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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刘志丹

——浅谈渭华起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

徐占权

发布时间:2012-12-23 字体:设为默认 浏览次数:8173次

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党在西北地区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次起义,它对于陕甘红军、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西北地区武装斗争新局面的开创,发挥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今年5月是渭华起义90周年纪念日。值此机会,回顾渭华起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深切缅怀我党我军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刘志丹,是十分必要的。

刘志丹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起,就坚定地表示“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他不仅是这样表示的,而且也是这样忠实地践行的。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赤胆忠心,为创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开创西北武装斗争新局面,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一、不忘初心,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强大的革命军队

渭华起义,是刘志丹等组织和领导的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也是刘志丹进行武装革命实践的起点。

渭南、华县位于陕西东部,是豫陕交通要道,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开展革命斗争较早的地区之一,党和群众基础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8年初,刘志丹同唐澍等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到党所控制的国民党新编第3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开展工作,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同年5月,他们将该旅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刘继曾任政治委员,王泰吉任参谋长,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吴浩然任军委书记,许权中任军事顾问。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西北工农革命军组成后,刘志丹等决定乘军阀李虎臣向冯玉祥部发动进攻,企图独霸陕西之际,率部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相结合,举行武装起义,镇压反动豪绅,消灭地主武装,焚毁契约,没收地主的粮食、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迅速扑灭这一武装革命烈火,急忙调集优势兵力向起义武装发动进攻。刘志丹等率部奋起反击,并在渭南塔山、华县高塘等地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两次进攻。但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并不甘心失败。6月19日,他们又纠集3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起义武装发动第三次大规模进攻。面对强敌的进攻,刘志丹指挥若定,率部与敌中路军一个师展开浴血奋战,多次打退敌军的进攻。但是,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等原因,至7月初,起义武装遭受重大损失,总指挥唐澍等壮烈牺牲,起义遂告失败。然而,刘志丹毫不气馁。他坚定地表示:失败不要紧,跌倒了再干!充分显示了刘志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1929年4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秘密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任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并在中共陕北特委驻地榆林以北雄山寺红石峡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议上作重要发言,明确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这是刘志丹鉴于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为建立革命武装而提出的大胆创见。会议根据刘志丹的提议,决定采取“红色”和“白色”、“灰色”三种斗争形式,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

1931年9月,刘志丹把党在南梁地区所领导的游击武装,连同分散活动在庆阳桥山一带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支民间武装合编为南梁红军游击队,下辖3个大队,共300余人,并亲自担任总指挥。他还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成立了队委会,自任书记,开始团结、改造这支农民革命武装,部队战斗力迅速提高。

九一八事变后,刘志丹为了适应全国抗日救国形势的需要,于10月20日率部到达合水县林锦庙,同杨仲远、阎红彦等率领的晋西游击队会合。同年冬,这两支革命武装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2支队队长。1932年2月12日,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治委员,杨仲远任参谋长。同年4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分编为第3、第5支队,刘志丹任第3支队队长。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兼队委会书记,杨仲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

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后,在刘志丹等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部队迅速发展到1500余人,成为陕甘地区第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

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为了进一步扩大游击战争,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推动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按照中共临时中央4月20日《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和北方会议精神,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根据决议要求,迅速在陕甘地区改编组建2个红军正规师,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1师。12月20日,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到达陕甘游击队驻地宜君县杨家店子宣布了这些决定,但是因前期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游击队此时只剩二三百人,于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正式编成红26军第2团,杜衡任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下辖1个骑兵连、1个步兵连、1个青年连,共300余人。这些都是刘志丹等创建和指挥的基本部队。

成立红26军第二团后,扫清了照金周围的反动势力,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但是,杜衡仍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那一套,拒绝采纳刘志丹的正确意见,致使根据地越打越小,杜衡又悲观失望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结果遭到失败。1933年10月4日,刘志丹只身回到照金根据地。同年11月3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并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所辖的部队改编为红26军第42师,建立三路游击区,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参谋长。不久,刘志丹改任师长,杨森任政治委员。红42师的建立,标志着陕甘边红军在建军问题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尤其是为了适应陕甘地区的作战特点,将原红26军红2团骑兵连与红4团扩编为骑兵团,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

