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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公仆 学习的楷模

——深切缅怀常黎夫同志

李建国 陈德铭 袁纯清 董雷 杨永茂

发布时间:2017-03-01 字体:设为默认 浏览次数:2243次


常黎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我们尊敬和爱戴的老领导。在长达8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创建陕北根据地、陕甘新苏区和红军游击队,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为医治西北地区的战争创伤和做好统战与民族宗教工作,为推进陕西的解放与建设特别是党史征集研究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的革命精神、领导风范、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常黎夫同志坚持革命,不屈不挠,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无论斗争如何艰巨、情况如何复杂,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常黎夫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都毫不动摇,矢志不渝,并为之奋斗终身。在“红色学府”——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7]接受进步教育时,他带头宣传演出,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和工人开展抗粮抗租抗税斗争。在长达10多年的党的地下工作中,他以各种合法身份作掩护,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掩护进步青年到延安学习和工作,在陕北11个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禁运、解决陕甘宁边区的粮草供应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了党内外的高度称赞,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四次接见。建国后,作为西北大区领导和国务院领导的得力助手,在建立健全公文处理制度、克服文牍主义方面,他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错误地定为“叛徒”、剥夺党籍,并“军管监护”3年多时间,但他依然不屈不挠地对“四人帮”进行声讨和鞭挞。他说:“你们剥夺了我的党籍,却改变不了我的党性。失掉党籍是暂时的,坚持党性是永恒的。一个人只有甘愿为他的信仰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才是有价值的。”这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松柏节操。

常黎夫同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陕甘宁边区粮食局机关整风运动、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肃反运动和建国后“三反”、“五反”、“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常黎夫同志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抵制错误、顶住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不搞大轰大嗡和“逼供信”,不搞扩大化,而是通过学习提高干部认识,通过调研弄清问题,做到不放过一个坏人、又不冤枉一个好人。他从不讲空话、大话,更不讲假话。他一辈子同文字打交道,但从不写空洞无物的文章,更不文过饰非。他始终重视调查研究,不顾体弱多病,常常深入农村和工厂等生产一线进行调研,足迹遍及陕南、关中、陕北的大部分地方。每到一地,他总是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了解当地真实情况。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在省委常委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的错误,并作出了有理有据的分析,为全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作出了积极贡献。常黎夫同志无私无畏,襟怀坦白,敢于修正错误。在考证陕西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时,他轻信了一位同志的回忆,别人指出错误后,他亲往中央档案馆查阅大量史料,终于弄清了历史真相。在一次全省工作会议上,他主动承认错误,与会同志无不为他这种坦荡磊落的胸怀和知错就改的品格而深深感动。

常黎夫同志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处处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他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敢于同各种分裂党的活动作斗争。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出现了分裂党的情况。当有的地方党委内部支持分裂和反对分裂的两派代表都到陕北特委宣传各自观点的时候,他代表共青团陕北特委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党的活动,维护了党的团结。他一生谦虚谨慎,廉洁奉公,“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从不居功、不自恃,坚持按原则说话办事,从不搞特殊化,从不为个人及亲朋好友、家属子女谋取任何私利。在他家看不到“阔气”,碰不到“骄气”,只有正气。他不仅严于律己,还敢于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在他参加的一次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他对另一位同志当面提出批评,毫不留情。这位同志见他出于公心,不仅虚心接受批评,还赞扬他“难能可贵”。

常黎夫同志坚持公正,精益求精,事事表现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极端负责的革命精神。他思维严谨、慎始敬终,工书善文、兢兢业业,为人正派、处事公道。无论是文件的修改、批办、签发,还是研究制定机关的各项规章制度,或者传达部署领导的决定,他都恪尽职守,从不放过任何环节。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及秘书长习仲勋,常黎夫同志都直接协助这些高级领导干部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也深得领导们的器重和爱护。彭德怀同志称他为“当代文武双全的杨修”。著名爱国将领邓宝珊先生曾多次说:“黎夫同志刻苦勤奋,文化素养深,待人亲切诚恳,考虑、处理问题周密细致,遇事既讲原则,又能注意方式方法,勤于政务,廉洁奉公,是做秘书长和统战工作的理想人才。”周恩来总理向革命老同志和文史工作者提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和“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的倡议后,担任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的常黎夫,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亲自参与指导文史资料和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毛泽东同志当年曾说:“我看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常黎夫同志表示:“不搞清、写好这两点,我死不瞑目。”从党史资料的征编计划制订、来稿组织、重要稿件撰写,到全书资料审读、编排方案确定、结集出版,他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卸任后,他仍心系陕西党史研究工作,“尽未尽之心,了未了之事”,又主持编辑了8辑约400万字的《陕西党史丛书》。多年来,他翻阅过的党史资料难以估计,仅组织征集的各种资料就达1亿多字,经他亲自撰写审改的稿件就达1000多万字。由于长期用眼过度,导致晚年双目失明。即便如此,他还坚持让秘书念给他听,边听边改,勤奋不辍,直至病重昏迷。经他抢救出来的大量党史和文史资料,使历史的真实得以再现,使后人得到了借鉴和感召。

