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权中，一八九五年十月八日诞生在陕西省临潼县交口镇辛理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原籍山东省临淄县许家终村，一八八九年山东百日大旱，权中父亲许文会拖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逃难流落陕西临潼县。六年后，权中在这里诞生。在权中出生的时候，家境更加贫寒。
一九〇四年，权中九岁，进入本县高等小学，一边当工友，一边读书，成绩优异。正当他见识初开的时候，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汉三镇响起了革命的枪声。权中深受辛亥革命影响，带头剪去辫子，投笔从戎，参加了当地同盟会会员曹印候组织的敢死军，杀死知县，光复了临潼县城。不久，敢死军失败，曹印候被杀。辛亥革命在全国也都很快失败了。
一九一二年权中高小毕业，因家贫不能继续升学，便在本县万仙屯小学教书。一九一四年考入不交食宿费的西安单级师范，一九一六年未及毕业即转入三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
一九一八年一月，三原陕军营长张义安为了反对督军陈树藩，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设军政府，自称靖国军，推举曹世英、胡景翼为总副司令。二月，于右任奉孙中山命回陕，靖国军推于为总司令。靖国军按新式办法练兵。在这种情况下，权中参加了陕西靖国军。先后任班长、中队长、总司令部副官、三等参谋和绘图科长。一九二〇年冬，权中被该军保送到广东韶关云南讲武分校炮科学习。次年冬毕业回陕，任靖国军第三路中尉排长，在淳化县润镇由于训练军队成绩卓著，很快升任连长。
一九二二年，权中随曹世英、胡景翼入河南。曹、胡所部被吴佩孚（属直系）改编为中央陆军第三师，权中任连长，参加了直军对河南督军赵倜的作战。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间，直奉战争爆发，属于直系的冯玉祥倒戈反直，占领北京各要地，并和胡景翼、孙岳、米振镖联合，囚禁了直系军阀头子曹锟，打败了吴佩孚。吴率残部退到天津，后沿海南下逃往武汉。在这次兵变中，权中作战英勇，得到胡景翼的器重。是年冬，国民军成立，冯、胡、孙分任总副司令兼一、二、三军军长，权中在二军胡景翼部第三独立团任营副。国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拥护国共合作，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一九二五年春，权中任国民二军第二师营长，参加讨伐豫西直系军阀刘镇华部憨玉坤的战斗，憨战败自杀，刘只身逃往山西。是年权中升任团长，经旅长史可轩的介绍，赴北京见到了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李大钊热心地培养教育他，促使他提高了觉悟，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接受了权中的要求。北京之行，使权中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二六年春，国民二军遭到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的联合攻击而失败，后移防河南新乡，权中兼任新乡留守警备司令。六月，权中为了恢复国民二军，联合国民一军，粉碎敌人的阴谋，准备率部起义。他先后派共产党员张汉泉、任警斋、马文彦去北京和张家口，向中共北方区委及国民军总部报告情况及起义计划，权中的计划得到北方区委和国民军总部的支持。李大钊指示许部：要策应北伐军进攻汀泗桥，相机而动，国民军代总司令兼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派许骧云部前往接应起义。这些活动被陈冠三发觉，准备镇压。权中当机立断，命令部下立即动手，于七月中旬的一天，抢先击毙了反动旅长陈冠三的几个亲信，陈只身逃跑。部队在门头沟宣布起义。在党的影响下，经过权中的说服和争取，陈旅的另外两个团长贾玉斋、马子和（克哉）也响应了起义，起义部队达二千余人。起义成功后，吴佩孚非常恐惧，除下令通缉许权中和扣押在京的四百多名陕西人外，还派田维勤师进攻许部，权中沉着应战，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指挥部队且战且退，奋勇杀敌，转弱为强。后由于敌人抄了后路，张之江下令撤退，权中才率部随国民军第一军到绥远包头，驻守南海子。部队经过整编，权中先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第二师团长、旅长、代理师长。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于右任从苏联参观回国，此时正值北伐。在我党的帮助下，冯玉祥响应北伐，于是在绥远的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决定分兵南下陕、甘、宁，攻打军阀刘镇华，解西安之围。权中任援陕第三路司令，率领部队由包头过黄河，经河套入陕西省神木县大保当，十月初经榆林到延安。在延安党组织召开的双十节庆祝北伐胜利的大会上，权中发表演说，表示要迅速南下与军阀刘镇华决一死战，誓解西安、三原之围，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会后，又率部日夜兼程，战胜缺衣少食的困难，于十月下旬胜利到达泾阳、三原、高陵一带，与正在围攻三原的刘镇华军作战。