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二月六日，是习仲勋离开家乡的日子。此前，他已得到中共武字区组织的指示，决定派他去数百里以外的一支国民党杂牌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
“兵运”即开展士兵运动，是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的“中心策略”之一。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指示陆续派出许多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武装，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成熟时，发动兵变或暴动。年仅十六岁的习仲勋，带着少年时代的沉重回忆，带着对改变中国农民悲惨命运的美好憧憬，离开了故土，投身于更为广阔更为艰苦的斗争之中。
习仲勋离开家乡的当天，即到了三原县武字区郭明效家中。他们将按照党组织指示，利用关系打入驻长武县的反冯（玉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该部一位支队长王德修与他们早已熟识。
习仲勋和郭明效经过三四天长途跋涉，来到了三百多里外的长武县王德修支队。他们便以同乡名义与王德修顺利会面。斯时，已有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
习仲勋和李秉荣等人根据省委指示和士兵实际，确定兵运工作的方针是：从关心士兵生活入手，或利用同乡邻里关系，或采取结拜兄弟的方式，建立紧密的私人关系，联络感情，进而进行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宣传，逐步提高士兵觉悟，培养骨干，发展党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一九三一年五月，已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的王德修营，向西南方向二百余里的凤翔县移防，并集中整训。王德修营到达凤翔县后驻防北仓。远离旅、团部，附近又无友邻相扰，“全营党的工作有了加强，四个连党的士兵支部都有二十几名党员，日常斗争发动得很广泛，如反对官长打骂、体罚士兵，要求改善士兵生活等，都取得了胜利。士兵情绪很高涨”。此时，不满十八岁的习仲勋继李特生任中共营委书记。
初冬，习仲勋身份引起该旅长唐嗣桐的怀疑和密查。事情的起因经过是：习仲勋的家乡有一个叫刘玉琪的民团头目，当了唐嗣桐旅的高级参谋。有一天，他突然来到一营二连见到了习仲勋。过后不久，习仲勋被传到旅部谈话。唐嗣桐不露声色，故弄玄虚地讲起了侦探学和着装法。其实，讲侦探学是暗示习仲勋要态度诚实，不说假话；讲着装法是文明搜查，边讲边把习仲勋的衣服拉来扯去。最后，煞有介事地问道：“为什么要出来在军队里干事？”
“农村环境不好，到正规军队干事，过有纪律的生活，使自己有所进取。”习仲勋从容回答。
唐听后说：“你的情形我知道。”
当晚，唐嗣桐下达密令，要求全旅严防“反动”分子在该部活动。后来才知道，是刘玉琪向唐嗣桐密告了习仲勋曾因闹学潮被当局关押之事。唐所说的“你的情形我知道”，即由此而来。
一九三一年冬，警三旅二团奉命向南行军二百余里，到达处于陕甘边界的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王德修营就地驻扎。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二连驻双石铺，三连驻甘肃省两当县。
习仲勋进入王德修营两年间，这支武装由西北民军改编为警备骑兵旅，又编入陕西警备第三旅，三次易帜；防地由长武移驻彬县，又到凤翔、凤县，辗转千余里。但是地下党组织坚持了正确的方针，进行了艰苦细致、扎实有效的工作，使该营的兵运出现了高涨之势，举行兵暴拉出队伍、走向光明的条件日趋成熟。
全营的中共地下组织不断加强和发展，并起到掌控士兵的中枢作用。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营委和各连党组织健全，形成了核心。班、排长职务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一连吕剑人、张子敬任排长，李特生任特务长，多名中共党员担任班长、副班长；二连高祥生、吴进才任排长，习仲勋任特务长；三连许天洁、左文辉任排长，王清栋任特务长。营部刘书林任军需文书，郭立三任营部副官。李秉荣、张克勤分别任二团团部军械官和上士。该营进驻凤县后，又以收编的部分土匪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机枪连。怎样及时掌握和控制这个成分复杂的连队，营委书记习仲勋颇费心思。刘书林回忆说：“习仲勋告诉我，母亲（指党组织）说了，一定要在机枪连发展党员，开始可以先同他们交朋友，再逐步深入。我们即有意接近机枪连的两个排长和特务长。为联络感情，方便工作，习仲勋、我和凤县小学教员刘希贤等结拜兄弟，并拍了‘金兰照’。这张照片，刘希贤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两年间，还有一批中共党员，如田光烈、李艮、陈策、郭凤鸣、刘铭世、郭明效等分别在该营开展过工作。