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历史网
首页 > 人物述林   >   正文

西北革命的播火者

——纪念李子洲同志诞辰118周年

中共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委员会

发布时间:2017-03-04 字体:设为默认 浏览次数:2484次


image.png


image.png

邓小平同志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革命英烈丛书《李子洲》题写的书名


 193510月,因“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而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落了脚,扎了根,中国革命从此走向了新生,走向了胜利。

据有关记述,193512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被错误的“左”倾肃反关押而在党中央制止下刚刚获释的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刘志丹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救了陕北”,毛泽东则说:“志丹同志,感谢你们!是你们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有了落脚点。是我们回到了家嘛!”还说:“陕北贫穷,但陕北也值得骄傲。穷则思变,要革命。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也好,是搞革命的好地方。西北的革命也是从这里闹起的。我看呀,这里就是咱们红军、共产党的发祥地。” 19454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又高度评价陕北道:“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

每当人们回顾中国革命的这段历程,就不能不去思考:在中国革命史上做出如此特殊贡献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她的“根”在哪里?最早的革命火种是由谁播下的?答案是明确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根”,就是1924年创立于陕北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我校前身,以下简称“四师”)的中共党团组织,是李子洲在这里播下了日后熊熊燎原的革命火种。

 20101223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革命的播火者”、著名的组织活动家、革命家、教育家,我校第二任校长李子洲同志诞辰118周年。我们怀念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更缅怀他不朽的英雄事迹和他所创立的宏伟基业。


五四爱国运动的先锋


1892年的1223日,李子洲同志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城一个贫苦的小手工业者家庭。名登瀛,字子洲。幼时由于家贫,直至12岁时,才上学(私塾)1910年春,高小毕业的李子洲赴关中的三原宏道学院求学。次年辛亥革命爆发,到西安准备考学的李子洲由于西安动荡不安而回绥德,同一批青年参加了哥老会办的民团组织,巡城放哨,与土匪斗争。1912年春,已经是20岁的李子洲再赴西安,考入三秦公学日文预备班读书,以求留学日本。终因经费难以筹足而无奈转入中学班学习。其间受到三民主义进步思想的启蒙与影响。中途因家贫回绥德任劝学所视察员。后来家庭经济状况稍有好转,并得到地方公费资助,他得以重返三秦公学继续学习。19155月,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风雨飘摇的政治局面,使年青的李子洲再也不能安坐书斋了。他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眼下国难当头,有志男儿应当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于是,他便联络了刘天章、魏野畴、杨晓初、赵国宾、杨钟健、杨明轩等同学,在校内校外散发传单,发表演说,积极参加到陕西民众反日、反袁、驱陆(袁世凯的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的斗争之中。

1917年夏,25岁的李子洲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此时的北京大学,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化、新思想聚集的中心。李子洲在这里积极地参加了哲学会、雄辩会、新闻研究会、进德会、体育会等社团组织及其活动。

李子洲在北京,和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同学们寓居在三眼井吉安所左巷6号院。和他们一墙之隔的7号院住的是湖南新民学会在京成员的住所。当时,陕西与湖南的这两个进步社团的成员相互之间接触频繁,经常在一起进行学术思想的交流。每天茶余饭后的闲暇时间,李子洲同刘天章、杨钟健等陕西学子便与湖南的毛润之(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肖三等人聚在一起谈论国家、民族、天下大事,谈论苏联十月革命,及至马路消息、生活趣闻,彼此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他们的思想感情在一次次的交流、争论中贴得更近了。正因此,双方之间有了深入的了解。况且,李子洲还年长毛泽东1岁呢。曾经在19184月与毛泽东等共同发起成立新民学会的五四运动主要参加者、1920年初参与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在李大钊指导下参与创建北京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担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及中共北京区委委员的中共最早党员之一、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一级教授罗章龙(学名敖阶,号文虎,字仲言,曾化名“纵宇一郎”)在文章追忆道:“毛泽东同志虽然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但他和我们都对李子洲等人有很好的印象,特别是对李子洲的印象更深一些。别的姑且不论,单从身材、长相、胡须、举止诸外形方面来看,李子洲与李大钊十分相似。我们一谈到李大钊,便很自然地联想到李子洲了。李子洲喜欢散步,他常背抄着手在巷道里踱来踱去的情景,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学·中庸》上曾有过‘北方之强’、‘ 南方之强’之说。我们觉得李子洲等人具有‘北方之强’的气质。他们质朴,豪侠,勇敢,坚强,言必信,行必果。李子洲他们对我们湖南同志的印象也极好,谈话中常夸我们敏于事慎于言,好学深思,具有‘南方之强’的特点。”

