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六军1932年12月在陕西宜君县转角镇成立。
人物说明：
画面前左人物（从左至右）：红军战士、曹胜荣。中部人物（从左至右）：师克寿、吴岱峰、高锦纯、张秀山、刘志丹、谢子长、王有福、王世泰、女战士、阎红彦、杜衡、李杰夫、杨琪、魏武、杨重远、刘约三、李秉荣、郑毅。后排骑兵（从左至右）：骑兵娃、杨文谟、王兆相。
1933年7月21日，在党中央武装革命斗争和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在陕西省委具体指导下，驻扎在西安北部耀县的杨虎城部队骑兵团近千人，在团长王泰吉的率领下发动起义。耀县县委和党组织派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等共产党员，配合王泰吉起义，发动了耀县贫民革命武装暴动。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和振奋人心的大事件，对于建立以照金为中心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红二十六军，继续开创“陕甘边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发展西北红色武装割据的斗争，迎接革命斗争新局面起了重大作用。
起义的经过和意义
耀县暴动发展和壮大了以照金为中心根据地建没，在发展西北红色武装割据的理论和实践中起了重要贡献。
王泰吉耀县起义不是偶然的。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黄埔军校学习，立志要为人民做一番事业。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参加了麟游起义和渭华暴动，曾一度被国民党关入南京“中央监狱”，出狱后到杨虎城部任副旅长等职，1931年担任了骑兵团团长。一个时期内，他虽然与党失去了联系，但是革命意志没有消蚀，待机而动。
1933年上半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指导下，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日益发展壮大。王泰吉深受所在驻防地区的红二十六军、红色游击队和渭北根据地等革命斗争的影响。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后，继续南侵，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民族存亡之际，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委会发表宣言，提出了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中愿意同我党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冯玉祥、方振武和吉鸿昌将军响应我党的号召，与我党合作建立革命同盟军对日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对王泰吉起义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加之王泰吉对国民党统治和所在旧军队现状不满，又受到他周围的淡国帆等革命同志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思想影响，便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率部起义，打开西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局面。经过他的老朋友共产党员何寓楚及李赋言、余海丰同志的帮助，王泰吉于1933年6月，与中共陕西省委建立了联系，对起义作了秘密部署。当时在王部当班长的王泰吉侄儿共产党员王振民（以后改名王英），在起义前后同党的三原中心县委联系，联络一部分旧军队人士共同活动，经过一个来月的准备，终于宣告起义。
陕西西省委很重视这次起义，除派杨声为代表到王部任政治部主任、派龚逢春同志帮助工作外，省委书记杜衡（以后叛变）曾于起义前和起义当天两次来到耀县，同时任耀县县委书记的张邦英等同志召开县委会议，对如何配合王部起义作了传达、布置。起义后王部迅速收缴了县城内雷天一民团和胡景铨保安团的武装，释放了许多在押犯人，树立起西北民众抗月义勇军的旗帜，张贴布告，通电全国。在耀县党组织配合下，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没收、分配了伪县政府、奸商囤积的粮食和全县有名的雷、段两家大地主的财物。进行了肃清反动分子的工作，逮捕了高干臣等反动豪绅地主，没收、分配了他们的许多财产。在县政府大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当众枪毙了镇压农民革命斗争的伪南区区长张恒义，大快人心。
