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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与宗教座谈会

发布时间:1944年 字体:设为默认 浏览次数:507次

(1944年7月—11月)

整风运动中,为加强边区民主政权建设,巩固和发展“三三制”,克服官僚主义,广泛听取意见,使各级政权机构中的党外人士能够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充分发挥作用,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权,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许多探索,取得了成功经验。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亦称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宗教座谈会就是边区民主政治的新形式、新创造和新经验。
  1942年12月,西北局高干会期间,在讨论政府工作和财政经济问题时,就曾邀请在政权机关中任职的民主人士,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教育厅厅长柳湜、副厅长贺连城、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等听取大会报告并参加讨论。
  为充分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1943年1月29日,由边区政府党团书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党人士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李鼎铭、柳湜、贺连城、霍子乐、边区政府委员李丹生、毕光斗等人。贾拓夫向他们通报了西北局高干会的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会者希望在制订计划、讨论财经等问题时,集中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的意见,并要求清除党内个别坏分子。这些意见受到贾拓夫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的重视。2月1日,毛泽东在谢觉哉、贾拓夫关于非党人士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上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①任弼时批示:“以后要经政府通过执行的重要政策是可以先与他们交换意见,然后提出。”②当时,这种座谈会在边区以下区县没有召开,参加会议的仅限于参加政权机关的党外人士。
  1944年7月18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作出了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为了开好这次大会,要求各县、各抗日团体在会前发动各界人士充分讨论会议主题,准备意见。7月2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西北局对各地委的指示,要求各分区立即邀请边区、县级参议员和政府委员中有声望的党外人士(不在参议员或政府委员之列者亦可)召开座谈会,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听取他们对各项工作的批评与建议。随即陇东、延属、绥德等分区和富县、延安、庆阳、子洲、安塞、甘泉、子长、延川、赤水、米脂等县及一些区,相继召开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座谈会。与会者中除政权机关中的党外人士,还有地方士绅、社会名流、劳动英雄等,他们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好意见和好建议。诸如不重视参议员的作用、不尊重民意、应该坚持乡级一年改选一次的制度等。《解放日报》对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8月16日主持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进行了跟踪报道。
  8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义》的社论,指出:“现在各地县进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毫无疑义的又供给我们一个新的经验,这就是说,巩固和加强三三制政权,巩固和加强各阶层的团结,还需要定期听取党外人士对政权工作的批评与意见。要求敌后各个根据地仿效实行。毛泽东得悉情况后,亲自参加了一些座谈会,他指示林伯渠说:讨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逐条解答。他得知边区参议员霍祝三提出训练区乡干部的建议后,立即指示一年可训练一次。西北局遂于1944年冬至1945年初,办了一期区乡干部如何为人民服务的训练班。此后,训练区乡干部成了边区的一项制度。延川县根据党外人士建议,召开专门会议,组织路工委员会,动员民众利用冬闲修路建桥,并召开区乡干部会,检讨工作,撤换不称职的乡长,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1945年1月5日至8日,西北局高干会讨论作风问题,机关开展干部作风大检查,密切了党群关系,团结了党外人士。
  陕甘宁边区实行民族平等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基层在执行政策时,有时会出现一些“左”的做法,伤害宗教人士的感情。194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视天主教、耶稣教教民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必须注意做好争取广大教民的工作。按照中央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广泛听取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的意见,解决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44年11月7日,在边区文教大会召开期间,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邀请出席大会的宗教界代表和延安附近的20余位宗教人士(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人士)召开宗教座谈会,倾听意见、沟通思想,进一步阐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席座谈会的文教代表有天主教教徒、模范小学教员张存法,读报组长赵怀忠,女传教士张崇一,桥镇秧歌队队长李生秀,基督教教徒、群众卫生工作模范刘好成,基督教牧师栗修德,基督教公理会布道员贺子美等。他们以切身经历盛赞边区的民主光明,以积极诚恳的态度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表示教会要向共产党学习,要为抗日救国多作贡献。刘景范代表边区政府重申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确定无疑的、长期稳定的政策,提出宗教界只要团结抗战,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就会有前途。座谈会连续召开了两次。通过这种民主交流方式,双方沟通了感情,取得了共识,解除了宗教界的思想顾虑,对于进一步团结抗日,共同建设边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页。
  ②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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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源自于生活——张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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