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苏区红军遭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时，我父亲担任闽浙赣军区组织部部长、红军第五分校政委、洋源兵工厂政委，与方志敏一起执行阻击敌军的任务。方志敏率领部队北上，父亲奉命带领红军游击队在磨盘山区戈阳一带打游击，牵制敌军。坚持了八个月弹尽粮绝，突破封锁线时，父亲和游击队员跳岩坠入草丛，被搜山的敌兵抓住。在被押往九江俘虏营路上，一辆汽车坏了，父亲见机行事帮着修好了汽车。到了俘虏营审讯他时，父亲谎称是给红军干修理活儿的。敌营长弄不清我父亲的身份，又让他修理收音机来试探他，父亲也给修好了。敌营长相信了他不是带兵打仗的，放松了对他的看管。1935年秋天，父亲逃离俘虏营，脱险回到上海。
父亲找到他在上海特科时的朋友蔡叔厚，在蔡叔厚与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的鼎力帮助下，父亲住进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上海愚园路的住所，疗伤治病恢复健康，同时寻找中共中央。
那段时间，父亲用英语、德语与同住的国际友人交流，还给房屋制作安装了电动报警装置并做其它工作。他们很喜欢我父亲，与我父亲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为躲避搜捕，史沫特莱又协助父亲躲进了宋庆龄家。
父亲住在宋庆龄家与这位伟大的女性有过几次交谈。谈到了他在德国和苏联留学的经历和感受，和几年前在上海地下工作的往事，谈到红军对蒋介石围剿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在中央特科工作时，曾与董牧师有过工作交往彼此很熟悉。1936年3月中旬的一天，董建吾约父亲见面。见面后董说：“张学良将军托人来上海找中共中央的高层关系，探讨抗日救国问题，希望去西安面谈。孙夫人（宋庆龄）想到你是合适的人选，让我来征求你的意见。”
之前张学良在洛川秘密回见过中共代表李克农，开始了与中共的接触。但他认为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在上海。他告诉董建吾说已经委托在上海的李杜将军帮助寻找中共中央关系，希望请到一位中共高层负责人来西安面谈。董建吾回上海向宋庆龄汇报时，宋庆龄推荐我父亲。父亲听完董建武的话，认为面见张学良事关重大，表示考虑之后再作答复。
父亲当时考虑：张学良找共产党密商抗日，究竟有多少诚意？党中央对张学良会有怎样的态度？如果代表中共高层与张学良对话，必定涉及两党两军关系的重大问题，他应该怎么做？父亲想：自己是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逃犯”，而张学良是国民党剿共司令，刚出狼窝又入虎穴，去西安就是在冒险。父亲反过来又想，张学良毅然易帜归附国民政府，结束了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中东路事件”起因也是他想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但他觉察出有日帝挑唆后，于是不顾国民政府、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反对，果断同意停战议和。可见张学良是个能够审时度势、以国家事为重将军。而且九一八事变后，他背负失地国破，亡父家仇，遭国人唾骂的羞辱，东北军广大官兵一直想打回老家去的愿望，肯定对张学良有很大触动，迫使他不愿打内战，而要举旗抗日。所以父亲认为张学良要抗日、要了解共产党的主张是有几分可信的。去？还是不去？父亲思想斗争很激烈。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不了被砍脑壳。”同时父亲还考虑，去西安离陕北就近了，有利于找到党中央，回到自己的队伍。即使进不了陕北，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身为共产党员，向有爱国心的少帅陈述国共应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政见，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父亲独自做出决定：接受张学良的邀请，到西安去。
初见张学良知己者相逢
1936年3月20日，刘鼎随张学良的高级参议赵毅到了西安张学良公馆，在西楼二层的小客厅与张学良见面。我父亲首先向张学良表示感谢，说“感谢张将军派人专程去上海迎接。有机会同将军见面，个人感到荣幸。我这次来西安，是为了听取将军对团结抗日的意见，将军有什么要了解的问题，我可以谈谈个人的见解。”
没想到，张学良马上以非常严肃的口气对我父亲提出了三个问题：“刘先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我有问题想请教：一、你们共产党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二、中东路事件，你们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可是你们知不知道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很惨？三、红军流徙到了陕北，闹得人心不安，而陕北在东北军的防区内，东北军不能不管，红军却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你知道吗？”
我父亲看到张学良火气很大，提出的问题比较严重，不可贸然答复，便慎重地说：“我对将军如此坦率深表钦佩。将军提的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考虑一下。明天详细答复你。”张学良表示同意。
第二天，父亲再会见张学良，诚恳地对他说：“昨日将军提出三个问题，确实重要，我也愿意向将军坦陈我的见解，供参考。第一，张将军身为东北军边防司令，率领几十万大军，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骤然，张将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间，沈阳失陷。不到四个月，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怎能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吗？中国共产党与全国民众的态度一样，不能置身事外不表示意见。将军国恨家仇系于一身，怎么能甘心丢掉东北家乡？明白人都理解将军的苦衷，使你受辱的不是别人，而是误于蒋介石先生的不抵抗政策。第二，关于二九年的‘中东路事件’，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苏联被迫自卫，是正当的。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在东北扩张势力，面对有条约的中东路管理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就是亲日反苏。苏联对张将军的谴责，也绝非无中生有，张将军恐是代人受过。时移事易，将军大可不必萦怀。世人皆知，孙中山先生曾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正是在苏俄帮助下，才造成国民党统一南北的武力，蒋介石先生还不是背弃信义转而反苏了吗？可见天下事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三，东北军背井离乡，已够凄凉，又被最高当局驱使打内战，成了‘剿共’大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红军受了很大损失。红军在陕北自卫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苏区和红军的损失相比，算得了厉害么？红军是有人民支持的不可战胜的新式军队，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须知，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剿共’，让东北军与红军厮杀，是‘借刀杀人’，同时也是‘一箭双雕’，借此削弱以至消灭东北军。共产党同蒋介石打了十余年交道，深知他那一套剪除异己的阴险手段，究竟是红军对东北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对东北军‘厉害’，还望将军深思。”
父亲看张学良在用心听，就继续说：“如今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际。将军当有深切体会。为今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张将军和东北军最大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圈套，也可以一洗‘不抵抗将军’的恶名。是将军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将来抗战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青史，首占一页。”