耀县县委在上级指导下，始终把建立革命武装配合王部起义作为重要任务。起义的当天张仲良同志也从西安派回，同张邦英同志在县委会上进行了分工，一面发动党员、农民群众组织游击队，一面利用社会关系将赵连壁民团四十多人争取过来，作了整顿，打死反动团副朱瑞轩。另外，又从王泰吉部队那里搞来十九支毛瑟枪，从雷天一的军需手里弄来一部分库存的枪支和几箱子弹，组成一支一百多人、六七十支枪的革命武装——耀县游击队。这支武装一成立即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斗争，处死了全县有名的阿姑社恶霸地主左善楚兄弟三人，没收分配了他家财物，烧毁了全部土地债务契约。活捉并处死了在孙家塬横行恶霸、无恶不作、破坏该村我党组织的兵痞流氓张廉明。还将白家庄财主周老四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起义几天后，为扩大政治影响，争取杨虎城其他部队响应，王泰吉率部向三原方向行动。在途经三原心字区、武字区革命根据地时，受到当地党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慰问，起义官兵很受鼓舞。但是起义部队中党的力量过于薄弱，仅有党员一二人，虽派去几位同志，但一时发挥不了核心骨干作用。起义准备时间短，政治思想工作差，许多官兵对抗日义举缺乏认识和信心，部队军纪松弛，人心涣散。相当多的官兵借起义之机发了洋财，不愿打仗。用人不当，轻信坏人，起义前未对不可靠人员适当处理。起义中将正在卸职的伪县长委任政治部主任，轻信反动民团头子雷天一，不仅把收缴的枪支退回雷天一，还任命雷为第一支队队长，委派其打耀县、三原边界的王茂臣反动民团，放虎归山。雷暗中与西安当局勾结，起了瓦解义军的作用。指挥上对敌估计不足，采取了向敌人统治中心三原一带行动的错误方针，对进剿之敌情况不清，当部队进抵桥头镇辘轳把时，被杨虎城部孙苍浪特务团一打即溃，退到耀县小丘后，又遭敌进击，整个部队被歼，或降、或逃，最后在党的指引下，进入照金革命根据地时，只剩下一百多人。
在王泰吉抗日义勇军退到照金前一、两天，张邦英（任耀县游击队党代表、政治指导员）、陈学鼎、张仲良（分别任游击队正、副队长）所带的游击队，配合王泰吉部浴血奋战七天，一百多人也退入照金根据地。
照金革命根据地地处耀县西北部一个小山镇，是1932年底至1933年初，在党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和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割据”、“井冈山道路”和建立根据地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创建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宜君转角镇成立后，即转战耀县北部山区照金等地，打下了宜君焦家坪，全歼驻守的民团，击退陕北军阀井岳秀的援兵，占领耀县香山寺，消灭了照金、雨源、淳化、铁王等周围地区的民团和敌军。这时，习仲勋、黄子文、李炒斋等同志受党的派遣先后到照金开展群众工作，在红二团帮助下，搞起照金、淳化、旬邑等多支游击队，在周边扫清反动民团，抗击国民党反动军队“围剿”，为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四月份在中共陕甘特委（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主持下，在照金召开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了周冬至（贫雇农民）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的陕甘边工农民主革命政府，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黄子文任总指挥（后为李妙斋）、习仲勋任政委（后为张秀山）。使红二十六军有了后方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设在土儿梁（后迁至薛家寨）。下设土地、粮食、经济、文化教育、内务、肃反委员，赤卫军指挥部。建立农民协会、妇女会、赤卫队和党的基屋组织，成立乡革委会七、八个，农民联合会二十多个，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5000多平方里的革命苏区。时任党耀县书记的张邦英及党组织帮助根据地建立秘密交通站、情报站、购物站，为照金送去油印机、食物、纸张、医药、火药等物资和传递情报。六月初，刘志丹、王世泰等人领导的红二团在杜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张下，撤离照金南下，准备建立渭华根据地，结果全军失败，给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失。
历史再次证明，王泰吉义勇军的起义给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统治以沉重打击，虽然冒进三原失败，但幸存下来的抗日义勇军革命武装力量和耀县起义的游击队一起退守照金，改变了红二团失败后的局面，鼓舞了民众的革命斗争，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证明，没有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革命武装就无立足之地，就不会有这两支红色武装的存在。
