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到1954年间发生的高岗、饶漱石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和排名第三的周恩来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发生在党内高层的一次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
“高饶事件”发生的时段，是在中共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转轨的关键时期。在国家战略上，中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开始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在政治路线上，中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国家体制上，从中央和大区两级分权的过渡性体制转到中央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执政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在这个历史转轨过程中，各种矛盾集中于执政党，此时出现的“高饶事件”，兼有治国理念冲突和利益冲突、政见之争和权力之争的双重性质。这个政争和权争，相互胶着，互为表里，阴阳交错，是我们解读“高饶事件”的关键所在。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始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必须寻求一种适合中国的巩固政权、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这就是政体问题。从毛泽东等人的一系列着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从政治策略上看，正是利用了在当时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下“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大国特点，利用了帝国主义的不同势力范围、军阀之间的混战导致的割据局面，利用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带来的乡村对于城市的相对独立性，在许多边界地区首先创立了革命根据地，从而才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道路。但是，在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当其历史使命从夺取政权转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时，这种相对独立性就变成社会治理的一个不利条件。毛泽东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点。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深刻判断在于：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由于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因此这场革命及其革命的领导人都带有很深的传统的农民革命的某些印记。革命胜利后，如果没有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配合和制度的有效制约，一些革命者未必不会演变为割据一方的诸侯，甚至会演变为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政权和军事力量都是在各个根据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各路大军统帅是党政军一手抓的地方“诸侯”，是一些说一不二的魅力型领导人。他们长期领导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有自己的人马、班底，事实上形成了许多的“山头”。这些弱点，在打天下时可能还不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有时甚至还可能是优点，但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其弊端就可能凸显出来。过去，由于分散作战，各自为政，形成了各种山头和派系，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承认和加以照顾，加以考虑。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他懂得如何平衡权力，如何调整各个山头的矛盾和隔阂，如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因此，对于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来说，当时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分权，而是如何集权，也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北京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在和宋庆龄等人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时，坦诚地说：“我们党的干部在建设国家方面，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我们的干部除了在打仗方面，被蒋介石逼出来了，成为专家外，在建设和管理上，没有什么水准。我很清楚我们的高级干部，所以真正管好这个国家，得依靠诸位！”毛泽东的头脑确实很清醒。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两个务必”等拒腐防变的战略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对党的肌体的腐蚀，防止革命胜利后骄傲情绪的产生，防止部分共产党员经不起执政考验的措施，以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整体上不出问题。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整体上不出问题，这是毛泽东建国后处理党内纷争的一个准则。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建国之后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高饶事件”，以至后来的1959年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当时的其他一些中共高级领导人也都或多或少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也都一直强调要反对今天已经很少提起的“野心家”。后人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与判断历次党内斗争的实质及其根源。
解放初期，全国划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行政区；各大区均设立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还设有大区行政机构。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第一书记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这一组织措施正是为了防止由于必然存在的各种分歧而可能发生的政治上的动乱，防止手握重兵、各“山头”的军事政治领袖可能形成地方割据的一系列重要政治措施之一，与后来的“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具有同样的意义。而1954年，“高饶事件”的发生又直接导致了中央进一步撤销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令各省直接对中央负责，以“众建诸侯”的方式进一步降低了地方割据的风险。随后许多带兵打仗的高级将帅陆续上调中央，另有任用，直接削弱了这些军事政治领导人对军队的实际控制。与此同时，设立了更多的大军区，各大军区的第一政委均由当地省委第一书记兼任。但地方并不控制军权，军权归中央军委直接管辖，而省军区、军分区也都没有自己的野战部队。然而这一切却并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些军事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争斗。
