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9军军长李仲英的跌宕人生

去奇斋主人说：在西北革命史上，李仲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一度时期，他与刘志丹、阎红彦、贺晋年齐名，是西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西北红军战史上先后出现过五个军，即红26军、27军、28军、29军、30军。红26军只有军的番号，没有设过军长。后面四个军的军长分别是贺晋年、刘志丹、李仲英、阎红彦。

李仲英于1910年出生于安定（今陕西省子长县）瓦窑堡，早年在本地当学徒。1930年，谢子长在宁夏平罗挂名建军时，李仲英与贺晋年、路文昌、郝兴明等一起参军，追随谢子长投身革命，在学兵队中与高岗、张秀山等成为战友，与高鹏飞、杨林等一起入党。兵运失败后返乡。1934年在谢子长召唤下参加陕北红军，成长为陕北红军中的一员战将，参加了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战斗。红15军团成立时，陕北红军编为81师，辖241和243两个团，李仲英任243团长。劳山战役中，李仲英率部围攻甘泉，诱使延安敌人来援时在劳山地区被我全歼。战后，“左”倾路线开始对陕甘红军进行错误肃反，逮捕了刘志丹、高岗等大批领导人。李仲英与81师师长贺晋年、241团政委李赤然三人紧密团结，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左”倾主义者兵戈相向，迫使他们始终未敢对81师挥舞屠刀，从而保存了陕北红军的元气。之后，在攻打富县套通塬土围子时，他带头冲锋负伤。后带伤参加了榆林桥、直罗镇战役。1936年红军东征时，在兑九峪战斗中，红军总部遭敌人偷袭，毛主席、彭老总陷入重围。李仲英机断专行，果断从战场上撤下主力，向偷袭之敌展开反击，激战两小时，打退了敌人，保护了总部的安全，因此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信任与重用。回师陕北后，李仲英入红大一期二科学习，未等毕业即被调出，从事对东北军和哥老会的统战工作，秘密进出延安城，搜集了许多情报，为党中央开展白区工作、制订统战政策提供了依据，受到周恩来的表扬。周恩来根据他的汇报，给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起草了一封指示信。这封信现被收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处理善后。代表团从延安乘机前往西安时，李仲英把延安城内敌人的动态及时通知代表团，成为我方做出正确决策的依据。在接收延安城的过程中，李仲英与雷经天是最早进入延安城的我方人员，在第一时间就向城外我军通报了敌军撤走、延安已成空城的消息，为党中央进驻延安做出了特殊重要的贡献。1937年春，李仲英被任命为红29军军长，与红27军军长贺晋年、红30军军长阎红彦并驾齐驱，成为刘志丹牺牲后西北红军中三位最高军事领导人。他率领红29军在三边地区进行剿匪，为陕甘宁边区的巩固提供了有力地保障。剿匪任务完成后，又进入抗大二期学习。

抗战爆发后，李仲英最先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9旅参谋长，成为西北红军唯一的旅级干部。当时，阎红彦、贺晋年在八路军最初的编制内只是营长，一个多月后才调整为团政委和团长。抗战初期，李仲英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边区保安司令部第1团团长，党内任中共绥德特委军事部长。他与其他同志一起，领导绥德军民赶跑了摩擦专员何绍南，结束了绥德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巩固了陕甘宁边区，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建国以后，他把绥德反摩擦斗争写成了一篇生动的回忆录《赶走何绍南》，被收进《星火燎原》第五集中，这在陕北老干部中极其罕见。这篇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得到党史学界的高度认可，被广泛引用。现在有关肖劲光、王震等人的传记中，在写到陕甘宁边区反摩擦斗争时，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这里，但对作者李仲英却只字不提，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后来的情况。这篇回忆录也是李仲英唯一公开出版的传世之作。正因为它的存在，李仲英这个名字才没有完全被历史的风沙所湮没，西北党史的殿堂里才留下他依稀模糊的身影。

绥德特委成立之初，只有组织、宣传、军事三个部。军事部从1937年11月成立到1942年1月取消，部长始终是李仲英。与他同时的特委领导成员，书记郭洪涛，组织部长马明方，宣传部长刘澜涛，后来都成为大名鼎鼎的全国性人物。李仲英在政治上的进步则就此打住，直到去世仍是地厅级。延安整风和七大前后，李仲英和阎红彦、吴岱峰等一起，参加了反对高岗篡改西北党史的斗争，因此长期受到打击和压制，被迫离开陕北，到晋绥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李仲英先后任晋绥军区二分区副司令员、雁北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转战在晋绥陕北一带。1948年9月，任西北野战军8纵14旅副旅长兼参谋长。1949年2月全军整编时，任一野8军23师副师长，参加领导了解放大同的战斗。大同解放后，华北大地战火熄灭。习惯了战争环境的李仲英过不了无仗可打的日子，又回到依然硝烟弥漫的西北战场。1949年7月26日，西北局做出决定，任命李仲英为甘肃临夏军分区司令员，后兼任分区党委书记。他领导了临夏地区的平叛斗争，但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中犯了错误，被调离原职，转业地方，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管教处处长。

李仲英身经百战，残酷的战争环境，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浑身上下有15个弹孔，左乳凹陷下去拳头大的一个坑，肺功能受到严重损坏，平时呼吸如抽风箱。延安时期，由于医疗条件落后，伤病无法根除，疼痛难忍。经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同意，允许他适量吸食鸦片止痛。由于伤势严重，他吸食鸦片的习惯始终未能戒掉。1951年底，在“三反”运动中，李仲英被查出有吸毒行为，且曾借给不法商人两亿（合现在的两万）多元的劳改经费，被用于投机倒把，因而被打成西北最大的“老虎”。他拒不承认错误，被撤职查办。1952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西北公安部管教处处长李仲英等贪污腐化不肯坦白已被撤职”的消息。1954年整党中，李仲英又被旧事重提，西北局以“摆老资格、抽大烟”等罪名，开除党籍，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之后，他先后在省农牧厅、水利厅、林业厅副厅长的职位上赋闲，1961年2月黯然离世，年仅51岁，骨灰安葬于西安烈士陵园。

李仲英的结局，使我们对我党当年严明的纪律有了极为深刻地理解和感受，也让我们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夺取全国政权，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为胜利者所写的”事实，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让我们只能无奈的印证。

我曾多次到西安烈士陵园，肃立在苍松翠柏覆盖着的李仲英墓碑前，感慨万千。

李仲英，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人，1910年5月生于瓦窑堡城郊张家沟村一张姓人家。因家贫无力抚养，被城里开骡马店的李家用两把挂面抱养。李仲英的养父人称李二刀客，是瓦窑堡一带哥老会龙头大爷之一。清末民初，瓦窑堡是西北地区哥老会四大重镇之一，李二刀客也就成为西北地区哥老会的重要人物。因此，李仲英在哥老会中的辈分很高。李仲英很小就在本地一家店里当学徒，学拧麻绳。瓦窑堡是西北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之一，早在1924年冬，正在绥德第四师范读书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赵通儒寒假回到家乡瓦窑堡，就在大街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当地撒下了共产主义的第一粒种子。以后，谢子长又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使瓦窑堡成为陕北革命中心之一。赵通儒是李仲英的姨表兄，谢子长又是西北革命的领袖。在他们的影响下，李仲英于1930年参加了革命。