陈家坡会议与部队统一指挥
陈家坡会议，在西北红色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再次证明，在当时陕西省委遭敌破坏的情况下，陕甘边特委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斗争，执行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路线。
在王泰吉义勇军退到照金前一、两天，张邦英、陈学鼎、张仲良所带的耀县游击队先进入照金根据地，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在照金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在高山槐打退了雷天一民团的进攻，毙伤其一部，与王泰吉抗日义勇军和当地游击队一起，攻打照金后沟寨子，消灭了张彦宁民团，缴获其全部枪支。次日，又同尾随进剿的孙苍浪军队打了一仗，部队又受到一些损失。不多天，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在敌人“围剿”下，由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带领，从三原心字区、武字区也到达照金。三支部队与当地游击队会合一起，共有四五百人，三百多支枪，使照金革命根据地在红二十六军二团离开后（在终南山失败）四面受敌的困难局面发生了新的变化。
当地山高林深、人员稀少、交通不便，上述几支部队汇集照金后，粮食给养有些困难，但更重要的问题，还是对这几支部队如何领导、如何行动，需要一个正确的方针。陕甘边特委和部队领导同志于8月14日在照金附近陈家坡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从省委前来担任义勇军政委的高岗，特委书记秦武山，团特委书记、特委军委书记、革委会副主席习仲勋，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红四团杨森、黄子祥、王伯栋，耀县三支队张邦英、陈学鼎，义勇军总指挥王泰吉等同志。会上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焦点是集中统一行动还是分散行动。集中行动，形成一个拳头和坚强力量，提高士气，相机打歼灭仗，积小胜为大胜；分散行动，削弱战斗力，在敌强我弱形势下，会有被各个击破、被消灭的危险。一些同志认为省委被破坏，刘志丹和红二团南下失败，一起行动目标大、困难多、行动不便，主张各回各地。这种意见遭到大多数同志反对。高岗、秦武山、习仲勋主持会议，坚持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功。经过一下午又一晚上的讨论，最终取得一致意见。决定将红四团、义勇军、耀县第三支队组成主力部队，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决定了部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方针。
总指挥部成立后，先后在牛村打击消灭雷天一民团一部，又打了庙湾和柳林镇等地民团，消灭了夏玉山和谣曲的民团各一部，使周围敌人不敢对我照金轻举妄动，锻炼了部队，提高了胜利信心。接着，主力部队向西出击，在七介石与强世卿陕北安定游击队会合。9月下旬，在进至彬县底庙时，旬邑城张洪镇民团仓促出动六七十人迎战，被我骑、步兵合击全部歼灭。乘胜智取张洪镇。挑选十多名机警战士换民团服装，从被俘的民团中向守城民团喊话，装作被红军缴械放回，大部队沿秋庄稼做稳蔽随后紧跟。敌人误开城门，红军迅速冲进城中，大获全胜，共缴枪八九十支，没收了伪县政府和土豪劣绅的布匹、粮食和钱财，镇压了伪县党部书记和反动豪绅，取得一次大胜利。
次日，部队回到照金，适逢阴历八月十五，刘志丹、王世泰、曹士荣、黄子文等同志由红二团终南山失败后返回，一起过了一个胜利快乐的中秋节。志丹同志遂被任命为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之后，红二团南下的杨琪、吴岱峰、高锦纯、牛刚、黄罗斌、刘约三、魏武、王兆相、康健民、王有福、芮四、苏世杰等二十多位同志陆续回到部队和照金根据地，成为陕甘边革命斗争中坚强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之后部队经宜君西部向甘肃行动，10月18日奔袭了合水县城。部队曾在合水城东十里的黑木塬停留了一天，准备云梯等登城工具，封锁消息，侦察地形、敌情。趁天黑人静，组成三个突击队，从城东面的南、北角登城，北头先登成功，收缴守敌的枪支，南头也登城，主攻连队紧跟冲上去，攻占东城楼，打开城门，大部队顺利进城，取得巨大胜利。除少数敌军和伪官员从西门逃跑外，共消灭赵文智部一个连和部分民团，缴枪百余支，营救被押的同志，没收了伪政府和杜老爷等几家豪绅地主的钱物，逮走了伪税务局长和十几个土豪，向市民进行宣传，扩大革命影响。部队日暮时撤出，向宁县盘克塬转移。
