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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仲勋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贡献

卫东刚

发布时间:2018-12-26 16:03:27 字体:设为默认 浏览次数:6240次

习仲勋(19132002),祖籍河南省邓州市,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也是陕甘边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

陕甘边即指陕西,甘肃两省交界的地方,包括现甘肃的华池,合水,庆阳,正宁,宁县;陕西的旬邑,彬县,淳化,耀县,三原,铜川,宜君,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定边等是十八个县的部分地域。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人民,坚持走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经过激烈、艰苦、反复的武装斗争,创建了西北红军,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管辖着十八个县的广大区域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开始了党在陕甘边区的局部执政。党在陕甘边苏区局部执政的经验,特别是娃娃主席习仲勋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除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苏区的发动的军事“围剿”之外,采取多种措施,针对土地这一根本问题,抓住农业这一最主要部门,把握贸易金融财政这一重点环节,使根据地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根据地广大人民和更多人们的支持重任,为赢得反“围剿”斗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习仲勋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贡献,不仅成为我党民主革命时期的一大亮点,而且为改革开发和新时期党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至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农业生产

   

土地问题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早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习仲勋等领导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就已经开展了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地主债权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何为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也就是土地改革,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纲领。南梁的革命武装从成立之日起便开始执行土地革命战争总任务,游击队除了打仗以外,每到一处都要开展打土豪、分土地的斗争。各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都设有土地委员会,专职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在大部分区域分配了土地。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等发动根据地人民开展了以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议案》的精神,并结合陕甘边地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总的精神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封建剥削。南梁中心区域的分配土地工作是从 1934 年春开始的,在华池县及庆北县的柔远、温台、城壕三个区进行了分配土地工作。整个苏区分配土地工作是从 1935 年秋季全面展开的,中心是解决土地的所有制问题。各区都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各乡、村都有一名土地委员,土地委员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发动贫雇农,调查各村的土地占有情况,丈量核实土地面积,组织和领导群众分配土地和财产。

习仲勋出身于农民家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农村土地、农民生产生活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体验。早在1932年就开始了土地分配,取得了一些经验,所以这一时期颁布的土地政策带有很大的先进性,比如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中心地区分土地、田、青苗一齐分、红军家属分好地、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序来决定、争取与改造二流子[ “二流子”指那些游手好闲、骗钱害人、装神弄鬼、不务正业的人。参加生产等方面。在习仲勋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要让广大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通过调整地主的土地,有力的调动了广大贫苦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根据地的粮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南梁苏维埃政府在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斗争中,领导始终站在前列。习仲勋等边区政府领导都亲自深入苏区各地作调查,征求群众意见,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指导工作顺利进行,他们还热情地接待来访群众,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及时纠正偏差。例如,开始时,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长是张步清,他是横山县人,逃荒来南梁,本来家境贫困,但在分配土地时,他的家庭经济地位发生了改变,开垦了大片荒地,还雇工耕种。此后,张步清对土地革命斗争不热心了,当刘志丹批评他时,他还辩解说:“自手起家,自食其力嘛!他们(指地主、富农)和我一样,有什么可以分的。”刘志丹听了非常生气,对习仲勋说:“你把土地委员长不换,土地永远分不开。”习仲勋和革命委员会经过研究,撤销了张步清的土地委员长职务,委派了工作积极认真的李生华担任土地委员长,使分配土地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总之,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土地革命,消灭了几千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支持革命、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广大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上认识到红军、游击队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就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这是南梁革命根据地能够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

为了建立革命战争可靠的物质基础,习仲勋根据刘志丹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不仅保证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生活的需要,而且为巩固红色政权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予民生息方针,积极开展生产自助,减轻群众负担,保证党组织、政府和军队的开支,又不增加群众负担的许多自助措施,例如: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证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食,也不“欢迎”粮食;靠收买军粮供应军队;财、粮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成立牧场,养猪养羊减轻人民负担;对红军家属、社会残废、孤寡者实行救济;争取“二流子”参加生产等措施,特别是军粮对于战争、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红军的粮食如何解决?通常的办法是向边区百姓征收,但陕甘边区地处经济落后的西北村,人民生活困难,如果红军的军粮主要靠向农民征收,势必大大加重农民的负担。为此,习仲勋另辟蹊径、大胆创新,建立其具有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红军公田”、“小牧场”和“合作社”。“红军公田”是在没收地主土豪之土地后,在重新分配时适当留出一部分而设立的,由村苏维埃政府负责种植管理。所收获的粮食主要作为红军军粮,也用于优抚红军的家属和烈属。“小牧场”是把打土豪没收的牛羊分出一部分,组织专业人员集中放养。所养耕牛用于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则主要供作军用。“合作社”是一种集资互助以发展生产的组织,“组织互助合作社,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兴办荔园堡互助合作社时,边区苏维埃政府号召机关、部队捐款支持,红三团一次性就捐款50多元。”另“设有干部合作社,以其盈利来解决区、乡政府的办公费用和干部的生活费用。”当时“合作社”制定有多种详细计划,如组织群众进行养蜂、养猪、养鸡等,但由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频繁,使得有些计划难以实施。与此同时,习仲勋还领导红军干部和战士开展了储蓄运动,动员广大群众将日常生活中节省的零用钱存人银行,然后银行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资到粮食、耕牛、消费、信用等各种合作社,发展苏区经济,扩大对外贸易,发展经济。通过这些措施,节省了财政开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二、印制发行货币,搞活苏区财政

