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陕西富平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与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不仅为中共中央和红军提供了落脚点，而且又成为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大后方。特别是在此过程中，习仲勋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脚踏实地，始终把边区的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被毛泽东赞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本文将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习仲勋在陕甘边区的群众工作进行论述。
一、深入农村根据地 关心人民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活动和实践中，习仲勋经常深入农村，调查农村情况，因此他深切“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①。所以，他能够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和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过去领导群众斗争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藏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①。“习仲勋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20世纪40年代初中共党组织给他做的鉴定的一句话。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习仲勋一贯坚持的原则，他始终强调群众的利益是党的最高利益，因此，能够时刻关心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权益，力行于实践之中，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习仲勋始终将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经常深入农村，走街串户，访贫问苦，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体察人民群众的疾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缓民众之所急，解民众之所难。如在南梁苏区时期，习仲勋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在领导边区军民进行建设的过程中，能够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有空就帮群众种地、推碾子，战时带头抬担架。尤其是在制定发展边区的“十大政策”时，就规定农民在分配土地的同时，也要分配苗，因为农民最需要的是苗，如果只分田，不分苗，就会影响农民的生产，降低农民的情绪，还将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配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牛羊的中农；在财经粮食政策方面，鼓励农民成立牧场，养猪喂羊，发展生产，对于红军粮食供应的问题，则采取对群众不动员交粮，也不让其交“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的办法，②这样对群众生活方面的细致周到的考虑和照顾，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还密切了苏维埃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其次，关心边区经济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关系边区政权的稳定和群众生活的顺利进行。在南梁苏区，为了活跃边区经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方便边区群众的交易，边区政府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设立了集贸市场，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并发行苏区钞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货币的困难，保证了边区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每逢集日，习仲勋都要到集市上去看交易情况，探讨活跃市场的办法，力求为当地群众提供一个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交易市场。时任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去转一转，群众每每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①
最后，重视对边区群众的文化教育。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非常重视提高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他亲自发动群众办学校，推动了农村青少年教育的发展。首先在荔园堡的转嘴子办起了陕甘边区的第一所列宁小学，没有教材，老师自己编写，通俗易懂，很受边区群众的欢迎。校舍简陋，师生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克服困难。以后，又在太白、荔园堡川等地相继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边区政府还十分重视成人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为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了不定期刊物——《红色西北》。并且在兴办学校，发展边区教育的同时，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将政治思想教育同文化知识教育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给边区群众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宣传革命知识。现在南梁地区一些老人还清楚记得政治教材上开头的话：“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两导师……”②以及有关党的方针政策，而这些正是学校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提高边区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和革命觉悟，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建立群众组织 发动群众斗争
革命是为了解放人民大众并以人民大众为革命基本力量的，革命过程就是党和人民结合的过程。胡乔木曾说，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并不等于农民自然地就追随共产党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的发动和人民对革命的拥护和参加，是共产党人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在边区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习仲勋每到一个地方总是首先发动群众，建立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然后领导群众，进行分粮、分地、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等群众斗争，打土豪除恶霸，掀起农村革命斗争的浪潮。
渭北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后，习仲勋担任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在他和其他革命同志的领导下，工、农、妇等群众团体成立，其中农民联合会里不仅有雇农、贫农、中农，也有富农，妇女联合会里也有富裕家庭的妇女，广泛地团结了能够团结的力量。在农村群众组织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习仲勋带领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分粮分地的群众斗争和抗日救亡活动。在渭北武字区和心字区，农民被发动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粮食，并分配给生活困难的群众。与此同时，渭北特委先后召开联席会议、代表会议，学习讨论苏维埃土地法，研究讨论分配土地问题，从而使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并且，根据地还通过“教育促进会”，举行群众集会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的妥协政策，从而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和爱国热情。