陕甘边斗争历史再次印证了陈家坡会议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是革命斗争从低潮走向胜利的转折，对西北红军的发展和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包家寨会议和红二十六军恢复和发展壮大红色武装割据
陈家坡会议后我军连续打了不少胜仗，尤其打下旬邑县城张洪镇，对陕西国民党统治势力震动很大。蒋介石电令邵力子、杨虎城迅速肃清照金和薛家寨“残匪”。于是，杨虎城趁我主力部队（骑兵团、义勇军、耀县第三支队共计四五百人）在高岗、王泰吉指挥下离开照金北上攻打合水之机，调集孙苍浪特务团和耀县、宜君、淳化等几县民团两三千人“围剿”我照金根据地薛家寨大本营。敌人连续五、六天猛烈进攻加炮轰，担任防守的游击队仅有百余人及一些后勤工人、办事人员，寡不敌众，李妙斋同志英勇牺牲，照金薛家寨失陷，牺牲了很多同志。我党政机关负责人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吴岱峰等在同敌人浴血战斗后，先后撤离薛家寨，向合水、庆阳方向转移，留下张明伍、黄子文领导的当地游击队，在附近淳化、旬邑边界继续坚持斗争。接着，甘肃伪政府调杨子恒配合陕西驻洛川的冯钦哉部队和延安的井岳秀部队，又对我主力部队进行追剿。这时我主力部队已结束合水战斗，在由宁县向庆阻一带行动中，继续消灭了三十里铺城壕川的民团。10月29日，在毛家沟门，对尾追我军的甘肃警一旅赵文治团进行了反击。当天该团近千人从三面向我扑来，敌人步步紧逼，我军在王泰吉、刘志丹、高岗指挥下且战且退，待到村后的山上时，又发现庆阳军阀谭世麟民团近百名骑兵，已集结在我后侧的北梁上，相机而动。危机关头，我军立即命令一个连抢占有利地形，顶住正面敌人，组织其他部队猛烈反击，奋力冲杀，迫敌退却，并乘胜追击，歼灭了许多敌人。此时，谭世麟的骑兵见势不妙，不战而逃。这一仗，大挫了敌人的锐气，打退了敌人的追剿。
随着我主力部队发展，为进一步增强部队战斗力，建立巩团的革命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领导同志，于1933年11月3日在合水包家寨召开重要会议，着重讨纶了部队改编和根据地建没问题。决定撤消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第三支队和少年先锋队改编为红三团（耀县战士占全团的一半，为三团一、二连，陈学鼎任二连连长、张邦英任指导员）和先锋队，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以后叛变）。原红四团改为骑兵团，仍由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改编后四十二师共辖两个团三个连，约四百多人战马近百匹。会议在志丹同志提议下，还总结了红二团终南山失败和渭北心、武根据地，照金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进行武装斗争只有一个根据地不行，必须建立几个根据地，才有较大回旋余地，依靠人民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战胜敌人。即所谓“狡兔三窟”。
会议决定以南梁地区为中心，建立三个根据地，成立三路游击队指挥部：以陕北安定为中心建立第一路游击队，强世清为指挥、魏武为政委；以陇东南粱为中心建立第二路游击队，杨琪为指挥、高岗为政委；以关中照金为中心建立第三路游击队，王安民为指挥、张仲良为政委。在此基础上广泛开展游击战，主力部队红三、四团根据敌情变化，居中策应，配合当地游击队，主动打击、消灭敌人。
恢复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建立三路游击队的决定给全体指战员以很大鼓舞。几天后，在东华池莲老寺进行了改编，召开军人大会，欢送跟主力部队战斗三个月、已全部武装起来的陕北安定游击队返回安定，建立根据地。杨森在会上讲了话，魏武表了决心。部队又相继派张策、刘约三、张嘉珍、阴云立、郭柄坤、李尚勤等同志去二、三路地区做建立根据地和发展地方武装的工作。
接着，我四十二师主力挥戈南下，帮助第三路游击队恢复和发展照金苏区。11月20日，我军进至宜君杨家店子时，误认敌二三六旅五一一团的一个连为我们的游击队，该敌趁次日晨大雾弥漫之际，袭击我部队，直至敌人进到街上时才发现。我军奋起迎击，且战且调动部队，迫敌退到山上与我对峙。午后，我军从正面及两侧向敌发起反击，并以一部迁回到敌后包围，经过激战，将敌连长李文杰及一百余人全部歼灭。这次战斗中我军伤亡很大，伤员不好安置，部队遂改变计划，经小石崖、上畛子返回合水东华池一带。
