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张国焘、刘仁静、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等代表，走进上海法租界一条僻静小马路上的望志路106号 （后改名为兴业路76号），代表党员50多人，开始了一场开天辟地的卓绝斗争。
1923年春，应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邀请，共产党员魏野畴（陕西兴平人）从华县咸林中学到榆中任教，成为陕北早期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同期，李子洲在北京大学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陕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4年春，李子洲、呼延震东、王森然等应邀到榆林中学任教，积极支持刘志丹等青年学生开展革命活动。夏，李子洲被任命为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很快使绥德四师成为陕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主要阵地。冬，中共陕北第一个党组织——绥德四师小组创建，成员有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等。
1925年初，陕北第一个共产党的支部——中共绥德支部，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指派的北京大学共产党员耿炳光（陕西澄城人）特派员的指导下成立，指定李子洲为支部书记，直属北京区委，绥德逐渐成为陕北的党的活动中心。夏，在李子洲的主持下，中共绥德特别支部成立，田伯英任书记，李瑞阳负责组织，王懋廷负责宣传。除领导绥德四师校内的3个支部外，还领导中共榆中支部、中共榆林特别支部、中共店镇支部、中共定边支部。白明善、乔国桢、杜衡、李明轩、邓重庆、马明方、霍维德、刘志丹、郭洪涛、刘景象、杨国栋、周梦雄、周发源等都是这一时期入的党。
1926年初，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延安中学）建立中共延安特别支部。成为延安最早的中共地方组织。6月8日，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书记田伯英，组织蔡南轩，宣传赵少西，隶属中共北方区委。
1927年3月14日，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书记耿炳光，组织委员李子洲，宣传委员魏野畴，农委书记亢维恪，军委书记陈家珍，中共绥德地委归其领导。5月，中共榆林地委正式成立，书记马云程，组织郭洪涛，宣传周家干，隶属中共陕甘区委。中共五大后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区委，成立中共陕西省委，7月举行成立大会，耿炳光任书记。同月，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井岳秀开始在陕北清党，许多共产党员被通缉，绥德、延安、榆林3个地委和许多基层党组织先后遭破坏。11月，中央陕西省委根据“九.二六”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的严密党的组织、整顿组织工作是陕西党的第一重要工作精神，决定成立陕北党、团特委，指导陕北地区各县的工作。
1928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召开陕北党代表会议，选举成立特委，并派陕西省委委员杜衡（又名杜振庭，佳县人）。到陕北任特委书记。杜衡到陕北后，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先后在绥德与冯文江、赵通儒接谈，布置了任务，然后赴米脂、榆林、神木、清涧等地巡视检查，帮助恢复整顿党、团组织。4月中旬，在各方条件基本成熟的情况下，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在绥德县西川苗家坪（今属子洲县）大理河南岸的南丰寨古庙里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和团陕北特委。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有：杜衡、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李文芳、张蜀卿、柴培桂、赵通儒、景仰山、师应三、苗仰实等十几人。延安、延长代表团因路远未到，特邀代表白明善、马瑞生、张鸿锡亦因故未到（据赵通儒回忆材料，出席会议的还有朱幼康、窦增荣、李蓉鉴、王兆卿、薛尚英、李登霄、苏维祥、崔怀珠、周发源等人）。
会议由杜衡主持，首先举行了预备会，研究通过了陕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议程。会议开了三天三夜，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精神。与会代表分析了陕北政治、军事形势、各派军阀的实力和矛盾，讨论了在学校中宣传马列主义，领导学生运动，开展对反动派的斗争；在旧军队和土匪帮会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开展兵运工作；在水手、船工、煤炭、脚户和城镇工人中组织工会，领导其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等工作问题。杜衡作了政治报告，指出白色恐怖虽然严重，但敌人统治力量还是很薄弱的。会议还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当前任务，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军事工作，农、青、妇运等工作的原则决议。决定当前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积蓄力量，开展斗争，恢复和建立扩大各级组织机构，讲究秘密斗争策略，加强对党员的训练，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普遍建立农村党支部。会后选举成立了中共陕北党、团特委：书记：杜衡；组织兼农运委员：冯文江；军事委员：杨国栋；宣传委员：马瑞生（实际没能到特委工作）；青年委员兼团特委书记：焦维炽；候补委员：白明善、赵通儒。
特委成立后，管辖榆林、神木、府谷、米脂、绥德、清涧、延安、延长8个县委，安定、保安、镇川3个直属区委，一个直属支部，共有党团员800余人。特委机关设在米脂县城内。
中共陕北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将陕北革命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共陕北特委的建立，对于领导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为恢复和发展陕北党、团组织，统一陕北党、团的组织领导，使陕北的革命力量从敌人严重破坏下迅速发展起来，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榆林红石峡会议