父亲说完以后，张学良沉思了一会儿，对我父亲说：“刘先生的谈话很诚恳，你的见解不同凡响。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你是我请来的朋友，就住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我们慢慢地说。”我父亲说：“将军过奖了！我愿意为将军贡献绵薄之见。但有一事相求，就是请将军提供方便，送我去陕北，我须把在将军处所得向中共中央汇报。”张学良说：“这不成问题，马上我们可以一同去陕北，去陕北前我们先到洛川住上几天，好好谈一谈。”当天，张学良就带我父亲和他的几个随从军官飞往洛川。
洛川是西安通向陕北的门户。张学良来洛川与中共秘密接触，必须迷惑南京方面并避开国民党特务，他以推进“剿共”军事为名，报请南京批准在洛川设立了“西北剿共前进指挥所”。父亲在他的笔记中这样记述：“……我到西安的第二天，他（张学良）就搁置一切公务和我到洛川王以哲军部。在洛川我们连续长谈了十几天，他把我引为知己，敞开心扉，达到无所不谈的地步。”
根据父亲的笔记，张学良对我父亲的谈话涉及以下这些情况：
保定见蒋。1933年初，日军进而入侵热河，威慑华北及平津，全国人民力主抗战，南京中央、上海工商界都有表示，热河誓师，中央军也有行动。张学良认为时局大变，很兴奋。寄予希望。1933年9月，由于中央军也北上参战，张学良很兴奋。哪知在保定见蒋介石时，蒋不谈抗战，反而逼张学良下台。张学良认为所有前端的热情，不过是诱他上圈套，好逼其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一台把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有机会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可恨。张学良说：因此，在保定从蒋介石的车厢一出来，我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嚎啕大哭。
回忆“九一八”。张学良说:“日寇发动进攻，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电令我勿扩大事态。我既已“易帜”随蒋，中央政权在蒋，军权在蒋，外交权也在蒋，我能违抗蒋的命令而单独抵抗吗？不，不能不听从他。我保存了蒋的电文——‘九一八’令我们不抵抗的电文。”
回忆出国。张学良说：我辞职后，蒋让我出国。我第一想去苏联，但被拒绝了，于是转而去德、意。在德国希特勒表现冷淡，谈得不多，接触不深。在意大利时，墨索里尼热情接待。墨表现出一些压制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有一次他对我说，“一次工人群众示威，他们团团围住我的房子。一时紧急，或纵火或打进房来都有可能，但我住在楼上。镇静不动，他们无可奈何，没办法，只得自己退了，散了。”
回忆沈阳兵工厂。张学良说：沈阳兵工厂是东北军长期经营、准备依靠它打天下。建厂时费时费劲，找这国找那国，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德国，投下大量资金和人力，才把工厂办成，并逐渐发展，为关内所无，全国独有，设有枪厂、弹药厂等。九一八时，炮厂已能大批产炮，一排排地被日本人夺去了。这比损失什么财产都痛心”。
回忆调西北。张学良说，《何梅协定》丧权辱国。何应钦坐镇北平，强制东北军调离华北，蒋介石不可能让东北军入驻华南。里外两层加压，不能不去西北。自离己的家乡越来越远，日本鬼子最高兴，我东北军官兵，最不高兴。西北苦寒，又是当地军队的地盘，简直是逼人跳井！去西北不仅与家乡越离越远，与鬼子隔离开，而且被命令去“剿共”，并高喊“攘外必先安内”。军令能违抗吗？不能不去。辱剿共幸而获胜，还有抗日希望，至少可暂时保存实力，留有后望，奈何一站而败，接二连三，损失惊人，如此下去，不仅抗日无望，侥幸图存，亦失所望。而且南京马上给我冷遇：撤番号、减军费，更使我东北子弟想不开，老家让给鬼子，撵到西北来，等于发配。前线官兵自发地停战，心情忐忑。觉得红军善意合作，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而上面却硬逼送死。这正是亲着痛，仇者快的蠢事。作为东北军的统帅，就不敢强下命令以至激起兵变，更何况我和部下深有同感，因此，不能禁止前线与红军联欢，对上却不能不敷衍塞责。实际顶牛。敷衍一时尚可，顶牛长久不行。近来“西北不稳，暗通红军”的风声传遍全国。
张学良对苏区的情况也很想了解，问我父亲：“国民党及其军队等级森严，与旧军阀没有什么区别，红军官兵怎么区分？你们党内也有大党员和小党员之分吗？”“苏区一夫一妻制如何实现的？国民党法律就允许所谓‘爱情亲属’，一央多妻是合法的”。由此又谈到欧洲的女权、政治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父亲都尽其所能给以详细回答。大到国家前途、抗日战略、军队建设：小到恋爱、婚姻、家庭等生活迭事；远及欧美、苏联的历史、现状，近到东北军的内幕乃至个人隐忧等等，无所不谈，常常是信马由缰，有时谈话变成了闲聊。他们谈话并不总在会客室里。一日三餐两人同桌吃饭，边吃边谈，有时两餐之间身不离桌，直到勤务兵非收拾饭桌不可的时候才中断一下。有时坐累了，就到洛川城墙边上去边散步边谈，不知不觉就是几圈。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父亲明白，他们绝不是在闲聊。到洛川来天天长谈，张学良最关心的是联共抗日问题。共产党究竟是怎样的人？与共产党共事能联合到什么程度？有多少前途？为此，他要通过谈话多多地了解中共的理念，了解中共领导的红军，了解中共的政策和策略，了解中共对抗日的决心和可能预见到的前途。他正在思索着一个重大的抉择。
例如：张学良很想知道中共是怎么治军的，说：“红军活动的地方多是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的边远山区，穷乡僻壤，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部队还能打胜仗，还能扩充队伍；即使打了败仗也不溃散，即使打散了还能很快聚拢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红军哪来那么强的战斗力？”
父亲说：“首先，应该看到，红军的组成确实与一切旧军队不同，红军主要的是由农民游击队发展起来的，它的士兵不是招募来的游民，而是来自土地革命后的农民，这种士兵经过教育有阶级觉悟，懂得为谁打仗。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土地、家庭和苏区政权，所以作战勇敢、吃苦耐劳，遵守纪律。
“第二，红军有共产党的领导，有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制度，实行官兵平等，政治、经济民主，所以部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不仅每个指战员英勇无畏，而且各部队之间能协调配合，这样就有战斗力，就可以采用特有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第三，红军是为广大民众的利益奋斗的，因此能得到广大穷苦民众的支持，同人民群众建立起鱼水关系，群众密切配合红军作战，保障后勤补给和兵员补充，这是任何其他军队无法相比的……”
父亲尽可能详细地介绍苏区农村的土地革命情况，政权组织情况以及社会、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情况……
张学良说：“在武昌，我读过点马列主义的书。知识分子和工人接受马列主义理论，还不难理解，但农民有的连字也不识，怎么能接受马列主义、矢志革命呢？
父亲说：“马列主义的道理，到了中国的实际中，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兰义，就是要消灭剥削和压迫。中国农民是最受剥削和压迫的，他们的实际感受、实际利益决定了他们愿意接受马列主义，愿意参加革命斗争。”
张学良还问：共产党人有个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搞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你们在“中东路事件”时曾提出要“保卫苏联”，为什么今天还要爱国，还要抗日？是不是一种拢络人心的策略？
父亲说：共产党人不仅是共产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它不仅从工人阶级利益出发，也要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没有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就没有工人阶级和劳动民众的翻身解放，因此，共产党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是从中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的，是真诚的，真心实意的。
父亲与张学良在洛川十多天的倾心长谈，打消了张学良的顾虑，使他对中共和红军的了解逐步加深，相信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出于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根本目的，是不会变的，促使他做出了不打红军、联共抗日的决定。十几天的长谈，也让我父亲感受到张学良不仅有爱国胸襟，还是一位有独立见解，敢于担当，有远大抱负的人，是可信赖的可以携手抗日的朋友。张学良对父亲也很佩服，曾对两个担任“随从军官”的师长说：“刘先生很有学问，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他还对身边的人大发感慨，说："共产党人，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险，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屹立于广阔天地之间！”