劳山战役围甘泉

1930年春节，瓦窑堡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在赵通儒策动下，组织了一个近二百人的秧歌队，从正月初十日一直闹到二十日。按惯例，秧歌一般只闹元宵前后三天，但这支秧歌队正月初十还在排练阶段，就被老百姓请去了。演出期间，全城万人空巷，附近一二十里乡村的农民，甚至安塞、保安、延川各县的农民也赶来看热闹。这次活动，实质上是对瓦窑堡党的力量的一次检阅和演习，团结了群众，争取了民心，锻炼了干部。作为秧歌队的一员，李仲英和绝大多数成员，如董学源、刘昌汉、李赤然、井助国、赵仰概、王士俊、郭立本等，后来都成为西北革命的中坚力量。

不久，谢子长受陕北特委委派，到宁夏平罗挂名建军，开展兵运工作。特委派了一批党团员前去参加，其中安定县先后去了李仲英、贺晋年、路文昌、杨林、郝兴明（史法直）、封营书、封海棠、赵仰轨、薛应昌等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后来，这批党团员与其他县来的高岗、张秀山、李树林等都被安排在学兵队中，以后成长为西北红军的骨干。李仲英在学兵队中与杨林、高鹏飞、曹盛荣等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兵队结束后分到部队中，曾任排长，兵运失败后返回陕北，在家乡组织红色互济会，进行革命活动。

1934年，陕北土地革命蓬勃发展，成立了许多红军游击队，但懂军事的干部严重不足。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对李仲英非常了解，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军事人才。1934年8月，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不幸负伤。养伤期间，他亲自给贺吉祥下令，要他到瓦窑堡去找李仲英，出城参加游击队。李仲英一听老谢的召唤，二话没说，立马参加了红军。9月18日，在谢子长领导下，陕北第一支正规红军红1团成立，下辖两个连，李仲英被任命为二连排长，逐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员。谢子长牺牲后，李仲英在刘志丹领导下，参加了陕北红军的历次重要战斗，成为陕北红军中的一员重要战将。1935年9月18日，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在永坪与西北红军会师后，成立红15军团，下辖75、78、81师三个师。陕北红军被整编为红81师，辖241和243两个团，刘明山任241团团长，李赤然任政委；李仲英任243团团长，王国昌任政委。

红15军团成立后，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包围并佯攻甘泉县城，吸引延安敌军来援，拦路伏击，歼灭敌人。9月24日，李仲英接受了率243团包围甘泉县城的命令。28日，李仲英率部包围了甘泉县城，并发动了猛烈攻击。甘泉守敌东北军110师一个营，急忙向延安求救。10月1日，延安守敌东北军110师师长何立中率师直和两个团，从延安南下增援甘泉，在劳山地区被红15军团主力全歼。

反对肃反保红军

劳山战役胜利后，左倾主义者在党内开始了错误肃反，先是逮捕了刘志丹同志。接着，一连串坏消息接踵而至。李仲英参加革命后，父亲因为是红军家属，和阎红彦的父亲等许多革命家属都被国民党关进了监狱。劳山战役后，赵通儒领导军民通过长期围困解放了瓦窑堡，释放了狱中的革命群众。瓦窑堡成为西北革命的首府，西北工委、陕甘晋省委等机关都进了瓦窑堡，省委就设在李仲英家里。李家全家老小沉浸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正准备扬眉吐气过日子的时候，肃反的阴影降临了。他家被定为富农成份，老父亲刚从监狱中出来没几天，又被关进了监狱，只不过关押者由国民党换成了共产党。李仲英的母亲也被吊在房上烧打，要她交出金银财宝。结果打了一顿，要去了三十元大洋，二十两大烟土，两对镯子，才把她放下来，当天晚上就死了。李仲英后来才知道，不仅自己的母亲死在左倾主义者手里，还有许多革命群众也是死在自己人手中的。红42师政委张秀山同志的父亲，神府苏区红军领导人王兆相同志的父亲，都是被革命队伍杀掉的。李仲英的老战友、赤源县苏维埃主席杨林同志的父亲也是死在自己人手中的。杀杨林父亲的时候，杨林还写来一封信，说：“你们要杀就杀吧！但我要求最好不要拿刀杀，拿枪打！”但最后还是用刀杀了。瓦窑堡城里有一个农民叫张务本，是李仲英的好朋友。李仲英参加红军后，把他也找出来参加了革命。组织上第一次给他的任务是要他开辟十几个村庄，他按时完成了；第二次又要他开辟村庄，没有按时完成，结果就被杀了。之后，瓦窑堡城里的农民再没有人出来参加革命。

左倾主义者不仅在后方进行错误肃反，在前方部队中也开始行动。早在永坪会师中，中央代表朱理治就给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写信说，26、27军的轻重机枪，你们不会保管，也不会使用，交给25军，要他们给你们擦一擦，给你训练训练，连枪带人一齐交过去。就这样，27军的五六十挺机关枪，全交给了25军。成立15军团时，27军编为81师，下辖241、243两个团，其中241团是主力团，共编了五个营。把第四营和少共营两个营，以及一个特务队机炮连，整个交给了25军。这样一来，25军的人员、装备与战斗力大大增强，而26、27军的人员、装备与战斗力则大大降低。劳山战役胜利后，左倾主义者为了在78师中顺利进行肃反，把78师和81师两支西北红军兄弟部队调开，一面在78师中进行肃反，一面极力削弱81师的战斗力。

当时，部队驻在甘泉洛河川一带。一天，李仲英从驻地出发，走到甘泉县石门村时，被团里一个新从75师派来的司号员拦住了，要李仲英下马，把马让给他骑。李仲英觉得非常奇怪，问到：“怎么回事？”小号兵神气地说：“你这个烂团长，我要你当，你才能当上；我不要你当，你就当不成。”李仲英一听，非常生气，就问他：“你这话怎么说？”小号兵说：“我是上级派来监视你的。”李仲英火冒三丈，伸手就是两个巴掌，命令警卫员：“把这家伙捆起来。”他押着小号兵，找到师政委，问：“是团长领导司号员？还是司号员领导团长？”后来，这个司号员从243团调出，到241团去当了司号长。部队驻下寺湾时，一个战士正在擦抢，敌人飞机飞来，他跑着躲飞机时，把枪上的拉子勾丢掉了。结果，主持肃反的人就说他是右派，是反革命，一定要杀。李仲英据理力争，说：“枪上掉一个拉子勾也要杀头吗？”在他的坚持下，终于保住了这个战士的生命。还有一个饲养员，看见两匹马在打架，没有去管。肃反人员就说，为什么不把马拴起来？这家伙肯定是右派！这些疯狂的行为，给红军队伍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李仲英团里有一个叫薛志岗的干部，打仗很勇敢，因为是富农，要洗刷出部队，叫他到医院去当看护，结果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还有一个白守康，也因为富农成份被洗刷了。仅在243团中，因为富农成份就洗刷了六七十人。这些人其实都是很好的革命同志。陕北红军过去从来不知道开小差，但从那时起，许多战士开了小差。