转战南梁,创建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狡兔三窟,居中策应。至1934年11月成立陕甘边南梁苏维埃政府。

1935年1月,刘志丹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率领红26军第42师第二、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起义部队改编)北上陕北安定(今子长)县,同新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会合。

红26军和红27军的会师,是开创西北武装斗争新局面的里程碑。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根据刘志丹与谢子长达成的协议,在子洲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惠子明任工委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地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从此,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红26、红27军在刘志丹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开创西北武装斗争新局面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二、不忘初心,必须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深刻地认识到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渭华起义等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的局势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余地。”因此,他汲取了渭华起义等失败的教训,明确提出“要向井冈山学习”的响亮口号,坚定不移地创建革命根据地。并从陕甘地区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百折不挠地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刘志丹曾设想依托陕甘交界的桥山山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结果被国民党军发现而失败;1932年6月上旬,他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由鄜县(今富县)东进,企图在韩城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结果又遭到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而失败。尽管如此,他对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坚强决心没有丝毫动摇。

1932年9月,刘志丹在同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主力北上时,将特务队交由习仲勋、李妙斋指挥,并要求他们在陕西照金地区坚持游击活动,开辟革命根据地。他认为:照金位于栒邑(今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5县之交,北靠桥山,南接渭北平原,其间山岭连绵,交通不便,是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同时,该地区又是陕甘红军游击队、渭北游击队的老游击区,党和群众基础好,居民大多数是贫穷的外来户,迫切要求土地革命;当地虽有几支民团,但人数不多,驻守分散,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军生存和发展。习仲勋、李妙斋按照刘志丹的指示,经过近1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但是,由于叛徒陈克敏的出卖,国民党军于1933年10月16日袭占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薛家寨,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沦陷于国民党军之手,红军又陷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困境,伤员无法安置,生活极其艰苦。

面对这种艰难处境,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地处陕甘交界地区,南临原照金根据地,东、西、北邻近延安、庆阳和保安县城。该地区山岭连绵,森林茂密,交通不便,地形复杂,便于红军开展游击活动。同时,该地区多系国民党地主武装,战斗力薄弱。当地人口虽少,但深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革命要求迫切。红26军第42师按照特委的决定,以连为单位,迅速分散到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二将川、大凤川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牛羊。并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分别在安定、南梁、照金成立了游击总指挥部,积极组织游击队和赤卫军,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活动,配合红26军第42师的行动。经过广大军民近1年的艰苦奋斗,红军占领了陕甘边10多个县的广大乡村,拔除了近100个国民党军的据点,废除了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习仲勋任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为红军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对此,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赞扬。他说:刘志丹,“你创建的陕甘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三、不忘初心,必须同“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作坚决斗争

 

刘志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汲取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面对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始终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围剿”和反“围剿”的特点和规律,坚决抵制“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审时度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趋利避害,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使陕甘红军得到迅速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1932年5月,当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兵力对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剿”时,刘志丹鉴于陕甘边红军游击队兵力过小,难以同优势的国民党军相抗衡的实际情况,即采取避强击弱的方针,率部转入外线,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下,在半个月内,经中部(今黄陵)、宜君、洛川、栒邑、白水等县,转战数百里,连续进行了马兰镇、凤凰山、焦家坪、五里镇、英旺镇等9次战斗,共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剿”。同年8月,当国民党军再次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攻时,刘志丹与谢子长率部首先向宜君、铜川方向退却,引诱国民党军进占照金,并乘国民党军疏于戒备之际,将其突然包围,歼其400余人,生俘反动民团总指挥党谢芳,耀县民团总指挥蔡子发等7个头目,胜利地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1933年10月,国民党军又纠集6000余人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刘志丹同王泰吉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主力北上,一举攻克国民党军守备薄弱的甘肃省合水县城,歼其守军一部。接着,又在合水县的毛家沟门和杨家店子等地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痛快淋漓地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这些战斗初步显示了刘志丹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4年2月(应该是5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又纠集正规军和民团共5000余人,向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刘志丹鉴于根据地狭小,难于在内线同国民党军周旋的实际情况,即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以一部兵力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他同杨森率领红26军第42师主力,由阎家川南下,在国民党军的后方正宁、淳化、三原、耀县、宜君地区广泛开展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先后歼灭国民党军第86师第511团和民团各一部,迫使敌军回援,并乘胜率部返回南梁休整。