参加肤施会谈后被任命中共驻东北军代表
4月9日下午，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带父亲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从洛川飞往肤施。晚8时，张学良在天主教堂门口迎接周恩来和李克农一行。会谈开始前，张对周说：“我从上海请来了一位共产党的代表，刘鼎，刘先生，是否可请来一起谈？”周恩来听说还有上海来的共产党代表，马上表示同意。看到刘鼎时，周恩来和李克农十分惊讶，周恩来兴奋地说：“原来是你啊！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
“恩来同志好！克农同志好！”父亲终于找到了党中央，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
张学良说：“原来你们认识啊？！”
“岂止认识，我们还是患难与共的啊！”周恩来有力地握着刘鼎的手说。
随后，五个人在融洽、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会谈。
肤施会谈内容有：1、停止内战，一致抗一致抗日；2、中共十大施政纲领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3、红军集中出兵华北抗日；4、派代表联苏，并商定了联苏的具体行动；5、订立互不侵犯与通商协定及交通问题；6、双方互派代表，尤其商谈了培养干部问题。张学良欢迎中共派代表常驻他那里，并希望多派干部到东北军工作。
4月10日清晨4时，会谈圆满结束。告别时，张学良拿出一本《申报》纪念创刊60周年时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并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
肤施会谈结束后，父亲回到住房带上他的提包，与张学良、王以哲握手道别后随同周恩来去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路上，周恩来兴奋地说：“出乎意料，出乎意料，谈得真好啊。想不到张学良这样爽快，是个有决心、有勇气的人，真是出乎意料！"父亲说周恩来还详细了解了他与张学良在洛川的长谈情况。途中大雨耽误赶路，周恩来立刻发了3封电报给党中央，报告肤施会谈结果，特别提到刘鼎与张学良的谈话很投机、关系很融洽。
4月12日，父亲随周恩来到达瓦窑堡。瓦窑堡是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后的第一个落脚点。这时，毛泽东、彭德怀等还东征在山西战场。在瓦窑堡的中共高层领导有张闻天、博古、邓发、凯丰等，都十分关心周、张肤施会谈的情况，13日上午，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大家对会谈取得的成果很满意。
周恩来把刘鼎介绍给参会的同志。又说张学良希望我党派一位得力的人常住他那里，以便随时联系并给他以帮助。大家知道我父亲已经同张学良相处了一段时间，关系十分融洽，且身份在东北军中没有暴露，是个最合适的人。于是，会议决定派刘鼎作为党的代表，继续去张学良处工作。
父亲要从瓦窑堡返回西安了，临行前周恩来嘱咐他说：“你去当代表，对我党我军十分重要。你与张学良已有了好的关系，要继续推进，要善意地帮助他，一定会越做越好。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第一次出马，一定要做好！中央对你寄予很大期望，努力干吧！帮助张培养抗日干部，这是很重要很现实的事，尽量从他部队中选拔、培训，还要招募些青年学兵，东北军有很好的条件。他确实缺干部，要帮助他做组织工作，东北军一旦有一批好的抗日干部，就能成为一支好的抗日同盟军，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力量。交通路线已经建立，你要检查，帮助保证畅通。与家里的通信联络要及时。密码按照约定的办，小心保密。我们有一批山西钞票，你带出去设法兑换，待我供给部门在西安支用。”
随后，李克农和父亲约定了两套电报密码，父亲全部背下来记在心里。
4月23日早晨，天刚蒙蒙亮，父亲和担任秘密交通的王立人从瓦窑堡出发。父亲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和交通员王立人赶着一头毛驴，载着一个大藤箱，从瓦窑堡动身，经过蟠龙，下午很早就到了桥儿沟。那里有东北军前哨部队的军官接待我们。稍事休息后，就把我们送到了肤施城，有驻军赵团长迎接，他知道我是与张学良一同来的肤施，我就算东北军的人。第二天，他派车送我们去洛川。…到洛川后，王以哲军长接待，他说副司令有事去西安，不日即回，让我在洛川等他。我们住军部的东院，王立人独自带着藤箱，沿交通线直奔西安。
“张学良从西安回到洛川，王以哲马上就引我去见张学良。我又转到张住的西院，张甚感欣慰。他问长问短，问这问那，说不完的话。他说：‘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就回来了。好哇！你就不是我的客人，而是我的固定助手了。真好哇！我真满意呀！这要谢谢周先生。’”
父亲转交了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信上说“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兹如约遣刘鼎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望畛域，直率之处，诸维鉴察。”张学良看完信对父亲说：我们再多住几日，好好谈谈。
父亲笔记：“这是我第二次与张学良在洛川长谈。我与张同吃、同住、同散步；长谈共叙，并且还增加了新内容。在相同的原则下增添了实际内容；在相同的情绪下增添了诙谐与随便。…谈论的话题更多了，有些话题谈得很深入，如，怎样在西北形成抗日局面，要争取联合哪些地方势力，东北军内部还有哪些问题，等等。”
回到西安，父亲被安排往在张公馆院内东楼。张学良叮嘱说：“你是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但这个身份不能公开。你名义上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李杜的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要在东北军内多多活动，多多地帮助我。”张公馆东楼是张学良的办公楼，戒备森严。里面还住着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等人。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中共与张学良西北大联合战略
第一次肤施会谈后，父亲及时向中央发出四封密信，及时汇报他从张学良处了解到的各方新动态和局势的新变化。
5月上旬，中共中央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提出一个以红军和东北军为基础，创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西北大联合，与苏结盟，“战胜蒋日”的战略构想。即反蒋抗日策略。
父亲以电报进行双方沟通并具体协调安排，5月12日晚，周恩来同张学良第二次在肤施会谈。内容是：1、双方密切合作推进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和实施的时间表；2、迅速与西北的地方实力派建立联系，争取他们加入联合战线；3、怎样应付蒋介石要东北军从延安推进至延川并沿途筑碉堡的命令；4、红军一部经陕南向河南发展，请张学良放行并支援红军弹药；5、中共派代表邓发（化名杨鼎华）赴苏联汇报并争取援助，由张学良负责送邓发出陕北经甘肃、新疆赴苏。
开创西北局面的重要条件是取得苏联的赞同和援助。4月和5月的两次肤施会谈，都谈到这个问题，并商定派代表赴苏争取援助。
实现西北大联合战略的关键是争取东北军成为坚定的抗日力量。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加大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力度。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周恩来任书记、朱理治任秘书长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东工委成员还有叶剑英、李克农、李涛、边章五、伍修权等，对东北军上下开展全方位的统战工作。这时，在西安，还有北方局三四月间从京津地区派出的东工委，以刘澜波为书记，成员有苗勃然、朱黎等。父亲仍然是代表党中央在张学良那里协助工作，为保密起见，他不能直接参与东工委的工作，只能在暗中协同配合。
重中之重帮助东北军培养干部
让东北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关键在军队里有一批坚强的抗日干部。
