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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雪山草地行军记》等文的杨定华是谁?

发布时间:2017-8-29 字体:设为默认 浏览次数:6206次

廉臣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杨定华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三篇文章,是20世纪30年代最珍贵的长篇长征回忆实录,是人们了解、学习和研究红军长征历史的重要资料。

过去,人们知道这三篇文章的大致内容,但对三文作者“廉臣”和“杨定华”却不知为何人,现已查明,“廉臣”即是陈云;那么,“杨定华”究竟是谁呢?目前仍是一个未解的谜。

去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陈宇等同志曾对杨定华写的上述两篇长征文章做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认为杨文是“系统介绍长征的经典连载报导”,这是切合实际的评价;但对杨定华其人,则尚未辨明,“难于结论”。由于在参加长征的红军指战员名录中未见有“杨定华”之名,因此,对他产生了不同的猜测。有人认为杨定华即是杨之华(瞿秋白爱人),因《雪山草地行军记》在《救国时报》首发时署名“杨芝华”,但该报第二次连载此文时便改署“杨定华”,一直沿用此名至该文第25期连载完。应该指出,杨之华并没有参加长征,是不可能写出这样重要而生动的回忆文章的。有人认为杨定华是陈云的化名。陈云虽参加了长征,但在1935年6月初红一方面军渡过大渡河沪定桥后,中共中央便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随后他又从上海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没有在长征中跋涉雪山草地的经历,更没有随红一方面军去甘肃和山西,因而他不可能写出像杨定华写的详细回忆红军长征后期行动的文章。

杨定华虽不是陈云,但杨定华撰写长征回忆文章,显然是受了陈云文章的影响。杨定华在1936年6月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前言中说:“最近读到巴黎《救国时报》,和读了廉臣先生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忽然想起海外言禁或不如国内之严,因先就我记忆最深的雪山草地行军一段事情写了下来作为投稿,其余要是我有时间而巴黎《救国时报》又有篇幅的话,我也可以再写”。后来杨定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雪山草地行军记》后又写了《由甘肃到山西》一文,便是他实现“再写”心愿的表现。

陈云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时化名廉臣,佯称自己是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后在红军中作医务工作。杨定华发表《雪山草地行军记》时乔装自己是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无线电机务员,后在红军中做无线电机务工作。他俩乔装化名的目的是为了躲过国民党等统治当局的耳目,便于文章能在国内外广泛流传。

后来,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在巴黎的《全民月刊》、《救国时报》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救国时报》编辑部应读者的要求,征得廉臣和杨定华的同意,决定将《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山西》三文合集为《长征记》一书出版。《救国时报》对该书作了热情的推荐和高度的评价:“本书虽为笔记体载,然举凡红军西征时沿途之军事形势,以及山川地形,风物人情,民族习惯,红军之组织与策划,红军克服困难之精神与方法,红军作战经过,红军西征之政治意义,读者皆可于本书中见其大概。中国人民抗日红军为我中华民族之伟大力量,早为中外所共认,故本书不独可作为文艺作品读,且实为珍贵之史料与检阅民族力量之宝鉴。”

巴黎《救国时报》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海外创办的一张有影响的大型中文报纸,然常为经费困难所苦,故编辑部曾公开登报向读者募捐求助。廉臣和杨定华响应编辑部的号召,于1937年7月31日出版的《救国时报》第114期上发表《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和《杨定华启事》(捐赠《雪山草地行军记》、《由甘肃到山西》两稿版权)。为此,《救国时报》特登《本报鸣谢启事》,对廉臣和杨定华表示感谢,称“两先生不吝珠玉,允许将其大作由本报刊印,同人业已深感荣幸,乃复蒙念及本报经费困难,自愿牺牲稿费,高风厚谊,更深感佩。同人除已专函鸣谢外,合登报端,以彰义举。”