高岗为人刚毅果敢，慨然有国士之风，颇受毛泽东的喜爱。这是历史事实。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的问题时，就曾赞扬过高岗。毛泽东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议高岗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代理政委，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眼鼻子底下的一员大将。当时，中共中央设有４个中央局，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西北局〔书记高岗〕。由此，在中共七大上高岗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又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13个核心领导成员之一。由此可见高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1951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以表彰“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10月25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举行隆重的有各军战斗英雄参加的授勋大会。金斗奉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和政府将一级国旗勋章佩带在彭德怀的胸前。彭德怀对自己被授予这一最高殊荣，始终感到不安。会后，他托着金光闪闪的勋章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解放后，高岗在东北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方面，确实走在全国的前面。东北先恢复起来，支援全国，这是中央的方针。高岗作为东北局的第一把手，在领导东北建设和抗美援朝运动中，基本上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实现毛泽东“把东北建设成全国的工业基地，出机械，出人才”的指示做出了重大贡献。也许正因有恃于此，高岗才敢于在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不满意的情况下挑战党内坐第二把交椅的刘少奇。这是“高饶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历史根源。
1953年底，毛泽东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从解放战争开始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他，此时除了要考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等问题以外，还要开始考虑中央工作的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设想把中央的工作分为一线和二线，让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人到第一线，他自己退到第二线。并于1953年底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了这个思想。可是，随着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事态的发展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了这一设想。
实际上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或者说争斗是始于建国前夕的。1949年4、5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鼓吹“剥削有功”说：“在现阶段，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是进步的；现在工人的痛苦是工厂关闭、商店关闭、工人失业、店员失业、生活没有着落，造成社会治安不稳。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要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就没法活。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是有功。”等等，高岗认为这非常不恰当。加之，同年5月20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4、5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刘少奇接到信后，于5月31日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6月28日，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再次讲了纠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性。这些更加引起了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重。1949年12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1950年1月23日，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安子文等谈了话。而高岗对刘少奇的谈话及中央组织部的答复持批评态度。当年二月，高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非常明显地流露出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鉴于老区的互助合作呈现涣散状态，担心出现两极分化，正式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意见，即将互助组提高为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共积纍和土劳分红的原则，以逐步动摇、削弱和否定私有基础。对山西省委的意见，华北局多次说服无效。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上加了一段批语，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久，毛泽东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这些指责后来被邓小平等人明确的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应当不是偶然的。当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与此同时，高岗起草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也于10月14日上报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
毛泽东17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高岗在东北局会议上说：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不一致，认为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这是毛泽东在大的方针政策上对高岗的肯定与支持。
1952年下半年，为简化税制，保证说收，经过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的讨论，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1952年12月26日，政务院第164次会议批准这个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这次税制基本上没有变，如果说有一种改革，那就是将一部分商品改征商品流通税了，总的说来，还是税制的修正。”对为何改变了对合作社和国营企业的优待，周恩来解释说：“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单靠优待，主要的应靠改善其经营。因此，取消了合作社的许多优待，使其和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在纳税上待遇一样，以打破其供给制观点，加强其经济核算制这对合作社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合作总社的负责同志也同意这样做。不仅合作社、国营商业部门也有依靠国家贷款、收购等的优待而不大注意经营的情况。使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在纳税待遇上一样，就督促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注意使推销面大，资金周转得快，经营得好。”周恩来要求“工商界也要以纳税为光荣，漏税为可耻。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要号召工商界积极缴税。”此后，财经部门又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发表了《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导。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1953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了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各地省、市委纷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1月9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1月11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1月15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严厉指出：“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2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批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
周恩来于2月19日召集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钱俊瑞、齐燕铭、孙志远等座谈。并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为中央主持起草了3月10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中说：
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画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