权中为摧毁敌军阵地，亲自打炮，经过激战，赶走了刘军，解了三原之围。在三原，权中被任命为警备副司令兼渭北清乡司令。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党的领导和国民联军的援助下，西安城解围，刘镇华军被赶出陕西。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邓宝珊任总副司令，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长兼警卫师（又称政治保卫队）师长，权中任政治保卫部委员兼警卫师旅长、代师长。党组织非常重视这支军队，特派中共陕甘区委军委负责人陈家珍任政治处长，还派马明方、武丕谟、白诚哉、罗伯福、邓重庆、马子敬等大批共产党员作政治工作。同年二月，为了培养军事干部，党组织派权中协助史可轩、李林创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可轩、李林任正副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高克林任党的总支书记，权中任总队长。军校招收学员五百余人，其中党员一百五十多人，各级干部和政工人员几乎全是共产党员。权中负责军事训练和讲授军事理论，他常引用《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名言教育学员苦练军事本领和注意调查研究。他还亲自带队操练，深受学员的爱戴。该校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干部，建立了一支在我们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在当时有“西北黄埔”之称。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冯玉祥开始追随蒋介石反共，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七月下旬，他急令史可轩、许权中率领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军事学校的师生一千多人立即离开西安，开往河南前线，妄图乘机消灭这支革命军队。在此紧急情况下，为了保存这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共陕西省委曾设想两个方案：第一，部队开出潼关受冯玉祥节制，史可轩下野，部队由许权中统帅。因为权中与冯部将领过去有过—些旧的关系，现在还可以利用，以此为党保存革命实力。第二，抗冯，或者转移陕北山区独立发展。最后决定走北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按照省委的指示，可轩和权中打算表面上执行冯的命令，由西安开拔向河南方向走，但过渭河后即很快穿过蒲城、澄城、韩城等地到陕北的宜川，与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石谦旅李象九营会合，驱逐军阀井岳秀，占据陕北，作为发展革命的根据地。
七月二十四日，可轩、权中率部从西安出发北移，到草滩乘船至临潼交口镇，然后步行北上至康桥镇。再往北前进至富平，就要通过陕军田生春的防地，可轩早年和田交往甚密。于是，七月二十九日，可轩先去富平县美原镇找田生春要求接济一些粮秣。但由于田已为冯玉祥所收买，当可轩到美原后，即为田所杀害。可轩的不幸遇难，革命同志无不万分悲痛，大家立誓为可轩报仇，遂推举权中为军队总指挥。当时，部队处境极为危难，四周遭到陕军田生春、冯子明、甄寿珊等部的包围，去陕北已不可能，又失去和省委的关系。权中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研究行动方向，他说：老师长的牺牲，使我们认识到，任何时候对敌人都不能有丝毫的幻想，我们一定要保住这支革命武装。为了不被敌人所消灭，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找主求生”。既要使部队合法存在，又不被敌人所控制，这就是会议定下的原则。但是，要在军阀混战割据的夹缝中保存住这支军队，落在权中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啊!投靠谁呢?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暂时“投奔”冯子明。权中在康桥与冯子明进行了严肃的谈判，提出的条件是：（一）部队由许权中直接指挥；（二）部队驻防关山镇；（三）任何时候为史可轩报仇不得干涉。冯子明一一答应。部队被冯部编为独立第三旅，权中任旅长，进驻临潼关山镇。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成立了旅党委，高克林任书记，许权中、杨晓初、张汉泉、高志凯等为委员。与此同时，部队还吸收了许多在地方上站不住脚的共产党和青年团员入伍。一方面保护了革命同志，另一方面又壮大了部队的力量和改善了革命军队的成份。
