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及主政广东期间，曾多次率代表团出国访问。他都能以身作则，严明纪律，带出良好的风气，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1979年11月23日至12月6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的习仲勋，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回程又顺道访问香港。代表团启程前，习仲勋亲自召集代表团成员学习中央有关外事工作的规定，宣布出访纪律。他神情严肃地说：“我们这次出访，参观访问日程安排的很紧。代表团大多数同志没有出过国，大家要有思想准备，要遵守纪律，搞出个好的风气来。”他特别强调说：“今天有话说在前，我们出去两手空空，回来时任何人也不准带大件东西。”一席讲话掷地有声，与会同志感到此次出访，领导重视，任务艰巨，纪律严明，增强了责任感、光荣感。有人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如：在境外有亲友关系的人或香港的亲戚要送大件电器、物品怎么办？能否带回来？习仲勋不容置疑的回答：“不能带，这是代表团纪律，如果他们一定送，就让按正常渠道和手续送到广州来。”
在代表团飞往澳大利亚的专机上，习仲勋又一次认真的提出了代表团纪律问题，语重心长的告诉大家：“我们是伟大祖国友好访问团，不是物资采购团。我们中国人要自尊自爱，要长志气嘛！现在的国产品质量虽然不如人家的好，有的国内暂时还制造不了，但只要承认自己落后，努力自强不息，奋斗十年、二十年是可以赶上的。”
十多天时间内，广东省友好代表团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等地，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和许多华侨、华人。在习仲勋的严格要求下，代表团成员都能自觉地遵守各项纪律，一言一行注意自身形象和对外影响，13名代表团成员仅带必需的公务和生活用品，行李非常简单。12月6日，党代表团成员乘坐广九线直通列车回到广州时，列车长看到托运行李很少，还以为工作出错，便向代表团工作人员陈瑜琳提出：“你们东西只有这么一点，是不是搞错了。请在检查一遍。”陈瑜琳仔细检查后回复说：“这就是我们出国的全部‘家当’，没有错。”列车长仍不解的问：“不是按规定允许每人免税带一个大件电器吗？价格要比内地便宜得多。你们的电视机、录音机是从哪里运回去的？”陈瑜琳回答：“我们没有带这些东西，这是习仲勋书记为代表团规定的纪律。”列车驶入广州车站，省上迎接的同志和铁路工作人员发现代表团成员竟然没有带一个大件电器，惊讶地说：“一个13人的代表团，完全不带这个‘机’那个‘机’是很少见的。”
回广州后，习仲勋召集代表团进行了总结，并向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作了专题报告。事后，他还亲自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此次广东省友好代表团的好作风一时在省内传为佳话。新华社记者以《习仲勋同志率代表团出国访问，外交纪律严明，受到群众称赞》为题，公开作了报道。
夫人，最远只到过深圳沙头角
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是抗日战争初期在太行山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女战士。1943年春，习仲勋出任中央绥德地委书记，齐心也同一批青年奉命来到了绥德师范学习，并担任秋三四班党支部书记。由此，他们相识相爱，结为革命伴侣，携手走过了58个春秋。但是他们的婚姻生活，无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时期，都突显出“革命”这一时代的印记。
1944年4月28日，仅几位军地领导一起聚餐的“婚礼”散去之后，习仲勋便对新婚燕尔的妻子说了一段“革命”情话：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入个人生活的小圈子。艰难岁月，革命斗争是第一位的，彼此之间不可能也不允许有过多的关照。你应当一如既往地到基层去，到斗争第一线去。习仲勋还深情回顾了自己在开辟陕甘边苏区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情景和体会，鼓励齐心说：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要向群众学习。
两个月后，齐心到绥德县沙滩坪区第一乡当乡文书，后来又任中共义合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委副书记，参加了老区土改、生产救灾等重要工作。全国解放后调西北局机关农村政策研究室，还参加了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工作。婚后8年多，他们分多聚少，沟通常靠鸿雁传书。习仲勋总是写信鼓励妻子：“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安心基层，竭诚为群众服务。”齐心的一位好友看了这些信，惊讶的说：“这哪里像夫妻的通信，完全是革命的两地书呀！”
1947年5月，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在安塞真武洞举行5万人祝捷大会。齐心随西北局慰问团与会。未料，正在协同彭老总指挥作战的习仲勋见到久别的妻子竟是一脸的严肃：“你来干什么？如果战争进行10年，我宁可10年不见你。”
习仲勋担任国务院领导后，齐心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留中央党校工作，因离家较远，与家人团聚只能是在周末和节假日有限的时间里，自然就谈不上参加重要的公务活动了。一次，周总理不解地问习仲勋：“怎么老不见齐心同志呢？”后来，周总理决定，齐心以副总理夫人身份参加外事活动。但这样的机会仅有一次，即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访华，按照国际礼节齐心陪同习仲勋参加了接待活动。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遭康生诬陷，蒙冤16年。期间，齐心受株连“审查”，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7载有余。夫妇俩又天各一方，苦度时日。1978年，习仲勋冤案昭雪，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多次率团出国访问，按规定，夫人是可以陪同的，但习仲勋仍嘱咐妻子谨守工作岗位，终未踏出国门一步。用齐心的话说，最远只去过深圳沙头角。
