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权中在商洛的活动与渭华起义——有关渭华起义问题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潘自力  时间: 2016-04-10 15:02  阅读量:    字体【


一九二八年二月间,陕西省委扩大会议选我、张金印(同时为团的代表)和王松年(农民)为代表去上海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去的还有一个团的代表薛应麟(农民)。因为团中央也决定召开团的代表大会,所以陕西团内也选派了两个代表出席。后因为环境不好,中央决定“六大”不在上海召开,并推迟召开时间(后来在莫斯科召开,陕西代表只有留在团中央工作的张金印出席)。我们到上海后,把陕西党的组织和工作等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和口头报告,并参加了中央对陕西工作指示的小型会议。中央当时对陕西党的工作的指示精神是:要发动群众,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统治。我回陕西时除带回中央上述指示精神外,并带回中央给朱德同志的一封指示信,这是中央抄转给许权中旅的党组织的。这封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是:要党领导的军队发动农民群众,配合农民的武装起义,要脱离军阀军队,自己单独搞武装。

我回陕后,向省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省委进行了讨论(怎样具体讨论的已记不清了),并将中央给朱德同志的指示信转给许权中旅,要许旅党组织讨论并具体执行中央指示。

四月下旬,省委派我到临潼、渭南、华县、固市、蒲城一带,去了解陕东党的工作和群众斗争情况,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组织各地县委讨论发动群众斗争的问题。

当时陕西的形势是:豫西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已开始有小的战斗。河南地方军阀樊钟秀、陈文皋等反冯,陕西地方军阀与冯也有矛盾,酝酿准备反冯,陕东渭华一带农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已开始了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如打死收粮款差役等。宣化事件已经发生。华县有一个民团武装由我党掌握,更重要的是党领导着许权中旅。在军阀内部矛盾斗争以至于公开混战(渭华起义时豫西和西安都发生了地方军阀的反冯战争),农民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我党掌握部分武装的有利形势下,利用军阀内部矛盾,乘隙由党领导的军队配合,发动农民武装,以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展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是必要的,取得胜利也是可能的。

我这次去陕东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时,即向各地党布置了发动农民斗争的任务,到我回西安时,渭华高塘原农民已经开始搞起了武装斗争(向许权中旅要了部分枪)。省委及时给许旅写了一封指示信,要许旅(时驻三要司)开往渭华配合农民起义,准备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当时李虎臣调许旅开赴潼关阻挡冯玉祥西进军队,省委意见是不去潼关。我本来要马上再去陕东组织许旅配合农民搞武装起义,但因丁增华部队包围西安反对冯系的宋哲元,未能及时出城。待三几天丁部撤围,我出西安去陕东时,军队起义已经搞起来了。实际围城前已行动起来,因消息不灵,省委不知。

原来许旅军委在讨论军队行动方向问题时,有过争论,一部分同志主张不执行李虎臣的命令,不去潼关,而去渭华,这和省委意见是一致的;但许权中同志主张去潼关,结果按许意见行动,队伍开赴潼关。只派雷天祥同志带了八十多人枪去渭华与高塘原农民武装配合,开展斗争。他们曾准备在高塘原消灭冯子明的一部分驻军,冯军见势不妙,自动撤走了。许旅开往潼关,与冯玉祥军队打了几天后,军委决定许旅起义,把军队撤下来,西去渭华。因怕许权中不同意撤军,军委的决定事先未通知许权中。许权中旅共有两千多人(两个团,一个教导营,还有直属队),只撤出来七、八百人(两个团长和一个党员营长未撤,大部分队伍因党的工作薄弱,未能完全掌握,没撤下来)。许权中带着随从他的十几个马弁离开潼关,赶到渭华。

许旅起义后,在回渭华的路上召开了会议(干部会,还是群众大会,记不清了),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打起了红旗,选举唐澍为总司令,刘志丹为军委主席,卢少亭为政治部主任,王泰吉为参谋主任,杨晓初负责经理部(相当于后勤部)工作。军队下分几个大队(谢子长是第二大队长)。许权中因为在军事行动问题上有错误,未分配重要工作,把他带出的十几个马弁编成了一个骑兵分队,由他当分队长。军委并决定永远开除许的党籍。

许旅起义后,军队党的工作主要是刘志丹和吴天长同志负责。为了加强地方党的工作,成立了陕东特委,由省委委员刘继曾任书记,委员有省委派去的团省委宣传部长李大章、渭南县委书记肖明等④。特委(地方党)不领导军队,军队由省委直接领导。

起义军队到达渭华高塘原,与当地农民结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农村成立了乡、村苏维埃,军队中成立了士兵代表会议,并筹备渭华苏维埃。开群众大会,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分粮食,烧地主地契和高利贷借据文约,捉了一批豪绅地主,并杀了其中几个最反动的。组成了赤卫队。

