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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岱峰与西北革命根据地

发布时间:2017-08-09 字体:设为默认 浏览次数:2696次


1903年3月7日(农历正月二十八日),爷爷出生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吴家寨村,原名吴振东,字岱峰。幼年在家乡读私塾,1921年到山西汾阳的教会学校——铭义中学读初中,1924年初中毕业后,经陕北政界知名人士惠有光介绍,到安边杨虎城办的教导队(队长孙蔚如)学习军事。1925年夏毕业后任教导营中尉排长,后经李作梁、张汉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初到1927年7月中旬,爷爷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党组织领导控制的西安军事政治队二中队队长、西安中山学院第一大队二中队长、第五大队大队长等职务及党内党小组长、支部委员等。期间,经杜斌丞介绍爷爷推荐高岗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参加革命;爷爷还发展五大队女学员谢葆真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

1927年7.15反革命政变,爷爷被迫离开西安到河南第十军杨虎城部队找魏野畴接上了党组织关系。先后任郑州十军办事处主任副官、军事干部学校第三大队大队长。1928年4月参与了魏野畴领导的我党在北方地区举行的阜阳4.9起义。在此期间,由爷爷介绍,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谢葆真与杨虎城结为夫妻。

阜阳起义失败以后,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爷爷以字代名,改名吴岱峰。经组织决定,到国民党高桂滋第四十七军先后任刘捷三师三团团部文书、三团二营副营长等职务,在冀、晋地区继续搞兵运工作。

1931年初,爷爷受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派遣来到汾阳党的地下联络站,与杨重远、闫红彦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的创建工作。当年春夏之交,晋西游击队在山西孝义县西宋庄村(今属交口县)正式成立,省委任命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党总支书记杨重远。9月初,面对百倍于我的国民党重兵围剿,晋西游击队30人西渡黄河到达陕北。在陕北特委的领导及拓可宽、阎红彦,黄子文、杨重远和吴岱峰的指挥下,转战千里,取得大小十几次战斗胜利,部队发展到90多人。

1931年10月,晋西游击队和收编的保运武装300多人(名称为陕北支队)一起转战到陕甘边的南梁,找到在此坚持斗争的刘志丹。此时,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携同省委交通员高岗)也到南梁,省委指示由谢子长指挥这里的所有的部队。

1932年1月上旬,在宁县柴桥子,晋西游击队、陕北支队和刘志丹领导的当地武装改编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下辖两个支队及直属警卫队、直属骑兵队,共700余人。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李杰夫任政委兼队党委书记(1月旬来),马云泽任经济处主任,爷爷任一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

2月12日,根据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西北打起了第一面红旗。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兼队党委书记),参谋长杨重远,参谋荣子卿,经济处主任马云泽。辖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爷爷任第二大队队长,政委高岗;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副大队长杨琪。共计四百多人。

陕甘游击队成立以后,根据陕西省委指示,挥师南下,进军关中,执行在平原创建根据地的任务,虽然在旬邑职田镇、阳坡头、耀县照金、宜君县艾蒿坬取得胜利,但也遭受到强敌的围攻,无法立足,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在陕西渭北转战月余后,被迫回师陇东。鉴于陇东地区高涨的革命形势,陕甘游击队决定留在陇东,发动和组织农民,开辟革命根据地。

3月20日,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来到寺村塬,将群众自编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4月上旬,部队在寺村塬新庄子召开了有72个村镇的五六百名农民代表参加的大会,宣布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李杰夫任主席,张静元等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农民委员10名,游击队委员5名),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等委员会。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4月上旬成立后,积极开展了打土豪、建立农会、少年先锋队等各类革命组织的活动。期间,在当地1000多名赤卫军和农民的配合下,陕甘游击队2次围攻山河城(甘肃正宁县政府所在地)未克。

4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带刘志丹、黄子文来到游击队,杜衡指责游击队离开关中平原到山区打游击是“逃跑主义”、“梢林主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4月21日,在谢子长指挥下,陕甘游击队南下奇袭旬邑县城,爷爷率二大队作主攻打开旬邑,处决了反动县长和警察局局长,俘敌300余人,缴枪400余支,子弹万余发,这是西北红军第一次打下县城,影响很大,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战后,游击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单独行动,到关中平原打游击。刘志丹、阎红彦分任支队长,李杰夫、黄子文分任政委,爷爷和杨重远分任参谋长。谢子长被杜衡赶出游击队,到甘肃搞兵运工作。