1919年春夏之交,传来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首先起来的是北京的大中学生。53日下午7时,李子洲等北京大学千余名学生及北京其他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聚集在北京大学法学礼堂集会至深夜,决定于5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李子洲和段锡朋、方豪、罗章龙、张国焘、许德珩等10余人被大会推举为五四游行大会主席团成员。会后,他们各自投入所分工负责的各项准备工作。4日早饭后,李子洲等便和同学们整队出发。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前,集聚了3000余人的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在这个过程中,临时形成了以湖南新民学会、辅仁社和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在京成员为主的行动小组。李子洲与刘天章、罗章龙、易克嶷、匡互生[字人俊,号务逊,又号日休,在被聘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并实际主持校务时曾打破师范学校教员必须有大学文凭的限制,破格录用师范附小主事(教员)毛泽东任教]等人带领游行队伍冲在最前面,密切注意着情势的变化。下午4时许,游行队伍赶到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曾经手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原外交次长曹汝霖住宅,只见朱门紧闭,连临街的窗户都用铁丝网封着。李子洲他们要求曹汝霖出来对话,曹则龟缩在家,死活不肯出来。僵持不下中,他们商议用踩“人梯”的办法入内。于是,李子洲跟着匡日休第二个跳进曹宅,他们和罗章龙、呼延震东等人进入后打开大门,游行队伍一拥而入。结果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们误将章宗祥当曹汝霖而围殴了一顿。当发现误打后,为泄愤用火柴将曹汝霖卧室的丝罗蚊帐点燃……这便是史上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

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报信的反动军警赶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有31名学生和1名市民被捕,多人被打伤,李子洲亦受了伤。带伤的李子洲和呼延震东等同学返回寓所后,立即商量营救被捕同学和今后斗争的步骤。当晚,北京大学立即召开学生会,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李子洲被推举为干事。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李子洲负责联合会的总务工作。7日,“五四运动”中被捕人员获释。1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举行总罢课,继续与卖国集团作斗争。5月下旬,全国许多地方的学生代表陆续到京,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屈武和李伍亭到京后,李子洲和刘天章等详细地向他们了解了陕西学生运动的情况,并领着他们与北京学生运动负责人面谈,特别是领他俩看望了李大钊同志,使他们深受鼓舞。

此后,李子洲还积极组织和参与了“救国十人团”活动。527日,李子洲再次组织领导北京学生代表及山东、天津、陕西来京学生代表数百人包围新华门总统府,向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联合请愿活动,现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请愿示威一直坚持到午夜,徐世昌始终避而不见。李子洲便鼓动学生们“不见徐世昌誓不罢休!”“坚持到底,才能胜利!”学生们的爱国行为感染了过往的群众,也纷纷加入到请愿的队伍中来。在众怒之下,徐世昌虽然勉强接见了学生代表,但却想敷衍了事。学生代表屈武激愤陈词,以头撞墙,做出“血溅总统府”的壮举。迫于爱国学生誓死救国的精神和全国民众的压力,特别是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强大压力,徐世昌不得不于610日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卖国贼的职务,28日最终拒绝了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以胜利而告结束。由此可见,李子洲同志无愧于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的先锋。


共进社的“大脑”


五四运动后,中国一大批首先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学习和传播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也就在此时,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的李子洲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他们所学的《唯物史观》课程的讲授者,便是李大钊同志。从此,李子洲与李大钊就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在新文化运动的见解方面,受到了启蒙、引导和很大的感染,以至于李大钊的品格、作风、生活习惯等等方面,都使李子洲当作自己的楷模。在这位革命导师的引领下,在北京大学追求自由民主、进步科学的氛围里,李子洲如鱼得水。《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国民》、《新潮》、《晨报》副刊等是他最喜爱的读物。他在这些读物中,认真研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李大钊的《青春》、《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以及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并结合作者的演讲报告,受到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滋养,从中领悟到这些新思想正是自己所向往和应该追求的。