我二次去陕东时,许旅起义军队已开到高塘原,并与陕东特委开始开展上述革命运动。我去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部(时在涧峪口,后迁到高塘小学),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有军委、司令部和陕东特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会上了解了起义后的活动情况。大家认为成立苏维埃是对的。地主土地不但要没收,而且要分配,但如何分配,想不出具体办法(后来敌人接着围剿,忙于战争,土地虽宣布没收,但始终没有分配)。对许权中的处分(“永远开除党籍”),我在会议上提出过意见,认为太重了(省委认为这样处理不妥,因为许是新党员,没有批准,并将情况报告中央,中央也未同意军委对许的处分决定)。会议对当时斗争形势与方针任务,有无具体的规定、决议等,已记不清了。我在渭华起义地区只住了几天,就带了一批经费,回到西安省委机关(当时李子洲任省委组织部长,也负责军委工作,我去上海或陕东时,均由李子洲代理省委书记。渭华起义时李未离开西安城)。

渭华起义后,敌人甚为惊慌,冯玉祥把这个起义当做他的心腹之患,因为渭华地处冯统治的豫、陕、甘等省的交通要道,对他的反动统治威胁很大。因此,起义以后,敌人就开始并陆续派兵攻打起义的军队与农民,包围起义地区。敌人围攻起义部队的武装力量最后增至三个师。起义军和赤卫队在农民群众全力支援下,奋勇抗击敌军,从五月起义到六月下旬,在高塘原坚持了一个多月。后来终因寡不敌众,于六月下旬撤离高塘原。撤退时政治部主任卢少亭同志牺牲。撤入箭峪口,退到洛南山区后,部队分驻两岔河和保安镇。赵雅生的一大队被洛南反动地方武装和丁增华四个旅的敌军包围,唐澍同志带领所部前往救援。赵雅生的一大队已事先趁机撤出敌人包围圈,但唐澍所部陷入敌人重围被敌全部歼灭,唐也牺牲。这时渭华起义的主力已归于失败,渭华起义已算失败了。赵雅生的一大队突围出去,转回渭华,已无立脚之地,因为敌人在那里已进行了残酷的破坏、屠杀(许多党团员和地方上参加起义的积极分子,被逮捕和屠杀,房子被焚烧,土地“充公”……),因此这部分人也散失了。许权中同志逃出后,到商洛驻军刘文伯师,刘给许编了一个旅,渭华起义失败后留下的指战员或逃出的地方干部,编了一个团。后来刘文伯师开到河南邓县一带,被当地红枪会武装缴枪。渭华起义的军事力量,也最后失败了。

这次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同志被敌人杀、关了一些,王授金同志就是起义失败后,被反动豪绅王佐杀害的,有些人不干革命了,当了老百姓;有些同志则继续革命,他们多数到国民党杂牌军队中活动去了。

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而且在三大起义中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它不仅是陕西、西北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当时全国重大事件之一。它是陕西党第一次直接领导与发动农民群众并与军队互相配合进行的武装斗争,和清涧起义(虽然也有重大的革命意义)比较,是进了一大步。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它深刻的教育了陕西广大劳苦群众,向他们指出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在起义中锻炼了一批党的干部,许多人成为后来西北游击队和红军的骨干。因此,可以说渭华起义是十年内战时期党在西北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和演习。起义本身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给后来土地革命的胜利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干部、经验、教训等方面)。

起义失败的原因与经验教训。渭华起义的失败客观上固然是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们的力量弱小,但主要的还应该是检讨主观原因。我以为主观原因主要是: 

首先,省委对于这次起义的形势缺乏全面的估计(对敌强我弱估计不足,只注意了有利于起义的方面),没有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准备工作,对起义本身没有全面的长远的计划和总的战略部署,起义后也缺乏坚强的具体的领导。

其次,在政治上,充分发动群众不够,把打土豪和发动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思想,还不明确,打了土豪,政治上打掉了它的威风,当然对发动群众有好的影响,但没有分配土地给贫苦农民(虽然宣布没收地主土地),打土豪得到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的很少,主要作了军队的粮饷。这样贫苦农民在经济上就没有得到多少实际利益,因此有些人对参加斗争积极性还不很高,有些人有顾虑,对反动土劣坚决镇压也显得不够,捉了一些,杀的很少,有些跑掉,这也影响根据地的巩固和群众的发动。

第三,在军事上,更是没有经验,只知打硬仗,不懂打游击。

第四,根据地思想是有了,渭华起义就是以海陆丰苏区(依靠武装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榜样,在渭华建立根据地的,但对于根据地应建立在什么地区,才有利于保存和发展自己,使根据地坚持下来,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解决。于是死守渭华,结果失败。渭华群众运动和党的工作基础好,发动起义是可以的,但起义后却不能呆在那里(离敌人统治的心脏西安和交通线太近,又是平原),如果当时认识到这一点,起义后把队伍撤入洛南山区,建立与发展革命根据地,是有可能坚持下来的。

第四,渭华起义没有得到陕西关中其他地方群众斗争的配合,形成孤军作战,这也是起义失败原因之一。省委本来有布置:要固市、蒲城、三原及西路一带地方党发动群众,搞小型的武装斗争,以牵制敌人,配合渭华起义,但各地或行动迟缓,或没有去作,没有实际行动。 

 

(根据潘自力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写的《我的自传》和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九日的访问谈话记录节录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作者:潘自力又名自励、自立、志励,陕西省华县人,一九二八年一月至十一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代理书记、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驻朝鲜、印度、苏联等国大使,党的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已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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