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来源:《中华魂》杂志,1998年第2期  作者:郭洪涛  时间: 2017-02-17 15:02  阅读量:    字体【


刘志丹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为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过早牺牲,是我们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我为失去这位良师益友深感悲痛。


从学生领袖到陕北红军前敌总指挥


1925年我考入陕北榆林中学。刘志丹(当时叫刘景桂)同志是榆中高年级的学生,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他在学校里很活跃,经常在榆中旬刊上发表文章,是一位威信很高的学生领袖。1925年三四月间,他代表榆林中学参加了陕西省召开的学生代表大会。之后,由党组织派往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1927年大革命失败,我被榆林中学开除并遭通缉,奔赴太原。不久,在太原被捕入狱。1933年出狱后,得知刘志丹与唐澍、谢子长等同志在1928年领导了渭华暴动。这次暴动虽因没有根据地依托遭到了失败,但指明了西北革命必须走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道路。1931年冬,刘志丹和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创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他任副总指挥。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为陕甘红军游击队,以后又改为红26军。红26军南下失败后,刘志丹、吴岱峰、王世泰等同志先后返回渭北,恢复了红26军第2团,逐步扩大恢复了红26军42师,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九十月间,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黄翰(即张子华)同志到陕北苏区巡视工作。我和李铁轮同志向他反映了陕北党和苏区的情况。当时,绥清苏区、绥米佳吴边苏区和安定一带苏区将要连成一片;陕北红军主力1、2、3支队已经上级批准给了番号,准备建立一个师的主力红军;苏区各个县都普遍成立了游击队和游击小组。陕北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动摇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统治根基。敌人不甘心失败,布置了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因此,我们建议红26军一部到陕北和红27军会合,集中兵力打击进犯苏区之敌。由于谢子长同志伤势严重,建议刘志丹同志来陕北统一指挥两支红军队伍。黄翰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意见,给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写了信,这封信经谢子长同志看后送出。

1935年2月1日(或2日),刘志丹来到陕北,我代表陕北特委致欢迎词,并陪他去看了谢子长同志。这两位亲密战友见面后,情绪非常激动,紧紧握手,互致问候。他们一道分析了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形势,确定了我军反“围剿”的战略方针。2月4日,在周家崄召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特委的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当时有同志建议志丹同志担任西北军委主席,志丹同志坚持说,子长同志是老大哥,应担任主席。与会同志对志丹同志的豁达大度深为佩服。这次会议还决定集中力量先打入侵苏区的高桂滋部,缓解对根据地的威胁。2月21日,谢子长同志逝世,由刘志丹同志肩负起领导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重任。他亲自起草了粉碎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号召苏区军民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消灭进犯之敌,保卫苏区。同时下令调红26军红3团和义勇军到陕北与红27军会合,集中力量消灭敌人。5月,红26军3团和义勇军的900人到陕北和红27军的1200人会合,在安定县(即子长县)玉家湾召开大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我受西北工委委托,在大会上宣布刘志丹同志为前敌总指挥。陕北第二次反“围剿”便在刘志丹同志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1934年冬,蒋介石陆续调集6个师的兵力,发动了对陕北(不含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敌军原有井岳秀1个师在陕北北部;高桂滋1个师深入绥德、清涧、延川、赤源(即安定)一带;冯钦哉1个师在陕北南北一带;山西阎锡山部孙楚、李生达两个师准备渡黄河到绥德、吴堡一带;傅作义1个骑兵师在府谷、横山沿长城一带。

针对敌人兵力分散的状态,我红27军红1团、红2团在游击队和群众武装配合下,各个击破敌人。先歼两个排于秀延南沟岔;后在清漳高家村俘敌一部;再在延川贺家湾击溃敌1个连。

不久,敌高桂滋部郭子封进占杨家园子,这时我前敌总指挥部已成立,刘志丹同志决心消灭这股敌人。他将部队撤回魏家寨,并指示贺晋年率红1团撤到吴家寨,消灭了从瓦窑堡向吴家寨开来的敌人1个连。志丹同志接着指挥红1团、红26军3团和义勇军,歼灭了进击吴家寨的郭子封部,俘敌450多人,缴枪500余支。

吴家寨战斗基本结束后,驻清涧之敌高健派1个营护送1个团的薪饷、装备及伪军官的家属前往瓦窑堡,行至马家坪附近被我9支队和游击小组、赤卫队、少先队阻击。刘志丹留下少数部队打扫吴家寨战斗的战场,亲率大部向马家坪之敌发动猛攻,敌人全部缴械。由于我军连续获胜,逼使敌人撤出安定城。安定成为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安定解放后,西北工委决定攻打延长,解放安塞,打通陕北、陕甘边两大苏区。志丹全力贯彻这个决定,并制定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放出攻打绥德、清涧县城的风声,麻痹延长守敌,而我军则夜行赶至延长大连沟。志丹同志又调虎离山,派红27军红2团和一部分游击队到延长东20里的塬上,打土豪、分财物,迫使豪绅地主向延长守敌求援。在延长守敌大部向塬上扑来时,我军主力则趁虚攻克延长。延长解放后,延川之敌不战而逃至清涧,延川也随之解放。