5月10日,面对敌人重兵围剿,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三、五支队汇合,把敌人拖到外线去,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在刘志丹的率领下,陕甘游击队前往陕北进行战略转移,经过宜君、中部、洛川、富县等县,九战八胜,粉碎了敌人的进攻,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6月初,延安临镇战斗失利,遭遇重大伤亡。在李杰夫等人的坚持下,部队南下进攻韩城失利,6月下旬,撤回陇东宁县麻子掌时,部队锐减到二百多人。

这时,李杰夫等人提出了 “南北分家”,但在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和爷爷等人的坚决反对下,游击队没有分开。在梁掌堡召开扩大的队委会上,撤销了李杰夫等人的职务,选举阎红彦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游击队后来编为三个大队,很快发展到400多人。刘志丹改任二大队队长,吴岱峰为二大队副大队长,率队到照金一带展开游击。

7月10日,陕甘游击队又重返寺村塬,意欲以此为中心之一,扩大游击区域,建立稳固的根据地。7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派巡视员李艮(愚痴)来到陕甘游击队。“他不了解建立政权的意义,决定取消了72个村庄选举出来的革命委员会,又在五顷原小小的一个村庄,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分配土地,建立一村的革命委员会,企图这样一村一村逐渐地“巩固”和“扩大”,“以至完成创造陕甘新苏区的任务。”8月中旬,他命令部队进行“平原战”、“阵地战”来抗击敌人的进攻。由于爷爷和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一起抵制李艮的左倾错误,爷爷受到李艮及“秘密队委会”的打击和迫害,被赶出部队。他离开部队途中在路上遇见前来偷袭游击队的骑兵团,游击队听到了敌人打爷爷的枪声,立即转移,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由于李艮的独断专行和瞎指挥,丢失了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部队短时间内一连打了几个败仗,伤亡惨重。原先四百多人的一支队伍,只剩下七八十人。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创建的第一个临时革命政权,虽然只存在了4个多月,但它的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它打击了土豪劣绅的气焰,大张了贫苦农民的威风,在陕甘边地区播撒下革命的火种,为8个月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耀县照金和2年后在华池南梁的重建,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8月30日,陕西省委为了扭转军队和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又派谢子长重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谢子长到部队后,为了既坚持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又使省委易于接受,便将部队开到靠近平原的浅山区照金开辟根据地。这时,领导两当起义失败后返回家乡的习仲勋,赶到照金镇以西的杨柳坪与谢子长、刘志丹会面。

陕甘游击队到照金立足未稳,敌人即分三路向游击队进攻。9月11日夜,谢子长率领部队主动撤出照金,第二天黎明,乘敌人不备,又杀回照金,全歼了由东南路“进剿”的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击毙了总指挥胡景铨(胡三)、副总指挥党谢芳和耀县民团大队长蔡子发。同时,击溃另外一路何高侯团,粉碎了敌人的进攻。紧接着陕西省政府又纠集重兵,组织新的围剿,队委会决定立即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北上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离开照金时,刘志丹、谢子长要习仲勋留在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

游击队北上首战攻打保安城失利,越过高山密林,撤退到平正川休整。时届严寒季节,为了便于解决过冬问题,队委会决定部队暂分四路,刘志丹、阎红彦和杨重远、黄子文及杨森分别带一路,谢子长和爷爷率干部和伤员三十余人,留在平正川一带,看护伤员。四路中,除黄子文和杨森带的那路,在强敌包围下暂时压枪散伙。其它三路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缴获大量钱财,不光解决了游击队的需要,还为北方局和陕北特委提供了大笔活动经费。11月,3路游击队汇合南下,经宁县盘克原、正宁县三嘉塬到旬邑、照金、淳化、耀县和三原县辛、午字区一带打土豪,分粮食。这时,随陕甘游击队转战的李妙斋,组织韩天成兄弟等建立了有40多人的芋园游击队,李妙斋任政委。20多天后,芋园游击队首战川口,接着攻下孙家山、张家山、龙家寨,占领兔儿梁,开始了创建照金苏区的斗争。