这时，由于党中央曾指示许旅要参加鄂豫陕边的起义，所以部队逐步向南转移。在关中驻两月后，移驻高陵县。冯子明对许旅始终心怀鬼胎，图谋借机吃掉这支革命武装，便派赵杰三及惠介如监视许旅的行动。但赵杰三是许权中过去的好朋友，遂向权中透露了冯子明的阴谋，引起权中和旅党委的高度警惕。十月间，部队又转移到蓝田县许家庙一带。十一月五日，冯子明命令许旅开赴河南。十一月十五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许旅设法留陕，准备相机起义。在此情况下，权中婉言拒绝执行冯子明的命令。于是冯即指使在许旅担任参谋主任、同蒋介石有勾结的惠介如，策动徐裴威和杨锡民两个连长举行暴乱。在此危急时刻，杨锡民(共产党员)即刻向权中报告了这一重要情况。当晚，权中召集连以上的军官会议，并把惠介如押到会场。权中说：“兄弟们，我为了给老师长报仇才守住这个摊子，为了给老百姓做些好事才搞工农革命，这也正是革命军的本分。”“可是，现在有人想把我们的摊子搞垮。……”①
“我们愿听旅长的命令，决不被人利用。”大家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惠介如被处决了。但是他的同谋韩威西跑到冯子明那里报了信，撕破了假面具，第二天，即密令赵汉章旅围击许旅。同时还派来一支部队，日夜兼程直奔黑龙口，企图占领通往秦岭以南的要道，把许旅从四面围困起来，加以消灭。
“干，接受史可轩同志牺牲的血的教训，是采取主动的时候了。”②权中果断的作出了决定。他抽出了两个排的兵力，一个排摆在蓝田县东，阻击敌人的进攻，打破敌人由网峪经牧护关抢占黑龙口的计划；另一个排夜渡灞河支流，偷袭敌人前卫司令部。就在敌人酣睡着的时候，开了火。敌前卫司令部遭到突然袭击便向回逃，所有的部队也跟着司令部撤回十八里之外。权中率部趁机连夜急行抢占了黑龙口，粉碎了敌人全歼许旅的诡计。
度过这一危机后，旅党委在黑龙口召集紧急会议，根据权中的建议，决定把部队拉到洛南，利用李虎臣和冯子明的矛盾，先“投奔”李虎臣，站住脚再去省委请示。十二月底部队从黑龙口开到洛南三要司。李虎臣见许旅从冯子明部拉出来，正合他的心愿，也没有细追究什么，就把许部编为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权中任旅长。权中率部在困境中苦斗，经过几次改编，多次移防，终于为党保存住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精神，和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中央对陕工作的指示③，召开了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布置全省暴动问题，并决定调许旅去配合陕西东部的农民起义。为了加强对许旅的领导，省委先后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吴浩然、廉益民（卢少亭）、周益三、李大德等到许旅担负重要工作，唐澍任旅参谋长，刘志丹任旅参谋主任，谢子长、周益三任营特派员。同时省委还从地方上抽调许多党团员到许旅工作。一九二八年三月省委书记潘自力转来中共中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给朱德及军中全体同志的信，强调要“发动群众以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中央的信中还提出“由军中挑选得力的同志派入乡村……”，“必须很技术的有计划的布置工农武装暴动前的必需条件”，“工农暴动的主力必须是工农群众自动起来的武装。”④三月底，省委又成立了陕东特派委员会，以刘继曾为书记，负责具体领导渭（南）华（县）地区农民起义。陕东特委根据省委关于渭华暴动的《行动大纲》，具体制定了起义计划。刘继曾到许旅传达了省委关于组织渭华暴动的决定，要求许旅扩大武装，准备起义。
根据党的指示，权中对部队进行了组织整顿，肃清内部的坏分子，撤掉那些不称职的指挥员，把一些优秀的党团员提拔到基层领导岗位。同时，部队加强了军政训练，办起了小型兵工厂，自修自造武器。权中常给干部讲课和领着队伍操练，还深入兵工厂，挥动大铁锤制造武器。旅党委加强了政治工作，并派出干部去附近农村协助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开展反霸斗争，把粮食分给农民度春荒。还公审和处决了大恶霸地主阮华生和何豹子，扩大了革命影响。为了适应起义的需要，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在三月底也选派共产党员孙敬堂、王化民、薛自爽等二十八人到许旅学习军事，权中和旅党委配备专门干部对他们进行训练。这些同志在部队经过不到一个月时间的军事训练后，在许旅委派的李大德（中共党员、营级干部）的率领下，每人配备一支枪，四个手榴弹及一些子弹返回渭华，打土豪，破坏敌人的电线和交通。他们的革命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渭华人民的斗争意志。在斗争中，这支地方武装壮大了力量，很快发展成为一支有一百多人、五、六十支枪的队伍。根据斗争的需要，这支武装改编为陕东赤卫队，李大德、薛自爽任正副大队长。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盘踞商洛的李虎臣趁冯玉祥主力出陕参加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与奉系军阀混战之际，发动反冯战争。他一方面率领四旅兵力（包括许旅）赴潼关，阻击冯部宋哲元部回陕；一方面派丁增华部于五月十日包围了西安。军阀混战为渭华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陕东特委抓住时机决定立即举行渭华起义。于是在渭南县和华县南靠秦岭山脉、北临西（安）潼（关）公路，东起少华山，西到临潼县的南北三十余里、东西只十余里，面积约二百平方公里、人口约九万左右的地区暴发了大规模的有农民群众与革命武装部队相结合的起义。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发动渭华地区农民起义的同时，即指示许旅不要参加李虎臣攻打潼关的战争，迅速开往渭华配合农民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狡猾的李虎臣把许旅加在中间，企图一箭双雕，一方面让许旅替他“火中取栗”，削弱革命势力，一方面阻击冯玉祥主力入陕。战争打了几天，敌军不断增援，许旅伤亡甚大。在此情况下，唐澍、刘志丹、高克林等率领部队撤出战斗，开赴潼关南原宣布起义，举起了红旗，经石头峪向高塘镇挺进。五月六日⑤起义部队到达高塘镇。
