胜。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先在吴家寨、马家坪歼敌高桂滋两个营又一个连,迫使驻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和延川县永坪镇的敌人撤离逃跑。5月10日解放安定县,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一个县城,军民欢呼胜利。根据地军民乘胜再战,又在清涧无定河边,歼高桂滋部一个连。接着,刘志丹以声东击西的奔袭战术,亲自指挥攻打延长城,30日,全歼守敌400余人,解放了延畏县城。延川之敌,有的投诚,有的弃城而逃,延川遂告解放。为了打通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刘志丹根据前总决定,制定了先夺甘泉、孤立延安、再打安塞的作战计划,以拔除两根据地中间的敌人据点。由于计划被敌获知,敌加强戒备,未能实现计划。刘志丹改变原计划,先攻安塞,在政治争取无效后,强占山寨,歼敌200余人,于6月中旬解放了安塞县城,基本上打通了两根据地的联系。6月下旬,刘志丹又率师北上经过激战,全歼敌一个营,攻下靖边县城镇靖镇。保安守敌不战而逃,红军不费一枪一弹解放了保安城。刘志丹又令贺晋年率红1团,攻高桂滋部歼其一个营,击溃两个营,击毙敌团长。至此,在刘志丹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次反“围剿”,缴获长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俘敌约2000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定、靖边6座县城,使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人左右,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刘志丹在指挥红军粉碎敌人“围剿”中,审时度势,捕捉战机,胜不骄,败不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发挥红军和游击队的积极性主动性,发动群众,突出军民配合作战,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

5.率部参加第三次反“围剿”。1935年7月,蒋介石为使中央红军在西北无立足之地。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绥5省军阀军队,会同驻陕西的东北军主力和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共10多万人,对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时红军只有数千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刘志丹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他趁敌军部署尚未就绪之时,先发制人,在东线的绥德、吴堡一带,首先打垮了刚渡过黄河的阎锡山部的两个旅,逼迫阎军退回山西。接着,刘志丹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这时,红25军到达陕北,刘志丹起草了欢迎红25军的动员令,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保安瓦子川热情迎接。9月中旬,红25军和红26军、红27军在延川永坪镇胜利会师。会师后,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确定3个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统一了红军指挥。红15军团的成立,大大加强了第三次反“围剿”的革命力量。红15军团成立后,徐海东、刘志丹即率部南下。10月1日,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全歼敌110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劳山战役胜利,大大鼓舞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士气,也震动了敌人。瓦窑堡守敌连夜弃城逃往绥德,红军乘胜追击,占领瓦窑堡,革命根据地首府迁往瓦窑堡。上述战斗的胜利为迎接中央红军到达西北根据地打下胜利的基础,为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创造了胜利的前提条件。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创立者

 

刘志丹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奠基西北,接近抗日前进阵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期间,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革命根据地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他们的领导者就是刘志丹。1935年9月20日,毛泽东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在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在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从毛泽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领导的红军的重视。9月27日,毛泽东等率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次提出陕北革命根据地问题,经过讨论,常委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28日,毛泽东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当前形势和任务报告中,又强调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毛泽东在报告中,号召陕甘支队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同陕北的同志会合。毛泽东的报告,说明党中央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重视以及重视的理由,从中也可说明刘志丹领导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10月中旬,毛泽东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人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了第11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10月18日,中共中央在陕西保安县铁边城附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陕甘支队人陕作战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入陕作战方针主要在西边打蒋。我们需要了解红25军和红26军的情况,以及陕北苏区的情况。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见面,确定我们的方针。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去保安尚有五天路程。到保安,如无特别敌情,把保安变为苏区。现决定在保安暂停,如敌情许可,可把部队放在吴起镇、靖边,派负责人到苏区去。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一“围剿”。由司令部、政治部发一训令下去:第一,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第二,与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第三,解决物质器材问题、衣服问题,自己解决,不要麻烦红25军和红26军。

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中说道: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2000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可向东。要极大地注意同西北同志的关系,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当前世界革命进到新的阶段,帝国主义到处冲突。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粉碎敌人“围剿”还要有好的领导。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群众的意见,不要自高自大地压制他们。动员群众主要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没有办法。毛泽东在报告中,把有后方的运动战作为长征结束的标志之一,可见西北根据地对中央红军开展新的斗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会后,中共中央即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李维汉同行。

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又讲了陕甘支队南下与红25、26军会合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问题。会上.他认为二万里行军已完结,要向干部解释发展前途。

10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发布《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余里的长征,与红25军、红26军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