10月14日， 15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带领81师从甘泉县王坪出发，直奔富县南的羊泉塬。李仲英率243团担任前卫。部队人不停脚、马不卸鞍，整整走了一天，急行军80里，黄昏时才赶到方圆两三千米不见人烟的孤塬上，人困马乏，饥渴交加。此时又突然发现山嘴的土围子里有不明番号的敌人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指挥员命令李仲英率243团立即进入战斗。我军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地形就仓促应战，遭到了有备敌人猛烈火力的攻击，许多指战员在这次毫无准备的战斗中遭受伤亡。部队虽反复冲锋，仍毫无进展。李仲英也在战斗中负伤，团政委王国昌要求撤出战斗，指挥者勉强同意243团撤出，却又命令241团再次发起进攻，使该团也遭受重大损失，团政委李赤然在带头冲锋中头负重伤，81师参谋长路文昌也在战斗中负了重伤。

此役战后，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坚决不同意路文昌、李仲英、李赤然离开部队到后方治疗，理由十分清楚：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倒行逆施，搞错误肃反，极大地伤害了红军指战员的心，部队思想混乱，军心涣散，战士逃跑事件不断发生。这都是红27军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后方的肃反不断扩大，各级指挥员也是人人自危。贺晋年告诉他们，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死在一起。几名老战友虽然伤势严重，但都留在前方，一边随部队行军打仗，一边做安定军心、提高斗志的政治工作。

回到驻地时，贺晋年和张达志去看望高岗。到了房子一看，铺盖没有了，就问：“高主任哪里去了？”有人说，前天去分配工作了，没有回来。他们出来时，看到高岗的马在那里，警卫员站在一旁，就问：“主任哪里去了？”警卫员眼泪汪汪地说：“谁知道！我也不知道！”两人大吃一惊，说：“赶快走，回去掌握部队。还不知会出什么乱子”。243团的一个连长路治宽亲眼看见高岗被捕，赶快跑回来对李仲英作了汇报。李仲英也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过了几天，又听说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的高朗亭也被捕了，还给鼻子里灌了辣子水。接着，左倾主义者把屠刀挥向了81师。他们首先调走了师政委张达志，从75师中派张明先来继任。还准备把师长贺晋年调到75师当副师长，从75师中另外调人来当师长。243团政委王国昌也被调走，从75师调来夏荣卿任政委。夏荣卿一到243团，首先问李仲英：“你与高岗关系怎样？”李仲英说：“过去我们一起在白军中工作过，我对他很信任。”夏“嗯”了一下就走了。李仲英感觉到，这个新来的团政委，根本不像是平等的同志关系，一切都要服从他，连睡觉也得服从，他说在哪里睡，就得在哪里睡。李仲英出去也得向政委请假。有一次他出去了，没有报告政委。夏政委再见到他时，就说：“你出去得告诉我，不经过我，不能出去！”李仲英说：“是！”后来，夏政委下命令：睡觉的时候把枪挂在墙上，不许抱着枪睡觉。李仲英以为他们要下手了，就让战士们不管他，继续抱上枪睡觉，并且，一晚上就放出去50个哨，准备一有动静，就武力反抗。

此时，78师已经完全被左倾主义者控制，81师则由于贺晋年、李赤然、李仲英三人的精诚团结，还没有被左倾主义者完全控制，但部队已经非常恐慌了。贺晋年和李仲英、李赤然之间都不敢讲话。李仲英看见贺晋年走过来，想和他说话。贺晋年脸一转就走了。243团一个营级干部李贤臣天天跑去问李仲英：“团长，怎样办？是等待还是干？”李仲英说：“不要说，将来自有办法。”他骑着大白马，找到李赤然说：“怎么办？干还是不干？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人家是代表中央来的，我们一干就是反动。”商量的结果，决定现在不干，但如果咱们三个人中哪一个被捉了，就干起来。通讯员、特务员，都准备好了，准备什么时候来抓人，就打，一有动作就打。如果再不抓人，就慢慢等中央来了解决问题。

10月25日，榆林桥战役打响了。上自师长，下至营团干部，都是背了盒子枪，提了手榴弹，一声号令全攻了上去。大家都是一个心思：宁愿死在战场上，也不能死在自己人手中。很快，东北军高福源的一团人就被全部解决了。

几天以后，党中央来了。李仲英他们心中暗自庆幸：幸亏党中央上来了。要是中央不来，或迟来一个礼拜，那就不可收拾了。

东征战役救总部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立即结束了错误肃反，挽救了处在严重危急中的西北革命根据地。随后，又组织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中心放在西北地区，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奠基礼。

在直罗战役中，81师作为一方面军总部的战略机动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山、榆林桥两役后，东北军重新调整部署，以57军在庆阳地区的109、111、106师东进至鄜县（今富县，下同）西部葫芦河两岸，构成东西封锁线；以67军之117、107师在甘泉向南的洛河两岸构成南北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甘泉、延安间的联系，企图歼灭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进而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决定首先在直罗镇地区歼敌一两个师，然后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打破敌人围攻，并向洛川、中部、宜君、宜川、韩城和关中、陇东一带发展。

为此，一方面军总部令贺晋年率红81师师直和241团围困甘泉城，李仲英率243团进至鄜县羊泉塬一带，牵制鄜县、中部之敌并阻止其西援。

10月28日，西线敌57军三个师开始东进，到陕甘交界的太白镇停止前进。11月6日，东线敌67军117师到达鄜县后也停了下来。看到敌人不上钩，一方面军令241团加紧围攻甘泉，调动敌人。敌人乖乖就范。11月20日下午，西线之敌109师进到直罗镇，落入我军埋伏圈。红一方面军抓住战机，当晚即将其包围，21日发起进攻，歼其大部。师长牛元峰率残部退入镇东南一土寨内固守待援。23日，117师从鄜县出发，增援被围的109师。在羊泉塬、张村驿一带，遭到李仲英带领的243团的坚决阻击，寸步不前。 24日上午，牛元峰兵败自杀，109师被全歼，直罗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直罗战役胜利后，李仲英率243团赶到甘泉城下归建。12月20日，彭德怀率总部和中央红军一部也来的甘泉，亲自指挥攻城战斗。

甘泉守敌为东北军129师和110师各一部，约千余人，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城墙工事负隅顽抗。81师经过反复争夺，攻占了城东南制高点灯笼山和城北之北山，毙敌百余。12月25日，红军攻城未克，与敌形成对峙。彭总决定实施坑道作业，在城墙下挖地道，准备在城西北角的制高点爆破攻城。部队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夜以继日地进行坑道作业，给地道内装进去几棺材火药。1936年1月13日再次攻城。由于计算失误，爆炸点没有发生在制高点中心，致使隐蔽在坑道附近的突击队员被炸起的冻土砸伤，再次不克。之后，部队一边休整，一边对被困之敌开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战工作。