1920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经受党组织派遣于1925年来我校的王复生便是该研究会最初的19名成员之一,1924年夏应李子洲之邀到我校任教的王懋廷(王复生胞弟)也曾是研究会的法文翻译。研究会在党的“一大”之后便公开活动了,李子洲是研究会公开后最早报名参加的骨干会员之一。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北京大学二院西斋的两间房子为活动场所,被他们称之为“亢慕义斋”(德文译音,即“共产主义小屋”)。这里距陕西与湖南的两个进步社团的住所吉安所左巷可谓“近在咫尺”。这也成为李子洲等共进社成员踊跃参与研究会各项工作的一个十分有利的地理因素。据罗章龙同志回忆,凡研究会组织的活动,“李子洲等人是莫不积极带头参加的”。李子洲曾多次到长辛店、保定及铁路沿线的一些地方进行演讲和调查研究、了解民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了组织工会、发动罢工斗争各项工作及悼念“二七”死难烈士等活动。

这时,陕西的政局也是急剧恶化。为了使全国民众能够比较全面和深刻地了解陕西的社会情形,李子洲等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成员们先是将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整理油印后进行散发。随着形势的发展,经过酝酿筹备,他们于19201月创办了《秦钟》月刊,由李子洲负责发行工作。《秦钟》致力于介绍新知识于陕西,唤起陕人的自觉心,公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刊物虽然仅发行了6期,但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这年的8月,陕西发生了闻名全国的“评孔风潮”。西安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王授金因拒绝在孔子诞辰纪念日带学生赴文庙朝拜而遭免职。获此消息,李子洲和刘天章、魏野畴等11位陕西旅京学生联名致信陕西教育厅长郭希仁予以谴责。到19215月,在陕西省内外广大进步学生的强烈反对下,郭希仁被迫下台。通过参与这场斗争,李子洲等旅京学生对创办刊物和社团组织及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将已经停办的《秦钟》月刊改为《共进》半月刊,于192110月正式出版发行,李子洲继续负责发行工作。一年后,即1922年的10月,他们正式组建成立了政治性的社团组织——共进社。《共进》成为共进社的机关刊物,将原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的宗旨改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使《共进》不囿于地方观念,进而扩展了视野,为动员广大青年学生乃至民众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共进社虽然在五四时期是出现较晚的,但却是在全国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政治性社团组织之一。《共进》半月刊自192110月创刊,至19269月停刊,先后更动过三次版型,共出版105期。每遇重大政治性活动和专门问题,还分别出特刊和增刊。刊物的发行在李子洲的周密筹划和努力下,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并远达日本和东欧许多国家,销量达四、五千份。共进社组织先后在天津、上海、南通、武汉、开封等地建立了共进社分社,社员达千余人。陕籍的共进社社员毕业回陕后,陆续在西安、三原、渭南、华县、绥德、榆林、延安、南郑等地建立分社,有些地方的分社还出版刊物,其势蔚为壮观。也正因此,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极端仇视。1926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大共(共产党)小共(共进社及《共进》半月刊),都是一共”为由,封禁了共进社,43名在京的共进社社员被捕入狱。持续五年之久的《共进》半月刊亦被迫停刊。

在《共进》半月刊及共进社的创办和整个发展过程中,李子洲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共进》半月刊及共进社的创办,都是由李子洲最早提议的。在共进社的初期,共进社有“四大金刚”之说——李子洲被称为“大脑”,刘天章为“小脑”,赵国宾为“赵龙”,杨晓初为“杨虎”。李子洲之所以被称为“大脑”,是大家公认他目光远大,勤于思考,善出主意、想办法,旗帜鲜明,敢说敢为,是共进社的顶梁柱和主心骨。李子洲作为共进社的主要负责人,社务工作本来就十分繁重。但他还能够尽量抽出时间,先后以“李登瀛”和“逸民”署名为《共进》撰写了《陕西师范学校应改革的几点》、《释教育的意义》、诗歌《施、林及“二·七”被害诸烈士追悼会有感》、《澄清内政运动中的外交问题》、《纪念五一》等近10篇稿件,针砭时弊,抨击黑暗,引领青年和民众。

同时,李子洲参与领导的共进社还十分关心陕籍旅京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为解决陕北穷苦学生的住宿问题,李子洲联络呼延震东和刘含初等人召开同乡会,就延安、绥德等县会馆的管理组织了管理委员会,制定了会馆居住条例,改变了以往会馆被少数官僚豪绅的眷属所占据的局面。为方便陕籍学生考学,共进社还专门办了一个补习班。李子洲亲自担任国文、史地等课程的辅导工作……