   

荔园堡的集市交易的设立,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荔园堡的集市交易活动却慢慢清淡下来,出现了低潮,“集市来的人不少,就是没有做生意的。”对此, 这一现象引起习仲勋等高度重视,积极了解情况,研究对策。他和刘志丹通过深入开展社会调查,访问群众,终于摸清了底细:“原来群众吃够了国民党钞票的苦头,今天到手的票子明天就不顶用了;那时,我们边区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货币,银洋和食物又不便携带,这就给经济流通带来了困难。”国民政府的货币信誉很差,经常贬值,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为此,习仲勋意识到建立银行必须首先拥有自己的货币,因为发展经济需要独立的经济系统,于是在习仲勋主持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陕甘边农民合作银行、陕甘边苏维埃银行的名义印制发行“苏币”,严禁使用国民党的伪币,建立了独立的金融体系。

为了稳定市场,繁荣边区经济,习仲勋决定自己动手,印制货币,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但是,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既没有纸张,也没有印刷机器,怎么印制货币?习仲勋与刘志丹在一起琢磨研究,没有印钞机器,就刻制木板印刷货币;没有纸张,就用粗布代替,制成布币;怕布币褪色,就在印刷好的布币上刷麻油,用热油处理;缺乏技术人员,就从敌占区“请”人才上“梁山”。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寨子湾附近的东沟设立了政府银行,在白马庙川的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造币厂共有3名工人,其中就有 1934 3 月底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时,红军在元城战斗时“请”来的那位绅士高明山。然而当时有些人觉得这项工作太艰巨,另有好心人对习仲勋说:“习主席,我们自己制作货币的条件还不成熟,市面上不是已有现成的货币吗?先将就几年再说吧。”习仲勋笑了,回答说:“是的,但那些都是缴获敌人的钞票啊,印刷机在他们哪儿,刀把子攥在别人的手里啊?我们有了人民的政权,就应该由人民的货币,万事开头难嘛。怕什么,将来连天下都是人民的啊。”于是,习仲勋先后起草了《统一苏区货币及其办法》和《发行纸币,铸造辅币的报告》,经苏维埃干部会议讨论认可,并通过白区的商人从上海购来机器和油墨,设计了货币的图案。在习仲勋和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感召下,高明山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积极出力献策,他利用自己的技术,反复实验,终于用手工印制成了苏币。苏币是采用木刻版印在白平布上,然后盖上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的印章,涂以桐油而成的。印鉴是蓝色的,总共发行3000元,票面有红色一角、蓝色二角、紫色五角、黑色一元四种,群众称之为“油布票”或“苏票”。

但是,“苏票”刚开始进入市场流通时,并不顺利,群众对“苏票”持怀疑态度,到集市去时也只观光,不做买卖,商人们更不乐意要“苏票”,怕亏本。为了打消群众和商贩的顾虑,习仲勋指示边区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市场上设立了4个苏币与银元兑换处,一元“苏票”兑换一元银元,群众和商人都可以直接用苏币兑换银元,但不允许用国民党的货币兑换银元。这样,苏币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集市又活跃起来。据张策后来回忆:“苏票与银元等值。为了取信于民,解除群众和商人的后顾之忧,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苏票’与银元兑换处,使‘苏票’获得了很高的信誉。这样,老百姓对苏票这种印刷很粗糙的票子和银元一样喜欢。”由于“苏币币值稳定,很值钱,每元苏币相当白洋一元,携带方便,很受群众欢迎” 苏币发行后,禁止国民党货币在边区流通。每元“油布币”相当白洋一元,价值稳定,白区商人离开时可以在边区政府开设的苏币银行兑换处很方便地兑换成为白银。“苏票”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将国民党的货币驱逐出边区市场,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便利了根据地经济生活,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为繁荣边区经济奠定了基础。