攻克延长、延川后,部队稍事休整。6月,志丹根据前总的意见,指挥攻克安寨的战斗,打通两个苏区联系。志丹同志采取扫除外围、逐步渗透的战术,先打高桥镇,再打安寨伪政府所在地兴隆寨,最后拔掉李家塌。在这次战斗中,我军毙伤敌人600多人,缴枪200余支,解放了安塞县城,两个苏区联成一片。

安塞解放后,刘志丹把目标对准了靖边守敌井岳秀的第2营,我军以奔袭之法玫取了靖边。靖边被克后,保安城的敌人闻风而逃,保安解放了。不久,我军挺进绥德、吴堡边界,攻打慕家塬、定仙墕之敌,彻底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

我军所取得的胜利,是陕北红军、陕甘边红军团结奋战的结果,同时也是地方领导独立团营、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和广大群众积极支持的结果。在整个反“围剿”的战斗过程中,刘志丹同志的指挥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在其指挥下,我军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加强了红军装备;特别是解放了6座县城,使陕北苏区和陕甘边苏区联成一片,巩固和发展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


英雄万万千,人民英雄要数刘志丹


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后,志丹同志率部队转移到文安峰休整。然而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又命令东北军作为进攻苏区的主力,部署在延安、甘泉、富县一线,准备对陕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

正在此时,红25军进入陕北境界。志丹得知后,即率红26、27军赶赴永坪。1935年9月16日,红25、26、27军会合。17日,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红15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红15军团成立后,乘敌人兵力还未全面展开之际,决定打击进犯的东北军。当时东北军在延安有2个师的兵力,难以强攻。红15军团决定“围甘泉,打延安增援之敌”。志丹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理想的伏击区——劳山。作战计划制定后,我军大部进入设伏区,小部兵力佯攻甘泉。敌增援部队110师在师长何立中率领下,沿公路南下增援甘泉,结果在劳山被我军彻底消灭。东北军损失了110师2个团和直属队,我军毙、伤、俘敌4700多人。这是陕北第三次反“围剿”的重要一仗,是红15军团成立后的第一仗,体现了红15军团的战斗力,也再次显示了志丹同志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5年10月,正当敌人对陕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严重时刻,陕北(包括陕甘边)发生了错误肃反。刘志丹及红26军的领导干部先后被捕,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正在这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11月2日召开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肯定了红15军团的成绩,否定了陕北的错误肃反,志丹等一批受迫害的同志得到释放。

志丹同志虽遭迫害,但他光明磊落,认为这是“左”倾错误造成的,应吸取教训。他毫无埋怨,而以党的事业为重,要大家团结起来,努力工作。这充分证明志丹是一位胸怀大局、品德高尚、党性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志丹释放后不久,中央任命他为新成立的红28军军长,宋任穷为政委。1936年初,红28军奉党中央命令由吴堡北上神木、府谷,巩固扩大神府根据地。红28军途经佳县时消灭了敌人2个连,在太和镇歼敌1个营,打通了陕北苏区和神木府谷苏区的联系。

1936年2月,中央红军开始东征。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我军先后分两路渡过黄河:右路军插入晋西南汾河流域,左路军打到晋西北,痛击阎锡山堵击我军的部队。3月,红28军渡过黄河,占领了罗峪口,接着向北打下黑峪口。这时,接到中央军委电报,命令红28军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相机占领三交镇。三交镇是黄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是陕甘苏区和山西的连接点。为打好这一仗,志丹在干部会上做了动员,亲自察看地形,研究敌情和作战方案。战斗打响后,由于情报不准,敌人的兵力远远超过我们的预计。为此,志丹同志决定到前沿指挥战斗,在前沿察看地形时,不幸左胸中弹,壮烈牺牲。全体指战员得知这一消息后,悲愤满腔,发誓要为志丹同志报仇。大家勇猛地向敌人阵地发起进攻,取得了三交镇战斗的胜利。

志丹同志的遗体由战友们护送到瓦窑堡。党中央、红军的许多领导同志和陕北的乡亲们都来迎灵。周恩来同志、刘大嫂(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我亲自将棺木送下墓室。周恩来主持了追悼会,我在会上介绍了志丹同志的革命生平。志丹同志牺牲后,为了永远纪念他,党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毛主席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朱德题词:“红军模范”;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志丹同志离开我们已60余年了,但他的崇高品质和光辉的革命业绩,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原载《中华魂》杂志,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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