瓦窑堡会议后，党中央决定红军东征。1936年1月下旬，81师撤围甘泉，到甘谷驿集结，准备东征。

1936年2月21日晨，李仲英率243团从黑龙关渡过黄河，开始踏上东征之路。3月10日，东征期间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兑九峪之战打响了。战斗中，设在与兑九峪一沟之隔的郭家掌红军总部被敌人发现，阎军一部从243团左翼顺山沟向总部偷袭，毛主席、彭老总陷入了敌人的包围，红军总部面临被敌人一举端掉的严重危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仲英当机立断，决定增援总部。他没有请示上级，果断地从战场上撤下本团主力，向郭家掌机动。李仲英率领部队冲到总部附近时，看见叶剑英参谋长已经亲自上阵，带领总部警卫人员在山坡正面抗击敌人。警卫人员没有重武器，只能靠手枪等轻武器和敌人作战，非常吃力。形势万分危急。彭德怀看到李仲英带领部队赶到了火线，非常高兴，他给李仲英下了死命令：不管伤亡多大，一定要把敌人赶回去，确保总部的安全。在彭总和叶剑英参谋长的亲自指挥下，李仲英带领243团将士，前赴后继，英勇战斗，激战两小时，终于打退了偷袭总部的敌人，将敌人压了回去，并乘胜一举攻下了西山头，保护了总部的安全。战后，李仲英和243团受到了总部的通令嘉奖。在兑九峪战斗中，李仲英表现出了机断专行、勇于负责的我军高级指挥员的素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名字也因此写进了中国革命史中。正是因为他在这次战斗中的突出表现，使党中央、毛主席了解了他的指挥才能，在以后的革命过程中给予他充分的信任，不断得到重用。

回师陕北后，毛主席、党中央为了提高红军高级干部的理论修养，培养、储存干部，决定开办红军大学，除了给红军西征部队配备了必要的干部外，抽调大批干部进红大学习。1936年5月，李仲英和陕北红军中的主要领导人贺晋年、张达志等都进入红大一期学习。贺晋年、张达志在红大一科，李仲英在二科。他是红大学员中为数不多的瓦窑堡人。6月下旬，国民党86师张云衢进攻瓦窑堡，党中央和红大撤到保安县城，李仲英也随红大撤到保安继续学习。

进驻延安打先锋

东征结束后，党中央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首先加强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作出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以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为我党的基本方针，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下设东线（陕北）、南线（陕甘）、西线（甘肃）三个工委，全面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同时，党中央认为，在西北地区，哥老会是具有广泛的下层群众基础的民间会党之一，历史悠久，人多势众，分布很广，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民间政治力量。加强哥老会工作，对于巩固苏区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1936年6月，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对哥老会的宣言，后又召开了全国哥老会大会，确定了争取哥老会的方针，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公开活动。为此，党中央决定，在党内抽调一批与哥老会有过密切关系的干部，专门开展的哥老会的工作。瓦窑堡在历史上一直是西北地区哥老会的一个重要山头，城郊的寺圪堵湾在会中叫“中原山”，是西北哥老会的四大据点之一，城内有许多会众。李仲英出生在哥老会世家，父亲是龙头大爷，他本人在哥老会中的辈分很高。考虑到这些因素，党中央决定，从红大抽调李仲英参加统战工作。

1936年8月，李仲英从保安来到安塞县旧城，就任东北军工委巡视员兼东线工委委员，在东线工委书记叶剑英的领导下，与郭洪涛、马文瑞、边章伍、王英等委员一起，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东线工委下辖延安、安塞两个县工委。当时，延安城由东北军占领，城内还有延安、安塞两个县的民团，民团中有许多哥老会成员。为此，叶剑英决定派李仲英进入延安城，一面开展地下工作，一面为党中央搜集情报。不久，中央撤销了东线工委，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改为洛川工委，由叶剑英任书记，刘道生、欧阳钦、郭洪涛、李仲英为委员，并决定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9 月初，叶剑英带领汪锋、潘汉年、边章伍、彭雪枫、刘克东等10 多人从动身去了西安，李仲英则继续留在延安工作。

李仲英进入延安后，对城内的驻军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搞清楚了敌人的番号、编制、人数、装备、主官等情况，并把情况都提供给东线工委，由工委登记造册，为党中央进行决策提供了可靠地依据。同时，他还秘密和当时延安城内仅有的一名党员姚安吉接上了关系，派姚安吉以做小生意为名，去洛川、富县、甘泉等地了解情况。后来，李仲英调离延安时，把姚安吉的组织关系移交给安塞县工委书记王英。在党组织帮助下，姚安吉在延安城内开了一个商号，成为我党在延安城内的第一个秘密联络点。

李仲英在调查中了解到，延安的哥老会大爷在城内有周海山、解虎，城外杜甫川有蓝长友，他们都和安塞、延安民团中的哥老会会员有关系。李仲英利用哥老会大爷的身份，与周海山等取得联系，宣传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政策，动员他们去做争取民团的工作。周海山等主动与安塞民团队长唐海燕、车三娃以及延安民团队长曹清俊来往，宣传党的政策，讲留后路、不要扰害群众的道理。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这些民团队长表示，接受劝告，待时机成熟后起义参加红军。李仲英在延安城内开展的积极有效的工作，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36年9月，党中央要他来保安，当面向负责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汇报，接受指示。李仲英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到保安，向周恩来做了详细汇报。9月25日，周恩来向王英及延安工委写了一封“关于白区工作”的指示信，对工委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出了安排。这封指示信现已收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全文如下：

王英同志并转延安工委、省委、29军军长政委：

李仲英同志来，报告延安、安塞两处最近情形。我们认为目前你们须努力于以下的任务：

（1）加紧进行白军工作。驻肤施（即延安，下同）之白军17路补充团程鹏九与蟠龙之21师1团，均可利用市场与接济粮草为名继续谈判。程团虽无回信，但仍可利用商人关系继续联络。惟接济粮草应该注意照市价收回粮价，否则变成我们替白军办差，引起群众的怀疑及白军以为我们怕他而替他送粮。

（2）努力分化民团。安塞以动摇薛生华、李汉华两头子（对薛的要求如薛之家眷移回苏区保全其生命安全等等，可全部接受。但要其担保不来侵犯，尤其欢迎他们送家眷回苏区来察看），以争取其群众并进行我们下层组织。团丁如果回来须注意其有无侦探作用，可以动员地方支部暗中派忠实同志给以考查和监视，但不要像对犯人一样以引起误会和恐惧。

（3）深入哥老会工作。要利用这一关系打入城市、白军、民团、土匪中去，可在边境开山堂及招待所；另方面要揭破高桂滋开山堂的黑幕（说明其不平等与压迫，如仗势欺人打贫袒富等），要防止高桂滋利用哥老会的关系和面目进入苏区来破坏。据李仲英报告，东山有土匪一千多人，内有东北军变出的两个连，余多为哥老会的分子，你们要设法争取；同时，安定叛变在蟠龙的一个游击队，也应尽量设法争取回来。