常黎夫同志坚持团结,广交朋友,创造性地开展党的统战工作。

他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与党内外人士和少数民族上层交往密切、影响广泛。无论是在白区做党的地下工作,还是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他都把团结、关心和帮助党外朋友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他为人谦虚,心胸开阔,与党外人士真诚相待、推心置腹,赢得了大家的敬重与爱戴,为我党团结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他常说:“统战工作不只是做一个人一时一事的工作,而是要做他一生的工作,甚至做一家人、几代人的工作。”他同邓宝珊及其儿子邓成城,赵寿山及其女儿赵铭锦,赵望云及其儿子赵振川的深厚情谊,几经沉浮而历久弥坚。他不仅把党外人士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更把他们看成是我们党的建设的监督者、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者和弘扬爱国主义的推动者,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参政议政的作用。正是由于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他和党外人士维系着几十年的情谊,延续着几十年的合作,演绎着几十年的动人故事。

 常黎夫同志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仍然心系大局,关心党和人民的事业,关心陕西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1999年在县以上领导班子开展的“三讲”活动中,常黎夫同志把珍藏多年的李维汉同志的延安整风日记的影印本拿给省委负责同志阅读,希望学习借鉴党的历史经验,通过“三讲”活动,进一步提高省级领导班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陕西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本领。

一腔热血酬报国,洒去犹能化碧涛。常黎夫同志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给了他生活和战斗过的西北地区。陕西人民为拥有常黎夫同志这样的优秀党员感到无尚光荣和无比自豪。在常黎夫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鼓舞和激励下,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3700万人民同心同德、埋头苦干,陕西这片神奇的热土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全省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次前移了3位,提前两年实现了建设西部经济强省“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经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正处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全省政治安定团结、经济加快发展、社会保持稳定、广大干部奋发努力、人民群众信心倍增的大好局面不断巩固和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要实现我省“十一五”的宏伟蓝图和建设西部经济强省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大政方针,走好符合陕西省情的发展路子。今天,我们缅怀常黎夫同志,就要学习他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始终放在首位,自觉把自己的生命与党的事业融为一体,重事业之兴衰,轻个人之进退,为兴陕富民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学习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公道正派,作风务实,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学习他为政清廉,艰苦朴素,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紧抓住机遇,发扬优良传统,矢志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创新,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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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欢送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前排右4)离延安时合影。后排左2为常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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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夏,邓小平(左1)到陕西省视察工作时,亲切会见吕剑人(左2)、常黎夫(左3)、严克伦(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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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09月,常黎夫(左)和白瑞生同志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党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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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08月,常黎夫(后排左2)出席中顾委东北、华北、西北小组大连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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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插图   1986年02月,被誉为“革命英才的摇篮”(习仲勋题词)、“陕北革命的策源地”(马文瑞题词)、“西北革命策源地”(习仲勋夫人齐心题词)的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原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西安校友大聚会时,部分资深校友合影。右9为常黎夫,右8为刘宪曾。

原载:《陕西日报》2006年02月22日.

李建国,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陈德铭,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

袁纯清,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中共西安市委书记.

董雷,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杨永茂,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文中被称作“红色学府”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立于1923年;1924年夏共产党人李子洲担任校长后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成为陕北革命、西北革命的策源地,为此曾遭国民党当局3次查封;1934年04月,陕西省教育厅派督学高协和到绥德筹备恢复被封闭3年之久的学校,当年夏学校恢复招生后更名为“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高协和任校长;1941年0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接管后,将学校更名为“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并将干部培训作为中心任务;1948年春学校同中共绥德分区党校合并,后于1950年05月分设,恢复了师范性质,进入“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下放绥德县管理,改招普通中学学生;1978年,学校收归榆林地区(现榆林市),并恢复招收普通师范专业学生;2006年05月21日中共榆林市委常委会议决定:同意将绥德师范学校改制为“榆林第二实验中学”,同时保留“绥德师范学校”校牌,学校的管理、建设按普通高中机制运行.

1926年,常黎夫考入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现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在大革命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吉国桢、刘澜涛、苏醒民、常黎夫等中共陕北特委负责同志,还以教员的身份到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现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利用国民党搞军训的条件,组织“学生军”,培养从事武装斗争的人才。

声像资料
创作源自于生活——张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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