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刘志丹同志领导之反帝同盟军(二十六军前身)在新正二区的三嘉塬正式改编为工农红军游击队(1932 年2月,编者注)举了苏维埃的红色旗帜,这时候的关中革命运动在红军游击队的直接领导下,发动和组织了群众,建立了红军游击区域。
1932年革命运动继续高涨,3月间新正一区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地方赤卫军和少先队,同时在五顷原一带没收了地主豪绅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当时因为这里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区域,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情绪不是很高的。
不久(6月间),很小的一块根据地,完全被敌人破坏,政权亦受到了摧毁,红军游击队亦转移到保安(志丹)一带去活动。
1933年3月,又在耀县的照金建立红军根据地,这时陕甘宁特委由金理科、习仲勋、师克寿等(金任书记,师任队长,习任政委)负责领导游击队的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运动。当时因李妙斋对游击运动的领导,犯了土匪路线的错误,21个支队的成份大部分是土匪出身,在行动中形成与群众的对立,即由二十六军党委将李妙斋撤职,由黄子文任照金苏区游击队指挥,习任政委,遂将21个支队分别审查,凡是土匪成份与脱离群众的全部解散,即以其中精锐者组织了3个支队(旬邑游击队、耀西游击队、淳化游击队),其成份已经改造成为苏区红军中的主要力量,苏区政权亦由当时成立,周冬至同志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此时即有计划地进行组织群众,分配土地等工作,遂一度奠定了根据地的基础。
4、5月间,二十六军由杜衡领导南下渭华一带失败,关中苏区只有3个游击队,人数百余,枪数十支,而进行保证苏区与扩大根据地的工作。6月间金理科调回省委,继由秦武山任书记,高岗同志即于这时由省委派来(特派员)领导陕甘边区工作,则更加强了边区党的领导。7月,耀县杨虎城部王泰吉之骑兵团,在我党的兵运工作之下,组织了耀县兵变,但由于领导的错误及部队中党的力量薄弱,军事行动迟疑,士兵贪钱思家,因此,辘辘把一战,全军溃败,仅留残部百余,逃往照金苏区,和红军游击队汇合。7月间高岗(省委特派员)领导所召开之陈家坡会议,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胜利后,即决定从苏区之游击队和义勇军、渭北红军第四团,整编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
农历八月二十六日特委所在地薛家寨被杨虎城部进攻,当时因众寡悬殊,我们即退出薛家寨,这时候苏区的下层组织只有一个区委。苏维埃政府工作是在比较有系统地建立着,土地已大部分被分配,其政策是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分配给贫雇农,并予土地不足之中农补充,在群众组织方面有雇工会、贫农团、妇女会等,以及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等。中心任务是广泛的武装群众,扩大苏区,进行分粮斗争, 开展群众运动。
1934年春,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又正式成立,张秀山同志任书记,划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当时陕北为第一路,南梁为第二路),2月间即在关中成立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当时由王安民同志任指挥,张仲良同志任政委,统一关中游击队的领导(当时关中有特务队、耀县游击队、坪子游击队)。7月间即在五顷原一带建立了党的组织,组织了农民联合会,并在淳化蒋家山一带也成立了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8月又在新正湫头成立了党的支部。
1934年冬,在宜君县的小石崖成立了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和南区区委(书记张邦英),1935年春,新正、新宁、淳化成立了革命办事处,但在3月后南区革命委员会即遭马鸿逵部的进攻,而受到了破坏,7月间又成立了正旬彬革命委员会(主席郭廷藩同志),10月间正式成立了关中特委(书记鲁贲)和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当时领导有淳耀、赤水、新正、永红、新宁等5个县苏维埃政府,所有基干游击队改编为红一团,以陈国栋(团长)、张仲良(政委)为领导。同时,各县委也建立起来了。
这时候关中的革命运动是在高潮的向前发展着,但是由于朱理治、郭洪涛领导之“肃反”的错误,捕杀了许多关中的干部,加之群众恐慌,当时工作是受到了很大影响,接着关中的革命运动是趋于停止的阶段。
1936年1月,关中特委由中央派贾拓夫同志任书记,习仲勋同志由中央派回关中任苏维埃副主席,张邦英同志为特委宣传部长……(将土改中的“左”、右倾错误进行了纠正——编者注)
4月间国民党部队东北军十一师,组织三路向关中苏区进行全面的“围剿”,坚持一月之久,关中5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全部被敌人摧毁,红军主力第一团及一、二、三独立营,全部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
特委当时决定由习仲勋、唐洪澄、汪锋等同志组织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洪澄同志不坚持,要求回中央去了),在军事上划关中为两个作战区域,成立南、北两路指挥部,当时关中5个县域,全部被敌人占领,所有中心区域,敌人都建立据点,仅余新宁县1个乡(平道儿)没有被敌人骚扰,红军游击队也是分散的秘密活动。当时国民党则进行清查户口,编制保甲,收买利诱我党干部投诚叛变。 而关中的革命运动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严重形势下,整个党的工作,如何的保存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党的严峻任务。于是党决定,凡是一些外来干部和群众关系不很密切的人员,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甚至不能立足的人员,立即分散撤退,不使遭受敌人的逮捕屠杀。虽然个别干部(高乱娃)向敌人投诚,或个别干部被敌杀害(秦善秀),可是群众的革命热情是没有被敌人镇压下去的,而始终是站在革命方面的。