1929年4月至5月间，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榆林红石峡天门洞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杨国栋、刘澜涛、冯文江、贾拓夫、白明善、李力果、常立德、刘秉钧、霍世杰、乔乃文、韩俊杰、胡颖民等10多人。借于当时残酷的革命形势，为了不易引起统治当局的注意，确保与会同志的安全，陕北特委把会议地点特安排在比较偏僻、便于隐藏的红石峡，并要求出席会议的人员进行化装，分散进入会议地点，会前特委派多人从井岳秀司令部附近到红石峡沿线，设立隐蔽岗哨，严密监视国民党的行动，以防意外发生。此次会议集中批判了陕北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单纯结交白军军官的所谓“军事工作”观点及其右倾错误思想，重点讨论了加强革命武装斗争的问题，确定武装斗争可以有白色的（白军工作）、灰色的（土匪工作）、红色的（公开组织革命军队）三种形式，主要以搞白军工作为主。同时决定加强党对灾民分粮、吃大户运动的领导，广泛推进农民运动。会议撤销了杨国栋中共特委代理书记职务，决定由刘志丹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
红石峡会议是中共陕北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陕北党组织开展活动指明了方向。会议之后不久，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在延安高崇义小店召集李含芳、王之环、高鹏飞、高岗、高崇义、冯世光等军运负责人开会，听取军运工作汇报，指示要把学运转移到军运上来，积极准备在井岳秀八十六师驻榆炮兵营发动兵变，以建立革命武装。
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绥德合龙山会议
1930年10月初，为传达贯彻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北秋收斗争的策略决议》精神，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合龙山古庙召开。这次会议在陕北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出席会议的有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中共北方局交通杨璞和中共中央派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孔祥桢，陕北团特委代理书记常黎夫以及特委和各地有关方面负责人高维翰、苏士杰、刘澜涛、常立德、崔田夫、杨重远、惠泽仁、张德生、张肇繁、崔玉瑚、霍维德、李文芳等 20余人。
会议决定合并党、团、工会、农会组织，成立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书记赵伯平，军委书记孔祥桢。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行动委员会正副总指挥。会议同时决定以绥德、米脂为中心，进行秋收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制造舆论，举行暴动，并发动神木高志清部武装起义。
合龙山特委扩大会议，虽然执行了王明 “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使党的组织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迅速得到了纠正，从而走上了正确的革命轨道。党在农村的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以井岳秀为首的陕北反动势力，为陕北武装斗争的兴起、发展和根据地的开辟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解放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刘澜涛、习仲勋、马文瑞、张达志、崔田民等老同志，在来绥德视查调研工作期间，亲自登临合龙山，回忆战争岁月，讲述革命传统。合龙山，也是陕北近代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遗址。
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佳县高起家洼会议
1933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陕甘革命武装，陕北军阀井岳秀派兵清乡“剿共”，实行保甲政策，妄图将革命力量全部消灭。加之革命队伍内部，由于个别领导人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强令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结果惨遭失败，整个西北地区形势险恶。
由陕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组成的中共陕北特委为了针锋相对地开展武装斗争，尽快扭转被动局面，决定召开第四次特委（扩大）会议。
1933年7月22日，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佳县县城西北约15公里的刘家山乡高起家洼村共产党员高录孝、高录忠家里的掌窑内召开。这是一个有5孔窑洞的宅院，会议就在西起第二孔窑的掌窑内召开。
这次会议是陕北革命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革命转变时期的一个光辉里程碑。
出席会议的特委成员有马明方、马文瑞、王兆卿、毕维舟、崔逢运、鲁学曾等；还有各地区党组织的代表，如崔田夫、崔田民、高朗亭、赵福祥等；佳县代表张达志、高长久、张岗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主持，主要议题是：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对陕北工作的指示精神；总结特委工作；在分析陕北革命斗争形势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如何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问题；选举了新的特委委员。
会议决定：（一）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粮、抗捐税、抗租债的群众运动；（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红军；（三）普遍组织农民联合会、互济会、妇女会、赤卫队、少先队、游击小组，向敌人进行各种斗争；（四）打土豪分田地，没收豪神地主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劳动农民；（五）建立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活动比较成熟和巩固的地区，建立革命委员会，建立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六）大力发展党和共青团的组织，恢复和加强县、区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党在各方面的领导作用。
会议增补张达志、崔田民、崔田夫、高长久四名同志为特委委员。
会议共开了4天，会后特委成员迅速分赴神木、府谷、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延川、安定（今子长）等地开展工作。从此，各地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迅速在陕北大地形成燎原之势。
高起家洼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标志着陕北特委对武装斗争由组织准备向武装起义转变；标志着陕北游击战争由秘密向公开转变；它对陕北武装革命和陕北苏区的建立起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