国民党军发现红军返回南梁后,又纠集优势兵力向南梁发动新的进攻。刘志丹再次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率部北上,首战三道川,一举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张廷芝部100余人。接着,在蔺家砭、中户沟岔、崖窰、高桥、上川、李家梁等地,连续取得9次战斗的胜利,特别是西华池一仗,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团部和两个整营,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而且创造了步兵和骑兵协同作战的范例。随后,他依托陕甘边根据地,率部在三原、淳化、耀县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同国民党军巧妙周旋近两个月,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在此期间(1934年8月至11月),刘志丹还指挥所部积极协助陕北红军游击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使陕北游击队得到迅速发展。

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1935年2月,他急令高桂滋率领所部第84师入陕,会同陕、甘、宁、晋4省军阀部队共约4万人的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并把重点置于陕北革命根据地。

根据上述情况,刘志丹决定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打击高桂滋部第84师。他认为这样有四个好处:第一、高桂滋部第84师“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点在吴堡、绥德、清涧、安定、延川、延长等中心区域,打退高桂滋部的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乘胜向南、向西发展,打通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高桂滋部进入陕北不久,人地生疏,况且也没有同红军作战的经验,不善于山地作战,不是红军的对手;第三、高桂滋部装备精良,给其以歼灭性打击后,即可获得大量的补充,改善红军的装备,提高红军的战斗力;第四、高桂滋和井岳秀二人虽然反革命立场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很深,便于红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因此,刘志丹首先命令红26军第42师第3团和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27军第84师协同作战;红26军第42师第1、第2团会同陕甘边游击队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第35、第61师;骑兵团相机东进宜川,向外线游击,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其次,刘志丹把许多游击队合编为若干个游击纵队,深入到国民党军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消耗和打击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这样,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再次,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亲自担任总指挥,加强对红26、红27军等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第四,刘志丹还亲自起草了反“围剿”动员令,提出粉碎国民党军“围剿”、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战斗任务,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必须实行严格的军事化,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防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发生。

另外,刘志丹密切注视战场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始终处于主动地位。6月13日,他采取坑道爆破方式,一举攻占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镇,歼国民党军200余人,俘国民党新旧两任县长,肃清了安塞地区的反动地主豪绅武装。6月28日,在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他又指挥所部攻占了靖边县城镇靖,全歼国民党守军第86师一个营及县警队、保安队等约600人。并乘驻守保安(今志丹)的国民党军畏歼而弃城逃跑之际,进占保安县城。之后,刘志丹又命令红27军第84师师长贺晋年率领一个团,乘虚在老君殿高家塔全歼国民党军高桂滋部一个营,击溃其两个营,打伤其团长艾捷三。

至此,红军共歼国民党军约一个团,击溃其两个营,俘其约2000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占领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6座县城,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实践证明,刘志丹坚持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审时度势,灵活用兵,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是以劣势装备之军战胜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的根本制胜之道。