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
三、重新规定了现在政府工作领导同志的分工：国家计画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等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3月24日，周恩来签发了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通知说：（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销，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他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此后，又对政务院所属各财经部门的领导关系重新作了分工，把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这时的计画委员会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建立的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之下的一个极为关键的部门，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身份兼任主席，与周恩来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身份领导的政务院平级，为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两大执行机构，专司财政经济，又称"经济内阁"，委员为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这个通知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对周恩来权力的极大削弱，是对高岗的权力加强。不久，毛泽东又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检查未经他看过即发出的电报和文件。5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杨尚昆于当日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又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由于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刘少奇负责。毛泽东在这里所作的指责，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刘少奇的。提拔高岗、贬抑周恩来，显然是毛泽东的匠心独运，而决非高岗个人野心所能企及。这就决定了高岗要犯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薄一波等一班人之众怒，其中也包含有对毛泽东贬抑周恩来的不解和不满。
在高岗眼里，刘少奇和薄一波等都是一起在北方局做白区工作的，属同一个有问题的“山头”。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分散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是“右倾”思想，又从组织上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是毛泽东开始不信任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了。高岗继续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刘少奇的问题。他揭发：“1953年7月18日，刘少奇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仍然把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故意曲解为要‘和剥削者联合’，并把联合的目的仅仅说成是‘为了对付敌人的残余’和‘克服落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提出来的情况下，刘少奇不得不在口头上谈谈社会主义改造，但仍然强调和剥削者联合。他胡说经过这种联合，资产阶级就不会‘造社会主义的反，就会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实际上这是在鼓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并。他还把这种所谓的统一战线的方法称之为‘和平过渡的方法’。”高岗说：“我要提请主席注意，刘少奇同志的这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是一时的、偶然的，而是一贯的、有历史根源的。像他这样在如此高的领导位置上的错误，将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虽然主席已经批评过他的错误，但是他在背后曾经这样说：‘不管主席说什么，我们该怎么做还要继续怎样做。不然，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这些人负责，主席是不会负这个责任的’，这就是他对你的态度。”毛泽东表面上没有答理高岗的揭发，但是他却在静静地注视着刘少奇的一些言行。那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是：“思想上有点右倾，但是他是服从纪律和基本上听话的。有他自己的思想好，工作会有一定的创造性。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领导同志。”所以，他不断地宽容着刘少奇，宽容着他的许多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言论，只是偶尔地批判他几句……六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高岗对别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这是高岗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他后来倒台的个人原因。
6月13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
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请陶铸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
高岗在与会干部中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
高岗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
高岗说：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少奇圈子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
高岗说，毛泽东曾经对他说过：“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指责刘少奇搞白区圈圈压红区圈圈，说周恩来搞政府摊摊压党中央的摊摊。客观地说，高岗在会议上的这些讲话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党的组织原则所允许的，而且对于历史形成的“圈圈”问题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毛泽东从建国之初就是高度警觉的。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并联系到党内在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分歧，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对薄一波的批判，还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讲话。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会议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会上，不但高岗“跳得”很高，其他人的发言也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维也夫”；谭震林拍着桌子骂薄一波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饶漱石的发言也很激烈。薄一波接连两次检讨都没有过关。会后，薄一波财政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交由副总理邓小平兼任。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
7月12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
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高岗说：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高岗拿出薄一波1951年纪念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针对薄一波说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指出：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应当承认高岗的这些认识是正确的。