在合水东华池地区稍加休整后，遂分兵两路，打击消灭当地及附近地区敌人。师部随三团向东行动，消灭了甘泉道佐铺的民团数十人，袭击甘泉县城之敌未能成功；在向洛河川的葡萄沟口行动中，反击了尾随并企图包围我军的敌二五六旅的一个营。我骑兵团向西北行动，歼灭了新堡、梨园堡、阎家洼子、赵家沟门的民团和陕西警备骑兵旅二团张适芝新兵连一部，为建立南梁根据地，使陕甘边党政领导机关安于此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久，红三团和骑兵团在二将川会合，并再次南下，向正宁、旬邑、淳化一带行动。12月中旬，部队占领了正宁南邑的后沟寨子，收缴了部分守寨民团的枪支，帮助第三路游击队建立根据地后，又返回东华池一带。在行动中听说山东“人民军”刘桂堂部队（王泰吉同志至朋好友），开到豫陕边境，为争取其一部分武装参加革命。王泰吉要求利用旧关系前去活动，用他的话说“就是出去放把火”。经师党委在莲家砭会议上研究同意，王泰吉随部队于1934年1月中旬经耀县、铜川到达淳化强家山的一天夜里，同一个警卫员携带两支手抡、两匹骡子和一些旅费，由少数骑兵护送一程。王泰吉出发到通润镇他过去的部下马云从处（当时马任伪淳化县三区民团团长），王泰吉想先取得马对这一活动的支持，不料被马出卖。不多天，王泰吉被押解到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在敌严刑之下，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并赋诗抒情怀，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从容就义，年仅二十八岁，同他出生入死的陕甘边战友们无不痛心疾首！令人十分痛惜！
王泰吉走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由刘志丹担任。在刘志丹直接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到1934年底左右，红二十六军已发展到五个团，约一千三四百人，两百来匹战马，再加上各地的游击队，总共二三千余人。陕甘边革命根椐地也有了很大发展。
陕甘边不断在“围剿”中发展壮大的“六点原因”
以上文字大概纪录了从1933年7月至1934年初，耀县起义和红二十六军恢复、发展的历史。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红色武装为什么能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不断“围剿”中，一步一步发展壮大，并在革命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中国革命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有六点原因。一是，这支武装在党的领导下，为解放劳动人民大众艰苦奋斗，不怕牺流血牺牲，严守革命纪律，百折不挠，坚定不移地走毛泽东指引的“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道路。二是，有横跨陕北、陇东，林大沟深、交通不便，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山脉，作为积蓄革命力量进行武装斗争的依托。三是，有当地深受地主、官府剥削、压榨和军阀土匪骚扰，生活极度贫困的农民，以及失去土地、生活极度低贱的窖工和矿工，以及具有强烈革命愿望和造反精神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四是，有久经革命锻炼、胜不骄败不馁、多谋善断、对党和革命事业赤胆忠心，深受军队和人民爱戴的刘志丹同志正确领导和指挥，以及一批共产党负责同志和骨干，共同努力奋斗。在对敌作战中，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智而取之，诱而歼之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五是，我军通过各种关系，在一些哥老会、民团、开明绅士、旧军队和其他对反动统治不满的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取得他们的同情，保持中立，做一些掩护我伤病员，为我军购买医药、子弹等方面的帮助工作。六是，还需要一提的是，虽然1933年7月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陕西省委和地下党组织因杜衡叛变而遭受了破坏，再加上党中央长征转移，使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暂时同上级失去联系，各项工作受到一定影响。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也避免了某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拢，使特委和部队在许多问题上能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祝出发，实事求是，采取比较正确的方针、改策和行动，未走大的弯路、受大的损失，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阶段“硕果”仅存，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毛泽东领导抗日战争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2012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