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刘志丹同志领导之反帝同盟军（二十六军前身）在新正二区的三嘉塬正式改编为工农红军游击队(1932 年2月，编者注)举了苏维埃的红色旗帜，这时候的关中革命运动在红军游击队的直接领导下，发动和组织了群众，建立了红军游击区域。
1932年革命运动继续高涨，3月间新正一区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地方赤卫军和少先队，同时在五顷原一带没收了地主豪绅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当时因为这里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区域，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情绪不是很高的。
不久（6月间），很小的一块根据地，完全被敌人破坏，政权亦受到了摧毁，红军游击队亦转移到保安（志丹）一带去活动。
1933年3月，又在耀县的照金建立红军根据地，这时陕甘宁特委由金理科、习仲勋、师克寿等（金任书记，师任队长，习任政委）负责领导游击队的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运动。当时因李妙斋对游击运动的领导，犯了土匪路线的错误，21个支队的成份大部分是土匪出身，在行动中形成与群众的对立，即由二十六军党委将李妙斋撤职，由黄子文任照金苏区游击队指挥，习任政委，遂将21个支队分别审查，凡是土匪成份与脱离群众的全部解散，即以其中精锐者组织了3个支队（旬邑游击队、耀西游击队、淳化游击队），其成份已经改造成为苏区红军中的主要力量，苏区政权亦由当时成立，周冬至同志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此时即有计划地进行组织群众，分配土地等工作，遂一度奠定了根据地的基础。
4、5月间，二十六军由杜衡领导南下渭华一带失败，关中苏区只有3个游击队，人数百余，枪数十支，而进行保证苏区与扩大根据地的工作。6月间金理科调回省委，继由秦武山任书记，高岗同志即于这时由省委派来（特派员）领导陕甘边区工作，则更加强了边区党的领导。7月，耀县杨虎城部王泰吉之骑兵团，在我党的兵运工作之下，组织了耀县兵变，但由于领导的错误及部队中党的力量薄弱，军事行动迟疑，士兵贪钱思家，因此，辘辘把一战，全军溃败，仅留残部百余，逃往照金苏区，和红军游击队汇合。7月间高岗（省委特派员）领导所召开之陈家坡会议，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胜利后，即决定从苏区之游击队和义勇军、渭北红军第四团，整编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
农历八月二十六日特委所在地薛家寨被杨虎城部进攻，当时因众寡悬殊，我们即退出薛家寨，这时候苏区的下层组织只有一个区委。苏维埃政府工作是在比较有系统地建立着，土地已大部分被分配，其政策是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分配给贫雇农，并予土地不足之中农补充，在群众组织方面有雇工会、贫农团、妇女会等，以及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等。中心任务是广泛的武装群众，扩大苏区，进行分粮斗争， 开展群众运动。
1934年春，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又正式成立，张秀山同志任书记，划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当时陕北为第一路，南梁为第二路），2月间即在关中成立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当时由王安民同志任指挥，张仲良同志任政委，统一关中游击队的领导（当时关中有特务队、耀县游击队、坪子游击队）。7月间即在五顷原一带建立了党的组织，组织了农民联合会，并在淳化蒋家山一带也成立了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8月又在新正湫头成立了党的支部。
1934年冬，在宜君县的小石崖成立了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和南区区委（书记张邦英），1935年春，新正、新宁、淳化成立了革命办事处，但在3月后南区革命委员会即遭马鸿逵部的进攻，而受到了破坏，7月间又成立了正旬彬革命委员会（主席郭廷藩同志），10月间正式成立了关中特委（书记鲁贲）和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当时领导有淳耀、赤水、新正、永红、新宁等5个县苏维埃政府，所有基干游击队改编为红一团，以陈国栋（团长）、张仲良（政委）为领导。同时，各县委也建立起来了。
这时候关中的革命运动是在高潮的向前发展着，但是由于朱理治、郭洪涛领导之“肃反”的错误，捕杀了许多关中的干部，加之群众恐慌，当时工作是受到了很大影响，接着关中的革命运动是趋于停止的阶段。
1936年1月，关中特委由中央派贾拓夫同志任书记，习仲勋同志由中央派回关中任苏维埃副主席，张邦英同志为特委宣传部长……（将土改中的“左”、右倾错误进行了纠正——编者注）
4月间国民党部队东北军十一师，组织三路向关中苏区进行全面的“围剿”，坚持一月之久，关中5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全部被敌人摧毁，红军主力第一团及一、二、三独立营，全部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
特委当时决定由习仲勋、唐洪澄、汪锋等同志组织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洪澄同志不坚持，要求回中央去了），在军事上划关中为两个作战区域，成立南、北两路指挥部，当时关中5个县域，全部被敌人占领，所有中心区域，敌人都建立据点，仅余新宁县1个乡（平道儿）没有被敌人骚扰，红军游击队也是分散的秘密活动。当时国民党则进行清查户口，编制保甲，收买利诱我党干部投诚叛变。 而关中的革命运动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严重形势下，整个党的工作，如何的保存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党的严峻任务。于是党决定，凡是一些外来干部和群众关系不很密切的人员，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甚至不能立足的人员，立即分散撤退，不使遭受敌人的逮捕屠杀。虽然个别干部（高乱娃）向敌人投诚，或个别干部被敌杀害（秦善秀），可是群众的革命热情是没有被敌人镇压下去的，而始终是站在革命方面的。