10月30日,毛泽东同彭德怀率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向下寺湾前进。毛泽东在吴起镇期间,已会见红15军团前来联系的同志,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感谢在陕北坚持战斗的红15军团的同志,并向全军团同志表示慰问。

西北革命根据地不但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开创新局面的出发点,同时还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以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征作战的奉献者

 

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在准备东征与东征进行中,党内和军内曾有不同看法,刘志丹支持中央的正确主张,并且坚决执行中央的部署,为东征的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军事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关于战略方针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行动方针分三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万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

1935年12月2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要求以40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决定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红28军、红29军。1935年底,红28军成立,刘志丹、宋任穷分别任军长和政委。毛泽东和周恩来预计红28军在1月份将扩大到1500人。12月中旬,由红28军、第78师及军委骑兵团组成北路军。1936年1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刘志丹、宋任穷指出:“为使伏击敌人有广大回旋余地,同意我北征军改向韩家岔、石牌子行动。该处敌堡如已完成大部,即应改袭击为包围,准备打敌援队;如敌已退走,即应直逼横山,调动援敌。围困敌堡城镇,必须断其交通。”“打援敌不论大小,必须以主力出动,实行两翼包围(自然要有主动突击方面),并切实断敌退路,以期一举消灭,勿使漏网。”刘志丹、宋任穷根据中央指示,北路军给国民党军井岳秀第86师以打击,并包围横山。同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志丹、宋任穷,要红78师开始南移,归还主力,到达瓦窑堡附近集中待命;要红28军仍在北线行动,以消灭井岳秀小部队,并迷惑该敌,使其不知红78师行动为目的。

刘志丹认真执行中央指示,部署军事行动。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为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直至2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前才予以公布。刘志丹等接到命令,在保密的情况下,积极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过河,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以便与陕甘根据地互相配合,互相支援,以利开通抗日前进道路。

2月12日,为下达东征命令,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等,并告周恩来,东征命令即行发布,东征部队各以四天行程到达准备渡河位置,待命渡河。在开进时,连队中讨论东征令,在指战员中树立坚定的信心,发扬高度的积极性。渡河前,必须严守秘密。同日,为红军主力东渡后巩固渡口问题,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提出:红一方面军东渡后,拟调红28军之第1团以刘志丹、宋任穷二人中一人指挥,由河东向军渡、柳林、中阳行动;阎红彦、蔡树藩所部则巩固东岸沿河,以便主力向正东并以后转到东南作战。2月17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指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因此,红28军主力须移于吴堡附近,第一步乘李生达(时任国民党军晋绥军第72师师长)撤退,肃清吴堡、佳县、神木、府谷一带;第二步配合沿河武装相继渡河,向柳林、军渡以北山西地方发展苏区。周恩来暂时将指挥重心移至清涧县委驻地,指挥28军及阎、蔡(即阎红彦、蔡树藩,时任红30军军长和政治委员)所部,沿河西岸七八县群众动员,沿河东岸七八县拆毁堡垒,争取群众,东西两岸前后方之运输与渡河点之保持。如此长线无统一指挥,必致零乱。2月18日,毛泽东同彭德怀在袁家沟发布东征作战命令,定21日20时为渡河时间。由于东征军渡河准备工作提前完成,毛泽东于2月19日致电周恩来,渡河时间改为20日黄昏开始渡河。要周恩来于23日前来河口,指挥在东征军前进后维持河口、义牒镇、石楼一线交通的游击部队。2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就渡河时间、地点等问题,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萧劲光并告毛泽民、叶剑英,指出渡河时间一律本日20时开始,不得先后参差。本日20时起至明晨8时止,各电台每2时联络一次,特别是渡河得手与否立即电告。