父亲考虑了培养东北军干部的具体工作方案，在他的笔记里写到：“肤施会谈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培养干部：1、创造干部、选拔干部（有坚强团结的干部就有坚强的部队）。2、干部来自下层，经过教育提拔（广大的东北军不愁没好干部）。 3、办短期训练班，较长期的学校为好（半年初见成效，一年会大见成效）。4、教育内容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东北军首先在于改造思想）。5、以领袖讲话、教员讲课为纲，以小组讨论为主。通过小组讨论，让学员们互相学习，自我提高。6、讲课内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殖民主义？可以讲一讲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美国革命的经验。但更要讲中国革命的经验，黄埔军校的经验（反帝、反军阀），红大及抗大的经验。7、关于军官训练，东北军很有基础，但要简化，缩短培训期，重组织管理，严格军队纪律，取消权势，发扬平等精神，提倡爱兵爱民，把东北军改造成抗日人民军队。”
父亲建议首先成立一个政治核心——抗日同志会。张学良很赞成。抗日同志会是个秘密组织。以张学良为中心，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才能参加。它的宗旨是建立东北军政治核心，团结抗日力量，积极推进联共抗日。
五六月间，张学良约我父亲和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开小会，张学良说，现在东北军内成立秘密政治核心组织，定名为抗日同志会，让刘鼎先拟个章程。这样，父亲就名正言顺地参加了策划、发起组织东北抗日同志会的活动，这也是他按党中央要求，帮助东北军加强政治建设的一项工作。在研究同志会人选时，对中共党员要不要加入，我父亲曾报告请示周恩来，也同叶剑英、朱理治等商议过，决定同意刘澜波、宋黎等参加同志会，以便推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迫蒋抗日政策。
经过几个月准备，东北抗日同志会于1 9 3 6年9月中旬在张公馆会客厅秘密成立。首批有17人参加。张学良主持宣誓，誓词是：我决心参加抗日同志会，服从组织纪律，拥护抗日领袖，艰苦奋斗，不辞牺牲，努力向前，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宣誓时，张学良把枪放在桌子上，宣誓后，他郑重地说：我张学良一旦中途不抗日，我的同志任何人都可以枪毙我！会议决定张学良为抗日同志会的主席，应德田为书记，下设五部：行政部长孙铭九，组织部长刘澜波（共产党员），教育部长刘鼎（共产党员），宣传部长苗剑秋，军事部长何镜华。最初的成员17人，到12月发展到70余人，其中有4名师长，11名共产党员。除以上人物外，还有贺奎、宋黎、卢广绩、车向忱、贾国辅（贾陶）、黄显声、赵毅、高福源、董英斌、刘启文、刘桂五、吴克仁、高光玉（高扬）、马占山、杜重远、苗勃然、马绍周等。抗日同志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团级的校官，在西安事变前和事变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父亲提出抗日同志会创办一个抗日宣传刊物，起名叫《文化周刊》，公开发行，宣传抗日。由应德田出面主办，父亲安排由上海介绍来的左翼作家吴奚如任主编。吴也曾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父亲早就认识。
10月下旬，《文化周刊》创刊号出版，吴奚如撰写社论表达张学良、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还报导全国各地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情况。时逢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吴奚如在上海左联时，与鲁迅多有接触，曾一度担负鲁迅和中共之间的联络工作，他在悲恸中写了《遥远的吊唁》寄托哀思，也发表在这一期上。刊物首印5000份，两天内被抢购一空。第二期上发了一篇批评蒋介石对日本侵略“不敢抵抗”的文章，张学良看了很欣赏。
父亲继续联系、组织作者，约请西安的或经过西安去陕北的丁玲、徐平羽和曾在中央特科的陈养山、陈克寒等为刊物撰稿。到西安事变发生，《文化周刊》共办了四期，畅销到西安、兰州和西北广大地区，对大力宣传团结抗日起了作用，张学良对《文化周刊》十分满意。
《文化周刊》出版后引起国民党中央当局的注意，责令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予以查禁。邵得知这个刊物是张学良支持办的，就加以保护，不敢冒昧从事，尽找借口拖延处理。
建议开办军官训练团，父亲的笔记里写到：“张学良很重视干部训练。军官训练团的问题，在他脑子里一个劲地在琢磨，并和我多次谈过。在抗日同成立后，这也是提交讨论的第一个重要议题。因此，到1936年6月初，就确定了训练团地址，委派了筹备人员。第一期军官训练团的名单是由抗日同志会提出的，包括张的一批亲信干部，同志会成员、同志会推荐的一批先进干部，由这些先进干部再推荐的一批中、下级军官。实际上第一期学员名单，基本属于营、团级军官。给我也发了一份委任，我也是第一期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之一。”
“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两军共同举办。王以哲任教育长，第一期编为三个队，一个团部，分别指定了队长。6月中开学，在开学大会上，张、杨都讲了话，主要内容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占领东北、侵入华北，中国危在旦夕，东北军要誓死报仇，披甲还乡，收复失地，保卫中国的独立。会后学员讨论张、杨讲话，控诉日军侵略罪行，追忆同胞苦难，团结人民，团结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联合一切抗日军人、联合一切抗日救亡团体，争取一切国际力量的支持。军官训练团一开始就打开了抗日救亡的局面，气氛热烈，生动活泼，紧张愉快！
通过听课、讨论，全团学员了解了日帝灭亡中国的野心，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从而提高了民族觉悟，下定了拯救国家危亡的决心。同时，通过学习讨论，上下之间了解了互相的心愿，达到了交心的目的。下级明白了上级过去不抵抗的苦心和现在抗日的决心（去掉了戒心）；上级明白了下级“剿共”是痛苦、抗日是心愿（得到信任）。因而提高了士气，增进了团结，达到互信互爱。特别是下级丢开了思想约束，敢想敢说敢干；上级受到下级的启发、激励，敢下最大的决心。有的学员，家在沦陷区，拿出家乡来信，诉说关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逃到关内的缺衣少食，到处流浪，都要求拯救，要求抗日。有时学员的讨论会成了哭诉会。从学员群众中反映出：‘剿共’前线，红军是抗日的，不能打、不忍打、也打不了；有些战士说：不打仇人打友人，气得痛哭流涕，要求回家。张学良与学员同吃、同讨论，不到一个月时间，深感日寇之狠，蒋之阴毒，红军之友善，自己内部却好坏混杂，外患内忧如何对付，难矣哉！”
训练团第一期培训了两个星期，以后又办了两期，每期培训两个月，到西安事变前，共办了三期。从第二期开始，受训学员多是战斗部队的师、团、营、连级干部，每期约五百人。父亲还向张学良建议扩大卫队营，卫队营的人员是张学良认为最忠实可靠的力量；建议加强对“跟车的”将级军官培训。张学良采纳了父亲的建议。
建议张学良组建学兵队。我父亲看到，张学良对王曲军官训练团中的一些旧军官感到失望，便向张学良建议：“只办军官训练团是不够的，应该从社会上吸收有抗日思想的知识分子，培养年轻的军官，为东北军增添新的血液。”
张学良说：“吸收抗日知识分子，我是想，但是吸收不来呀。”张还说，前一阵子，东北军有的部队从平、津一带招了一些学生，成立了旅或团的学生队。“宋哲元对东北军从他的辖区内募兵感到不快，我也不愿为此事得罪他。”
父交亲听到张学良说有难处，就说：“我们可以配合你办。”并进一步说明，可以通过中共在平津等地的组织，名义是为东北军张学良的卫队营招学生兵，分批选送，不露形迹。正在为招募新生力量犯难的张学良，听我父亲这么一讲，就同意了。
父亲马上发电报向党中央报告了张学良同意请中共帮助，在北平、天津招收青年学生培养青年军官，中共中央很快就此做出决定，帮助东北军培养干部，由地方党组织配合招生。张学良决定，把学兵队建制放在他的卫队二营，责成参密室主任应德田、参谋孙铭九具体筹办，调孙铭九任卫队二营营长兼任学兵总队长，刘鼎协助设计办学方案，负责教学事务。招收学员以平、津学生为主。中共北方局北平地下党通过组织串连，招收了一批爱国青年，其中多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不少是“民先”队员或社会进步青年，也有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员，来时还带着党的组织关系。中共东工委派宋黎负责学兵队党的秘密工作。学兵队前后共招收了三批400多人。
学兵队第一批学员入伍不久，于9月18日正式开学。卫队二营营长兼学兵队队长孙铭九要在开学式上讲话。他文化水平不高，平时说话粗率，怕讲不好，请我父亲给他起草了讲话稿。
