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冲破“左”倾思想的重重阻力，为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习仲勋晚年曾自我评价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一辈子不整人，一辈子不犯“左”的错误，这是习仲勋对于自己一生的最好评价。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入党，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6月，习仲勋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西北局书记高岗赴东北工作，毛泽东亲自提名习仲勋担任西北局书记，并称赞习仲勋说：“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7年冬，各解放区开展了土改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均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1948年初，习仲勋在一个月内三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习仲勋报告了绥德分区土改中发生的违反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边区文化协会的工作团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惶惶。习仲勋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来信很重视，1月9日作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但是政治复杂，经济落后。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青海，大小叛乱接连不断。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便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项谦曾任马步芳叛军“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为人游而不定，反复无常。当时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的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电话，认为决不能采取武力。为了和平解决问题，习仲勋前后数十次派人争取项谦。项谦一度归顺，不久又反叛。后习仲勋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去做项谦的工作，最终使项谦在1952年7月1日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未反叛。毛泽东在听取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汇报后称赞习仲勋说：“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我们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开玩笑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
习仲勋是一位内行的文艺领导者。他认为，一些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作家有责任，但是党的领导也有责任，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为给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习仲勋认为，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不能完全否定。即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而不是乱上纲上线，扣大帽子，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
习仲勋关心文艺工作者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排忧解难。对在建国后“左”的路线中受到打击、经历坎坷的丁玲、胡风等作家，习仲勋给予了很大的关心。丁玲和胡风去世后，因为悼词问题，家属和有关方面存在分歧，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了他们的历史贡献，使得追悼会顺利召开。
习仲勋坚决反对动辄整人的风气。曾任国务院信访室主任多年的马永顺回忆说：1959年6月，甘肃群众不断来信反映当地缺粮严重。当月26日，我把一封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一包当地群众充饥的食物经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看后交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当场掰下一块拿到嘴里尝了一下说：“这哪里是人吃的东西！”第二天一上班，他即指定由我率领两名干部当晚出发去甘肃，会同当地处理。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甘肃省委采取了积极措施，从邻省调来了粮食，群众严重缺粮的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当我一个月后从甘肃回到北京时，庐山会议结束，中国政治风向大变。在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中，甘肃省委的一个负责人向习仲勋同志告状，说我们去甘肃调查是搜集“阴暗面”，是严重“右倾”思想，指名要求送我回甘肃接受批判，此事被习仲勋同志亲自按下了，未予理睬。更可贵的是，他甚至都没有告诉我本人，直到1963年西北局开会时，我才知道。
1978年底，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习仲勋到粤之初，最迫切最棘手的工作便是大力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当时积案如山，上访不断，尤其以反“地方主义”为最大冤案。习仲勋决定首先处理摆在首位的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一家的冤案。省委一着手平反，便遭到巨大的阻力。习仲勋毫不动摇，领导省委一班人全力完成彻底平反彭湃的冤案，使彭湃的母亲及其家属得以昭雪，并解放了一批受害者。接着，习仲勋与杨尚昆、龚子荣等省委领导一起处理方方、古大存、冯白驹等人的“地方主义”冤案。经过习仲勋的耐心说服，1982年4月17日，广东省委才一致通过上报党中央关于冯白驹、古大存问题的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建议中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原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正式下达。这样，长达30多年的反“地方主义”冤案终于得到了昭雪。习仲勋调离广东时，对没能为方方冤案进行平反感到很是遗憾。几年后，在广东省委的建议下，中共中央给方方平反了冤案。习仲勋得知后很高兴，他对熟人说：“广东已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全国前头了，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尾巴拖得太长了！这个也有我不尽职的责任。”
“我们不是老爷呀”
