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军东征是在经过科学分析、正确决策后进行的。东征过程中红军突破天险、抗日讨逆，宣传抗日、争取群众，刘志丹在东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东征有着深远历史意义。
70年前，即1936年春天，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从陕北东渡黄河，开赴山西，进行了“抗日讨逆”的东征。红军东征虽然遭到蒋介石和阎锡山军队的阻挠破坏，未能达到对日直接作战的目的，但是红军的这一重大战略行动，却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科学分析 正确决策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人们把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身上。
1935年12月下旬，为了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问题，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强调要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把扩大红军和准备对日作战结合起来；把红军的战略部署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和扩大现有革命根据地两大任务上面。《决议》还明确指出，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主要方向，应放在黄河以东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等省。
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无视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拒绝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一方面继续进攻红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一方面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把共产党和红军一举消灭。鉴于这种形势，党和红军要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在军事上就必须打出去，以求在斗争中发展自己。直罗镇战役后，在中央领导人之中，展开红军出征方向问题的讨论。当时出现过五种意见：①红军撤离陕北，到陕南另谋发展，因陕北经济条件太差；②确保陕北，红军应向西扩展（甘宁地区），逐步向新疆发展；③立足陕北，向北发展，逐步向苏联靠近；④反对红军出征，主张死守陕甘苏区；⑤毛泽东力主红军东征山西。经过瓦窑堡会议讨论，统一了全党的意见，作出红军“出征山西，抗日讨逆”的决定。党中央的这个战略思想其所以正确，主要体现在：1．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企图灭亡中国，蒋介石采取先灭共，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因此，红军东征山西，高举“抗日讨逆”大旗，既将茅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又粉碎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发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2．红军东征，对缓解陕北经济困难至关重要。陕北物资缺乏，严重影响军队和人民的生活。因此，解决鱼大水小的问题迫在眉睫。山西与陕北相邻，物质基础比陕、甘、宁、青、新和内蒙厚实得多，在全国也有相当的实力。所以，选择进军山西是理想之地。3．山西有较好的革命基础。大革命时代，党在山西建立了组织，陕北革命的创始人之一闫红彦，曾率领晋西游击队开展过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过政权组织，撒下了革命的种子。陕、晋两省的党组织有不少联系。4．红军出师山西，减轻晋军对陕北的压力。红军东征前，晋军曾进驻陕北吴堡等地，控制黄河沿岸。红军一渡河，晋军撤回山西，就连蒋介石在潼关、洛阳等地的驻军也去援助阎锡山，减轻对陕甘的压力，有利于陕北根据地巩固和发展。因此，红军东征的正确主张，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拥护和支持。彭德怀接到中央电报，立即复电表示拥护中央决策，提出正确的补充意见，扩充兵员，巩固后方，确保黄河两岸渡口畅通无阻。进一步完善了毛泽东的东征战略思想。主力红军出师东征，“抗日讨逆”，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
这一时期，我们党加紧了争取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和杨虎城所部西北军的工作，同他们进行秘密的谈判。东征时，红军同张学良的东北军秘密达成了停火和互通往来的协议。这样，不仅为红军东征创造了有利条件，减少了后顾之忧，而且在红军回归陕北时，较少受阻。
参加东征的红军名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其领导人员是：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长黄克诚，宣传部长陆定一，后勤部长杨立三。其主力部队是：林彪、聂荣臻领导的红一军团，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刘志丹、宋任穷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共约1.3万多人，出师山西。
突破天险 抗日讨逆
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备战工作，于1936年2月20日夜晚，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沿黄河西岸北起绥德县的沟口、南至清涧县的沙口一线，在选定的渡口上，乘着小木船和羊皮筏子，进行荫蔽渡河。当东岸守敌阎锡山的军队发现红军的行动，进行抵抗时，红军便以集中、猛烈的火力压制敌人，实行突击强渡。在斗志十分旺盛的红军面前，阎锡山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很快就被突破了。红军渡河进展神速。至21日拂晓，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渡河登岸，打垮和歼灭了对岸守敌，占领了河防阵地。当地老百姓闻听红军渡河，纷纷相传：“红军飞过黄河来了！”