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1953年2月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积极支持高岗。他对某些人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者。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安子文。 同时，饶漱石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的问题。1953年2月底，毛泽东提出要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议一议调整中央书记处所属的办事机构的建议。刘少奇很快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党中央设总书记，或增设几个副主席；实行部长集体办公制；国家实行部长会议或议会制。他还提出了书记处负责人分工和中央各部门领导人分工的名单，在少数领导人中征求意见。接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草拟了一个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 刘少奇提出的名单方案，是研究“高饶事件”的一个关键性的史料，历来鲜为人知。据《高岗在北京》一书披露，刘少奇最初提出的书记处名单是：彭真当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管文委，邓子恢管农业，安子文管组织，刘澜涛管财经，饶漱石管工青。其中，彭真、安子文、刘澜涛都是原来在中央工作的华北局干部，俱是占居要职。新进中央的各大区书记，都没有安排在核心岗位上。这势必让其他山头的人马感到不快。所以，高岗认为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只是安排人员，甚至认为刘少奇的征求意见是在搞试探。
毛泽东对刘少奇这些年来在政治上跟不上去早有不满，在人事安排上刘少奇似乎是过多地考虑了他自己所熟悉的干部，这无疑使毛泽东对他的看法更加严重了。特别是安子文起草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一波、饶漱石、刘澜涛，这都是刘少奇“圈圈”里的人，而战功最为卓着的林彪居然没有列入。虽然起草人或许是出于林彪身体不好难以承担繁重国事的考虑，但毕竟林彪是四野的旗帜，夺取天下四野位居首功，帐下走出的战将如云。这个名单显然没有到照顾山头间的平衡，还很有些包揽中央组织人事大权的嫌疑。安子文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以后，指出他这种做法容易引起党内不和，给予党内书面警告处分。这时还发生了一件最为严重的事情，是毛泽东密查刘少奇历史上被捕叛变的问题。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项绝密任务，要他秘密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渖阳）被捕的事情。高岗不负重托，指派东北局第二书记张明远调查并密报了相关的情况。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7月下旬陈云由北戴河回到北京，看到高岗的言论和行动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他决定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告诉刘少奇。9月初，刘少奇约陈云谈话，陈云把听到的对刘少奇的意见全部告诉了他。刘少奇于11月约陈云一起与高岗谈话，并作了自我批评、对某些问题作充分的解释。陈云当即表示：同意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高岗自恃腰板硬，对刘少奇登门检讨不予理采。但终久还是缺少党内斗争的经验而过了“火”。8月3日，邓小平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8月6日，在举行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陈云说：“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陈云还说：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
8月11日晚，周恩来作结论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他说：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指出：3月10日中央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在实际上支持了高岗从政治上对薄一波提出的批评。毛泽东去世以来的历史也证明了邓小平等人的政治、经济举措是这些思想的继续，他们要走的的确是与毛泽东完全不同的路。只是在当时他们是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罢了。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党内公开了他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在8月11日的总结会议上，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除检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错误观点外，还检讨了关于土改、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错误。刘少奇受到批评，在党内威望大跌。也正是由于党内高级干部们都清楚刘少奇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才会形成后来在10月份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讨安伐刘”局面。
财经会议一结束，饶漱石就在中组部内部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除了对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穷追猛打，追查后台，还指责安子文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先是认错、检讨，后来又将这些情况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随即找饶漱石谈话，表示不同意他的这种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但饶漱石在中央组织部又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子文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
9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开始不久，饶漱石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与会者在批判安子文的时候穷追不舍挖老根，以至公开点了刘少奇的名。这个情况反映到中央后，中央向饶漱石为组长的会议领导小组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
刘少奇主持了领导小组会议，参加会议领导小组的有朱德、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钱瑛、饶漱石、安子文以及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长。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围绕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刘少奇说：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他说：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并要求饶、安二人有什么问题，可以当面谈清楚，从此作个了结。
在10月22日第二次领导小组会议上，刘少奇到会并讲话，饶漱石和安子文也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审阅了这三个人的讲话稿，并作了修改和写了批语。毛泽东事先为刘少奇的讲话作了修改，他提笔加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
毛泽东在仔细审阅饶漱石的讲话稿时，加了这样的话：“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的。”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没有为安子文的讲话稿添写什么内容。
10月27日，历时40天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刘少奇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周恩来几天前因病到南方休息去了，但他在9月29日的会议上，已经作了《目前形势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
刘少奇在闭幕会议上的处境比起全国财经会议上还要显得被动。他在讲话中，除总结了这次会议的成绩和经验教训，还对自己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等问题上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闭幕会议上作了《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斗争》的总结报告。饶漱石的报告很有特点，通篇有10处提到毛泽东和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有几处提到刘少奇和周恩来。报告一方面肯定了中组部在过去多年中的工作，同时也指出了存在不少问题。报告还表扬和推广了东北局的组织工作经验。饶漱石对自己的报告显然颇为满意。他认为整个组织工作会议，虽然中间受到中央批评，他迫于形势勉强作了自我批评，但安子文更难受，刘少奇也受到了触动，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威信受到了一定损失。他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个胜利者。