在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习仲勋“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会、赤卫队和游击队”①。以贫苦农民和少年儿童为骨干的农民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先后成立起来，在站岗放哨、肃特反霸、维护秩序、保卫斗争成果、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革命群众组织的壮大和发展，对边区土地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在65年后曾评论说：“仲勋是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他又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为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②
在南梁苏区，习仲勋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①张策谈起当时和习仲勋在一起工作的情形时说：“我到南梁以后，就在当地群众中活动，村村开会，村村讲演。接着习仲勋也来了。我们一同在南梁郑大爷家里过完春节(1934年春节)。经过一春的工作，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民团、雇农会等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②在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过程中，习仲勋深知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于是指导各县成立土地委员会，紧密团结贫农团和雇农工会，调查各村土地占有情况，宣传土地政策，丈量核实土地，组织领导群众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分配给贫雇农和缺地少地农民。并且在分配土地时，习仲勋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整天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很快就将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使玉皇庙、白马庙、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地分配土地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大大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激发了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激情。在分配土地的同时，也划分了阶级成分，群众对自己的阶级成分极为重视，习仲勋在繁忙的工作中热情接待因划定成分等问题来访的群众，及时纠正政府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偏差。
三、发展游击队 开展游击战争
武装是革命之本，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是进行农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有力保证。因此，在进行群众工作的过程中，习仲勋特别重视对游击队的创建，并且带领游击队员在陕甘边区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在支援群众运动，打击地主武装和民团，配合正规红军开展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渭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将特务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他担任政治指导员，队伍主要活动于三原、富平、耀县一带边界地区，同时他将武字区游击队改编为第一支队。游击队力量的壮大，对于打击地主武装，肃清反动势力，维护根据地的秩序，起到重要作用。“因为游击队的扩大，所以群众斗争也急剧地开展起来，游击运动的呼声也深入到渭北各地群众斗争中……”①习仲勋率领游击队到武字区后区周围开展武装斗争，杀豪绅，驱逐催粮要款的差人，使得国民党政权不敢在那里收粮收款，游击队的活动在与群众的分粮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使当地的革命运动形势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照金革命根据地时期，由于习仲勋和其他革命同志的艰苦创建，游击队伍发展到一、三、五、七、九、十一等支队以及淳化、旬邑等十二支游击队，根据地的游击运动在耀县、淳化、旬邑等地开展起来。边区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大大地补充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对于配合正规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的军事“围剿”，起到重要作用。在陈家坡会议上，习仲勋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主持了这次会议，会后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正式统一了对游击队的领导，此后游击队和红军主力在特委的直接领导下，以崭新的阵容展开游击战争。首先歼灭驻让牛村、庙湾的雷天一，夏玉山民团各一部；继而突袭柳林民团，打响了胜利的第一仗，迫使进攻苏区的反动民团纷纷后撤，并在旬邑县底庙地区歼灭国民党地方民团一部，智取旬邑县城张洪镇，击毙民团团总，处决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及一批恶绅，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果实。陈家坡“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订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②
到南梁地区后，习仲勋深入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在原有游击队的基础上派出吴岱峰、刘约三等人去组织保安游击队，王子良去整顿合水游击队，吴亚雄去建立安塞游击队，杨培胜组织义勇军，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在习仲勋等革命者的正确领导下，陕甘边区根据地在发展的过程中迅速壮大，到1934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革命政权。正规红军四十二师已由成立时的两个团500多人，发展到5个团2000余人，各地的游击队亦有1500余人，仅南梁地区赤卫军就发展到18个大队。①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为了捣毁根据地，扼杀苏维埃政权，国民党政府调集西北军阀加紧对苏区进行“围剿”，其中1934年对南梁根据地大的“围剿”就有3次，每次投入兵力都在万人以上，人数也是陕甘边区正规红军和游击队的数倍，在此期间，习仲勋组织群众，将根据地的粮食、农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赶进山林隐蔽，实行坚壁清野，袭扰敌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先后解放边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成百个据点，对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和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起到重大作用。
总之，不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习仲勋都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他坚持认为革命是千百万民众的事业，只有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才能够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他始终将群众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深入农村，密切联系群众，建立革命的群众组织，开展反对农村地主土豪剥削和压迫的群众斗争，唤醒人民群众求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革命斗志；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运用于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之中，建立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为边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提供有力的保证；他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将群众的利益看成党的最高利益，最终赢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作者：李转，女，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载：《陕甘边根据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