正是由于他的杰出表现,1923年初,经李大钊和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同志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北革命的播火者


1923年夏,李子洲同志从北京大学毕业,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受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的委托,回陕开辟革命工作。他先应三原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之邀,到该校任训育主任兼教国文课。郝梦九是李子洲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并且和他一起在共进社共过事。加之渭北地区曾经驻扎着反对北洋军阀的靖国军,他们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该校的不少教师都是北京的一些大学的毕业的,有的还是老同盟会会员或共进社社员。所以,这里新文化运动的基础很好,学术空气甚浓。李子洲同志便积极协助郝梦九校长制定了改进教学方针和扩建学校的计划,把他的办公室兼卧室插在学生宿舍的中间,经常和进步青年进行交谈,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1924年春,李子洲应杜斌丞校长之邀到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教国文和历史课。榆林中学是当时(我校创办前)陕北23县唯一的一所中等学校。在李子洲到来之前,魏野畴已经在提倡白话文、宣传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李子洲和王森然在杜斌丞校长的支持下,一起商议改革教学的方案,探讨榆林军政方面的事态和国内外新近发生的事件,广泛接触青年学生,给予积极的宣传教育和启发指导。在他们的倡导下,榆林中学的学生们成立了青年文学研究会。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等学生曾经提出过许多激进的主张。论题涉及社会、文学、历史、时事等诸多方面。还筹划创办《榆中旬刊》和《塞声》杂志,并推荐学生的优秀作品在《大公报》和天津的《新民意报》发表……每逢星期天,李子洲经常和王森然等人带领学生一起到城外考察社会底层的民情。经过考察,回校和杜斌丞校长商量组织平民学校,由榆林中学的学生义务任课。还请杜斌丞找驻榆林的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

在榆林中学期间,李子洲还结识了杨虎城,曾经给他送过一些京津沪出版的进步书刊,鼓动了杨虎城的爱国热情。

短短的两个来月的时间,他们就使得榆林中学的面貌出现了新的生机。当年杜斌丞在榆林红石峡岩壁镌刻“力挽狂澜”四个大字,即含有对李子洲的赞誉和希望,曾经传为佳话。

19245月,由于上年创立四师发生学潮,加之校长高竹轩的健康状况,李子洲接到从省城西安发来的公函,任命他接任四师的校长职务。

李子洲之所以被委以此职,除了他在京、陕颇有影响之外,或许与他在四师创办前的努力也有一定的渊源——

1922年夏,李子洲同志得悉陕西当局拟成立第四师范学校,但是办在关中还是陕南还未定下来。他看到在陕北23个县,当时只有一所榆林中学,各县小学毕业学生远出升学极为困难。而绥德地处交通枢纽,且是当时陕北人口最多的县份(时陕北23县总人口为约108万,绥德即达近15万)。因而发动陕北旅京津学生,力争把四师办在陕北绥德。李子洲、呼延震东作为陕北旅京学生代表,白超然作为陕北旅津学生代表,三人乘暑假之便,回陕北榆林各地,向政教各界说明将四师开办在绥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得到了当时陕北知名人士杜斌丞等许多人的支持。于是,共同向陕西省政、教当局力争,终于把四师争取设到了绥德。

肩负历史使命回陕的李子洲,不仅主要参与了将这所学校争取办在的绥德努力,而且也对师范教育有过专门的研究,曾经在《共进》上发表过题为《陕西师范学校应革新的几点》和《释教育的意义》的专论。对这所上年才创建的学校的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在接到任命后,他就决心要办一所革命的学校,创建陕北革命的基地。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聘请一批进步教师,作为改革旧教育和培养革命人才的依靠力量。他很快拟定了一份聘请名单,以及准备寄往《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招聘启事。专程去北京大学找到当年同窗好友王复生(云南祥云人,1921年北大入党),拜访了李大钊同志。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四师招聘教师的启事。他向李大钊报告了绥德的情况,并请示建党工作。中共北京区委遂批准由李子洲、王复生和王懋廷(也是北大学生,1922年由邓中夏介绍入党,1923年被派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组成陕北问题工作小组,并将王懋廷由咸林中学派到四师任教,协助李子洲开展工作。指定李子洲和王懋廷为北京党组织直属特别通讯员,在陕北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因当时陕西还没有党的组织,所以决定李子洲、王懋廷与北京党组织直接往来,并定下秘密通信方法及地址。