（4）密切与地方部队关系，以便在必要时打击出扰的团匪或白军。平时则协同进行争取工作与拆毁敌人堡垒和地方部队本身训练巩固等教育工作。

（5）至于粮食出口，已经中央政府颁布命令（附来三张），并印发粮食出口证（附来六十张）。以后市场粮食出口应先有一具体筹划，每次逢集只限至五担出口，最多不得超过十担。这里必须顾到本身的粮食问题，同时对限制粮食出口问题应在群众中作一广泛的解释运动，不可滥用和处罚没收。

（6）对白军、民团、土匪等宣传工作更要抓紧，要保证我们的宣传品能够很快的深入在他们的中间，同时利用市场及商人的关系与夹在粮草中顺利的输送。

（7）对白军党的关系应密联络。如上述一些问题，应和白军党联络，并给他们以指示，特别是在延安城的，并要告诉他们一些秘密工作方法。

你们接此指示后，须具体布置并报告我们。

    顺致

布礼！

                                      周恩来

9月25日

李仲英给周副主席汇报完工作后，立即返回延安，继续开展工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延安城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北军撤出延安，我党决定立即接收。周恩来命令江华带一个连，去安塞找黄罗斌、钟辉率领的陕北红一团，指挥红一团接收延安城。12月14日，江华与红一团会合，通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15日下午，红一团向延安前进，于16日拂晓到达杨家岭一带，意外地见到了准备去西安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一行。当天下午，周副主席一行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前往西安。临登机前，国民党延安县长高锦尚从城里赶到机场，周副主席对高锦尚做了工作，希望他和我党合作，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尔后，周副主席才和中共代表团的同志登机走了。

周副主席走后，高锦尚邀请我们的同志进了延安城。潜伏城内的李仲英知道高锦尚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叛徒，他把我们的同志请进城，不会有好事，立刻派人向江华通报了情况，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搞鬼。江华得到消息后，立即带领黄罗斌、钟辉等从东门出城，返回杨家岭我军驻地。

高锦尚看到大势已去，当晚带着民团溜出东门，顺着延河逃跑了。17日凌晨两点左右，李仲英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确切消息后，立即派人到清凉山，告诉了驻防的我军部队。天亮后，红一团胜利进驻延安城，古城延安回到了人民怀抱，以后成为我党的红色首都。

我军进城后，很快组成了以王观澜、江华等同志为首的工作委员会，王观澜任书记，江华任延安城防司令兼政委。李仲英与我军立即取得了联系，带领部队在南关和凤凰山的居民中和破窑洞里，挖出和收缴了敌人逃跑前埋藏的几百支枪和一部分弹药。

我军进入延安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没有粮食！东北军走了！空城！没有粮食！这是当时延安的三大特点。赵通儒的父亲赵树德老头最早随李仲英进入延安城，找到了在城内天主教堂当雇工的姑舅侄子李生秀。李生秀对赵老说：“城里的老百姓，连豪绅地主也没粮吃了。东北军军队太多，延安粮食不够，平日都是由洛川、关中用汽车运粮，还常常供应不上。赶他们撤走前，既没有存粮，走了也不会再运来。城内的人家，不同前几年了，有粮的早被军队吃光了，没粮的自己也过不了。因此，不要向老百姓找粮，找不到还要落些讨厌。只有天主教有存粮，原来准备过荒年放账用的。军队、官吏、地主、绅商，都不敢向教堂要。红军进城，借五六十石到二百石，没问题，一定可以办到。”赵老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姨侄李仲英，使我方了解到城内的一切情况，借到了粮食，掌握了在延安城内立足的命脉。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总后方。李仲英同志为党中央进驻延安，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不久，他被任命为红29军军长。

二十九军任军长

红29军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陕甘地区宜川、甘泉、鄜县（今富县，下同）一带的游击队整编而成的一支地方武装，于1936年3月在鄜县正式组成，肖劲光任第一任军长，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任政委。红29军成立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东征。红军西征时，红29军也挺进到陕甘交界一带，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军，配合主力作战。8月，红29军扩编为255、256、257三个团，共1200余人，成为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地方武装。西安事变后，红军主力南下关中，配合东北军、西北军稳定西北局势。红29军则和红27军、30军等西北红军留在陕北，在三边一带剿匪，开展巩固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1937年1月底，李仲英离开延安，来到三边，就任红29军军长，与甘渭汉政委一起，领导剿匪工作。红29军和归29军指挥的高锦纯骑兵团，负责剿灭三边一带以范玉山为首的三百多人的骑兵土匪。贺晋年指挥的红27军则负责剿灭张廷芝、张廷祥为首的三百多人的步兵土匪。李仲英和贺晋年两位老战友领导两支部队互相策应，密切配合，匪徒东窜东打，西窜西打，打得土匪狼狈不堪。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基本消灭了这些土匪，三边一带得到了安定。

剿匪任务完成后，李仲英被调离29军，回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继续自己在红大一期没有完成的学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2日，国民党军委会发布了改编红军的命令。在这个命令中，李仲英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9旅参谋长。事实上，他并没有在这个职位上干过，而是继续在抗大学习。学习期满后，留在抗大，担任抗大的游击战执行军事教员。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在绥德警备区秘密建立中共绥德特委，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兼任特委书记。11月，郭洪涛率领特委成员从延安到达绥德，与绥德警备区司令部驻在一起。马明方兼任特委组织部长，刘澜涛兼任宣传部长，李仲英任特委军事部长，公开身份为警备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绥德赶走何绍南

绥德警备司令部成立于1937年10月，司令员陈奇涵，政委郭洪涛兼，副司令员文年生，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下辖贺晋年任团长的警—团、阎红彦任团长的警三团和文年生任团长的120师718团，任务是驻守河防，防止日寇渡河，把守陕甘宁边区的东大门，保障陕北和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警备区下属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个县，原属陕北革命根据地，1936年红军东征后被国民党侵占。抗战爆发后，这个地区的防务才又划给八路军，但政权还被国民党设立的陕西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掌握，专员何绍南。何绍南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曾留学日本，与侵华日军板垣师团长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两人友情甚笃，同时又颇受蒋介石的器重，政治上反动透顶。

八路军开进绥德不久，便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成员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还有当地的开明士绅。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抗日，分会主任由何绍南担任，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任副主任，李仲英是委员之一。各县也都先后成立了县的“抗敌后援会”。

何绍南当了主任以后，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四百余名，收买了“铲共义勇队”和一群兵痞、匪徒，合编了五个保安大队，分驻各县，蓄意摩擦。于是，我们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同时，还得跟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激烈、复杂的斗争。

1938年5月，在何绍南授意下，国民党安定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了正在杨家园子动员群众参加我军的部队，打伤官兵数十人，打死一个连长。我方立即将情况电告留守兵团司令部。司令部回电说，对国民党干的这种亲痛仇快的罪行，必须广为揭露，以教育人民；但大敌当前，应极力避免武装冲突。按照指示，绥德特委和警备区司令部决定派李仲英去调查此案。国民党也派第二战区政治部的一个上校特务刘科员前往。

李仲英一进杨家园子村，就见一群老百姓围着烈士的遗体小声议论。他走进人群，看到烈士的遗体，愤怒地说：“刘先生，日本人已经闯进我们的国土，你们不积极抗日，反而杀害抗日军人，这是天理人情所不容的！”