父亲参照红军学校的办法，为学兵队编制了训导计划，以政治教育为主，军事训练为辅。军事课程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筑城》、《测绘》等，教员从东北军的连、排长中选来担任；重点是政治课程，父亲和党内同志商量，从实际出发做了设计，内容包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二）时事政治，实际上是中国近代革命史，重点是抗日的历史和现状；（三）抗日的理论和实践；（四）苏联革命，中国苏区红军的斗争历史和现状；（五）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开始时，专职政治教官有两位，一位是中共北方局派来的孔叔东，他是和第一批学生一起坐军用闷罐车来的；另一位是东工委从西安二中调来的李梦龄。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父亲也抽时间到学兵队讲课，他专题讲过《军队的政治工作》、《红军的军事民主》等，他还请负责东工委工作的朱理治讲《社会发展史》，请宋黎讲《当前的形势与任务》，还请过杜重远、车向忱、徐永昶、万毅等知名人士来作演讲。
激昂悲壮的歌声，经常从东城门楼上飘下来，吸引了也振奋了西安的民众。但这歌声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派密探装成车夫或小贩，在城门楼下日夜监视学兵队的动静。几个月来，父亲在西安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宪兵、特务的注意。一天，宪兵二团杨团长对张学良说：“听说有个刘秘书，与左派人士有来往，不知副司令知道不知道？”张学良立即应答：“对，我这里有刘秘书，你是不是要见见他？”杨说：“不！不！副司令身边的人，不用，不用。”随后，张学良把见杨的谈话告诉父亲，说：“你可能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周先生派你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保护你。我给你派卫兵吧。”
父亲说：“不需要，那样对工作反倒不方便。”
张学良又问：“会不会使用手枪？”
父亲说：“会用。”
张学良说：“好，我给你发枪。遇到紧急情况，你先开枪，只要不被他们抓去，我就可以保护你。”
父亲有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经验，经受过上海白色恐怖斗争的锻炼，虽然西安特务遍地，险象环生，他仍从容地奔波于大街小巷，进行着各项工作。
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的笔记里写到：“7月初的一天，张突然从王曲来电话把我找去，只见他似气似怒，很不愉快，相对愕然无语，我见了亦有些吃惊。张用很不平常的语气对我说：‘我的日子难过，我想了些天，只有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快去和陕北联系妥告我，我立即派飞机送株去肤施。’我摸不着头脑，问张：‘怎么回事？’张说：‘这几天，我翻来覆去考虑，现在我打定主意了。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还毒的中央军，整我，害我。我这队伍里，年青有为的人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危险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好人、坏入混杂，捏不到一起，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我和周先生谈过，我们彼此了解。干脆跟你们合在一起，撒开手干，大有前途。’接着又说：‘劝蒋团结抗日，原来我想有可能，但亦不容易。他自成一系，损人利己，太阴毒，跟着他难得好果。不如明白跟你们合作，旗帜鲜明，若干两年，一定会有很大成就。然后再逼他抗日，更有力。’”前一天，张学良对我父亲说，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天张学良又对我父亲讲出了他抗日的迫切心情，想与蒋介石决裂。父亲认为意义非同寻常，很可能影响东北军发生重大变化。父亲要求当面汇报，中共高层也把张学良的入党要求报告了共产国际。
父亲写到：“回到张公馆，我立即发急电，要求当面汇报。中央回电同意，并让我约定会面地点，我从地图上查找，安塞是离延安最近的县城，就约定在安塞县城。”父亲出发前，张学良要启程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的中央全会。他嘱咐我父亲，从安塞回来他走到哪里让父亲追到哪里，尽快把中共的意见告诉他。
父亲写到：“第二天，我乘张的专机飞到肤施，下午一个人步行往安塞走，路上遇到冰雹，头上被打得尽是包。一到安塞，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李克农、童小鹏等巳在等候。晚饭后，我连夜汇报了张学良的要求，东北军内部情况、军官训练团情况以及从张处了解的山东、山西、北平、四川、两广等地情况。中央领导提问，我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毛泽东总结，大意是：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落西北的地位，经我党和红军做工作，使之由‘剿共’工具转变成抗日军队是可能的。张学良积极执行肤施会谈协议，举办军官训练团，宣传抗日思想，是件大好事。但要使东北军完全转变很不容易。其中一些高级将领思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遇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随着抗日形势发展，东北军内部会产生分化。我们党对东北军的方针，不是瓦解、分裂它，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东北军，团结它，改造它，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武装力量，成为红军的可靠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拉一部分军队和红军一起干。因为，那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我们要对张多做解释工作，劝他不要性急，希望他工作做得更扎实，团结更多的人。
“天亮了，周恩来让我抓紧时间睡觉，然后马上返回西安，我刚睡着，又被人叫醒，原来是毛泽东单独找我谈话。他对我说：‘要记住，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的方针，任何不符合这条方针的言行都是错误的。你的任务，不仅是像在上海那样工作，收集情报，而是要做张本人的思想工作，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真正成为一支抗日的力量。你不要怕自己年轻，也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做张的工作嘛！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哇！’
“我赶回西安，张已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我按他的叮嘱，追到南京、上海，也没有碰上。再赶回西安，我向张学良详述了去安塞汇报的情况，并说：‘中央主要负责天都到了，研究了一夜，高度评价你的抗日决心和热情。但是，他们认为你的想法，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要你团结全体东北军，耐心争取蒋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张一直在凝神地听着，等我一说完他就说‘对！对！我懂了。’接着又以爽朗而坚定的语气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用这个地位，加紧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
赴上海完成党的使命
父亲离开安塞之前，周恩来得知父亲要赶去南京上海找张学良，便让父亲与恢复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冯雪峰见面，并带去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重要的是父亲肩负着要兑换大量山西钞票，给红军购买药品、医疗器械、无线电器材、书籍等苏区急需的物资，运进苏区，以及给党中央购买急需的报刊书籍的使命。
到了上海，父亲连夜找到露易•艾黎等人，乘船在黄浦江上一起研究设计行动方案，商定由国际友人出面，获得大量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申批，并在西安开设医疗诊所以便接受这些物资，借此躲避国民党的监控和封锁。
父亲专门去看望了上海地下党的夏衍等同志，商量从上海党的文化人中找合适人选去西安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父亲见到冯雪峰转交了张闻天、周恩来给他的信。冯说：你来得好，正好有一个重要的同志，从共产国际回来，负有重要使命，要去陕北，随你同行。这个重要同志是潘汉年。父亲和潘汉年都有秘密工作经验，他们分路同行，到西安后，父亲立即为潘汉年去苏区做好安排。
