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功显赫
1906年2月28日，戴季英出生于湖北黄安县，20岁加入共青团，成为武汉三镇知名的学生爱国运动领袖，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总指挥部成员。
1932年4月，戴季英任红四方面军25军74师政委，率部在皖西参加了第4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4月8日，戴季英升任红25军政委，同时兼第74师政治委员、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4月中旬，红25军在潘家河村再次与国民党军作战，击退“清剿”区指挥官卫立煌所部4个师的兵力，共歼国民党军1个多团，使其围歼红军的计划破产。红25军军威大振，迅速发展到1.3万余人。
肃反扩大化
然而，戴季英在红四方面军掀起的“肃反”运动中执行王明左倾路线，造成严重后果。
有一次，戴季英把第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问不出口供时，戴季英叫警卫员拉出去杀了。时任红25军副军长的徐海东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这49个人都被杀了。
1934年12月10日，红25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在“肃反”方面颇有经验的戴季英，历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5年起，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发起对鄂豫陕边区第三次大“围剿”。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等竟然下令开展起所谓“肃反”，矛头直指红26军及其领导人刘志丹。9月下旬，戴季英等人秘密命令红15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于是，刘志丹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随后，毛泽东严厉批评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在批评戴季英时，戴进行辩解，周恩来怒斥：“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11月30日，党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迫害刘志丹”，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上的“败笔”。
再立战功
在抗日战争中，戴季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他率部与日寇作战大小数百次，敢闯险境，善打硬仗，无数次重创日军。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由徐海东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戴率部挺进安徽巢县、相城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屡有斩获。在徐海东病重时，他还代理过司令员职务。
1945年10月起，戴季英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作战中，中原军区各部队顾全大局、牺牲自我。1946年5月上旬，周恩来视察时称赞他们说：“你们拖住了几十万蒋匪军，毛主席曾多次表扬过你们……你们都立了大功。”
被开除党籍
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不过，他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应该成为河南省委第一把手，并且倚老卖老、自我标榜。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4大错误：“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晚年隐居
1992年11月1日，陈再道上将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飘扬——纪念黄麻起义六十五周年》纪念文章，称呼戴季英为“同志”。
1993年，原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在中纪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的张策，发表文章称：戴季英在“肃反”中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是我党一位出色的政治保卫工作者，他没有反党，更没有叛党。后人有责任将戴季英在历史上的一些功过是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张策认为，红25军与中央红军是后来到陕北的，不了解当地情况，被陕甘晋省委的一、二把手朱理治、郭洪涛所蒙蔽。
1997年7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收入了“戴季英”词条，称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文革后，陈先瑞等红25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25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算不容易了！”如果他还活着，应该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不过听说他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仍然表示不接受。
在戴季英的心目中，政治上、思想上的“纯”比什么都重要。肃反杀人有三种动机，第一种出于极左的政治理念，陈昌浩、沈泽民、周纯全即是；第二种基于权力之争，张国焘、夏曦即是；第三种是无知的盲从，李坚贞便是。戴季英的杀人狂热属那种呢？
1997年11月，戴季英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