12月中旬,按省委指示,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整编。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一到部队就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领部队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上山主义”的错误,要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但在谢子长、王世泰等人坚决要求下,终于把刘志丹和杨重远留在部队,但强令谢子长、阎红彦赴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12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杜衡自任军政委兼2团政委,免去游击队原领导的职务,从班长、战士中选举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原陕甘游击队班长王世泰被选为2团团长,参谋长为郑毅。辖步兵连、骑兵连、少年先锋连,共200余人,爷爷任步兵2连连长,高锦纯为指导员。

1933年春,随着红二团对民团不断出击和活动范围扩大,照金苏区政权逐步建立,苏区范围逐步扩大,到红二团南下的时候,西起淳化原,东到香山,南抵高山槐,北至马栏,东西五十余里,南北三十余里除城镇外的乡村大部分都是苏区。另外,还帮助建立了一些地方游击队。3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哉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4月5日,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农民)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不久,又成立了桃曲塬、照金、老爷岭、马栏、七硷石等基层革命委员会。至此,以薛家寨为后方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5月下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党委在耀县北梁的南原上召开联席会议,会议采纳了杜衡的主张,做出了部队南下渭(南)华(县)一带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决定。

6月下旬,红26军第2团向南开进,行到西安近郊时,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工作,任命汪锋代政委,他只身离队。红2团渡过渭河之后,在关中平原遭到杨虎城部四五千兵力的围追堵截,损失极大,退入秦岭山区后,在蓝田张家坪被敌人包围,与千余之敌恶战一场,几乎全军覆没。张家坪血战中,爷爷和高锦纯带领2连,抢先占了山峁,掩护了刘志丹、汪锋、王世泰等同志和其它连队紧急退却。突围后,二连的战士尚剩七十多人,加上一连和少先队的一些战士,共有一百多人,在距张家坪三十多华里的地方重新整编,全团只保留了二连的编制和番号,其他连队的战士都补充到了二连,仍由爷爷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团部人员与二连一起行动。王世泰、高锦纯和爷爷带领新连队,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周旋南山,坚持战斗近两月。后来,刘志丹、王世泰、高锦纯、杨文谟和爷爷分散出山找党组织,回照金革命根据地,爷爷历经磨难,和高锦纯于9月28日回到照金。10月14日,刘志丹和王世泰也回到照金。据统计红2团失败南山后生还者约70人。我党经过千辛万苦建立的这支陕甘红军部队,就这样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断送了。

7月21日,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一千多人,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在三原与敌遭遇受挫后率余部退入照金苏区,与耀县游击队和渭北根据地组建的红二十六军四团在照金会师,使根据地的局面得到改善,为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张邦英、黄子祥、杨森、高岗等参加会议,决定坚持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恢复红军主力部队,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上述三支部队。

爷爷返回照金时,正值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哉牺牲,爷爷赶到阵地接替了他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兼照金苏区后方总指挥职务。红二团的失败,军事上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助长了敌人进攻苏区的气焰。10月12日,趁陕甘边红军主力出征之机,国民党陕西警备三旅孙友仁部及民团数千人,配属炮兵,合围薛家寨。

薛家寨地势险要,三面悬崖峭壁,寨高数百米,山上有水源,山前仅有一条陡险小路可通山上,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山上原有屯粮、军用仓库、被服厂,还设有修械所,修理枪支,制造弹药,是照金根据地的最主要基地。主力部队到前方游击后,后方山上仅有些妇女游击队和部分伤员及后勤部门人员,战斗人员严重不足,后又调了六十多名游击队员驻守山寨,并修筑了防卫工事。

由于照金根据地其它地方均已失守,我军主力又在外线作战。敌人从人数、武器装备、后援补充等方面都占有极大的优势,对薛家寨形成强大压力。敌人用重机枪、山炮向薛家寨射击。由于爷爷和张秀山、高锦纯等率部英勇作战及地势险要,防守严密,敌人屡攻不克,仅15日一天,就打退敌人八十多次进攻。后因叛徒陈克敏深夜带着敌人从后山偷袭,薛家寨16日被敌占领,照金革命根据地随之全部陷落。爷爷和习仲勋、张秀山、高锦纯带领照金游击队突围,于10月下旬在陇东盘克原附近与主力红军会合。