在教师招聘工作方面,聘请了杨明轩为教务主任,常汉三为训育主任,还有田伯荫、韩述勋、李瑞阳等人。他们有的曾经是李子洲在三秦公学的同窗好友,有的是在北京共进社的同学同事,有的则是由北京党组织指派的。这些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人才的到来,使四师的教师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

李子洲把办学校看作是开辟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他认为,把一所学校办好,本身就是革命。所以,“要尽最大努力首先把学校办好,把功课教好,把学生管好,取得社会上和学生家长的信任”。在1924年农历725日的开学典礼上,他郑重宣示办学目标就是“培养新的师资,改变落后面貌,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他还提出办学原则为:“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如求学而忘革命非真求学,革命而忘求学非真革命。”学校当时所坚持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就是在今天来看都是比较先进和科学的。

在学校管理方面,学校制定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组织大纲》419条,《校务会议规程》、《教务会议规程》、《训育会议规程》、《事务会议规程》,《各课(股)办事总则》及各课(股)《办事细则》,《各委员会通则》及各委员会《规则》,《校务会议议事细则》、《学生请假规约》、《教室规约》、《食堂规约》、《大门规约》等数十项规章制度。实行有教职工代表和学生代表参加的民主管理制度。

在教学及学籍管理方面,制定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则》1066条,明确提出办学宗旨为:“(一)发展青年身心;(二)培养积极道德;(三)注重科学教育;(四)造就优良师资。”就学制、课程设置、学分制、学籍管理等诸多方面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

学校坚持德智体并重,学用结合,学用一致,严以治校,严以教学的教育方针。李子洲同志还提出“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的口号,经常告诫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认真思考。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并且指出师范学校更要注意把教学和实验、实习相结合,做到学用一致。学校十分重视基础学科的教学,规定按时进行月考、期考,十分严格认真。作文及数学、政治等主课考卷,选优“贴堂”(即在教室张贴)或传阅,以作鼓励和示范。三门主课不及格者留级。同时,为了加强对学生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引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如《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没说》等。并在国文、历史和地理等课程的教学中渗透革命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图书馆尽可能多地订购一些进步书刊,并设政治问答栏,学生提出问题,专门指定教师随时笔答,深受学生欢迎。重视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星期日组织学生轮流到附近农村做宣传和调查工作,已经形成制度。这方面,在1924年冬党团组织建立之后,学校更是支持党团组织领导开展了校内及社会大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活动。在校内成立学生会、青年社、青年协会,并把各校的有关团体组成联合组织,成立陕北学生联合会、陕北青年社、陕北非基大同盟;在校外组织平民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建立脚夫工会、手工业工会、总工会、农民协会、小学教师联合会、商民协会、教育促进会、天足会等。在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又组织了“陕北各界对英日惨杀同胞雪耻会”。在孙中山逝世、悼念列宁、“三·一八”惨案、李大钊被害、西安军阀吴新田枪杀学生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后,陕北都举行学生与民众结合的示威游行,造成宣传的浩大声势,唤醒民众起来斗争。曾经迫使地方军阀取消了敲诈脚夫的“骡柜”组织,迫使帝国主义精神文化侵华的基督教关门并交出其所办学校的教育权,迫使井岳秀向被其儿子殴打的学生赔情道歉……民众剪辫,妇女放脚,革除封建束缚,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赤化”空气充盈陕北,是北方较早形成革命高潮的地区之一。李子洲被人们称为“西北的守常”(李大钊字“守常”),四师成为名副其实的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被称为陕北的“上海大学”。

   1924年的10月,李子洲以给四师办理交涉为名赴榆林,与杜斌丞、王森然等密商,先说服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将其所部改称为陕北国民军,继而又说服井岳秀和杨虎城,由井委杨为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南下关中,参加驱逐刘镇华的斗争,以配合国民军夺取西北。他们还出席了井岳秀为杨虎城饯行的酒宴。当杨虎城率部南下途径绥德时,李子洲又组织四师全体师生和绥德市民在东门外迎接,并在四师举行了欢送大会。会上,李子洲和杨虎城先后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李子洲还陪同杨虎城拜谒了扶苏墓、蒙恬将军墓和南宋抗金英雄韩世忠故里。杨部开拔时,李子洲带领四师师生和绥德市民欢送到南关外的砭上。