刘科员狡辩说：“这个结论下得未免太早。有何证据证明是我保安队干的呢？”

话音未落，周围群众就围上来讲理：“你要狡赖，那不行，我们亲眼看到的，人证物证都有！”

在一片愤怒的吼声中，刘科员只得低下了头。以后，李仲英又找到了不少证据，证实确是保安队开枪打死我军连长，阻止我军动员群众参军。在铁证面前，顽固派无法抵赖，只得认罪，并且写了协议书，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杨家园子事件后，何绍南把我党的宽容克制、顾全大局的态度视为软弱可欺，继续搞摩擦，组织 “美女队”等反动组织，大肆活动，勾引我军战士逃亡，盗窃枪支、情报，张贴反动标语，暗杀我军政人员，一日数起，猖狂之极。

1939年除夕晚，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崔正富在铁茄坪村被暗杀，尸体被抛进冰冻的无定河里。当时我们还以为是失踪，解冰后才发现了尸体。绥德特委决定由李仲英负责侦破此案。经过艰苦的深入调查，终于在当年夏天破获了此案。李仲英亲自带领一个连，到崔家湾把国民党联保主任和杀人凶手崔逢德等三人逮捕起来，带回绥德审讯、查实后，特委在县城召开了崔正福烈士追悼大会，用血的事实，揭露了何绍南真反共、假抗日的罪行，并将三个凶手游街示众，严加惩处。

1939年9月，延川县马家沟的一个商店，被四五个身穿八路军军服、手持长枪的人抢劫了一大批颜料。店主向警备司令部告状。绥德特委派李仲英去清涧，协同清涧县委破获此案。李仲英经过深入调查，很快就破了案，抓住了一名姓曹的赌鬼，追出了赃物。经审讯，才知道是清涧县保安队长王玉林带着队员抢的。把王玉林抓来一审问，供认是奉清涧县长艾善甫之命，冒充八路军到外县抢劫的。李仲英将王玉林和两名土匪押回绥德，艾善甫也被强行带回。特委以司令部的名义，说明艾善甫的罪状，要何绍南依法惩办。何绍南耍了一个花招，请袁任远和李仲英去开会。

何绍南的办公地点离城一里多路。李仲英和袁任远一出城，就感到风声不对，沿途哨兵密布，个个全副武装，满面杀气。两人互相望望，都轻蔑地笑了，带着三个警卫员，若无其事地进了何绍南的客厅，紧挨何绍南坐下。

开会老半天了，何绍南转弯抹角地把话题转到颜料案上，要求把犯人移交他来审处。袁任远说：“这个案子嘛，艾善甫是主犯。倒要请何先生协助，交出人来，以便完案!”

何绍南说：“兄弟是专员少将法官，还是在这里审理为宜。”

说到法官，李仲英把话接过来：“何先生既是法官，就该熟知法律。这案子是军人干的，应受军法制裁，因此须由我们警备司令部处理。再说，人家告到我们那里，没有特别情况，是不该转手的。这在《六法全书》中有明文规定。”

何绍南听到《六法全书》有点傻眼，问身旁一位法官，那人点头称是。李仲英身上早就备好了一本袖珍《六法全书》，当场掏出说：“这是国民政府公布的。何先生若有怀疑，可以看看!”

何绍南没有接书，脸红得像猴屁股，半晌才说：“不必了。其实在哪里审理全是—样。依兄弟之见，这里方便，都是一家人……”

争论许久，没个结果。何绍南自知理屈，只好不欢而散。何绍南及其爪牙干的无耻勾当，大白于天下后，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惩办凶手。何绍南见事不好，把艾善甫当了替身，撤了职，押到街上游街示众。人们指着艾善甫的鼻子大骂：“国民党县长就是土匪!”

几天以后，我军发现一百多土匪到处打家劫舍，扰害人民。侦察得知，匪首是何绍南的保安队长折可轩。我们找何绍南质问，他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说：“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可惜我栽培他的一片心血付诸流水了。”

李仲英说：“既然何先生这样痛恨，我们坚决平息匪患，为民除害!”

李仲英带领部队临出发时，何绍南派来了上次调查杨家园子事件的上校刘科员，说是要配合我军行动。他和李仲英并辔而行，忽然说：“李处长!贵军作战勇敢，指挥灵活，可否请教这次如何打法？”

李仲英冷笑着回答：“八路军从不打主观主义的仗。怎么打，要看当时情况而定!”一句话，就把他的嘴封住了。

晚上，到达目的地后，李仲英指挥部队连夜运动，拂晓前完成了包围。一转眼，刘科员不见了。不久，跑来一位老乡说：“土匪都在山上。折可轩不在，跑到老君殿和一个人谈话去了!”李仲英一问那个人的模样装束，知道正是刘科员，马上派人去老君殿，活捉了折可轩。押解途中，折可轩被受害的老乡们打死了。

天黑时，我军向土匪发起进攻，几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时，身后忽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何绍南的保安队过来了。不过，这次他又枉费心机了。土匪已被消灭，我们没有后顾之忧，转过头来就是一阵猛冲猛打。保安队吃了亏，赶紧讨饶，说是协助剿匪，发生了误会。谁信他的鬼话!不过，他既讨饶认错，我们也就罢了。

1938年至1939年间，国民政府投巨资整修咸榆公路，工程处设在绥德。绥德专署、县政府一些官员借机扣压了工人工资几万元银洋，并责令停工，使数百名工人生活困难。1940年春节前后，石匠工人联名向专署控告工程处，何绍南置之不理。工人们又向警备区司令部控告，得到受理。军政委员会决定派李仲英等负责查处。李仲英等经过调查，查清了事实，即把工程处的负责人找来审讯，迫使他承认了贪污罪行。特委将罪证拍成照片，公之于众，勒令将贪污和克扣的工资全部退还。工人们领到工资后立即复工。春节前，他们举着十几面大红旗，抬着数十头猪羊，雇了好几班吹手，列队从绥德南关到司令部慰问八路军，沿途高呼“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反对贪官污吏”等口号。

1939年10月，八路军120师359旅从山西前线调回绥德驻防，王震同志接替陈奇涵任警备区司令员。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由王震任书记，袁任远、张秀山、杨和亭、李仲英等12人组成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反摩擦斗争。

何绍南的摩擦活动，引起了边区上下的切齿痛恨。一次，何绍南路过延安，肖劲光找到他，教训一顿后，引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一见，毫不客气地指着鼻子，斥责他是破坏抗战、专事反共的“摩擦专员”。1939年12月11日，何绍南在西安国民党天水行营参谋长晏道刚处，正巧碰上了从延安去太行山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彭德怀一听何绍南三个字，勃然大怒，指着鼻子大骂：你就是“暗藏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你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边区广大人民群众也纷纷揭发控告何绍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撤换何绍南。国民党迫于舆论的压力，委任何绍南保举的榆林86师政治部主任包介山为绥德专员。在包介山赴绥德接任的路上，何绍南化装藏在车内，再次潜入绥德，纠集了13个保安队，公开向我军发动武装进攻。我359旅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展开反击，将保安队大部歼灭。何绍南、包介山看见大势已去，于1940年2月29日半夜，将库存的弹药、物资、文件档案全部放火烧毁，带领7个保安中队，夹着尾巴，逃出了绥德。