五月八日，在高塘镇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热烈庆祝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诞生。这一天恰好逢集，陕东赤卫队、各村赤卫队、农民协会会员及各阶层群众和起义部队一万多人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欢聚在会场。权中和唐澍、志丹、继曾等负责同志参加了大会。大会正式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主席刘志丹、前敌总指挥唐澍、政治委员刘继曾、顾问许权中、秘书长许尚志、参谋长王泰吉、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参谋主任高克林、经济委员会主任杨晓初、军党委书记吴浩然。全军共编四个大队（赵雅生、武丕谟、谢子长、雷天祥任分队长）和赤卫队（队长张汉泉）及骑兵分队（队长由许权中兼任）。
工农革命军成立后，立即张贴布告，公布政纲，号召劳动人民起来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自己当家作主人，建立苏维埃政权。从此，渭华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渭华原上，权中指挥第四大队、骑兵分队在崇凝镇一带同陕东赤卫队和农民协会相配合，在摧毁地方反动政权的基础上，普通建立起村苏维埃政权。掀起了打土豪的高潮，烧毁地契文约，没收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的农民。渭华起义的军民，在很短的时间，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形成了渭华原上的红色政权割据局面。渭华原上的广大农民第一次扬眉吐气，受苦农民高唱：“农民苦，农民难，一年四季不得闲；农民苦，农民难，打的粮食叫地主都收完。共产党，领导咱，打土豪，除劣绅，为咱农民来伸冤。”
渭华起义沉重打击了敌人在陕西的反动统治。当起义刚爆发时，军阀们正在为争夺地盘而混战，无暇顾及。五月中旬，陕西军阀混战暂告结束，李虎臣部被战败，冯玉祥部取胜。从6月上旬开始，冯玉祥部宋哲元率几个师的兵力向渭华地区猛扑，进行“围剿”，妄图扑灭革命烈火。革命军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英勇抗击，粉碎了敌人两次大的进攻，战斗结束后，工农革命军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的情况，讨论了革命军向何处发展的战略问题。权中和一些同志认为我军枪弹物资来源缺乏，敌强我弱，渭华地区是豫陕两省的咽喉，地处交通要道又距中心城市西安较近，是敌人必争之地，无回旋余地，革命军在该地区如继续坚持同敌人硬拚，对革命十分不利。他建议向山区转移，进行游击战，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把部队撤往陕北，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会后，当即派刘继曾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派许尚志去渭北购买弹药和勘察地形，为部队向北转移作好准备。
六月十九日，敌人又发动新的“围剿”。宋哲元派三个师的兵力分东、西、中三路向我军事政治中心高塘及塔山据点进攻，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民。由于敌人进攻的兵力过大，革命军转移陕北的道路被切断。军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决定不能再同敌人在渭华地区死拚硬打，准备将部队先撤进南山，以保存革命力量。
西路敌人的一个师，由地主薛良臣、史明鉴带路打前锋，从渭南县出发，经崇凝镇闪击塔山前沿阵地。权中和雷天祥指挥陕东赤卫队的一个中队，与数十倍之敌展开激烈战斗，歼敌甚众。但由于我军没有重型武器作掩护，致使指挥所前沿阵地被敌炸平，所有营房工事被摧毁。权中率部转移阵地。根据军委的命令，工农革命军和农民武装向涧峪口，箭峪口一带撤退。权中指挥西线革命军及赤卫队，在崇凝、箭峪口一带与敌激战一夜，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终因敌众我寡，不得不退向南山。第二天拂晓，西路敌军又向塔山附近的清明山，凤凰山进攻，中路和东路敌军又向退至箭峪口、牛峪口、涧峪口的工农革命军发动猛烈攻击。这天，西线的战斗十分激烈。当权中指挥革命军及陕东赤卫队从箭峪口将要进山时，由大地主薛良臣带路的一团敌人妄图封锁箭峪口，切断工农革命军的退路。