高岗对刘少奇、薄一波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毛泽东是支持的。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也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全国财经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了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的设想。以毛泽东这几年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工作积纍下的诸多不满而言，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确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组织上削弱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实现了刘少奇管党务、周恩来管外交、高岗管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很难想像毛泽东会放手把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交给一线，而自己安心退居二线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也可以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立即承认错误的示弱态度还是能够认可的。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的国家制度、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并就此征求党内高层的意见。这实际上是要在中央实行分权体制，还是实行集权体制的问题。从制度上看，总书记制更类似于历史上的君相格局，副主席制更类似内阁格局。如果实行总书记制，刘少奇一直负责党务工作，自然是总书记非他莫属。这样，中央的权力构架还会是自延安时期形成的毛、刘体制的延续。而毛泽东这几年对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已有诸多不满，实际上是想要变动这个权力构架的。
高岗深知毛泽东的心思。他坚决反对设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他的目的很明确，多设副主席的意思就是反对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过去说高岗要多设几个副主席是“封官许愿”，拉拢人，搞权权交易。新出版的《高岗在北京》一书则另有说法。书中说：高岗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陈云。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高岗拍一下大腿：“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一个垫背的”。以高岗的资历和在党和国家担任的职务而言，他赞成多设几个副主席，自己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并不能说是有僭越的野心。问题是高岗、饶漱石等人在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系列斗争中，把对刘少奇、薄一波等人的批评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看成自己的胜利，头脑开始发热。
1953年10月，高岗认为形势有利于进一步削弱刘少奇、周恩来，所以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他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先到杭州，后到广州。
11月，高岗到彭德怀的住处，向彭德怀提起刘少奇。
11月，高岗又先后找了陈云和邓小平。
时任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在西北和东北与高岗都有很好的合作，经常与高岗私下议论中央高层内部动向，是高岗最信任的人。当时，对刘少奇一派不满的，站在高岗一边的，不仅有“苏区党人”，也有“白区党人”，不仅有“东北山头”的人，还有其他山头的人。如陈云、王鹤寿、陶铸等人，历史上都应列入白区干部。他们是东北山头出来的干部，高岗和他们关系十分密切，高岗对陈云关系极好，视陈云为“圣人”，过往甚密，互通情况，许多大主意都与陈云商量。
据陈云自己后来说：当毛主席提出他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陈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据陈云自己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请你把我的意见，向毛主席转达。”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是背后搞非组织活动。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这样一来，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段话透露出来这样一些信息：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并不是稳固的，有很多实力派人物可以挑战刘少奇。高岗的活动是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揭发的，也就是俗话说的“告密”。
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告密者”后来都还真的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党的总书记。正是陈云、邓小平先后找毛泽东反映高岗的情况，使毛泽东警觉起来。他认为邓小平和高岗素无恩怨，陈云和高岗还共过事，关系不错，他们俩反映的情况，应当是客观的、公正的。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毛泽东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出现任何的党内纷争，不愿意看到历史上农民起义军胜利后内讧局面的出现，因此不得不把高岗端了出来。同时对陈云的人品也産生了疑虑，这是他被长期赋闲除了身体不好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开宗明义提出要去杭州休假，并到那里主持起草宪法草案，请大家讨论中央日常事务的主持事宜。在大家表态后，毛泽东把手中的烟头掐灭，丢进烟灰缸里，然后开始交代工作：“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事务，我提议书记处好好抓一抓党内团结问题。可以搞一个增强团结的决议，对全党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毛泽东脸色严峻起来，“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毛泽东打着手势，上下比画着说，“中央的风这么吹，他的风却那么吹，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我们大家要注意！”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1953年12月中旬，苏联派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华，目的是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此时，由于高岗在毛泽东面前为饶漱石说话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且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已成定局。因此，高岗在参加完庆典活动之后，便急急忙忙赶到渖阳，于28日召开东北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指示，一改往日对刘少奇的态度，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在党内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拥护刘少奇在毛主席外出休养期间主持中央的工作。同时，也要求东北全党团结在以林枫为核心的东北局周围，搞好工作。
12月2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当天，刘少奇即致电在杭州的毛泽东：“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
关于全会的议程，毛泽东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提议，报告请刘少奇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泽东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说明，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这说明，毛泽东对高岗问题的基本意图是“保”高过关。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敲打刘少奇一棒，在同一天单独给刘少奇的信中，要他也在全会上作检讨，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 他在信后专门交待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1月7日，毛泽东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泽东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并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毛泽东对江青和田家英等人说：“我是诚恳地希望少奇同志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的，并非高岗同志的意见一切都错了，而是他的做法有错误，动机不纯。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和立场虽然属于资产阶级的，但是他是守纪律的，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和高岗、饶漱石这些人的傲气和霸气截然不同。只要少奇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他比高岗更能够为党而做工作。”