毛泽东在黄河西岸指挥红军两个军团渡过黄河后，亦于21日渡河，赶赴山西石楼前线。临行之前，他亲笔给杨立三写了一封信，具体部署了后方工作，并要杨立三向主持后方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请示工作。
红一军团在山西中阳县的王家坪渡口强渡登岸后，接着攻占了三交镇，全歼阎军七十一师二0七旅四一四团一个营，继而又进占了留誉镇。2月25日，红一军团在关上村打了一个漂亮仗，将准备逃跑的阎军独立二旅第四团全部包围歼灭，敌团长当场毙命，同时全俘了敌人的一个炮兵连。独二旅是闫锡山的“王牌军”，号称“满天飞”，但在英勇善战的红军面前，则全成了残兵败将。阎锡山给了他的这个族长以“撤职拿办”的处分。
红十五军团从石楼的转角、咀头渡口登岸后，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勇猛冲锋，突破敌人的纵深碉堡，占领了贺家凹村，全歼守敌一个连。驻守义牒的敌人闻风逃窜。红军占领义牒后直扑石楼县城，吓得守敌紧闭城门，不敢出动。石楼被围之后，红军又于2月25日，在隰县蓬门一带布下伏兵，全歼增援石楼的阎军六十九师二〇三旅四〇五团先头部队一个营，敌人后续部队闻风逃遁。红军围困石楼的消息轰动全国，成为当时各大报刊的重要新闻。
红军在关上村战斗的胜利，使阎锡山大为震惊，深感红军厉害，急电蒋介石，要求迅速派兵增援。3月初，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进入孝义县兑九峪一带。阎锡山得知这一情况，急令晋军杨效欧所部六十六师向兑九峪一带集结，围攻红军。3月10日，兑九峪大战展开。战斗中，阎锡山又令晋军七十二师李生达部、七十师王靖国部相继投入战斗。兑九峪战斗是红军东征中最大和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据当时在红一军团担任师长的肖华回忆，敌人炮火之猛烈，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少见。红军开始打得比较顺利，当在战斗中发现敌人兵力不是原来估计的四个团，而是十多个团时，为了保存战斗力，避免和敌人决战，毛泽东等当机立断，命令部队立即撤出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红军打垮了敌人两个师，消灭其一部。由于敌人的炮火异常猛烈，红军亦有伤亡。
兑九峪大战之后，蒋介石调动汤恩伯十三军两个师，关麟征、朱怀冰、李仙洲各一个师，商震三十二军两个师，共七个师以上的兵力，分三路开赴山西，增援阎锡山。一路由风陵渡过黄河，经洪洞、赵城等县，指向隰县方向；一路由平汉路转正太路入晋；一路经道清路（河南新乡至焦作一段铁路）入晋，由晋城北上。任命陈诚为总指挥督战。蒋介石还派了几十架轰炸机，天天出动侦察轰炸，并电令驻陕西的国民党军队向黄河西岸推进。妄图切断红军后路，歼灭红军于黄河两岸。根据新的情况，为了保存实力，红军决定变更战略，不再东进，分成两路活动。红一军团沿同蒲路南下，红十五军团通过晋中转向晋西北。毛泽东率领总部机关和一支小部队到吕梁山区打游击，指挥两路红军活动，领导全党工作。红军在行军过程中，打垮和消灭了一部分拦阻的敌人。
红军东征在山西转战50多个县，所到之处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斗恶霸，扩红，筹款，帮助穷苦老百姓解决生活困难，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在黄河沿岸的一些地区，红军还帮助地方干部建立了区、村苏维埃政权。在东征两个多月，红军先后在中阳的关上、三交，隰县的蓬门，孝义的兑九峪，兴县的曹家坡等20多个地方连打胜仗，消灭了敌人六七个团；同时扩红八千，筹款50多万元，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东征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的亲自率领和指挥下，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实就虚，相机作战，搞得敌人既打不上，又放不下，迫使蒋介石、阎锡山的20万大军跟着红军转圈圈，被拖得精疲力竭，而红军却能自如巧妙地摆布敌人。当时，国民党报刊登载的许多“剿匪胜利”的消息，只不过是演出了一场贻笑天下的闹剧而已。东征红军在同优势敌人的多次作战中，虽有一定伤亡，但由于扩红取得很大成绩，回师陕北时，兵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发展壮大起来。对于红军的英勇善战，当时日本驻华北军参谋长石井也不得不这样宣称：“红军入晋，非同小可，红军不独武装齐全，而且士卒用命，纪律严肃，勇敢善战，晋军屡为所挫，实使人有特别注意之价值。”
宣传抗日 争取群众
东征红军入晋之后，震撼全国，大大鼓舞了山西和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红军纪律严明，热爱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这同腐败不堪的蒋、阎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红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主动给红军烙饼做饭，有的地方还杀猪宰羊，举行欢迎和慰劳活动。红军散发的传单，群众争相传看。经过红军抗日救国和抗日讨逆的宣传后，青年人纷纷自愿报名，要求参加红军。从3月21日至28日七天中，就有3000多青年自愿报名参军，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参军的情景。南进的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仅在洪洞下纪落村一带，两周内就扩红325名。当时有人写诗道：“参加红军人纷纷，倭寇国贼惊失魂；抗日先锋处处有，革命同盟遍乡村。”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红军开进山西，晋军连吃败仗，使亲日反共的阎锡山十分惊恐不安。当北进的红十五军团骑兵部队逼近太原南郊的晋祠时，据当时阎的高级将领回忆，阎锡山害怕红军攻打他的老巢，连日坐卧不安，寝不成眠。阎军在太原“绥署”门口和大院垒起沙袋，架起机枪，周围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严密防范。同时，红军强大的政治影响使阎锡山更为害怕，下令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控制。他除了定期亲自出面发表反共演说外，还采取了许多恐怖措施。东征期间，阎锡山曾下令全省实行戒严，太原市晚上12时后禁止行人；其“防共保卫团”经常以所谓红军密探和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抓捕和杀害无辜群众。据1936年3月6日《北京晨报》报道，阎锡山反动当局在太原国民师范一次就抓捕学生和教职员工100多人，有的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惨遭杀害。另外，据有的材料记载，在汾阳县城，守卫北门的军警因为从进城探亲的两个农民身上和帽子里搜出了铜钱和缝针，便被当做红军密探抓去惨杀。当时，阎锡山统治区到处笼罩着黑暗和恐怖的气氛。