当时的陕北,偏僻、闭塞、落后,处在地方军阀井岳秀的统治之下。1923年榆林中学任教的共产党员魏野畴在校内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学生中组织了些进步活动,便受到井岳秀的敌视和社会上守旧势力的反对,不到半年就被迫离开榆林。绥德虽然距榆林二百多里路,但依然在井岳秀的虎视之下。李子洲同志作为校长,特别是作为肩负着特殊历史使命的校长,他要完成好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用足够的精力来与上层多方周旋,尽力营造一个能够开展工作的环境。所以,在开辟革命工作方面,除了总的领导和重大问题的决策外,具体的组织活动都交由王懋廷进行。1924年下半年四师开学后,王懋廷即积极开展活动,在青年师生中发现和培养党、团员发展对象。于10月间报经北京党组织批准,首先发展了英文教员田伯英入党。也是在10月,李子洲等先后吸收白明善、杜嗣尧、李明轩、马瑞昌、罗百福、栾本朴等加入共进社,并建立了共进社绥德分社。后陆续在清涧、米脂、神木、府谷、定边、葭县(今佳县)、肤施(今延安)、延长、保安、横山等地发展了共进社组织。共进社绥德分社的建立,为绥德以至整个陕北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李子洲和王懋廷便开始了具体筹建党团组织的工作。约在11月前后(据许多亲历者回忆,具体时间不详。因无完整准确的原始文献资料记载而无法考证)按照中共三大章程关于党的基层单位是党小组的规定成立起党的小组。由于当地军阀井岳秀经常注意在绥德的四师,为保证李子洲以校长的合法身份来庇护这块党的基地,李子洲在党内就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用李子洲自己的话说:“我以校长身份办理交际,铲除环境障碍,修平活动道路”。王懋廷任国文教员课程较重,又要致力于发展青年团组织,搞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于是,党小组长便由田伯英担任。

   192410月,北京冯玉祥倒戈,孙中山应邀北上发动国民革命。在北京的于右任要派人到榆林做争取井岳秀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李大钊便于1925年初派耿炳光(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先到榆林。耿炳光在榆林工作收效甚微,遂到绥德四师,看到李子洲领导的四师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便与李子洲在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起陕北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绥德(四师)支部,直接归中共北京区委领导(由于离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太远,交通不方便;西安当时国民党统治得比较严密,似还没有党的组织,至少是没有党的领导机构。而北京则有李子洲、王懋廷和李大钊的关系,且太原也已经有了党的组织,绥德经太原到北京联系比较方便。所以归中共北京区委领导)。支部书记则仍由田伯英担任(一说支部成立时为李子洲,开学后即由所任英文课课时较少、又不易引人注意的田伯英担任支部书记),王懋廷负责宣传工作。不久王懋廷又介绍李瑞阳入党,负责组织工作。

   党组织组建后,便进一步发展党员。不仅在四师校内发展,而且向社会发展。1924寒假期间,王懋廷发展了绥德籍榆中回家的学生张肇勤、李登宵入党,还在井岳秀驻绥德和瓦窑堡的石谦部队中发展党员,并陆续建立了瓦窑堡李象九部队支部和榆林中学支部。

1925年,是党中央要求“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的一年。有关党史研究机构从四师教员和学生中的党员档案中查到的1925年的党员就有教员田伯英、韩叙勋、李瑞阳和学生白明善、杜嗣尧、马瑞昌、李明轩、马明方、马瑞生、霍维德(校工)、邓重庆、高光祖、赵通儒、王兆卿、冯景翼、王进峰(校工)、崔凤荣、白作宾、乔国桢、张肇繁、杨应举、杜衡、王士英等。这年的春夏之交,在党员增多的情况下,李子洲遵照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将中共绥德(四师)支部扩建为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简称中共绥德特支),书记田伯英,宣传王懋廷,组织李瑞阳,下辖四师支部(四师校内另设支部,9月辖五个党小组)、榆林中学支部、李象九部队支部。榆林中学支部和李象九部队支部也发展有刘志丹、郭洪涛、武开章、王季明、张心斋、李象九、阎红彦、史唯然、雷恩钧、呼延震西等党员,使陕北党员数达40多名。1925 8月(农历7月)王懋廷回了北京,中共北京区委又派遣其兄王复生来四师任教,协助开展党的工作。