1月16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现将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毛泽东一看到这个电报，就对江青和他身旁的秘书说：“你们看，原来说刘少奇这个人是很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和意见的，但是一旦到了能够反击的时候，他的攻击也是很厉害的。现在他和高岗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岗、饶漱石已经垮台了，他得势了，讲起话来也大不一样了。人呀，总是会发生变化的。不过，现在刘少奇的这个态度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
自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感到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那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泽东商量此事。
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泽东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毛泽东还专门交待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根据杨尚昆日记记载：毛泽东对高岗要来杭州面商一事，一是指定书记处，具体就是刘少奇、周恩来与高岗谈话，邓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二是确定与高岗谈话的方针为听高岗自己说，按决议精神，只作“自我检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检讨一次不好，可作二次，这次不好，以后还可说。三是对高岗或与会人员是否会在四中全会上发生冲突作了预测。应极力避免此种可能，而且是可以避免的。四是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只作正面说明，会上说话的人不要太多，会议开3天为好，看情况而定。会上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争取高岗逐步改变，决议通过后环境就会改变，造成不利于阴谋活动的环境。彭真、薄一波、林枫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林枫，由陈云、李富春给予帮助，薄一波，由邓小平帮助。所有这些，包括1月7日毛泽东要刘少奇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的信，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达到“和平会议”。
1月25日，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此前，高岗曾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了检讨和解释。
在1月25日的谈话中，高岗承认自己有骄傲自满情绪，自以为是，居功自傲，简单粗暴，也不容易听得进别人的批评。当邓小平提出“毛主席说有人在组织自己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你对此怎么看？是不是指你的问题”时，高岗回答说：“我不否认毛主席说的有针对性。但我可以保证，我没有刮阴风，烧阴火，也没有组织自己的司令部。”当刘少奇质问他“你跟陈云说，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是不是搞地下活动”时，高岗反驳说：“正相反，是陈云主动提出设副主席，叫我当的！”
话谈僵了。半晌，周恩来打破了沉默：“高岗同志和陈云同志的事，先谈到这里。我总的看法，希望高岗同志从思想深处找根源，作一个像样子的、大家通得过的、让主席满意的自我批评。否则，不如不作！”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表示同意。高岗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表示“准备再进一步深刻认识我的问题，争取作一个像样子的自我批评。”并提出这个自我批评是书面作还是口头作的问题。高岗认为：既然主席电报里说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因此主张还是口头作好，口头作可以放开来谈，也不必讨论，讨论弄不好会搞成对人的批评。邓小平则提出：“等候不是袖手旁观。犯错误同志不觉悟，还是应该加以帮助。批评也是一种帮助。”刘少奇和周恩来齐声赞成邓小平的意见。这就完全违背了毛泽东“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的初衷。高岗见此则不再说什么了。
2月3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饶漱石先谈了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主要是：第一，我的错误是破坏了党的团结，这就是和安子文同志没有搞好团结，在中组部没有搞好团结。第二，我还有自由主义的错误，传播过小道消息，在背后有过对同志的瞎议论。第三，我有骄傲自满情绪，当了中央的组织部长后，有点飘飘然了。
对饶漱石的检讨，周恩来认为“是远远不够的。谈了三条，哪一条都没有触及本质，没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说饶漱石检讨的团结问题，岂止是和安子文闹矛盾，还包括在财经会议上起哄，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发难，矛头是对准刘少奇的（陈云补充说：“还对准恩来同志。”）。因而不是一般的闹不团结，是破坏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是在分裂中央。至于饶漱石说的自由主义，也不是一般的嘴巴不严，说话随便的问题。而是故意散布，别有用心，是搞非组织活动，搞地下活动。
陈云则质问饶漱石：“你那么对待少奇同志我实在想不通。在新四军时，以及后来，少奇同志对你的帮助、支持还小吗？对你的信任还小吗？为什么就忘记了呢？旧道德还提倡知恩图报，反对过河拆桥呢，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无产阶级的道德，共产主义的道德，完全不是这样的嘛。我看，你要检讨一下政治投机的问题，投机者是不讲道德的。你说是不是这样？”陈云说的是刘少奇和饶漱石在新四军一同工作时，饶漱石和陈毅闹矛盾，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饶漱石，并选定饶漱石作为自己在新四军的接班人的事。
邓小平向饶漱石提出的问题是：“请饶漱石同志重点检讨一下和高岗同志的关系问题。以前的不说，从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看，你们的关系不正常。你是配合高岗搞阴谋，你们是同盟军。”
饶漱石回顶了一句：“我和高岗同志是工作关系，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他搞没搞阴谋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搞阴谋！”
刘少奇最后说：“下一步饶漱石对自己错误的认识，需要从两方面深挖。关于错误性质，要从地下活动，非组织活动，和高岗串通一气向党发难来认识检讨。关于错误根源，要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有个人野心，搞政治投机来认识检讨。”这个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了批评的范畴。这些语言模式在庐山会议等以后的党内斗争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只不过是不同角色的转换而已。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52人。毛泽东依然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对事关党内高层出现的这一重大事件，毛泽东以休假的理由没有出席，使一般对中共党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感到难以理解。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他说：“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并说：“我们党内产生过陈独秀、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危险。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全会上作了发言。
周恩来声色俱厉的说：“高岗同志至今没有对自己的错误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把主席的讲话，政治局的意见都当作耳边风，我认为他这样做只会越滑越远。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陈云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暗指高岗就是分裂中央的阴谋家。