为建立秘密电台请战友涂作潮去西安组装电台。
父亲从上海回到西安没几天，史沫特莱就介绍一位外国医生来到西安。他叫海伯特•温奇，一位牙科医学博士，犹太人，为逃离德国法西斯的迫害来到中国，他是德共党员，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同情中国革命，参加了史沫特莱在上海组织的“美国之友社”的活动。当史沫特莱向他讲需要他到西安开办诊所时，他欣然接受了。
父亲立刻寻找离火车站近、又僻静的房子，租下了新建的七贤庄1号院。门口挂上“德国医师海伯特牙科诊所”的牌子就开业了。中共秘密交通站也就成立了（即以后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为方便运输和交通，父亲购置了一辆汽车，挂着东北军军部的车牌。路易•艾黎、甘普霖与史沫特莱为红军购买的一批又一批医药或医疗器械等物资，从上海发到西安，搬进七贤庄1号院。药品和器械等攒到一定数量，父亲就用汽车捎运到陕北苏区。不仅接送物资，还接送出入苏区的人员，既不能让国民党宪兵、政训处特务发觉，也不能让东北军的一般官兵知道，都是父亲和王以哲军长直接联系，或同王以哲的参谋长联系。
通过这个交通站，父亲确保安全地迎送接待了许多经西安往返陕北、南京或上海去苏联寻求援助合作、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党内同志与重要人物和来西安的中共领导人，以及帮助东北军办抗日宣传刊物的进步作家、进入苏区的国际友人。回到西安，父亲把来到西安组装秘密电台的涂作潮安排住在张公馆北面金家巷，那里是张学良卫队二营的警戒区，较安全。父亲考虑，要保证党中央与张学良之间持续秘密联络的安全，保证把搜集到的各方政治军事力量及南京政府的新动向新政策和国际国内局势变化的情报及时安全地传递给党中央，必须尽快在西安建立自己的电台，使用自己的电台是唯一可靠的。父亲让涂作潮组装了三部电台。一台能同延安通报、花钱少、体积又小的电台；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这部电台小巧灵便。父亲把电台装在木箱里，便于保密和机动，可避开国民党当局分区停电的测向侦察。父亲认为按西安的工作性质和重要性，应该组装大功率的电台来配合。请示周恩来同意后，父亲决定装配一台能与全国通报，功率100瓦的电台。西安事变前3天，父亲要涂作潮住进了张学良的公馆，将大功率电台在那里完成安装，效果非常好，可发送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甚至远至香港、苏联、日本都能收明到。不久，12月10日，周恩来来电致“刘鼎急转汉年兄：你们密电请由鼎兄电台转，切勿再经宁方电台转拍以防泄露。”
张学良送蒋介石走后，我父亲派人用卡车把涂作潮和那部100瓦的电台从张公馆搬出来，移到七贤庄1号地下室红军驻西安办事处，交由办事处的领导使用，为我党代表团在西安事变中及时沟通与延安的联络，及时向全国通国通报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统一抗日的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决工作经费问题。从瓦窑堡回西安时，周恩来交给我父亲一大袋子山西钞票，让他设法换成全国通用的法币。将这样一笔巨额的山西票换成法币不是件容易的事，弄不好会被发现追查钞票的来历，后果不堪设想。8月中央催办。父亲想来想去，想到外国人不会被国民党特务怀疑，还是得请国际友人来帮助，可依靠的人就是路易•艾黎。
9月初，父亲请艾黎到西安来，向艾黎说，西安的工作迫切需要用钱，要他携带过万的山西钞票，到唯一能大量换钱的山西省会太原，把山西票换成全国流通的法币，然后带到上海，再电汇到西安。父亲叮嘱说“事情紧急，必须立即办好。”艾黎回忆说：只有三家阎锡山开的钱庄可以兑换这种钞票。他就是利用自己的大鼻子，跑了三家将钞票换完。一路顺利地回到了上海。见他是洋人，军警都不敢上前盘查。回到上海后，“宋庆龄将款数凑满一万元，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刘鼎。幸而有章乃器承担义务，又有宋庆龄说服他冒此风险。后来，我们都十分高兴地听说，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刘鼎派了很好的用场，来完成各项工作。”父亲用这笔钱交了七贤庄1号的房租，购置了组装电台的零配件和测试仪器，买了一辆大汽车专跑陕北秘密交通线，给红军购置药品、医疗器械，给党中央买书买纸张，接待迎来送往的人员。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反蒋抗日策略转变为逼蒋抗日
父亲与张学良从7月初离别，到十多天后再见，时间不长但时局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言论，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但党中央和张学良最期盼的苏联态度迟迟没有回音。
到了8月中旬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电报，要求中共中央直接与南京政府对话。电报指出：“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为执行共产国际以蒋介石为统战工作重点的指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其中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都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口号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9月上旬，来西安的交通员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交给父亲，让他转给张学良，征求他的意见。张学良看后，对中共中央准备实行联蒋抗日方针，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9月20日，我父亲给中央发出“十万火急”电报，转达张学良的话，称：“对中共新方针极表赞成，并愿意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冒险说和，不论成绩如何。但不知中共中央对实行联蒋政策让步之极限如何，并不知中共中央是否同意自己为此前去南京。”
得知张学良愿意代为中共冒险向蒋说和之后，毛泽东9月23日致电刘鼎转告张学良：“毅（即张学良）任斡旋甚好，迅速达成和平统一，国家民族之福。…”
挽救斯诺苏区采访资料
父亲以他在张学良身边的特殊地位，完成了许多重要工作，其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就是帮助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两位国际友人，进入陕北苏区，又帮助完成采访的斯诺从西安安全返回。
在保安，斯诺对毛泽东、张闻天等进行了采访。还到彭德怀指挥部和西部前线去采访。毛泽东又用了几个夜晚与斯诺谈他个人的生平，而且是彻夜长谈。毛泽东对斯诺的采访如此重视，其原因，正如斯诺后来所写的：“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
1936年10月初，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把“围剿”大军指向将在西北会师的红军，毛泽东一再催促斯诺抓紧离开苏区，并几次致电父亲，要他请张学良安排车来接斯诺。
10月12日，斯诺离开保安。父亲安排负责交通的王立人、刘向三到洛川接，乘东北军的卡车返西安，可是临到末了发生了一桩意外，斯诺走下卡车时，发觉他的手提袋不见了。斯诺着急的声音都变了。
斯诺在陕甘苏区100多天的采访记录和搜集的资料都放在他的提包里，其中包括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的谈话记录，包括有那张后来流传于世的毛泽东戴着红军八角帽照片的许多胶卷，还有红军指挥员送给他的纪念品等，斯诺都视为“无价之宝”。这些东西，他在乘卡车时，担心路上被检查出来，就将提包放到后面大车厢的一个麻袋里，车上还有一堆麻袋，里面塞满需要修理的破枪枝等，混在一起不会被发现。斯诺没料到，卡车行至离西安80多里的咸阳附近时，车上所有的麻袋都被扔到一个军火仓库里。
父亲听后，感到事情非常严重，如果斯诺的采访资料被特务宪兵得到，将危及张学良、王以哲的安全。因为这条秘密交通线在王以哲的防区。他立即要司机开车原路返回，拉他回到那个军火库去，无论如何也要把斯诺的提包找回来。司机只好执行命令。父亲从城外的军火仓库找提包回来，已经是夜里12点。汽车刚进城，城门就关闭了，西安城开始戒严。父亲说那天特别危险。
斯诺日记写道：“……我加倍感到幸运，因为就在他们带着手提袋回来后不久，西安的各处城门都关闭了，通往西安的所有公路两旁，都由蒋介石的卫队站岗，一切交通都陷于停顿。蒋介石突然飞到西安来视察。如果回来得迟一点，我们的卡车就没法通过机场附近重兵把守的公路了。”
斯诺从陕北苏区访问归来，父亲在七贤庄秘密接待站热情接待，庆贺斯诺满载而归。父亲知道斯诺此行收获很大，他写的书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考虑到西安工作的隐秘性，一再叮嘱他：“你可以写其他的人，但一定不要写我！”。斯诺答应了，并信守承诺，在他后来写成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只字未提父亲，至于他自己是从北京出发还是从上海出发，也写得很含糊。