得知何绍南逃走的消息后，军政委员会立即组织讨逆兵团，任命李仲英为司令员，特委书记张秀山任政委，率追击部队急行军堵截何绍南。追到苗家坪时，截住了他们的后尾200多人，其中有何绍南的骨干20多人。随后，部队又追到米脂边境，抓到一些国民党专员公署的官员。何绍南只带少数人逃到榆林。他在给国民党当局的报告中哀叹：“几年来的心血，尽付之东流。”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高兴地称赞：“此次行动解决得好！”

驱逐何绍南后，警备区进行了全面的组织建设，一直秘密存在的中共绥德特委公开了，张秀山任书记，李仲英继续任军事部长。至此，古老的绥德才真正回到了人民怀抱。我党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民主政权，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从此，绥德成为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保证了党中央与华北、华中和华南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驱逐何绍南的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有强大的武力做坚强的后盾。作为绥德特委的军事部长，李仲英在斗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身先士卒，奔走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在复杂的环境下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这一经历，是他革命生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56年8月9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活动，动员老战士们撰写军事斗争回忆录。李仲英积极响应号召，写出了《赶走何绍南》一文，真实地再现了绥德特委反摩擦斗争的情景。这篇文章在应征的三万多份稿件中脱颖而出，作为最终选中的635篇之一，被收进了《星火燎原》第五集中。这在陕北为数众多的老干部中极其罕见。这篇回忆录的史料价值长期得到党史学界的高度认可，被广泛引用。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量有关肖劲光、王震等高级将领的传记中，在写到陕甘宁边区反摩擦斗争时，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这篇回忆录。这也是李仲英唯一公开出版的传世之作。正因为这篇文章的存在，李仲英这个名字才没有完全被历史的风沙所湮没，西北党史的殿堂里才留下他依稀的模糊的身影。

延安整风反高岗

赶走何绍南后，绥德特委加强了部队建设，新成立了一支地方武装——保安团，受警备区司令部和边区保安司令部双重领导，李仲英兼任团长，王再兴任政委。保安团在警备区建制内又称独立团，在边区保安司令部建制内又称保安一团。团部驻绥德县城，辖三个大队，分驻老君殿、吴堡、清涧县城。

1941年1月，绥德特委改称地委，军事部取消。5月，保一团与神府独立六营合编为保四团。李仲英调到米脂，担任了新成立的米脂县保安团团长。

抗战期间，李仲英还到过山西前线，直接与日本鬼子作战。他指挥部队第一次打鬼子的埋伏时，还闹了一个大笑话。那是一个夜晚，李仲英率部到公路边埋伏好。鬼子汽车开着大灯进入埋伏圈后，李仲英一声令下，子弹、手榴弹飞上公路，车灯灭了。李仲英下令说，好了，鬼子的眼睛打瞎了，跑不动了。走，回去睡觉，天亮了再来搬胜利品。第二天一大早，他们来到公路上时，只看见轮胎印，汽车早跑得连影子都没有了。

1942年1月，李仲英进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被分在党校第一部第九支部。在中央党校，他参加了整风运动。1942年10月14日，在西北高干会上讨论西北党内历史问题时，他积极发言，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西北党的发展和武装斗争的历史，点名批判了以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主义路线的错误，客观公正地评价了谢子长、刘志丹两位西北革命领袖的贡献，表示对西北局书记高岗的大力支持。这个发言，获得了与会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同意。但会后，高岗为了把自己也打扮成西北革命领袖，不仅批判郭洪涛，还极力贬低谢子长和阎红彦，压制陕北干部。这种篡改历史，搞山头主义的错误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陕北干部的坚决抵制。李仲英和阎红彦、吴岱峰等一起，与高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此受到把持西北局大权的高岗的压制。1945年七大以后，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李仲英再次发言，对高岗的错误做法，表示明确反对。他说：“我认为西北局对谢子长同志的估计不够。1942年高干会上决定修子长陵，到现在还没有修成。一样的领袖，为什么三等两样看待？同时，参议会礼堂也没有挂子长同志的像。26军帮助27军发展，但26军不等于27军，27军在陕北是一个单独的战略单位。我觉得，西北局的干部政策，对老干部培养教育不够。高干会后，编制部队，我说过：27军出来的干部，现在有几个当团长的？我李仲英当不了团长，还有比我强的，为什么也当不了团长？高干会上提出，干部政策要看干部的德、才、资。我说盲从为德，吹吹拍拍为才，服从个人为资。干部政策发生这些偏向，说得重一点是闹宗派，说得轻一点是吃不开，好像有亲娘后娘之分。”李仲英还把他写的一首诗念给大家：

揭竿相从十数秋，

桥山遍走跨阵游。

昔日同甘又共苦，

今何豆箕不相容？

李仲英的这种鲜明态度，遭到了必然的打击。会后不久，他就和阎红彦一样，被迫离开西北，到晋绥根据地工作，阎红彦则到了晋冀鲁豫工作。

晋绥转战歼土顽

抗战胜利后，李仲英在绥德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的岗位上工作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后，被调到晋绥军区，先后任雁门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晋绥二分区副司令员等职。

1948年1月初，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指示晋绥二分区，迅速拔掉阎锡山在晋西北的最后一颗钉子——河曲县县长朱五美部。该部驻扎在黄河西岸的河曲县第四区长滩镇（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挂着国民党第八行署及保安司令部和河曲县政府的招牌，进行垂死挣扎。15日，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指挥部队一举攻克长滩镇，全歼该部2000多人，仅朱五美漏网。随后，部队一路西进，一部占领了陕西府谷县的古城，一部指向府谷县的麻地沟。同时，已担任晋绥二分区副司令员的李仲英率领3团和骑兵3团等部队，从河曲县巡镇西渡黄河，从东面向麻地沟紧逼，对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准格尔旗黄文庭和郝德明两个团，构成了强大的钳形攻势。16日午夜，解放军展开猛烈进攻，一举攻占了麻地沟，极大地震慑了准格尔旗的国民党伊盟第一警备司令部。17日，解放了府谷重镇哈拉寨和五家湾，给晋陕绥三省交界的敌人以猛烈的打击。

1月19日，姚喆率部撤回山西，李仲英则率领34团和地方部队返回麻地沟，开展巩固新区的工作。2月12日，他召集晋绥二分区公安处长赵展山及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开会，讨论了成立蒙汉游击队的事宜，建立了基层政权和游击队，巩固了新区。

1948年8月1日，绥蒙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将所属部队扩编为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下辖第11、第14旅和骑兵旅，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指挥，执行在绥远作战的任务。李仲英任14旅副旅长兼参谋长。

9月下旬至12月初，李仲英随8纵在华北军区的指挥下，先后参加察绥战役，攻占集宁、陶林、武川、乌兰花、固阳等城镇，歼灭国民党军集宁警备司令部等部。12月中旬，进驻集宁。25日，第8纵队主力西移马盖图、十八台、八苏木一线，寻机歼敌。1949年1月下旬至2月初继续西移，先后进行了陶卜齐、旗下营、舍必崖等战斗。