这些为举行兵暴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适时有效的宣传鼓动工作，唤起了广大士兵脱离旧营垒、投身革命的觉悟和决心。营委和连支部要求党员以个别谈话形式，向士兵讲述劳苦大众为什么穷，地主老财为什么富，国民党及其军队就是保护富人的利益，共产党就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从根本上启发士兵的政治觉悟。党组织还针对该部士兵多数是在关中年馑时入伍的农民，到部队后生活又极为困苦的实际，让士兵明白官长是如何喝兵血、扣军饷、吃空名的，鼓动士兵开展日常斗争，算伙食账，改善生活。九一八事变后，习仲勋等及时在士兵中宣传抗日救亡，揭露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主义，大大激发了士兵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还特意传播中央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加深士兵对红军的了解。有时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营造声势。习仲勋还常为伤员求医问药、送病号饭，在士兵中颇有威信。
党组织还特别注意该营官兵与驻地群众的关系，杜绝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要求党员带头并教育士兵不打骂群众，不抢要老百姓东西。有时还帮助农民收种庄稼，维持地方治安。这支队伍几次移防，因驻地回民较多，他们就特别注意尊重民族习惯，不侵犯清真寺，使党的兵运工作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群众支持。
习仲勋等人在一营的兵运工作，自始至终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省委经常派巡视员来一营传递文件，了解情况，视察指导工作。第五伯昌、陈云樵等曾作为省委巡视员先后到一营巡视工作。
省委特别重视和关心兵运工作，酝酿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暴动。警备第三旅进驻凤翔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又来到一营，秘密召开营委会议。李杰夫提出一营立即举行兵暴，拉出队伍，奔赴苏区。习仲勋等认为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兵暴后，兵力更为孤单，无外部配合接应，极有被消灭的可能。故未采纳和执行李杰夫的意见。
一营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该部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曹润华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安插亲信。一连连长张远信被曹润华挤走，调来国民党宝鸡县党务指导员韩生信当连长；三连连长也同时易人。机枪连连长李秉荣，被调入团部任军械官。一九三二年春节刚过，曹润华又作出一、二营互换防地的决定，即将一营再向西南山区移动一百余里，进驻甘肃省徽县、成县一带。但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次换防却成为一营兵暴的引发点。
已是阳春三月，但陕西西部山区，冰雪未化，寒气逼人。冷风中一营士兵的衣衫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连鞋袜还没有穿上。当他们听说队伍要拉出陕境，开往徽县、成县，并得知那里更是山大沟深、气候严寒时，一股抵制换防的情绪迅速蔓延开来。此时，党组织能否掌握队伍，避免分散，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习仲勋紧急在凤县西门外开会商议对策。他认为，党组织基本可以控制队伍，士兵政治觉悟有了提高，特别是换防的消息传出，全营出现了强烈的对抗情绪，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他进而分析，一营驻防地远离团部，周围驻军又少。虽然驻甘肃省徽县、成县的本团二营受团长节制较紧，但二营营长曾在中共党员许权中部任职，能打仗，有一定的进步性。故利用换防举行兵暴，拉出队伍，是极好时机。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并决定派刘书林、张克勤速去西安，就举行兵暴问题向省委报告。
陕西省委同意了一营委意见，并指示兵暴后将队伍带到陕甘边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为加强领导，省委决定派遣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随张克勤一起赶赴凤县，以省委特派员身份直接指挥兵暴。刘林圃曾在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军事，其文化程度较高，才华出众，多谋善战。省委选派刘林圃指挥一营兵暴，显然是经过周密考虑的。
四月初，曹润华下达了一、二营换防的命令。