党中央与父亲往来的电报
根据中央档案解密，从1936年4月肤施会谈以后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毛泽东、周恩来等与我父亲的电报往来频繁，尤其在双十二兵谏前的两三个月，就有数十封之多。电报的内容涉及：
一、落实肤施会谈协议的动态情况，张学良的意见和转达对张学良的建议。
二、了解西安及各地的各方军事政治力量的动态。
三、部署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
四、通过张学良筹措经费、部队棉衣、武器弹药。
五、策应协调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穿越封锁线的军事调动。
六、通知迎送经西安往返陕北、南京或上海的党内同志或重要人物。
七、为红军购买并联络运送药品、医疗器材，无线电器材和其它物资。
八、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购买书籍纸张。
九、协同红军与东北军的军事行动，对抗国民党军、胡宗南军队的围剿。
事无巨细，多为急办。由此可见，父亲不仅是协助张学良工作的中共代表，也是在国统区西安落实肤施会谈协议和党中央的军事战略、为红军的生存拼命完成各项秘密任务的独立战士。
与张学良副官配合救走叶剑英
从10月初到11月初，叶剑英在西安工作了一个多月，父亲对叶剑英的工作密切配合，一起完成了落实肤施会谈协议的许多工作。他们又多次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汇报和提出建议。张学良经常通过刘鼎请叶剑英到他的公馆会晤，详谈面临的军事、政治问题。主要是如何应付蒋介石在西北的“剿匪”，以及如何实现开创西北抗日局面等问题。
叶剑英在西安工作面很宽，要同各界人士交往。西安城内特务密布，稍有不慎，就可能出麻烦。有一次，叶剑英到市里的一家澡堂洗了澡，又去餐馆吃饭。张学良知道后，嘱咐说：“不要老跑啊！你在澡堂洗澡，公开露面，要是被蒋介石的特务发现，就麻烦了，那我要负责的！”张学良又要我父亲对叶剑英多加关照。
有一次，叶剑英去一个联络点谈工作，好长时间没有回来，父亲很不放心。凭他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敏锐地感到要出问题，便赶去查看情况。他走进那家附近的巷口，发现大门口周围站着很多警察、宪兵，情况异常，便立即返回张公馆，找到张学良的副官，请他开辆张学良专用的小轿车一起到那个联络点去。这时，在联络点的叶剑英也已发现被包围了，正想打电话找刘鼎想办法，没想到刘鼎已经进门了，说外面有张公馆的车接，不用担心。叶剑英便跟着我父亲从容地上了小车。那些奉命包围了联络点的警察宪兵，一看是张副总司令的汽车，没敢阻拦。父亲和张学良的副官一起，就这样把叶剑英救走了。父亲后来回忆说：“那一次好险啊，多亏张学良的副官帮了大忙！”
电报飞信助歼“胡军”
1936年10月、11月间，党中央为实施“逼蒋抗日”的政策，派潘汉年到南京与蒋介石和谈，但是南京谈判蒋介石丝毫不让步，停止内战没有进展。蒋介石加紧命令胡宗南的军队在左翼，王以哲的军队在右翼，合围剿灭红军。国共和谈就在国共两军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进行，但没有结果。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叶剑英在11月上旬离开西安。他回到保安以后，落实“逼蒋抗日”政策，传递潘汉年在与南京国民党谈判的消息，协调红军与王以哲部密切配合行动、打击胡宗南剿共大军等事物，就又落在我父亲一人肩上。他日夜电报飞信，从来没睡过踏实觉。他时刻联通着中央与潘汉年之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张学良和王以哲之间的联络。11月21日彭德怀指挥山城堡战役打响。此战之前，王以哲接到张学良电报故意拖延部队前进速度，胡宗南部队孤军深入，在山城堡遭到红军围攻，被歼失败。张学良告诉我父亲：蒋介石因此暴跳如雷，要他严惩王以哲。而蒋介石继续调集军队，红军仍然处在蒋介石嫡系军队的大包围中。
父亲说，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每次都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还说要撤职查办张学良。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第六次剿共计划”，并定于12月12日上午宣布开战。
“双十二”兵谏逼蒋抗日
压抑很久国破家亡妻离子散、不打侵略者反打同胞手足的积愤怒火终于爆发！
12月12日清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兵谏”，亦称“西安事变”。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来到公馆二楼客厅，同在这里等待多时的亲信干部举行紧急会议，说“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今晨实行对蒋委员长兵谏”。随即宣布他任总指挥，杨虎城任副总指挥。特别嘱咐去临潼扣蒋的将领：“一定要把委员长请来，不能伤害！”“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战，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还嘱咐几位秘书准备写好对外通电。
部署完毕，张学良把对蒋兵谏的决定告诉我父亲，要他立刻向保安发电报告西安的行动，请中共准备配合。
12日凌晨5时，刘鼎通过报务员彭绍坤接通了保安的电台，向中共中央通报张、杨在西安实行兵谏的决定。当时，全城停电，电报发不出去。父亲立即从金家巷赶到南城门电料行去购买电池。电池买回电报发出后，得知蒋介石在临潼被抓到。
后来，到临潼执行捉蒋任务的孙铭九向父亲讲述了临潼捉蒋的经过：清晨6时，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后面的山上被抓到，上午9时许，被孙铭九用汽车押送到张、杨的总指挥部西安新城大楼。张学良又让刘鼎和应德田一起代他草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蒋之反革命面目己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己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五人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北进。”
毛泽东、周恩来得知张学良对蒋介石发动兵谏，回电说“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并说“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
双十二兵谏震惊世界，国内出现了各种反应。兴奋和惶恐，支持和反对，赞扬和声讨，各种情绪，各种声音，纷纷扬扬，不断传到西安。在政界出现一股拥蒋浪潮，谴责张、杨的声音不断。张学良原以为一旦扣蒋，定会四方响应，没想到反对之声如此强烈，出乎意料。张学良盼望得到中共中央的声音，盼望周恩来早点到西安，共谋对策。
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对张、杨完全支持，认为兵谏是义举，决定派周恩来等前来西安。这使张学良感到欣慰，嘱咐我父亲随时准备乘他的飞机去迎接。
张学良也很注意国际对兵谏的反应，特别是苏联的态度。自12月13日起，苏联的报纸、广播纷纷指责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破坏中国反日势力的团结”，是受日本人指使。张对此很恼火，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父亲也认为这是无端的诬蔑，只好回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
为了影响国际舆论，张学良要刘鼎设法组织外语广播，以正视听。父亲立刻找到史沫特莱，请她帮忙，史沫特莱爽快地答应。她通过西安电台用英语如实地介绍了双十二兵谏的原因、扣蒋后的情况，让国际上知道了张学良与杨虎城的所作所为是逼蒋抗日，实现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推进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正义目的。史沫特莱成为第一个用英语报导西安事变的外国记者。
兵谏发动时及以后的一段时间，西安全城实行戒严。当时，西安城里不断有一阵阵枪声，一些地方有激烈的战斗。父亲想到在西京招待所的史沫特莱，她是新闻记者，听到兵谏事件发生肯定要跑出来到处采访，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应该通知她不要乱动。又想到牙科诊所的海伯特•温奇的情况不知怎样。
父亲就冒险跑到史沫特莱住的西京宾馆。看见刘鼎，史沫特莱惊叫着询问：“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父亲告诉她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发动兵谏，现在全城戒严，嘱咐她不要上街采访，同时请她立刻把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报道给国际。