在军事上则是灵活的游击行动,避实就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绝对不能和敌人硬拼的,可是当时的军事负责同志,则犯了军事上的冒险行动,曾将游击队的一半力量拼掉,给当时的游击队运动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8月间汪锋同志调回中央(保安),派习仲勋同志再回关中主持工作。当时敌人的进攻策略,以军事缓和改为政治缓和,于是加强保甲训练,对我内部进行瓦解破坏工作。9月初特委在赤水七界石召集了关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到会30多人,讨论坚持与恢复关中苏区和游击战争问题,当即决定:(一)各县以县为单位整理与扩大游击队,在行动上,则以集中袭扰,分散活动为原则。成立关中游击队的指挥部,以郭秉坤为指挥,习仲勋同志兼政委,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二)尽可能的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中间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之少数分子,如郭相堂、雷同春、雷天义等。(三)进行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四)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五)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会议上一致的决议上述问题,并且调整了各地干部,特委领导同志,则应经常到各地帮助工作。这样以来敌人感觉了革命的力量是没有“围剿”消灭下去的,于是就沿山一带进行残酷的搜剿与并村政策。
根据9月会议的决议,关中党坚决地去执行了,10月间,即有了相当大的开展,对关中的民团、保甲的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军事战斗上又有新正县前马原、淳耀县的让牛村、赤水县郭家掌等战斗胜利。地方政权及党的组织都有部分恢复,泾河三区、淳耀小丘、铜宜耀香山等地都成立了新的苏区,并肃清了大股土匪,武装了革命的队伍。
在我们新的工作形势下,敌人则又采取了死守据点的政策,不像以前那样骚扰了,于是我们展开对敌士兵政治工作的活动,这时候赤水有4个支队,淳耀有两个支队及第十九支队,新正4个支队,新宁一、三、四三个支队,近500人之众,革命的热情空前高涨。
“双十二”事变后,全国政治形势起了变化,整个革命运动高涨起来了,党对西安事变发表了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但是因为关中交通不便,没有及时接到中央指示,因此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方针没有接到指示,为了不失时机即决定各地以县为单位的红军游击队组织向外出击,扩大恢复苏区,争取民团、保甲自动交枪,于是在10天之内,全关中的整个苏区的版图恢复了,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宁4个县的苏维埃政府,全部恢复了党的工作。中央红军南下以后,传达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之后,关中党才停止了扩大苏区和消灭国民党部队的行动。
1937年1月,关中党即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划分苏区与友区的界限,当时关中4个县,赤水、淳耀、新宁三县划清分了,新正县没有划清,这时国内是和平统一了,党的中心工作应该是:第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组织;第三扩大红军,加强整训;第四,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于3月初,陕甘省委又部分合并于关中特委领导,即成立关中分区和抗日救国政府,这时候关中的党员即有700名左右,其组织共4个县委,19个区委。5月苏区党代表会议后,关中于6月召集区委书记会议传达。10月间即召集关中党代表大会,检查过去党的工作,讨论开展关中统一战线,以及苏区转变为边区问题,选举习仲勋、郭秉坤、张仲良、霍维德等同志为关中分委委员。当第一次关中党代表大会后,关中是处在一个统一战线顺利的环境中,对外则与邻县友方都建立了统一战线的友谊关系,并设立我们工作机关——办事处,大力开展友区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消灭了任雨霖、苟鸿鸿、夏老幺等数股土匪,安定了关中社会秩序,奠定了和平建设的基础。
在统一战线政策下,我党大部分区乡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的不正确,一方面是认识不足,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一面。另一方面则在统战工作中存在着阶级仇恨,不愿做统战工作,不与友方进行联合。这两种表现都是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不够而产生的。
国内和平统一了,关中党为了大量地培养干部,因此,创办了关中党校,重点输送具有实际工作斗争经验的乡级干部学习,使他们进一步提高党的基本知识及马主义的理论。这对关中党以后的工作,具有很大意义!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是不放弃反共斗争的,随着全国的反共高潮掀起,关中周围的友方,对我们也不例外,开始限制我们在友区的群众工作,驱除我方各县办事处,继而进行破坏暗杀工作。
1939年国民党的反共斗争更加积极了。2、3月问,我“荣校”在土桥塬被国民党包围,5月间,国民党军队在甘峪坡杀害“荣校”采购员陈应通,我方工作人员张科科被友方旬邑县长张中堂枪杀。5月25日“旬邑事件”的发生,国民党二十八师、预备第三师向边区的武装骚扰等,接二连三的反共摩擦,都证明了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变本加厉,也使我们干部了解到统一战线中是有斗争的。
7月间关中党召集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50 多人,代表党员4000多人,在会议中检查了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决定关中党在统战工作中是必须进行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必然规律。
大会最后选出习仲勋、张仲良、郭秉坤、张凤岐等13人为特委委员,为关中党的领导机关。
1940年,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更加严重,国民党正规军二十八师、预备第三师向我边区实行了进攻,3月间预三师袭击看花宫,5月间保安第九支队郭相堂部占领新正六区底庙村,随后四区亦被占领,及至7月间井村战斗后才给反共部队严重的打击。
为了保卫边区,必须进行反摩擦斗争,关中党在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决定关中党在反摩擦斗争中应该是:集中主力,主动打击进攻边区的反共军队,敌人局部进攻,我则局部游击,敌人全面进攻,我则全面游击,坚决的打击进攻边区的顽固军队。
在这个政策之下,于1940年的9月间,我们先后占领了柳林、庙湾、桃曲、马栏4个区成立了铜宜耀县。接着(1941年2月)又夺回了新宁的盘克区。
在一年反摩擦斗争中,我们是基本上胜利了,得失地区的比较边区则更加扩大了。但是顽固分子则转向对边区进行碉堡封锁政策,蚕蚀边区,建立特务点线,组织瓦解破坏工作……
(摘自《马栏革命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