在军事上则是灵活的游击行动，避实就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绝对不能和敌人硬拼的，可是当时的军事负责同志，则犯了军事上的冒险行动，曾将游击队的一半力量拼掉，给当时的游击队运动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8月间汪锋同志调回中央（保安），派习仲勋同志再回关中主持工作。当时敌人的进攻策略，以军事缓和改为政治缓和，于是加强保甲训练，对我内部进行瓦解破坏工作。9月初特委在赤水七界石召集了关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到会30多人，讨论坚持与恢复关中苏区和游击战争问题，当即决定：（一）各县以县为单位整理与扩大游击队，在行动上，则以集中袭扰，分散活动为原则。成立关中游击队的指挥部，以郭秉坤为指挥，习仲勋同志兼政委，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二）尽可能的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中间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之少数分子，如郭相堂、雷同春、雷天义等。（三）进行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四）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五）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会议上一致的决议上述问题，并且调整了各地干部，特委领导同志，则应经常到各地帮助工作。这样以来敌人感觉了革命的力量是没有“围剿”消灭下去的，于是就沿山一带进行残酷的搜剿与并村政策。
根据9月会议的决议，关中党坚决地去执行了，10月间，即有了相当大的开展，对关中的民团、保甲的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军事战斗上又有新正县前马原、淳耀县的让牛村、赤水县郭家掌等战斗胜利。地方政权及党的组织都有部分恢复，泾河三区、淳耀小丘、铜宜耀香山等地都成立了新的苏区，并肃清了大股土匪，武装了革命的队伍。
在我们新的工作形势下，敌人则又采取了死守据点的政策，不像以前那样骚扰了，于是我们展开对敌士兵政治工作的活动，这时候赤水有4个支队，淳耀有两个支队及第十九支队，新正4个支队，新宁一、三、四三个支队，近500人之众，革命的热情空前高涨。
“双十二”事变后，全国政治形势起了变化，整个革命运动高涨起来了，党对西安事变发表了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但是因为关中交通不便，没有及时接到中央指示，因此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方针没有接到指示，为了不失时机即决定各地以县为单位的红军游击队组织向外出击，扩大恢复苏区，争取民团、保甲自动交枪，于是在10天之内，全关中的整个苏区的版图恢复了，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宁4个县的苏维埃政府，全部恢复了党的工作。中央红军南下以后，传达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之后，关中党才停止了扩大苏区和消灭国民党部队的行动。
1937年1月，关中党即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划分苏区与友区的界限，当时关中4个县，赤水、淳耀、新宁三县划清分了，新正县没有划清，这时国内是和平统一了，党的中心工作应该是：第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组织；第三扩大红军，加强整训；第四，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于3月初，陕甘省委又部分合并于关中特委领导，即成立关中分区和抗日救国政府，这时候关中的党员即有700名左右，其组织共4个县委，19个区委。5月苏区党代表会议后，关中于6月召集区委书记会议传达。10月间即召集关中党代表大会，检查过去党的工作，讨论开展关中统一战线，以及苏区转变为边区问题，选举习仲勋、郭秉坤、张仲良、霍维德等同志为关中分委委员。当第一次关中党代表大会后，关中是处在一个统一战线顺利的环境中，对外则与邻县友方都建立了统一战线的友谊关系，并设立我们工作机关——办事处，大力开展友区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消灭了任雨霖、苟鸿鸿、夏老幺等数股土匪，安定了关中社会秩序，奠定了和平建设的基础。
在统一战线政策下，我党大部分区乡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的不正确，一方面是认识不足，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一面。另一方面则在统战工作中存在着阶级仇恨，不愿做统战工作，不与友方进行联合。这两种表现都是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不够而产生的。
国内和平统一了，关中党为了大量地培养干部，因此，创办了关中党校，重点输送具有实际工作斗争经验的乡级干部学习，使他们进一步提高党的基本知识及马主义的理论。这对关中党以后的工作，具有很大意义！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是不放弃反共斗争的，随着全国的反共高潮掀起，关中周围的友方，对我们也不例外，开始限制我们在友区的群众工作，驱除我方各县办事处，继而进行破坏暗杀工作。
1939年国民党的反共斗争更加积极了。2、3月问，我“荣校”在土桥塬被国民党包围，5月间，国民党军队在甘峪坡杀害“荣校”采购员陈应通，我方工作人员张科科被友方旬邑县长张中堂枪杀。5月25日“旬邑事件”的发生，国民党二十八师、预备第三师向边区的武装骚扰等，接二连三的反共摩擦，都证明了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变本加厉，也使我们干部了解到统一战线中是有斗争的。
7月间关中党召集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50 多人，代表党员4000多人，在会议中检查了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决定关中党在统战工作中是必须进行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必然规律。
大会最后选出习仲勋、张仲良、郭秉坤、张凤岐等13人为特委委员，为关中党的领导机关。
1940年，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更加严重，国民党正规军二十八师、预备第三师向我边区实行了进攻，3月间预三师袭击看花宫，5月间保安第九支队郭相堂部占领新正六区底庙村，随后四区亦被占领，及至7月间井村战斗后才给反共部队严重的打击。
为了保卫边区，必须进行反摩擦斗争，关中党在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决定关中党在反摩擦斗争中应该是：集中主力，主动打击进攻边区的反共军队，敌人局部进攻，我则局部游击，敌人全面进攻，我则全面游击，坚决的打击进攻边区的顽固军队。
在这个政策之下，于1940年的9月间，我们先后占领了柳林、庙湾、桃曲、马栏4个区成立了铜宜耀县。接着（1941年2月）又夺回了新宁的盘克区。
在一年反摩擦斗争中，我们是基本上胜利了，得失地区的比较边区则更加扩大了。但是顽固分子则转向对边区进行碉堡封锁政策，蚕蚀边区，建立特务点线，组织瓦解破坏工作……
（摘自《马栏革命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