从以上《救国时报》刊登的捐赠版权启事和鸣谢启事中可以看出,廉臣和杨定华实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这两人都有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经历,都曾向《救国时报》投稿,同《救国时报》有联系,他俩的捐赠版权启事同时发表在该报,他俩之间似也有某种联系。廉臣(陈云)当时是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而杨定华是否也在同类或相近的机关中工作呢?引入深思。从他俩所写的长征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对长征中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都很熟悉,对长征中召开的重要会议精神的传达和贯彻(如遵义会议、毛儿盖会议等)的记载甚是准确(如《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说俄界中央政治局会议“获得了绝对的一致”)。对红军在长征中的重要战略行动(如红军渡金沙江、大渡河北上,红一、四方面军达维、懋功会师等)都有确切的记载,对红军部队的本质特征、军民关系、民族政策都有深刻的论述,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他俩不是红军中的一般干部,而是熟知党和红军内情的高层领导人。事实上,长征中的廉臣(陈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了遵义会议、扎西会议、会理会议等中央重要会议,后去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复赴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尚有王明、吴玉章、康生、潘汉年、邓发、滕代远、张浩、孔原、欧阳生、周和生、宋一平等。在这些成员中,除陈云、潘汉年、邓发参加过长征外,其余都没有参加过长征。然而,潘汉年和陈云在1935年春夏之际,便先后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和莫斯科工作,未能走完长征全程,只有邓发走完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邓发在长征中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参加了遵义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榜罗镇会议等中央重要会议,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时,他任红军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等。因此,邓发撰写红军长征后期行动的回忆文章(《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山西》)的可能性最大。如果再从上述文章中对邓发等领导的第三纵队活动的详细报道,就使我们可以看出杨定华就是邓发化名的端倪。

杨定华在《由甘肃到山西》一文中说:“我从来行军都是随着第三纵队走的。”杨定华自称是随叶剑英(第三纵队司令员)和邓发(第三纵队政治委员)领导的第三纵队行动。因此,杨定华在文章中对第三纵队从甘肃到陕西的活动记载颇为详细和具体。文中有些地方就直接写出邓发等的具体活动情况。如邓发和叶剑英、杨尚昆在通渭游艺联欢会上讲话的情况,邓发和叶剑英、彭德怀在铁边(角)城山头上观察追敌骑兵的活动情况,邓发和叶剑英、蔡树藩、张经武在老爷山寺庙宿营的情况,邓发、叶剑英在保安县吴起镇附近的陈光、刘亚楼司令部住宿的情况,等等。杨定华的这些具体记载使人感到是否是邓发的“夫子自道”呢?

杨定华在文章中,特别记载了直罗镇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干部黄甦。黄甦和邓发都是广东人,早年共同参加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等,是亲密的战友。黄甦长征刚到陕北便不幸牺牲了,使邓发甚为悲痛,他为此写了《追悼我们的黄甦同志》一文,发表在《斗争》第78期上。而杨定华在文中记述黄甦的牺牲和经历,便是邓发这篇追悼文章的简述,杨定华的这段文字就是邓发文章的缩影。

回顾1936年初,中共中央准备派代表去苏联汇报中国政局和党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彭德怀已率部渡黄河东征抗日,在陕甘根据地后方瓦窑堡的周恩来等根据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派邓发为中共代表经新疆赴莫斯科。4月13日,周恩来将这一决定电告在前线作战的毛泽东、彭德怀征求意见。4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回电说:“邓发同志去苏联以快些动身在夏天到达并取得结果为好。”(《邓发纪念文集》第53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6月间,邓发化名杨鼎华,自陕北启程,经西安、甘肃、新疆前往苏联。到达莫斯科后,邓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党和革命的情况,随之参加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1936年夏邓发从陕北去苏联时,化名杨鼎华。而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的化名是杨定华。“定”与“鼎”是谐音,杨定华正是杨鼎华的谐音,这两个化名不都说明正是邓发一个人吗?

此外,我回忆起一件同成仿吾同志谈及《雪山草地行军记》一文的往事。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帮助成仿吾同志整理长征回忆资料时,曾向成老问及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一文中记载他和毛泽东、彭德怀在草地夜晚篝火旁讲述革命经历一事。成老简单回忆了当时草地夜晚露营的情况后,顺便说:这是邓发他们写的。现在提起这件尘封多年的往事,我觉得对弄清杨定华是否是邓发的化名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在中央苏区,成仿吾和邓发是熟识的战友。在中央红军长征离开瑞金时,邓发作为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负责人,曾到成仿吾等所在的干部休养连作临行前的政治动员,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对邓发的这次风趣幽默的讲话做了生动的描述,而杨定华在上述两篇长征回忆文章中也再三提到成仿吾,这决不是偶然的随笔,是战友间难忘的亲切的记忆。

根据以上有关资料,我初步认为杨定华即是邓发的化名。为得到充分的论据,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搜集资料和考证,希望熟悉这一情况的老同志和同行不吝赐教。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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