习仲勋特别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认为这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在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期间，习仲勋专门指定一名秘书定期到国务院信访接待室协助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同时要求将选编的重要情况，直接向中央主要领导报告。1954年底，反映西北地区农村工作问题的来信较多。习仲勋认为，群众来信来访中所列举的现象，既涉及到党在农村的政策，如在统购统销中食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等问题；也有反映领导机关和干部的作风问题，如一些地方强迫命令、大吃大喝等，弄得农村干群关系相当紧张。他觉得事关重大，应当专题向党中央报告。群众来信还反映说：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求情，甚至发生了无力购买国债而投井自杀的事情。习仲勋看后拍案而起，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教训正在于此。”
习仲勋反对搞形式主义。不管是出国访问，还是下基层调查研究，他总是轻车简从，不带警卫员，也不带医生和护士，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1958年秋，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到陕西基层视察工作。地方干部组织群众及小学生打着彩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习仲勋发现后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他们的做法，要求他们把欢迎人群立即解散。这件事在当地一时传为美谈。1978年秋天，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到粤东搞调研。某县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就远远地在县界迎接，离开时县委原班人马又远送出县界。这好像是早已有的一种礼仪，大家习以为常，但习仲勋却非常反感，认为这是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在广东担任领导三年期间，习仲勋无论开会、下乡，还是参加外事活动，坐的一直都是一辆小面包车，机关给他配备了豪华进口小轿车，他坚决不坐。他艰苦朴素的作风，给广东的广大干部作出了榜样。
习仲勋对革命老区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1985年11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来到江西老区视察工作。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告诉他：当年江西省2/3以上地区都是苏区，全省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35万多人，占全国烈士数的1/6。习仲勋听后神色凝重地说：解放30多年了，在掩埋着数十万先烈忠骨的土地上，目前仍处于贫困状态，我们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心中应当感到不安呀！他叮嘱江西省的领导一定要加快老区建设的步伐，抓紧改变老区的贫困面貌。汽车在行进中，突然出现了交通堵塞现象。前面的开道车鸣响了警笛，工作人员从车窗内伸出了双色旗，指挥来往车辆让道。习仲勋严肃地指出：“这样会吓着群众，不小心还会把群众的车子挤到沟里去，给警车上的同志招呼一下，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百姓办事的，不能给他们添麻烦。”汽车在新干县城停车时，习仲勋下车对警车上的同志说：“同志，你们不要再像刚才那样，又鸣笛又挥旗的。你们这样一弄，来往行人和过往车辆都要赶紧躲避，万一他们的车翻到沟里去怎么办？你们保证我的安全，我很感谢，但也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们不是老爷呀!”此后，在路上再没有出现“鸣锣开道”的情景。习仲勋欣慰地说：“这就对了。”
保持本色，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是习仲勋的突出特点。他的出国次数不能算少，但是他一直坚持带头不买任何免税商品，不仅大件不买，小件也不买。他坚决反对崇洋媚外，说国人一定要自尊、自重、自爱，要长志气。有些产品我们现在没有的，或者质量不如人家的好，要承认自己落后，更要自强不息，奋斗十年二十年也就赶上去了。1979年11月，习仲勋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返回时途经香港参观访问。按当时政策规定，每人可免税带一大件家用电器如彩电、电冰箱等，因为价格比内地便宜很多，那时出国人员都竞相采购。但习仲勋为代表团制定了一条纪律，明确要求大家回去时不买不带任何大件家用电器。同志们都自觉遵守，以至从香港乘火车到广州车站下车时，迎接的同志及铁路工作人员发现代表团13个人竟然没有带一件大件家电时，都感到很惊讶。
习仲勋担任领导职务几十年，从不谋私利，也不讲私人情面，不给任何人、任何地方批钱批物。一次，陕西家乡干部进京找习仲勋批物资，遭到拒绝。看着父母官失望的眼神，习仲勋向他们说明了不能批的理由。当听了习仲勋的解释之后，来要物资的同志感觉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都表示要改变“等、靠、要”的思想。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习仲勋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建国50周年庆祝大会，另一次是出席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
“染染穿一样”
习仲勋非常注意廉洁自律，坚决反对搞特殊化。他的一言一行，都很注意政治影响。他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他注意节约，绝不铺张浪费。他的住宅已经很破旧了，但就是不让维修，家具、沙发、地毯陈旧了，也不让更新。
习仲勋的生活十分俭朴，穿衣吃饭概不讲究。有一套毛料中山装只在会见外宾和参加重大政治活动时穿，平时就穿布衣布鞋。衣服破了，补了再穿，舍不得扔掉。平常吃饭主要是面食素菜，鱼虾很少上桌。饭菜只求可口，不太注意营养搭配，完全按北方人的生活习惯，招待来客也一样。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他很不适应南方潮湿闷热的气候，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那时省委只有常委会议室有空调机，他的办公室及住处只有风扇，酷热难熬。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心有不忍，就主动给广东省委送来了3台空调机，指名给习书记一台。省委接待处通知习仲勋的秘书张志功去取回后，把空调送给习仲勋。不料习仲勋坚决不同意接受，认为作为省委书记他不能搞特殊化，叫张志功原封不动地把空调机送回了省委接待处。
习仲勋也是一位好父亲。1949年3月1日，习仲勋和夫人齐心的大女儿桥桥出生了。习仲勋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有一回孩子尿了他一身，他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儿子习近平和习远平，他们10个月断奶后，都由习仲勋照顾，习仲勋被人称赞为好爸爸。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离家较远，习仲勋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要给4个孩子洗澡、洗衣服。4个孩子都住校或在幼儿园全托，没有请保姆。
习仲勋特别重视从严教子。他不仅自己节俭，也不许家人大手大脚花钱。可以说，他们全家平均月开支与50年代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家庭的消费水平来比是偏低的。张志功当时帮习家管账，领工资及日常开支都经他手，孩子们看电影、坐公共汽车用几毛钱，买一根冰棍花5分钱也向张志功要。张志功对他们花钱抠得也比较紧，有时甚至有点过于苛刻。每一笔支出，哪怕是几分钱，张志功都要记账。月末，张志功把当月的收支流水账单送给习仲勋过目。孩了们都怕自己花钱多了被爸爸批评，从小就懂得自觉约束自己，养成了良好的节俭习惯。习仲勋把女儿桥桥穿旧了的衣服鞋子留给近平和远平两个弟弟穿。他们嫌姐姐的鞋是花的，害羞不愿意穿。习仲勋说“染染穿一样”，就用墨水把鞋面染黑了让他们穿。习家姐弟几个人聚在一起见张志功时，还常常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这些童年往事。在习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习家的家风。
原载：《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