家财不为子孙谋
习仲勋子女较多，战争年代出生的几个孩子因环境所迫，哺乳期就寄养在边区老百姓家中，有的直到解放后才由组织找见，回到父母身边。习仲勋对子女的教育是慈爱而严格的，特别注意从小事抓起，培养孩子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品德，不允许有任何的优越和特殊。为了节约用水，他每次洗完澡，总是把两个小儿子又放进浴盆再洗，最后还要洗过衣服才将水放掉。孩子的衣服和鞋袜，也是依次“接力”，大孩子穿旧了让小的再穿。男孩子因怕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姐姐的花色布鞋，习仲勋让用墨汁把鞋染黑照样穿。
习仲勋的长子富平是“文革”前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陕西户县山沟内的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了13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军后勤学院恢复，急需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富平所学专业对口被后勤学院选中，并迅速办妥了调动手续。但就在其要启程赴京报到时，却没了消息。原来习仲勋知道了此事，亲自出面“挡驾”。他未和儿子商量便给后勤学院领导做工作，让撤回调令。他认为干部子弟应当带头在艰苦地方工作。儿子对此事想不通，认为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不是特殊。习仲勋让省委主要领导帮助说服儿子：后勤学院需要科技人才，陕西同样需要科技人才，而在陕西会更好地发挥专长。不能让人说习仲勋刚恢复工作，儿子就调到了北京。这样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习仲勋的二女儿毕业于外交学院，熟悉法文。1983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接收其到光大工作。习仲勋闻知后，便当面谢绝了王光英先生的好意，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女儿，女儿委屈的说：“我是外文干部，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的说：“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后来，女儿到国际商报社工作，几次出国采访。父亲知道后，偏要女儿对出国的理由正当与否说个清楚。一次吃饭时，父女俩又因此事燃起了“战火”。女儿顶撞说：“我是记者，我会外文，出国访问是工作需要，我并不是凭借什么关系出去游山玩水。”习仲勋忽地站了起来，把筷子往桌子一拍，高声喝道：“哪有这么多的工作需要？不要什么行为都加上工作的名义！”直到女儿表示今后再不争名，不图利，脚踏实地工作时，他才怒气渐消。
“秘书岗位特殊，但人不能特殊”
凡在习仲勋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员、公务员，都对他关心同志、平易近人的作风怀有深深敬意，谈起他工作细致入微、要求严格时，更是赞叹不已。他常讲：秘书是一个特殊的工作岗位，因为他在领导身边帮助领导做具体工作，下情上转，上情下达，秘书的思想作风、工作质量，尤其是纪律观念如何，对群众发生很大影响。虽然秘书岗位特殊，但人不能特殊。他要求秘书绝不能利用领导名义和工作的特殊性为他人或个人谋取利益，而应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平等接受组织的考察、调配和监督。
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领导为了加强地方党委和部队的联系，设想给跟随习仲勋16年之久的秘书张××在军区安排一个合适的职务，请示习仲勋。习仲勋断然拒绝：地方领导的秘书到部队安排职务，没有这个规定，我不能开这个先例。
工作之余，习仲勋常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散步聊天，关心他们的家庭和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但他绝不作无原则表态，不封官许愿，更不允许他们以领导的名义而受到特别的照顾和提拔。
1961年7月，在习仲勋身边工作了10年的秘书田方工作调动，组织提出中央机关有三个单位可供选择。习仲勋却对田方诚恳的说：你还年轻，在国务院机关工作10年了，应当到地方上去锻炼。他还寓意颇深地对这位即将离开的老秘书讲了毛泽东主席艰苦朴素的故事，鼓励他扎根基层，心向群众。他说：中南海的炊事员给毛主席送鸡汤，毛主席特别要问明是母鸡汤，还是公鸡汤，因为粮食困难，毛主席是不喝母鸡汤的，母鸡能下蛋哩！有时书记处开会，吃的也是熬白菜。习仲勋特别叮嘱说：下去以后，切不可搞特殊化。田方到陕西后即向省委转达了习仲勋的意见，并表示：我在上边时间太久了，还是到实际工作中去，再要虚下去就虚脱了。后来他被分配到宝鸡地委任副书记，分管千阳、陇县两个山区县的工作。
在此前后，遵照习仲勋的指示，还有几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愉快地来到了西北和其他边远贫困地区。老秘书陈煦到了甘肃，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阿里，卫焕新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这些同志离开后，习仲勋还经常写信或带话，殷切期望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经受锻炼，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