在此关键时刻，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带领剩下的十余名赤卫队员，迅速占领箭峪口前面的侯家岩，利用有利地形，英勇抗击敌人。中午，敌我双方又为争夺箭峪口西侧的铁家岭高地，展开了肉搏战。权中和已多处负伤的薛自爽指挥工农革命军及赤卫队员共三十多人，坚持战斗四小时，击退了敌人三、四次猛烈的冲锋，掩护了西线工农革命军主力部队和陕东赤卫队的安全退却。自爽同志壮烈牺牲。晚上，权中和杨晓初指挥所余部队由箭峪口进入牛峪，翻过山到黄沟峪顶露宿一夜，第二天撤退到蓝田县许家庙。东线部队在唐澍，志丹率领下于六月二十二日也相继撤退到洛南县的两岔河。部队仅剩下三、四百人。后又遭李虎臣五旅之众的进攻，部队伤亡很大，唐澍等同志壮烈牺牲。至此，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六月下旬⑥志丹、继曾与撤退到蓝田县的权中取得联系，决定全军在张家坪集中。七月初，在张家坪由志丹、继曾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按照省委指示精神，会议决定：第一，将红旗暂时收起来，不开展苏维埃运动；第二，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公开的离开部队，转移到各地进行地下工作，身份未公开的，仍留部队工作；第三，把部队交由权中指挥，通过权中的个人关系，开展统一战线，设法保存党领导下的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会后，权中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并通过中共蓝田特区负责人赵伯平吸收当地一部分农民武装扩大了部队。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权中派人去龙驹寨（今陕西丹凤县）与陕军师长刘文伯(权中的旧友)联系并取得同意，即率部迅速进驻商县黑龙口。两三天后，蓝田县民团团长尹耕莘(中共党员)带领三、四百人、枪加入了革命军。七月十五日，工农革命军在黑龙口改编为刘文伯师的第九旅，权中任旅长，旅所属仅一个团。部队在黑龙口加紧训练、准备重整旗鼓。这时，冯玉祥企图消灭陕军，刘文伯力不能敌，打算撤到湖北襄阳一带投靠岳西锋。权中率领的九旅也准备退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河南省确山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于是，权中率部经商县到龙驹寨与刘文伯部一起出荆紫关，经河南淅川、镇平向邓县进发。沿途消灭不少小股敌人。八月二十三日，刘文伯师进驻邓县时，该县地主豪绅假意表示欢迎。进城后，立即遭到地主豪绅控制的红枪会武装的包围和袭击。二十四日清晨，刘文伯师由城内整队出发，地主豪绅又假意护送，但等他们一离开，即陷入红枪会武装的包围。面对数万受蒙蔽的农民群众，枪开不得，武器已经失去了它的效用。当日下午在鸡滩街全师被迫缴械，权中率领的九旅也由此失散。渭华起义失败后，辛辛苦苦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力量就这样失掉了，权中痛心疾首。
邓县失败后，党中央通知权中由武汉去上海转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八年秋，权中去苏联，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军大学学习。他努力钻研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和个人经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常与叶剑英、张仲实、方仲如等同志交流学习心得体会，讨论问题。他对同志诚恳、忠厚。当时，他还结识了苏联一些红军将领，布琼元帅曾赠送给权中一支象牙手把的左轮手枪。
一九三〇年夏，权中学习结束，从苏联回到上海，党中央派他去北方局军委工作。到天津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权中在狱中，坚持对敌斗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傲骨高风。一九三一年冬天，有一次看守监狱的卫兵给权中买来一包咸菜，包菜的破报纸上登有江西瑞金召开全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的消息，权中看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并把这张报纸送给其他党员看。一九三二年夏，经党组织的营救和友人刘文伯、米暂沉出钱保释，才获得自由。