照金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震憾了国民党统治;牵制敌人兵力,配合支援了其它地区的革命斗争;唤起了陕甘边人民的觉悟,鼓舞了西北人民争取解放的勇气和信心,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脚点和出发点。它发展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创建与发展革命根据地斗争中,党进行了一系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建立群众武装,开展根据地建设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坚强的革命骨干,为以后进一步开展陕甘边革命斗争创造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干部基础和物资基础。但是,照金毕竟距离敌人统治中心太近,活动回旋余地狭小,作为长期巩固的后方基地困难很多。

照金根据地陷落后,为了避开敌人的“围剿”,王泰吉、刘志丹指挥红军北上陕甘边南梁。11月3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刘志丹提出的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方针,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按照“狡兔三窟”的设想,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今子长县)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南北策应,逐步把陇东、关中和陕北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同时进行了红二十六军的组建工作,决定先编红四十二师,将照金、耀县、淳化、旬邑等地区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编为红三团,红四团改称骑兵团。11月8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甘肃合水县莲花寺成立,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接着,在葫芦河又召开了四十二师党委会,决定刘约三为后方(南梁地区)总负责人,在甘泉、保安、合水、庆阳一带活动。爷爷因患伤寒病,随后方总负责人刘约三一起活动,在南梁地区开展群众工作。12月初,成立爷爷和习仲勋、张策组成的南梁后方工作委员会,负责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爷爷为主任,习仲勋和张策分别负责地方和军事工作。当时,爷爷反对高岗等人搞宗派,排挤王泰吉、黄子祥、王伯栋等关中同志的行为。

习仲勋、刘约三、张策和爷爷采取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在首先扫清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赵老五和二将川地主武装的同时,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籍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先后组织成立了庆阳、合水、赤安、保安、安塞、富县、甘泉等县游击队和义勇军,其中爷爷亲自和刘约三组织了保安游击队。

1934年2月,由红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庆阳小河沟四合台村(今属华池县)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根据地的临时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了陕甘边苏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爷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委参谋长。习仲勋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此后,爷爷就一直作为刘志丹的助手,负责陕甘边红军和游击队的具体指挥工作。

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恢复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书记。6-7月份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进行“葫芦河肃反”,捕了黄子文、蔡子伟等人。当时,有人提出要处死黄子文,在习仲勋和爷爷等人的坚决反对下,才没有杀他。7月25日,在阎家洼子召开的陕北和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上,在习仲勋和爷爷的支持下,会议通过了谢子长释放黄子文、蔡子伟等人并恢复他们工作的建议。

10月,南梁梨园堡正式建立了陕甘边苏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爷爷受命参加学校创办工作,先任军委参谋长兼任军事主任,后任军委参谋长兼任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学校干部有马文瑞、龚逢春,蔡子伟、李登瀛、李启明等。学校共办过三期学员班。第一期在华池县梨园堡,后两期迁至南梁地区豹子川的张家岔。红校第一期有三十余名学员,其中有排长、班长,编为第一、二、三共三个班。第二期有七十多名学员,编为六个班。第三期共一百二十多人,八十多人是来自红二十六军三团、义勇军、骑兵连及游击队的班、排干部和政治指导员、政治战士,另外四十多人来自地方赤卫军,编了一个赤卫军训练班。

红校教学内容有军事、政治、文化。军事课基本上根据中央红军教学精神进行训练,主要根据革命战争和游击战争的实际需要进行。赤卫军训练班重点讲设岗放哨,传递信件,侦察敌情,盘查行人,捕捉敌探。政治课主要讲“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怎样分配土地,“古田会议决议”,“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文化课主要是学习识字。干校学员毕业后无论军事素质、政治素质还是文化素质,都有较大提高,他们后来都在各种不同岗位发挥着领导和骨干作用。

11月4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梨园堡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等领导机构。军委主席刘志丹,爷爷任军委参谋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勋,赤卫军总指挥朱自清,政治秘书长蔡子伟。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红军,创建新苏区,深入土地革命和武装群众等问题的决议案。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在周家硷召开,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惠子俊(未到会)任书记,郭洪涛任组织部长兼秘书长,高岗任宣传部长,张秀山任组织部副部长。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副主席刘志丹,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朱子休。周家硷会议决定统一两个特委、两支红军的领导,集中红军主力在陕北与敌作战。

为了贯彻周家硷会议精神,红四十二师三团、义勇军再次北上。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在战斗中负伤离职休养,边区特委调爷爷代理红三团团长。这时,红军军政干校第三期学员毕业,便大部编入红三团。