邓小平在会议上指出高、饶有野心，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并不见得都是错的，左的东西要遏制，这在当时于刘少奇大有“深获我心”的感觉，这也是刘、邓合作的开端。
这些发言几乎全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会议的要求，高、饶二人被公开抛了出来，逼迫毛泽东做出选择。
全会经过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也作了自我批评。
2月10日，是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对会议作了结论，然后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点是：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过去一些想法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1951年，对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二）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加上“城市”和“乡村半工人阶级”，是加得不妥当的。以后在中央答复一军政治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中，又进一步地把以上这些不妥当的说法加以肯定和伸引，这个错误已由中央作了纠正。关于党员发展成为富农者如何处理的问题。在和个别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能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总而言之，凡是说得不妥当的话，都应该取消或修正。
（三）对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的时期内犯的错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四）1949年6月，对X X在一个关于讨论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问题的文件中所表示的意见提出批评是不适当的，应该取消。
（五）承认1947年主持全国土地会议的重大缺点在于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订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对土改中发生的过多杀人，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等“左”倾错误，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这些“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
（六）1943年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中的情况估计上扩大化、审干方法上的“逼、供、信”的错误，要负一份相当的责任。
（七）1946年2月1日，以中央指示提出所谓“和平民主阶段”，以及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八）1949年春在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时说过许多话，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整理了几位领导人的讲话，请示毛泽东同意给高、饶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1954年2月15日开始到25日截止，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会前中央书记处通知一律不称呼高岗、饶漱石为同志，展开彻底的帮教活动，要他们主动的认识错误。座谈会一开始就背离了对高、饶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的请示，造成了势不两立的态势。会议期间，为了取得陈毅的支持，刘少奇还主动登门向陈毅就饶漱石一事道歉，陈毅很高兴，在吃饭时和宋时轮、张爱萍都谈了这件事。应当说刘少奇造访陈毅与高岗造访其他人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15日，高岗在会上作了检讨。
16日，周恩来受刘少奇的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
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有43人作了发言。高岗的每一次争辩都遭到更为猛烈的抨击，陈云在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最让高岗震惊的是来自林彪的反戈一击。
17日，会议进行到第三天，高岗在住处自杀（未遂）。
17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本日午后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岗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管教办法。
25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发言：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43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最后，周恩来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
3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3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时的材料。1954年3月25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亲自赶到渖阳传达四中全会和中央高干座谈会精神。会议由林枫主持，周恩来于3月27日作了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高、饶问题的传达报告后翌日即回北京，罗瑞卿作为中央的观察员留下“指导”会议。
据张秀山回忆：“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从以后的情况看，这件事显然是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使人感到高岗的“自杀”与此有某种关联，很蹊跷。看来刘少奇被捕问题的发端由来已久，根本不是什么江青诬陷的结果。说到高岗在东北局搞宗派，有一个“五虎上将”问题不能不说，因为这已经为历史证明不是事实。张秀山回忆说：东北军区的周桓，过去与高岗关系很密切。在这次高干会上，他却把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五个人说成是高岗的“五虎上将”。周桓讲这个话，在东北工作过的高级干部一听就明白他说的目的。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由于东北局领导对东北的工作方针、策略有争议，在1948年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东北局领导成员曾批评过林枫和其他同志搞“宗派”，说他们是“桃园三结义”。这次他们就把我们说成了“五虎上将”。1979年，周桓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他病卧在床，我去看他时，他含着泪说：“秀山，是我那个话把你们害了，我对不起你们啊！”这是后话。但是罗瑞卿当时却很欣赏所谓“五虎上将”这个比喻。他把不实的会议情况，连同这个错误比喻都当作“事实”向中央汇报，得到毛主席的认可。这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一桩冤案。制造这一冤案的直接责任人，据当事人张明远的说法，就是林枫、罗瑞卿。罗瑞卿将党内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作为敌我矛盾来看待，不是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而是人为地将事件升级，最终将同志变为敌人，他在其中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除“五虎上将”一案，罗瑞卿在建国初期清除党内的“内奸”“敌情”问题上，同样采取了一以贯之的不顾事实的整人手法，经其手荦荦大者，如1951年初广东的“两陈事件”，1954年间华东的“潘杨事件”，皆为当时震惊朝野的大案要案（若干年后均被证实为冤案错案）。罗点点日后论及其父与“潘扬事件”等案的关系时也不得不承认：“他毫无保留地执行了中央对于潘汉年同志等人实行逮捕的错误决定。还有以后的对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对胡风同志本人的错误处理，父亲都是就自己的职责坚决执行了的”。1965年12月，已处在党和国家显要位置上的罗瑞卿，好日子突然曳然而止。在此之前，只有罗瑞卿制造别人的冤案，忽然间，干坤倒转，别人制造了罗瑞卿的冤案！罗瑞卿当然可以为此大惑不解，甚觉冤枉。但他此际可能不会意识到，当他制造别人的冤案的时候，别人同样会是大惑不解，同样觉得冤枉！其实，说得刻薄一点的话，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报应”这么一回事，这可能是有关“报应”的一个绝好的例子了。
5月4日，中央将东北地区决议和林枫、罗瑞卿在会上的发言批发各中央局和省、军级以上党委。
8月17日，高岗在管教中，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彻夜工作的毛泽东刚刚准备休息，叶子龙风风火火地进来报告：“主席，高岗出事了，他自杀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哦？”毛泽东一怔。