一九三三年春，党派吉鸿昌到察北组织抗日队伍。在党的推动和领导下，五月二十六日以吉鸿昌和抗日将领冯玉祥、方振武为首，在张家口成立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古鸿昌担任前敌总指挥，宣布对日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权中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张家口任同盟军军委常委兼副军长和十八师师长，他很快召集旧部，并在杨虎城将军的大力支持下，补充了大批人员和武器。十八师成为抗日同盟军的主力师。他曾向党组织讲：冯玉祥还是让蒋介石给教训过来了!权中还和宣侠父、刘镇远、武化戈、吴化之、周益三、王琳等同志一起协助吉鸿昌拟定作战计划，分兵三路向北出击，在张北县和沽源等地与日军激战。把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全国民气为之一振。后又遭国民党军队围攻，部队被打散。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权中秘密地化装到了天津找到党组织，从事地下斗争。一九三四年秋，根据党的指示回到陕西韩城，化名杨鉴，以教小学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三五年去天津，在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工作，一九三六年春因病请假回到家乡临潼辛理村。一九三六年夏，权中派党员黄子文去陕北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请示，要求派他到杨虎城部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他的请求，同年经党中央联络部长李克农介绍，汪锋、谈国帆把权中的组织关系由河北转到陕西。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前，爱国将领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派许建安给权中送信，大意是：权中弟!救亡图存，在此一举，速来西安，共商大计。权中急速赶到西安。被杨虎城任命为警备二旅副旅长。十二日清晨，按照张、杨二将军的部署，十七路军方面部署由警备二旅担任城内动作的任务。权中指挥总部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包围西京招待所和花园饭店，扣留了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调元、万耀煌、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诚等十余人。与此同时，警备二旅旅长孔从周指挥所部，迅速解决了国民党宪兵第二团和保安团的武装。但省会公安局包围了几小时还未攻下。这时候，东北军已在临潼华清宫外将蒋介石捉到。杨虎城急欲恢复西安城内秩序，又命令权中指挥他的卫士队去攻打公安局。在权中的指挥下，不到半小时，即攻下这所公安局，从而解除了城内蒋系势力的全部武装。
双十二事变后，应张、杨将军的邀请，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率领的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团到达西安，杨将军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任命权中为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指挥阎揆要（党员）和韩子芳两个团。该旅成立后，周恩来派汪锋去作党的工作，还多次找权中谈话，指示工作。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党一方面积极促进谈判成功，另一方面也作好抵抗南京何应钦派部队向陕西进攻的准备。权中奉命率部做好战斗准备，布防渭南一带。为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邀请方仲如到旅部任政治部主任。权中还亲赴渭北云阳镇和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研究作战计划。许旅驻防蓝田时，权中送给当地党组织二百多支枪，帮助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处决了一批当地的反动分子，派副官刘光智去商县给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送电台。他还亲自坐着许建安开的大卡车，深夜去龙驹寨给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送弹药，往返几百里，天明前又赶回驻地蓝田。西安事变期间，国民党特务多方造谣破坏，权中在田一民的帮助下，处决了企图拉走民运会武装纠察队的特务分子。权中日夜工作，积劳成疾，终于病倒。在西安广仁医院治疗期间，叶剑英亲自探望。一九三七年三月，权中所部驻防耀县，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路过耀县时，权中热情接待，请求指示工作。同年春，权中所部改编为九十六军一七七师五二九旅。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民族危亡日益严重，权中深为祖国前途担扰，请缨前方杀敌。八月下旬，权中率部从三原誓师出发，东渡黄河，去华北参加抗战，九月在易县紫荆关进行游击战，掩护主力部队的安全撤退，十月初守备曲阳东西口、南青观一带，将西犯之敌击退。因晋北忻口战况紧急，十月十二日奉令兼程驰援，十九日晚赶到忻口，没有休息，即到第一线战壕，布置了一千五百公尺长的防线。权中亲率两个团，协同友军，同日寇激战十四昼夜，坚守阵地，使敌人未能越雷池一步。是役歼敌一千多人，使日寇坂垣师团大为震惊。