2月24日,毛泽东、彭德怀向各军团、各师、各团首长发布为粉碎晋绥军进攻及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训令。训令通报了东征军已胜利渡过黄河,占领黄河东数百里地区,要求红军和居民群众配合,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为准备应付晋绥军四路进攻,2月2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说,我们准备一切,迎击敌总攻。同日,又急电周恩来,催促红28军主力东调,说28军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红军。3月1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周恩来、秦邦宪及刘志丹、宋任穷,部署军事行动,再次肯定刘志丹率28军军事行动,大有助于主力红军。毛泽东、彭德怀在电报中说,吴堡、佳县、神木、府谷广大区域的恢复与占领,使红军战略后方增加了力量。南边讲和的策略使东北军成为革命的友军,亦已达到第一步的成功。这些都是大有助于主力红军的。同日,毛泽东、彭德怀又致电周恩来、刘志丹、宋任穷,并告秦邦宪、李维汉等,除通报军事行动外,还请周恩来直接指挥红28军及吴堡、佳县、绥德、米脂地方部队,大举袭敌作堡垒,扩大胜利;无定河以西部队须多调向东岸,与神木、府谷红军连成一片,企图夺取一二个城。从这份电报看出刘志丹领导的红28军在毛泽东眼里的分量。3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宋任穷、程子华、郭述申,并致张云逸、刘志丹、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萧劲光并各地方武装首长,告知执行优待俘虏政策,以瓦解白军。3月4日,毛、彭又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刘志丹、萧劲光,要求各部队除进行驻地附近地方工作外,加紧作战准备,侦察敌情,待敌前进,弄明情况,然后迅速集中主力消灭其进攻部队一路或数路。3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规定右路军的行动方针及左路军的行动问题,提出15军团(左路)在此时期在晋西北转动,包括破坏黄河北段敌堡垒线,与神府苏区打通。3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又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刘志丹、宋任穷、李维汉、张云逸、聂荣臻、林彪,部署军事行动,1军团、15军团分别以迅速行动扫除南北段黄河封锁线,使敌得了数十里,而失掉数百里。3月31日,毛泽东、彭德怀又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刘志丹、宋任穷,提出红15军团同红28军配合行动问题。要红15军团即到兴县城附近,速与刘志丹、宋任穷配合,破坏黑峪口、罗峪口一段封锁线,一部拒止东边敌人,然后找有利机会配合刘志丹、宋任穷消灭敌人之一部,才能停止敌人尾追,开展自己工作。拂晓,红28军在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开始扫除罗峪口至黑峪口一段黄河封锁线。当晚,毛泽东、彭德怀再电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要红15军团应集中全力找寻有利机会与东西来敌打遭遇战,再消灭敌一个团,此刻万不能分散。在不便作战时,则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休息,准备作战。刘志丹、宋任穷专任由南向北扫除堡垒,消灭守敌。

刘志丹根据党中央要他与宋任穷率领红28军担任侧翼,从佳县以北渡黄河,插入晋西北地区,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道路的命令,打下神木沙峁镇后,在贺家川一带进行紧张的渡河准备。3月31日渡过了黄河。4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又致电刘志丹等,要把扩红列入整个工作中的第一位。4月3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并告刘志丹等,要15军团现在汾、临交界,明日起令其逐步向南,在临县、离石、中阳地区猛烈扩红赤化,红28军决令其随15军团行动一时期,打些小仗,予以磨练,责其扩大至2000,尔后依河西需要令其西渡。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刘志丹、宋任穷并告徐海东、程子华,要红28军逐步向南,而不是要你们一气走四五天,走一二天即展开工作,休息整理,发动民众,扩大红军,待敌接近,然后收齐队伍再跃进一步,再散开工作。徐海东、程子华到三交镇时,应即展开于三交南北一线,休息扩红。当晚,又致电刘志丹、宋任穷等,规定红28军以后直属本部指挥。足见毛泽东等对红28军重视程度。4月10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朱理治、萧劲光等:奉苏维埃中央办事处命令,委任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4月13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刘志丹、宋任穷,指出红28军有相机消灭三交镇、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恢复黄河交通之任务。刘志丹接到中央和军委命令,立即率部出发,按时到达三交镇附近。三交镇是山西省中阳县一个重要渡口,河西就是陕甘根据地的绥德。敌人在该镇设有坚固工事,并有一个团兵力防守。刘志丹为了打好这一仗,亲自观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部署战斗。4月14日,在围攻三交镇的战斗中,他一直在军部指挥所里紧张地指挥战斗。当他得知1团攻击不太顺利时,与宋任穷商议,要宋坚守指挥所,自己到1团去和指战员一起研究突破敌碉堡的方案。他认为三交镇之战与毛泽东、河东红军的安危有关,他号召每位共产党员拿出最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争取战斗的胜利。午后,他正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指挥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不幸左胸中弹,当即昏迷过去。清醒过来后,仍然关心战斗,吃力地对身边人说:“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时年33岁。他为东征、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年轻生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刘志丹在大革命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英勇奋斗,历尽艰辛,百折不挠,创建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由于他的正确领导,使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为在白色恐怖下惟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巩固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开辟抗日前线阵地,他献出了宝贵生命。他的英雄业绩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正如林伯渠同志所说:“长使丹心贯日月,拼将热血洗乾坤,拯民卫国更忠党,史绩不刊千古存。”

(作者叶心瑜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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