习仲勋和李特生等人以期待的心情迎接刘林圃的到来。刘林圃到达凤县二连驻地双石铺，即向营委的同志郑重宣布了省委关于立即举行兵暴的决定。考虑到刘林圃的安全和保守秘密的需要，遂将刘隐蔽在双石铺北面孤山上的一个古庙内，由他对行动方案和日后的行军路线做出具体部署。同时约定，在队伍移防经过时，相机进入队列，直接指挥队伍行动。
兵暴发动的当天早晨，王德修带一营营部和一连、机枪连从凤县出发，途经双石铺，二连即跟随营主力出发，天黑不久抵达两当县城，与三连会合后宿营。营部驻县政府西侧一个地主宅院，三连驻县政府内和西街，一连驻北街南端警戒东门，机枪连驻北街，警戒北门，二连驻南街。
晚九时左右，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在北街一个骡马店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吸收担任排长职务的党员参加。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省委举行兵暴的决定。他特别提出，兵暴的时机和地点是在两当，还是到达徽县、成县后举行？习仲勋等认为，应在两当举行有利，避免夜长梦多。营委遂决定兵暴在当夜十二时举行。具体分工是：一、二、三连连长，兵暴时由各连就地予以捕杀；非中共党员的排长，收缴武器后，先带随队伍行动。机枪连没有党员，由一连负责收缴枪械；营部和县政府由三连负责解除武装。行动结束后，在北门外集结，统一撤离。会议决定刘林圃担任军事指挥，营委书记习仲勋参与组织领导全营行动。
十二时许，兵暴一声令下，三个连同时行动，迅速将原任连长分别击毙，并按命令收缴了一些排长的枪支；三连排长许天洁在击毙该连连长张遇时时，将同屋内一位营部副官一并处死。
午夜枪声在两当县城引起震动。王德修闻声遂带警卫班翻墙而出，又返身朝凤县方向逃去，待起义士兵赶到时，已是人去房空。吕剑人带一连士兵包围了机枪连，该连已有防备并在房门口和房顶上架起机枪。一连士兵连续进攻未果。鸡鸣时分，集合号响起，各连按规定到县北门外集合。当日，该营三个整连和机枪连部分兵力约三百多人被带了出来，兵暴初步成功。为了避免意外，营委决定兵暴队伍趁天亮前撤离两当。简单动员后，队伍顺着一条小河向北疾速进发。
在两当兵暴发动之时，刘志丹已得到省委指令，带陕甘游击队一部进抵陕西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勋等领导的两当兵暴队伍。
习仲勋、刘林圃等率两当兵暴队伍，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两当县以北的太阳寺。这支脱离国民党军阀统辖的武装在此举行了改编大会，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正式成立和干部任命。习仲勋为中共队委书记，许天洁为支队长。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暴动成功了，但这支队伍日后的行军和作战异常艰苦。数日内行走于终南山、北山的荒野梢林之中，常常阴云蔽日，气候异常，有时连方向也难以分辨。刘林圃只是用教科书上的简易地图指挥着三百多人的行动，对沿途的敌情更是一无所知。这些也为部队后来的失利埋下了阴影。
新成立的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渡过渭河，再经通洞峪、赤沙、香泉、草碧、高崖、蔡家河、麟游北部页岭、崔木附近，后到岳御寺，行程数百里，作战十余次。待到岳御寺时，支队官兵已疲惫不堪。但是，他们没有料到，支队的宿营地正是大土匪王结子的老巢。十时左右，许天洁发现支队已被二三百步骑兵包围，即紧急指挥各连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进攻，并迅速占领了北面的土岭阵地。接火后，土匪武装凭借兵力武器优势，步步逼近，激战数小时后，支队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无力再战。最后，除少数人跑出外，其余均被缴械。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等几经辗转，返回西安，旋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刘林圃英勇就义。至此，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北进苏区归于失败。
此前，习仲勋根据队委会决定已与左文辉先行赶到六十多里以外的长武县亭口镇联系渡泾河船只。他们利用关系，弄清了敌情，选定了渡泾河的地点，以保证把部队撒离到淳化、旬邑一带与刘志丹队伍靠近。但三天后，便传来了队伍北进失利的消息。为此习仲勋深为历经数年，艰苦工作，但最终没有把这支队伍带到苏区而抱憾不已。以后的数十年间，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暴的经验和教训：“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暴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原载：《当代陕西》2009年12期，选载自《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传》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