但是,刘志丹坚持密切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审时度势,灵活用兵的决策和行动,受到“左”倾错误推行者,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推行者的反对。而渭华起义失败的沉痛教训深刻地铭刻在刘志丹的心中,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2年7月,当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到达陕甘边区后,竭力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要求陕甘红军游击队“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刘志丹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同他们展开斗争。同年8月中旬,当陕甘红军游击队攻占正宁后,省委代表又要求弱小的红军游击队坚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五顷塬,并命令彻底摧毁五顷塬周围的国民党军的坚固据点,在20天内完成土地分配工作。对此,刘志丹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是蛮干,只有失败,决不会成功。但是,省委代表拒绝采纳刘志丹的正确意见,结果使王郎坡、五顷塬、三嘉塬等战斗失利,陕甘红军游击队遭受很大损失,被迫退至马栏镇地区。更为严重的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到达陕甘游击队后,错误地指责刘志丹和谢子长等拒不执行省委的“命令”,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实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杜衡否认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把正当的游击战争当作“游击主义”,把必要的战略退却当作“逃跑主义”、“梢山路线”等来加以批判,一味命令红26军实行冒险进攻,夺取重要城镇,企图实现革命在陕西省首先胜利;杜衡故意扩大国民党军“进剿”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严重性,竭力主张放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下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他声称:渭华地区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同时,距西安甚近,可威胁国民党西北的统治中心,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对此,刘志丹坚决反对。他说:渭华起义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情绪低沉;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照金这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他还强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形势是会好转的。如果红26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但是,杜衡不但拒绝采纳刘志丹的正确意见,反而诬蔑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仍然顽固地坚持其南下的错误主张,致使红26军第2团全军覆没。

但是,刘志丹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顽强地坚持斗争。经过艰苦奋斗,他们又恢复了红26军,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正因为刘志丹坚持不懈地同“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使陕甘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并为探索中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作出独特的贡献。

然而,“左”倾教条主义推行者对这一铁的事实视而不见,而是恶毒地诬陷刘志丹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把他骗离前线而秘密逮捕。这是“左”倾教条主义在陕甘地区恶性发作的集中表现。

正当陕甘局势混乱之时,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20日,他在听取游击队队长张明科和保安独立营教导员龚逢春的汇报后,了解到陕甘晋省委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刘志丹等大批领导干部已被关押,一部分已被残酷杀害,十分震惊。他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迅速奔赴瓦窑堡,接管中共陕甘晋省委控制的保卫局。随后,他又决定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和郭洪涛等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这次错误的肃反工作。毛泽东曾对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语重心长地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王首道等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迅速赶到瓦窑堡,代表中央审阅了有关的案卷,同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刘志丹等决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而是一贯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屡建功绩,经受了严峻斗争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

11月7日,经过中共中央代表的审查,刘志丹等大批被诬陷而逮捕的同志获释。

12月9日,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回到瓦窑堡,听取刘志丹冤案的汇报,决定由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王首道代表五人党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在会上讲了话,他感激地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起奋斗。”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严厉地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推行者:逮捕刘志丹等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周恩来批评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时,戴季英还狡辩,周恩来严肃地说:“象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象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接见了刘志丹,对他进行了亲切地安慰和鼓励。毛泽东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不过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他又说:“陕北这个地方,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听了十分感动,毫无怨言,并代表全体获释的干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他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刘志丹再次谦虚地表示: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反复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为了严明党纪,毛泽东、党中央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作出了处理。对戴季英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和党中央还号召全体干部和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毛泽东的指示和刘志丹等被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任命他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员、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等职,后来又增补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刘志丹衷心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率先垂范,坚决贯彻执行。1936年3月31日,刘志丹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同宋任穷率领红28军东渡黄河,与红15军团并肩战斗,取得了许多胜利。4月14日,他在围攻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3岁。

刘志丹牺牲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和广大军民深感悲痛,当刘志丹的灵柩运回瓦窑堡时,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扶柩送葬。毛泽东主席亲自向刘志丹的家属表示慰问。

1943年,刘志丹牺牲7周年时,党和人民把他的遗骨迁回志丹县修筑的陵墓。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刘志丹将军之墓”的碑志,并写了一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碑石,还作了题词:“我到陕北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是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同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高度褒奖。周恩来副主席也亲自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等中央领导都先后题词,表达对刘志丹深切地悼念,给予他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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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源自于生活——张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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