一九三七年秋末，权中被调任一七七师参谋长，十二月中旬，因公从山西前线回到西安，应第二中学校长江隆基的邀请，给全校师生员工作了《前线归来》的报告，讲述了日寇的残暴和国民党中央军溃败给华北人民带来的灾难，热情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总结了战斗的经验教训，强调要用革命思想武装军民。一九三八年，权中所部驻防陕西合阳，他胃病复发，正在休息，但他应合阳中学的邀请，日夜编写游击战讲义，并抱病去学校作报告，他根据红军游击战和自己的战斗经验，通俗而又生动地讲述了游击战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和常识，深受师生的欢迎。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日军大举进攻晋东南，一七七师师长和九十六军军长逃到西安。权中挺身而出，率一七七师一部挺进到山西永济县张营镇，与日军激战四昼夜，官兵前仆后继，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阻止了日寇的西进。
权中在山西抗战有功，却激怒了国民党顽固派，他们不以功论赏，反而拿功臣来问罪，撤去权中一七七师参谋长职务，被任命为毫无实权的该师少将参议。长期的戎马生涯严重地损害了权中的健康，一九三八年冬，权中胃溃疡病发作，被迫离开前线回到家乡养病。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秋，权中奉党的指示，以养病为名，利用一七七师参议兼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参议的合法身份，进行地下斗争。他积极鼓励和支持张性初及同情革命的刘文伯先生主办《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促进了西北地区的民主运动。一九四一年春，打入国民党胡宗南战干团内部的共产党员王智德向权中汇报工作，反映敌人活动猖狂，地下党在战干团工作危险的情况，请求解决办法。权中指示说：“怕什么!共产党员头上又没有刻字!”“我来掩护你，给你的上司写信。”一九四二年，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权中派人护送智德去延安工作。权中通过各种关系，介绍和护送王俗明、韩毅、张光、任明等去陕北参加革命。在临潼，权中还积极支持地下党员谈国帆、王志温等坚持地下武装，处决了反动镇长。当时临潼交口地区革命形势比较好，工作开展得很活跃，经常主动出击敌人。有一度敌人根本不敢到这里来，交口地区当时被人们称为关中的“小边区”。这一切也是与权中的努力分不开的。
国民党顽固派对权中的革命活动，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迫害，耍尽反革命两面手法，他们一方面派匪特暗中监视，利用地主恶霸进行武力威胁；另一方面，胡宗南、蒋鼎文出马“请”权中谈话，劝说只要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高官厚禄。权中断然回绝了这种无耻的诱降，愤怒地说：“你们今天要求我骂共产党，那么我明天也可以骂国民党，如今你们要怎样处理就怎样来处理好了。这是人格问题，至死不能做这样违心的勾当。”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一九四三年，权中的家乡交口地下党组织破坏，住地西安灞桥读书村又遭特务的日夜监视，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同志们考虑到他的安全，劝他及早离开，他泰然自若的说：“一个革命的志士应具有牺牲的精神。革命不能畏死，怕死就不能革命。”为了摆脱敌人的监视，权中和几个同志商量，决定先去河南洛阳九十六军军部，而后通过关系，经四川去延安。他到洛阳后，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任命为中将参议兼该集团军眉县万家原垦区主任，去四川的计划未能实现。权中将计就计，毅然回到陕西眉县，利用公开职务，以搞生产为名，组织了两个连的革命武装，准备在千阳、眉县一带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十二月上旬，权中带领任耕三（三十八军垦区主任）赴千阳一带察看地形并召集干部部署工作，九日路经凤翔和李子萼先生（权中的老师）会面交谈后即返垦区，骑马行至眉县槐芽洪水沟时，被胡宗南、徐经济（伪陕西省保安处长）、崔镇山、（伪保安队大队长）指使的特务所暗杀，时年四十九岁。同时遇难的有任耕三和刘兴坤（中共党员，权中的警卫员）。权中遇难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主席极为悲痛，曾询问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早把权中同志接回延安?
(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期。本书采用时有删节)
注解：
①②杨晓初：《渭华起义片断》。
③《中央公函陕字第九号》(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④《德兄并转军全体同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六期。
⑤应为五月十日以后，删节者注。
⑥应为七月一日洛南县保安战斗后决定全军在张家坪集中。删节者注。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