1948年11月，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下辖晋绥军区、晋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以及延属等八个直属军分区。李仲英兼任晋绥军区雁北军分区司令员。

1949年3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8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军，隶属一野建制，仍留华北地区作战。14旅改称23师，李仲英任副师长。4月下旬，他率部参加了围困大同的战斗。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5月29日，第8军奉命与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军区，归华北军区建制，番号撤销。

华北地区的战火终于熄灭了，而广大的西北地区仍然在战火的笼罩下。李仲英又从华北回到西北，投身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临夏平叛犯错误

1949年7月26日，西北局发布命令，任命李仲英担任即将解放的甘肃临夏军分区司令员兼分区党委书记。此时，他面临着远比当年在绥德与何绍南斗争更为严峻的形势。

临夏是马步芳、马鸿逵的老家，是近现代西北马家军的发迹之地，其旧政治和宗教等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延续了八九十年之久，贯穿了中国近代整个历史过程。这里是以回汉为主的多民族地区，经济落后，民风强悍，封建势力强大，历史上多次发生回汉民族仇杀事件。兰州解放后，马家军的许多残余分子，纷纷携带武器逃回临夏。他们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极端仇视，勾结反动封建势力和惯匪武装，利用广大回汉群众对我党的民族政策还缺乏了解的机会，大肆挑拨民族关系，以“保教、保枪、保命”为口号，组织“反共民团”等反动组织，进行疯狂的反革命活动。1949年10月，匪特聚众叛乱，围攻县城，袭击军车，烧毁民房，杀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临夏事件”。

面对反革命分子猖狂进攻的严峻形势，久经战争考验的李仲英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投入了复杂的平叛斗争。他与老战友中共临夏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杨和亭密切配合，遵照西北军区和甘肃省委的指示，组织剿匪部队，从11月开始对临夏股匪进剿。12月中旬，4军11、12师及骑兵团也进入临夏地区，以分进合击和穷追堵击战术，歼灭马保等股匪千余人。1950年夏，临夏匪特煽动群众暴乱。4军一部及回民支队对股匪实施围剿，至7月底消灭匪特七股2000余人。此后，土匪隐蔽分散活动，驻军与各族民兵发动群众清剿。至1953年12月，共歼匪特4900余人，平息了临夏地区的匪患。

在处理临夏的民族问题上，由于地委几名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犯了简单急躁的错误。1950年8月，甘肃省委对临夏地委给予严肃处理，杨和亭被党内警告，李仲英也被调离，回西安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管教处处长。

“三反”成了“大老虎”

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给李仲英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他身经百战，全身上下共有15个弹洞。右手残废，手腕上有两个弹洞，一头进，一头出。右后脖子处有一个打进的弹洞，从左后肩膀穿出。最富传奇色彩的是肚皮上的一个弹洞。那是1935年秋，在陕北永坪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负的伤。那次战斗胜利后，李仲英回到驻地，坐在炕上吃饭时，无意中发现裤子好像湿了，一摸，手上净是血。低头仔细一看，才发现皮带上长着一颗子弹，弹头穿过皮带顶到肚皮上，没有钻进肚子。他双手把肚皮一挤，当啷一声，子弹掉到炕上。大家都庆幸他的命大。最严重的一处伤口在左乳处。那是抗战期间，李仲英作为周副主席、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随员，到华北前线视察时，被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打中的。子弹从右后肩下打进，斜贯而入，从心脏主动脉旁几毫米处穿过，左乳上穿出。这颗子弹如果再往下几毫米，李仲英必死无疑。这个弹洞很大，无法自然愈合。医生就杀了一只老母鸡，把鸡皮贴在伤口上，以促进愈合。不久，伤口化脓，只得抽掉两根肋骨，后来才愈合，但肺部受到重创，左乳留下拳头大一个坑，整个胸部都是瘪平的，平时走路、说话直喘气，如同拉风箱。这些伤口给他造成了巨大痛苦。延安时期，由于医疗条件落后，伤病无法根除，疼痛难忍。经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示，允许他适量吸食鸦片止痛。由于伤势严重，李仲英吸食鸦片的习惯始终未能戒除，一直保持到全国解放。

1951年底，在“三反”运动中，李仲英被查出有吸毒行为，且曾借给不法商人两亿（合现在两万）多元的劳改经费，用于投机倒把，因而成为西北最大的“老虎”。他从临夏回到西安后，老战友王震从新疆送给他一辆苏联制小卧车，他也一直使用着。到运动中也成为一条罪状。李仲英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军人的直爽个性，公开声称“你当你的官，我搬我的砖。脑袋掉了不过碗大的疤！”他这种直接与政治运动对抗的态度，必然受到严肃处理，被撤职查办。1952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西北公安部管教处处长李仲英等贪污腐化不肯坦白已被撤职”的消息。消息说：

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管教处处长李仲英等四人贪污蜕化，违法乱纪，不肯坦白认错，已被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撤职。

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管教处处长李仲英，1934年参加革命，曾历任红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团长、军长、军分区司令员等要职。在他任甘肃临夏军分区司令员时，因执行民族政策犯了错误而被调职。但他未能很好接受这次错误的教训，在新任现职——公安部管教处处长后，仍是工作消极，学习松懈，并曾前后吸食毒品数十次，和奸商建立极不正常的私人关系，把管教处主管的劳动改造经费两亿多元私自借给奸商，至今尚不能全部收回。1951年6月他曾令管教处财务科长卢生根转告他弟弟代买了20万元的毒品。......

上述四人，都是革命队伍中的贪污蜕化分子。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展后，他们仍不能坦白认错，痛改前非，直至被别人检举揭露，才肤浅承认。西北公安部、财政部对他们的罪行现仍在继续调查中。

李仲英被撤职后，曾为自己的问题到北京去找毛主席。主席在中南海接见李仲英时，拉着他的手，幽默地叫着他在延安时期的绰号说：“猪嘴司令到北京来，有失远迎！”李仲英向主席申诉了自己的问题，主席要他到北京来，先住党校，别的以后再说。李仲英放不下家里，还是回到了西安。回来后，就被安置在西北高干疗养院——长安南的常宁宫，住在山上蒋介石来陕西曾住过的房间内。后来，兰州军区政治部的剧作家苏一萍以李仲英在临夏的工作经历为素材，创作出一部反映回汉民族团结的三幕话剧《如兄如弟》，在全国各地上演，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剧本。这对于正处在落寞之中的李仲英来说，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安慰。

1954年整党中，李仲英又被旧事重提，被以“摆老资格、抽大烟”等罪名，开除党籍，从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1955年授衔时，按照李仲英的资历，起码可以给个少将，甚至中将。但既被开除出党，又退出了军籍，将军自然与他无干。之后，李仲英基本上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先后担任省农牧厅、水利厅、林业厅副厅长等闲职，1961年2月黯然离世，年仅51岁，骨灰安葬于西安烈士陵园。

原载于《延安文学》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