志丹精神 千古流芳
1936年3月31日，按照红军东征的战略部署，刘志丹和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从陕北葭县以北渡过黄河，占领了兴县罗峪口。4月5日，红二十八军与红十五军团在白文镇会师。红二十八军是一支由陕北地方武装组织起来的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战士们是经过战斗锻炼的，斗志旺盛。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渡河后，在兴县的罗峪口、康宁镇和兴县与临县边界的白文镇，积极开展工作。红二十八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刘志丹非常高兴，教育部队虚心地向中央红军学习。他经常与徐海东、程子华一起研究工作，商定作战部署。4月12日，总部命令红二十八军单独行动，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进击，相机攻克三交镇。
4月14日，攻战三交镇的战斗打响。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八军向中阳县三郊镇的守敌发起猛攻，在战斗中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他在生命垂危之时，对守在身边的宋任穷说：“政委，你带着部队消灭敌人吧！”指战员们怀着复仇的火焰，猛向敌人冲去，攻占了三效镇。
刘志丹的生活作风一贯艰苦朴素。在东征中，他没有携带棉被，晚上睡觉盖着随身的大衣。其他同志要把自己的被子让给他，他以感激的心情风趣地对同志们说：“我的这件大衣比被子还好，白天穿，晚上盖，起来也不用打背包。”他的这件大衣已成为革命文物，现在被陈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刘志丹是陕北保安县人。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35年9月，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经过长征的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在陕北永坪镇会师；两军组成红十五军团后，刘志丹担任副军团长和参谋长（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并于1936年4月10日，被中央任命为西北军委委员。他是位陕北人民爱戴的群众领袖。他牺牲后，党和人民为了纪念他，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领导人都曾亲笔题词，对刘志丹作了高度评价。毛泽东的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们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题词：“红军模范”。因此,刘志丹的英明永远留在人民中间。
三交镇战斗后，红二十八军即回师陕北。
回师陕北 大展宏图
3月初兑九峪战斗之后，南下的红一军团和北上的红十五军团，经过一个多月同敌人周旋，甩开了敌人，于4月底至5月初，由永和县的于家咀、铁罗关等渡口迅速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当时，蒋介石、阎锡山虽然地上有20万大军包围堵截，天上有大批飞机侦察轰炸，但仍堵不住红军的道路，红军安全地回到了陕北。敌人妄图将红军消灭在黄河岸边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5月5日，党和红军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归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至此，红军东征胜利结束。
5月13日，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召开的庆祝红军东征胜利大会上，毛泽东在总结东征时指出：红军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红军东征山西，转战75天，取得辉煌的战果，其意义是：
1．东征红军英勇善战，所向无敌。东征期间歼敌1.3万多人，俘敌4000多人。壮我军威，灭敌之威风。
2．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余门，电台一部。武装了东征红军，扩红8000多人，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3．东征期间转战50多县，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创建地方党政组织，建立地方游击队30多支，发动群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
4．筹积了物资，基本上解决了经济急需。东征期间筹款50多万元。据延川县清水关老水手陈德功老人回忆，红军回师时他们在黄河渡口，搬运物资七天七夜，其中有金银元宝、布匹、医药、武器弹药等等。财物丰富，都是当时陕北缺少而军队急需的物资。
5．东征回师后，确定了红军西征的战略方针，为扩大根据地、实现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创造了条件。
6．红军东征期间，为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扩大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效果，奠定了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为一体的抗日军事格局，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促进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打开抗战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东征的意义十分深远，正如毛泽东在总结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时，曾经形象地用“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作比喻。红军东征，从某种意义讲也是这样的，是长征的继续和发展。
（作者：牛兴华，延安大学教授，中共党史专业硕导，延安陕甘宁根据地史研究会会长。）
来源：中共党史与延安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