“刚才总理来电话，说他和彭德怀先去看现场，详细情况等一会儿再报告。”
“人死了么？”毛泽东问。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能像上一次，也是自杀未遂。
“死了。”
“怎么死的？”
“可能是服安眠药，正在检查。”
毛泽东不再提问，沉默良久，喃喃道：“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
“高岗这不是自绝于党么？”叶子龙问。
“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毛泽东神情有些黯然，“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的。目的就是同习仲勋讲，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他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还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也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
“唉，最终还是怪他。”叶子龙叹息道。
毛泽东轻轻摇了摇头，沉思片刻，交代说：“检查结果一出来，迅速告我。另外，告诉中组部，对高岗的子女，由组织上抚养。”
2月15日至25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举行的同时，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到会的有华东在京干部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漱石工作有关的同志26人。主要是对证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听取饶漱石的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2月23日的检讨中，只承认对刘少奇有不尊重，并没有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是客观上与高岗反刘一致，并无实际上的联系。他强调问题的实质在于对待刘少奇个人的态度上。在某些方针、路线、思想、政策上与刘少奇有不同意见，只要这种不同意见是正确的，有什么错误呢？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的看法上与刘少奇有不同意见，只要合乎组织原则，有什么错误呢？应该说这个争辩是站的住脚的。
座谈会对证了1953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以后，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的事实。座谈会的结论是：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认为，饶漱石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仍采取不彻底承认的态度。座谈会要求饶漱石对自己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彻底交待。所谓“挑拨”，所谓“争权”实际上在党内是相当普遍的，上纲上线到如此高度实在有点牵强。
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
在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刘少奇汇报高岗、饶漱石联盟的成员时，说：“在清查中发现高岗和彭德怀、林彪、陶铸、黄克诚等同志的来往很多，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是否要这些人做个自我批评，还请主席最后定夺。”
毛泽东说：“我看，彭德怀同志其实是高岗、饶漱石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彭德怀和高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德怀，他能够起到大的作用。高岗有多大的影响呢？他就是坏也坏不到哪裏去。但是，问题暴露最明显的是高岗这些人。彭德怀主要是背后的东西，特别是他和苏联的同志们的关系。所以，这次不要涉及彭德怀同志，可以让他检查一下，这就叫做敲山震虎。”
周恩来在和毛泽东、刘少奇谈话时说：“彭德怀同志也是高饶反党联盟的一个实际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英明地指出：彭德怀同志在高饶反党联盟中是一个主要成员，‘彭德怀和高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德怀同志。’在粉碎高饶联盟斗争时，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予他们严肃的批评。当时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改，而没有加以深究。此外还有一些人也陷进去了，譬如林彪、陶铸……”
毛泽东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统统不深究了，彭德怀都不追究，那么其余的同志就更没有必要追究了。这件事情也就到此结束。”
周恩来说：“林彪说他没有什么可检查的，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毛泽东说：“林彪就是没有什么好检查的嘛，你们让林彪同志检查什么？林彪怎么能看得起高岗、饶漱石？简直是笑话！所以我说，真正会搞党内斗争的人，在我们党内没有几个！要出以公心呀，搞私人报复历来不好，最终是要吃亏的。”
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
毛泽东看中高岗并且把他推到前台来也不是随便考虑的。特别是对待刘少奇在1949年5月间的天津讲话的态度上，毛泽东和高岗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毛泽东自始至终不认为资产阶级是可以和平接收的，而且在晋绥土改的问题上毛泽东对刘少奇遗憾未消。其实，刘少奇在建国之后，随着时间的积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半独立的系统，和高岗所谓“五虎上将”（张明远、张秀山、马洪、郭峰、赵德尊）相对应的，刘少奇也有“四大金刚”，那就是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林枫。经过财经会议、组工会议两次冲击，刘少奇、周恩来的威信明显下降。在毛泽东看来，高、饶的错误并不等于刘少奇的正确。建国伊始，面对来自各根据地的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冲突必须权衡大局而绝对不能使这种冲突导致整个党的分裂。这是毛泽东当时必须把握的大局。因此，高、饶只能败走麦城，客观上再次树立了刘少奇的威望。
高岗事件在中央领导层面的最直接影响，就是邓小平的崛起，在高岗事件之前邓小平无论党内外的地位并不是很突出的，都还远不如高岗 。 由于政治道行尚浅的高岗把毛泽东考虑的接班人问题仅仅看成是人事更替的问题，“倒刘”心切，四处串联，一意孤行，犯了党内生活的大忌，被揪住了“非组织活动”的尾巴，黯然落马，身败名裂。非但毛泽东关于中央一线二线的设想没有实现，已形成的刘、周、高三权鼎立的格局也不复存在了。高、饶事件造成了巨大的党内裂痕，影响至深至远。从以后的历史看，这个事件划出了一道难以弥补的政治鸿沟，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每次党内斗争，都会有来自这一事件的沉重的历史回音。在这条党内裂痕的尽头，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高饶事件”距今已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时间已不算短，透过这一事件的重重帷幕所透露出来的蛛丝马迹，人们仿佛可以感悟到些什么了。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建国以来各类重大案件悉数得到平反和纠正，“高饶事件”是仅有的两个维持“原判”的事件之一。邓小平虽然给“高饶事件”摘去了“路线斗争”的标签，所有涉案的健在人员也重新给安排了工作，但仍然坚持当年的处理是“正确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称高、饶是“野心家”，“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场对执政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由来和发生过程鲜却为人知，是中共党史上少数未曾解密的重大历史谜团。这种情况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由于“高饶事件”事发突然，定性严重，关键问题又牵涉最高层，讳莫如深，使整个案情疑窦丛丛。不仅局外人不明究里，局内真正的知情者也寥寥无几，许多当事人糊里糊涂误入其中，抱屈终生。二是政治尘埃的积层叠加。“高饶事件”发生后，党内斗争越演越烈，且往往拿“高饶事件”说事，上挂下联，以加重其政治份量，这使“高饶事件”又覆盖上了层层的政治尘埃，本来面貌更加模糊不清。三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主政者邓小平、陈云都是处理“高饶事件”的关键当事人物，仍坚持对此案件的历史结论，坚持肯定当时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说，“文革”后对“高饶事件”的善后处理，是邓小平对待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所有的当事人都辞世后的2004年春节前夕，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代表中共中央慰问高岗的夫人，他意味深长的说：“高岗同志是我们党、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应当是中共中央的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