 陕北的党组织建立以后,先后派遣白明善、杜嗣尧赴上海大学学习,乔国桢到河南洛阳军官学校学习,马明方等到杨虎城在陕西耀县创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学习,刘志丹、张肇勤、郝常有、柳长青、杨国栋、霍世英赴黄埔军校学习(霍世英后转入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还派遣许多党团员到国民军中做兵运工作。1925年下半年在帮助国民党发展基层组织的过程中,又把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县从事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年底应李象九的请求将党支部负责组织工作的李瑞阳派到驻宜川的石谦部队搞军运工作。之后陆续在葭县、神木、府谷、定边、安边、横山、米脂、清涧、延川、延安、宜川及至山西汾阳、宁夏银川等地创建了中共党团组织。1926年春,中共北方区委再派李大钊的英文秘书蔡楠轩来四师任教,负责组织工作(后任绥德地委书记)。

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王懋廷又以主要精力在学生中大力发展团员。首先物色发展了思想进步、出身贫寒、年龄较大的白明善、杜嗣尧、马瑞昌等成为团员,于192412月上旬成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SY)绥德(四师)支部。到下旬,支部团员发展到14名。于是,王懋廷于1229日给在上海团中央任组织部长的邓中夏(是王的入党介绍人)写信请示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因当时北京团组织出了问题,被中央宣布解散。故向上海团中央请示)但由于人数未达到规定要求而未获准。王懋廷遵照团中央来信,于1925225日将SY绥德支部改建为CY(共产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别支部,直属于上海团中央局。书记王懋廷(兼),宣传田伯英(兼),组织李瑞阳(兼)。下辖四师、榆林中学、瓦窑堡李象九部队、肤施(即延安)和葭县等支部。4月,王懋廷再次报告团中央请示成立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又因规定条件变化而未获批准。遂根据团中央的指示精神,将共青团陕北特别支部改称为共青团绥德特别支部。仍直属于共青团中央局,领导着陕北的团组织。5月王懋廷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到:“榆林支部已经组织就绪。现时人数绥德23人,榆林9人,望瑶堡(即瓦窑堡)4人,葭县3人。四师学生已参加陕北学联。共青团绥德特别支部全体同志加入青年协会社会科学部,每周开会一次,讨论马列主义及社会问题。”根据514日党中央和团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可以兼团员”的通知精神,四师凡25周岁以下的共产党员大都又加入共青团组织,被兼任团组织的领导职务。党组织的许多工作和重大社会活动也多由团组织出面进行。

经过半年多的发展,共青团陕北(绥德)特支领导陕北各地发展团员达70多名,经团中央批准,共青团绥德特别支部于8月改建为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共青团绥德地委),仍由团中央直接领导。10月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团中央将陕北的团组织划归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但由于陕北与豫陕区委机关驻地开封联系不便而实际上并未具体领导,陕北的团组织仍继续向团中央报告工作。19262月改归团北方区委领导,到4月才接上关系。

   以上可见,陕北的中共党组织和团组织是从不同的两条线发展的。党组织是在李大钊关注下从北京这条线发展的,团组织则是与团中央邓中夏直接联系从上海这条线发展的。这成为陕北党、团组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这样的一所学校,在革命战争年代,培养了以安子文、刘澜涛、马文瑞、马明方、张达志、贺晋年等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以及著名作家柳青、著名爱国女杰杜岚等众多的优秀人才,有七十多名学生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全国以革命先烈命名的几十个县中,以四师学生命名的就有陕西的子洲县、重远县和山东的赵镈县。

image.png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习仲勋同志题词(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前身即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image.png