当时,蒋介石调集了4个正规师,33个团,加上民团约有五万兵力,妄图四面包抄,步步进逼,把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一口吞掉。

红四十二师三团和郭宝珊、任浪华率领的义勇军于1935年4月中旬到达陕北赤源县黄家峁、王家渠一带与红八十四师会合,组成主力兵团。5月3日,在安定县玉家湾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在刘志丹的指挥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

西北红军转战八百里,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对西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这次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战斗中,爷爷带领的红 26 军 3 团,与贺晋年任团长的红 27 军1 团,是西北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团,是刘志丹手中的两只铁拳,在解放六座县城的战斗中,打了许多硬仗、恶仗,立下了赫赫战功。尤其在这次反围剿的转折之战——吴家寨子、马家坪战斗和攻打靖边县城的战斗中,爷爷带领的红 26 军 3 团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在吴家寨子战斗中,我军与白军相持不下,形成对持。爷爷向刘志丹建议由3团组织一个突击队,直插青皮梁之敌的心脏,并自告奋勇,亲自担任突击队长。爷爷和团教练张文舟带突击队奋勇冲杀,经五六个小时激战,终于将敌84师501团第3营郭子封部全部歼灭。这时,将敌84师500团第3营左向亨(敌师长高桂滋姐夫)部围困在吴家坪的中共秀延县中心区委和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派人来请主力兵团前去参战。前指领导表示对被围敌人的情况不了解,无胜算把握;而且刚打完吴家寨子一仗,部队需要休整,不同意再打马家坪这一仗。在爷爷和1团团长贺晋年的坚决要求下,刘志丹率领主力兵团前往马家坪,约两小时就将左营全歼,我军仅牺牲1人,负伤3人。吴家寨子、马家坪战斗共歼敌1300余名,缴长短枪1200余支、轻机枪63挺、重机枪2挺、八二迫击炮两门,还俘虏了瓦窑堡和安定县城敌驻军500团团长李少棠和营长叶英贤的老婆孩子们等军官家属。爷爷以前在高桂滋部搞兵运时候认识李少棠和叶英贤,红军执行优待俘虏政策,送回了他们的家属。当晚,500团团长李少棠就把安定县城第1营守军和永坪镇第2营守军以及进犯秀延、赤源的部队全部撤回瓦窑堡。安定县遂成为西北红军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在攻打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王牌军坚守的靖边县城时,战斗陷入胶着状态,若不能尽快解决战斗,敌人援军赶到后我军就会陷于被动。爷爷决定亲自率突击队攻城。经刘志丹批准,爷爷率突击队攻入城内,贺晋年率领红1团随即跟进,干净、彻底歼灭了这支“强军”,解放了县城。靖边攻克以后,保安县城的国民党守军望风而逃,保安县城得到解放。

1935 年 7 月,战事稍缓,爷爷又受命赴延川永坪镇,创办西北红军干部学校(后改称陕甘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担任校长,张秀山、郭洪涛先后任政委。后来,军校和中央红军干部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爷爷任红大步兵学校校长。1937年,红大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即现在国防大学的前身。爷爷成为共和国军事教育的开创者之一。

9月底,爷爷回老家吴家寨结婚探亲时,受党组织的委托,夜间到瓦窑堡城下向守军敌 84 师 500 团团长李少棠和营长叶英贤喊话。爷爷喊话后,城里老百姓纷纷传说“吴老虎”(爷爷的绰号 ) 带领红军主力打回来了。当时,瓦窑堡守军已经被赵通儒带领的谢绍安红四团和瓦窑堡军民围城三个多月,陷入粮尽援绝的境地,已如惊弓之鸟。听说“吴老虎”带领红军主力打回来了,又得到劳山战役我军胜利的消息,更惶惶不可终日,遂于 10 月2 日连夜弃城逃往绥德,瓦窑堡获得了解放,后来瓦窑堡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中心,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由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又是抗日战争的出发地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爷爷和他的战友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阎红彦、马明方、马文瑞、贺晋年、郭洪涛、张达志、王世泰、张秀山、张策、黄子文、黄子祥、刘景范、黄罗斌、张文舟、高锦纯、马佩勋、马云泽、刘约三、杨重远、王泰吉、杨森、杨琪、拓克宽、白锡林、胡廷俊、强龙光、强世卿、高鹏飞、李妙斋、高岗等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来源:中国网中国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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