父亲接着去七贤庄1号看望海伯特•温奇，却得到不幸的消息：兵谏发动后，海伯特•温奇医生，被枪声从睡梦中惊醒，他立刻想到住在西京宾馆的史沫特莱，急忙跑到街上去，被执行戒严的西北军士兵发现，向他喊话，警告，他听不懂中国话，继续奔跑，结果被士兵射击倒地。父亲立刻赶到现场，看见海伯特•温奇躺在血泊里一动不动，万分悲痛。海伯特•温奇是他请到西安来的，却没能照顾好他！这个逃离了法西斯魔爪的德籍犹太人，完全是为了支持中共的革命活动来西安的，却不幸在突然的事变中遇难！
不久周恩来抵达西安听到这个情况，指示刘鼎等人为海伯特郑重办理后事，他们买了棺材，做了墓碑，举行了简单的葬礼。在海伯特的遗体上覆盖了中国共产党党旗，安葬在城南门外一处小坡上。这年12月19日，苏区的解放日报发表讣告纪念这位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烈士。
张学良派刘鼎两次机接周恩来
12月14日，父亲接到中央来电，让他于16日到肤施用飞机接周恩来一行。张学良听到这个消息，心情顿时开朗许多，要父亲抓抓紧时间准备，用他的专机去迎接，并下令飞机去肤施时多带些弹药给红军。
15日早晨，周恩来率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一行十八人，由保安起程，冒着大雪，骑马奔肤施。16日，父亲乘张学良的专机飞往肤施，机上满载着张学良送给红军的弹药。未降落前，父亲让飞机在肤施上空低飞，盘旋了两圈。他探身俯视地面，肤施城里城外一片寂静，机场及其周围白雪皑皑的地面上见不到一个人影。
肤施县城是民团把守。肤施有民团三百多人枪，连保甲七百余人也都有武装。飞机着陆后，只见从城东门方向跑过来一帮民团兵，朝飞机围拢过来。
父亲告诉飞行员：“发动机不要停车。”便一手握着手枪插在上衣口袋里，走下飞机，要围拢着飞机的民团兵退到十米开外。还有背着枪的民团兵继续往机场跑来，并高声喝问：“干什么的？”
父亲没有回答。一会儿，两个绅士打扮的人走过来，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们来迟了。”并自我介绍，他们一个是肤施县县长，一个是安塞县县长，“请示公干，有何吩咐？”
父亲说：“我是西安总部的，到绥德去，飞机出了毛病，调整好就起飞了。”
父亲在寒风中眺望着，等待着周恩来一行人的到来。远处白雪覆盖的山野见不到一个人影。他的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握着冰凉的手枪，随时准备着应付意外情况。又等一会儿，飞行员说：“油箱的油只够飞回去的了，不能再停留了。”父亲没接到周恩来很失望，但也只好同意立即返航。
16号傍晚时分，周恩来一行才赶到肤施城郊。当地的红军游击队告诉他们，有飞机来过。周恩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接他们的飞机。
17号父亲第二次乘张学良的专机，降落在肤施飞机场等候周恩来一行。为了飞机多等候一些时间，父亲要飞行员停开一个发动机，以节省用油。
肤施县长高锦尚等又赶到机场来照应。这时，有民团兵报告县长，发现一队红军骑兵正从城南方向往机场来。父亲判断肯定是他要接的人，立即对县长说：“请命令民团不许打枪，打起仗来，飞机出了问题你要负责！”
县长连忙下令：“不准打，谁也不许开枪！”又劝刘鼎暂时到城里避避。我父亲说：“不必了，我是奉命来迎接他们的。”并吩咐飞行员操起冲锋枪以防不测。
周恩来一行到了飞机场，父亲问好，并说己等候多时，燃油有限，飞机上有张学良给红军的弹药需要抓紧卸下来，争取时间早点起飞。父亲又向周恩来报告张学良掌管的西安总部已同意由红军接管肤施。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随后，周恩来决定留下曾三等同志搬运弹药和处理接收肤施县城等事。罗瑞卿等九人同他前往西安。下午3点多钟，飞机从肤施机场起飞。
父亲立刻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张、杨发动兵谏的过程和西安几天来的情况。包括：张、杨两将军对蒋介石的态度和蒋的反应；南京政府方面的动向；宋美龄派端纳来西安的探查和周旋；东北军、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全国各地、各实力派对事变的态度；英、美、日和苏联等国的态度；张学盼望中共中央来人协助处理的焦急心情等等。父亲说：张学良在扣留蒋介石时，向执行者明确交待要抓活的，保证蒋的安全，拥护他抗战，促其抗战。
周恩来对这个细节情况很重视，认为这同中共中央的看法是一致的，说：西安事变不是打垮了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蒋介石的实力还在。要慎重处理事变。
父亲反映：最使张学良烦恼的是苏联的态度，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为抗日，可以实现多年来联苏的愿望。结果却适得其反。
周恩来听了说：还没有得共产国际的电文。
父亲的汇报，对周恩来等了解全面情况，准备与张、杨商谈，与蒋介石及其代表谈判，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总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
飞机飞行了一个多小时，在黄昏时分降落在西关机场。张学良己派车等候，周恩来一行上车驶向金家巷张公馆。
晚饭后，周恩来和张学良回到小客厅去商谈。父亲这才抽身去安排代表团每个人的住处。周恩来同张学良一直谈到深夜才结束，然后和李克农商量给党中央写电报，父亲一直等候到把电报发出去，才休息。
“大管家”通宵达旦地工作
周恩来率红军代表团到西安后，父亲即成为代表团成员。由于他熟悉情况，从东北军到十七路军的高级军官和市政官员他大都认识，特别是事变发生后，西安城内许多关键岗位都由学兵队员参与值守。这些学兵队员都认识“穿花袜子的秘书”刘鼎，这样，代表团许多对外联系的事就交给父亲办。为了交通便捷，张学良的军需官特批给他一辆摩托车。父亲每天骑着摩托车，跑代表团的大事小事，终日不得消闲。李克农笑着说：“你成了代表团的大管家！”2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和叶剑英来西安，又是父亲通过张学良安排飞机到肤施去接。
父亲参加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既要保卫中共代表的安全，又要联络和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还要负责与延安中央的通讯工作。彭德怀同志和贺龙同志在咸阳，多次进到西安，也都是由我父亲作接待和保卫工作。
父亲是张学良的朋友与秘书，在处理西安事变后的谈判过程中，他代为张学良起草文稿电报，负责张学良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
蒋介石最后同意了容红容共，停止内战，国共联合抗日。
张学良没有听从我父亲的劝告，执意要去南京送蒋。父亲明白，兵谏实现了“逼蒋抗日”，张学良为国家统一，为民族大义，他可以放弃一切甚至生命，并且他要兑现兵谏前的诺言。张学良也明白：父亲为他此行的生命安全极为忧心。他们相约严守曾经的秘密。
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对西安方面进行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引起东北军官兵的不满和慌乱。东北军一时群龙无首，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矛盾激化。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主战派少壮军人主张“不放回副司令，不惜与南京一战”。他们认为除掉主和派的王以哲、何柱国，就可以掌握东北军，实现他们的主张。1937年2月2日晨，他们派人枪杀了王以哲将军，酿成了东北军濒临分裂的“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发生后，父亲随同周恩来在第一时间赶去王以哲家吊唁。此时王宅乱作一团，父亲帮助设灵堂料理后事，祭奠死者，安慰生者。周恩来前去吊唁。这些行动无声地揭穿了“二•二”事件是红军指使的谣言，稳定了东北军当时混乱的局面。
80年前，父亲经历了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西安事变促使十年内战停止，形成了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对维护中国的统一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父亲对我说过，西安事变推动抗日的大功臣是张学良。父亲的西安事变之路，历时一年时间。西安事变使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转折。毛泽东多次说过：“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在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缅怀我的父亲刘鼎！缅怀张学良将军！缅怀所有参加西安事变推动抗日救国的爱国英雄！
（肖月/整理）
刘鼎之子：刘文山
2016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