习仲勋同志夫人齐心校友(中)20006月探访母校并题词


192612月,李子洲同志奉调到西安参加筹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和改组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的工作。19271月,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2月,出任西安中山学院副院长兼总务长,和院长刘含初一起积极“培养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人才”,在尔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下旬,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在西安成立,李子洲同志任委员并负责组织工作。在他和战友们的努力下,不到半年时间,中共党团组织在陕甘40多个市县普遍建立,党员发展到2400多人,陕西的农民协会会员达70余万人,仅次于湖南、湖北,成为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省份之一。6月下旬,冯玉祥下令在陕西进行“清党”,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此前,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区执委会成立陕西省委。7月初,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成立,李子洲同志任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他受省委派遣,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代表省委起草了《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请示》,请求中央选派有能力的干部来陕西工作。827日,张太雷代表中共中央接见,他详尽地汇报了陕西党组织的状况。不久,携带党中央发给陕西党组织的“八七”会议文件和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离开武汉。9月上旬回陕后,向省委常委作了传达。926日,和耿炳光主持召开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检查和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在陕西的影响及危害。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成员,李子洲同志除继续担任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外,还负责省委的军事工作。会后,他和省委其他领导人一起积极筹划武装起义,于10月在清涧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1月,又参与渭华起义的准备,和省委秘书主任刘继曾共同起草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五号通告》,具体领导筹划了渭华起义。当发动农民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相继派出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等军事干部,去洛南县三要镇,到共产党员许权中担任旅长的军队工作,又从地方上抽调了一大批党团员充实许旅的力量,并指示许旅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之机相机起义。5月,刘志丹、唐澍、许权中率部开赴华县高塘镇,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与已经举起义旗的渭华农民武装相结合,在渭华地区建立了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

192811月,省委书记潘自力被捕,李子洲同志代理省委书记。他和战友们认真总结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重新部署全省的革命斗争。1929年初,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李子洲同志和其他负责人先后被捕。在狱中,李坚贞不屈,使国民党反革命派一无所获。

李在入狱前就已积劳成疾。入狱后,国民党新军阀和狱警、狱吏对其进行了残酷的折磨,使他胃病加重,又患伤寒引发肺病,身体十分虚弱。难友们劝他用济难会的经费买些滋补药品,他婉言谢绝。通过看守和狱外友好人士的帮助,他给在家乡的妹妹李登岳写信表示:“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618日病逝于狱中,年仅37岁。


历史不会忘记


罗章龙同志曾经在回忆文章中就李子洲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评价道:“李子洲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拓荒与播种者、奠基者;党在这里扎根很深,这里的群众基础相当雄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足迹遍十一个省区,最后能得以在陕北落脚,站稳脚跟,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渊源的。仅此一点,李子洲同志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是的,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李子洲同志,他的丰功伟绩已永载史册——

1940年,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了李子洲同志墓碑“陕北共产党发起人李子洲之墓”。

19415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绥德城内树起“李子洲纪念碑”。

19429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将绥德县立图书馆改为“子洲图书馆”,林伯渠主席亲笔题写了馆名。毛泽东同志亦题词称李子洲同志为 “陕北共产党奠基人”。

   19442月,“绥德分区人民为纪念西北革命元老李登瀛同志,呈请边区政府将绥西(亦名西川)办事处改设为县治,用李登瀛同志的字‘子洲’为县名”(见《解放日报》民国卅三年二月七日第二版),设立了子洲县。

1956年,党和人民政府在绥德县城西大理河畔修建了子洲陵。现在每年清明节,绥师师生及绥德各界群众、各中小学学生都要前往祭扫和追思。

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革命英烈丛书《李子洲》,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了书名。

1991年,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设立了“李子洲奖教奖学金”。奖励做出突出成绩的学校在校师生员工和校友。

1993年,农工民主党党员,我校王俊春校友设立了“李子洲助学金”,资助绥德师范、榆林中学、镇川中学、米脂中学、绥德中学和子洲中学考入国家正规高校法律专业的优秀困难学生。

2005年,新华社联合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和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媒体,共同推出《永远的丰碑》大型主题宣传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优秀代表人物、革命英烈和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从21日起,新华社每天播发一篇通稿,介绍一位优秀代表人物的事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每天在固定版面位置刊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每天晚上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中央电视台在每天中午的“新闻30分”节目中播出 (后经中央最高领导提议在“新闻联播”节目播出)。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大规模的、立体的党史人物报道,旨在“缅怀先贤,不忘历史,继承革命精神,共同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这次大型主题宣传活动中,200604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永远的丰碑》栏目播出了《西北革命的播火者——李子洲》专题。

2009年,在由中宣部、中组部、中央党史研究室、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部门共同组织开展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李子洲同志被推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150名候选人之一……

历史不会忘记李子洲同志。

李子洲同志永垂不朽!


        (本文摘编版刊发于20101225日《榆林日报》A6版)

声像资料
创作源自于生活——张亚东

上一篇:怀念杨森同志

下一篇:西北革命的播火者——李子洲

西北革命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