   

三、重视商品经济,实行对外贸易

 

陕甘边根据地长期以来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为了改善边区群众的生活,习仲勋十分注意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针对南梁地区地处偏僻的山区,农村经济十分萧条,没有商业贸易活动没有集市,群众要到百里以外买东西情况。正像当时参与南梁根据地建设的张策后来回忆的那样:“原来当地没有什么贸易,只有几个行商,拿几匹布在山沟换些羊皮,除此没有什么生意,老百姓粮食卖不出去,没有什么家庭副业,自己打粮自己吃,完会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经济。”

为了繁荣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地的生产,满足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调剂余缺,促进流通,习仲勋等十分注重商业贸易工作。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习仲勋倡议下,恢复和开设了集市。1934年冬,刘志丹对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同志讲:“根据地建立以后,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将会成为我们政府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要组织人力、财力投入经济建设工作,要恢复商业贸易和金融财政事业。要成立集市,加强商品流通渠道,使老百姓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为了活跃市场济,我们可以从各地招引商来根据地做生意。”照金时期在薛家寨山下亭子沟设立了集市,每五日一集。南梁地区早在清代就设有集市,但同治年间因回民起义而停止,此后一直没有恢复,群众买东西要到甘泉和安塞等地,以致百姓购买生活用品极为不便。因此,长期以来,群众只能维持落后封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力发展受到很大限制。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后,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苏维埃政府保证商业自由,不因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的要求,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活跃经济,发展贸易,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了集市”,“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荔园堡集市成立之初,每月3集,逢一(即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逢集日,白区商人运来蓝、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食盐等食品,在集市购买牲畜、土特产,带走大烟和白洋。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卖用蓝布做的布鞋,每双1块大洋。”对于集日的盛况,有不少文献做过生动地描述:“荔园堡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市场生意兴隆,一派生机”,“逢集有炸麻花的,卖蒸馍和荞麦面饸饹面的,卖其他小吃的,还有卖余粮的。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顾主争相购买,一派生机繁荣的景象”。几乎每集日,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等人都要到集市上转一转,看一看,了解市场发展状况,及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边区经济的繁荣。那个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国民党的报刊曾感叹道:“在所谓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我们剿共,如忽略了经济,即一切组织,均不能确立。有好的斗士、好的方法,亦不能发挥效力。”

由于边区政府实行保护白区商人的安全和利益的政策,不向商人收税,鼓励允许白区商人来苏区做生意,并实行将南梁地区的山货、羊畜、皮革等土特产品低价卖给白区商人的优惠让利政策,鼓励他们将边区紧缺物资从白区贩运过来,这一政策效果斐然,每逢集日,白区商人就运来了大批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食盐等食品,然后带走牲畜、熟米、土特产,就连政府和红军必需的布匹、油印机、子弹等都能通过白区商人搞到手。使得市场生意十分兴隆,经营的纸张、油墨、食盐、牲畜、山货、熟米、细粮、马料、白洋、布鞋和烟土等品种繁多。敌人企图封锁边境,但封锁不住,总有商人越过封锁线进入根据地。同时,根据地也有人到白区去贩货。当时,有个白区商人第一次来边区,见了红军哨兵就塞纸烟和钱,红军战士把钱摔到商人脸上,气愤地说:“糟蹋人”。商人吓得不得了,习仲勋闻讯后,赶快派干部去向白区来的商人道歉,说明道理,并当着商人的面,批评了战士不懂礼貌,告诉那个红军战士,应该讲明红军纪律,再退钱,这样鲁莽是不好的。商人连连说:“我不知红军纪律这样严明,这样我们商人还怕啥哩。”“这样久而久之,有一些商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表现进步了,有时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我们送货。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地骂这些人是‘通共’。那些进步的商人也很会想办法,设法把钱塞进国民党有关当局和人员的腰包里,便打通了与边区相互来往的通路”,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根据地的生产也发展了。红军用上了洋瓷碗,干部用上了手电筒。据统计,活动于陕甘边界及南梁地区的外地商人约500多人。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和金融流通的革命,南梁山区的经济逐日繁荣起来。南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根据地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南梁的人口由根据地创建前的600多户2400余人,很快增加到1000多户6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这有效地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边区群众的收入。

结语

习仲勋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进行的经济建设,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巩固了苏区的政权建设,同时也取得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较好的经济基础。陕甘边根据地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成为“硕果仅存”红色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落足点,成为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了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进行抗战准备,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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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源自于生活——张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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