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同志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深受西北人民爱戴的革命领袖，在西北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10月，他与唐澍、白明善、李象九等同志在陕北组织发动了著名的清涧武装起义，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从此揭开了西北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1928年春夏之交，在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他与刘志丹、唐澍等领导发动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与志丹等同志在以后的岁月中，出生人死，并肩战斗，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谢子长曾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副总指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说刘志丹)等职。不幸的是，他在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围剿”的战斗中负伤，于1935年2月21日逝世，终年38岁。
谢子长短暂的一生，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革命事迹至今仍在陕、甘、宁一带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他同刘志丹的高大形象，将永远耸立在西北人民的心中。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谢子长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主席曾先后三次挥笔题词，称赞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并亲自为他撰写了碑文。为了褒扬子长烈士的英雄业绩，1935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子长同志的家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子长县修建了子长陵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彭真、林伯渠等为子长陵题词立碑，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题词为“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如今叫你青天”。遗憾的是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占领子长县时，将子长陵全部捣毁，领导人题词石碑全部被打碎修碉堡。建国后，党和政府重新修建了子长陵园，随后几经维修，邓小平同志题写了“子长陵”匾额，江泽民同志为《谢子长》一书题写了书名。陈云、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徐向前、刘澜涛、萧劲光、习仲勋、李鹏、杨尚昆、程子华、马文瑞、方毅、邹家华等同志题词立碑以示纪念。
谢子长同志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真理。他有着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和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他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人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97年1月20日在谢子长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予谢子长以高度的评价。他说：“谢子长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又是光辉的。他毕生为革命英勇奋斗，对人民忠贞不渝，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精神财富。”
谢子长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仪有38年。从1925年入党算起到1935年因伤去世，从事革命的时间10个年头。这期间，有五年(1928年一1932年)就曾在庆阳地区活动。庆阳，是谢子长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
一、 前期活动(1927年——1928年)
(一)清涧起义，在南梁留下革命影响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继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等起义之后，1927年lO月12日，在祖国的大西北陕北清涧，也爆发了一次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一一清涧起义。
清涧起义是中共陕西省委在党的八七会议总方针的指导下，在陕北军阀井岳秀的第十一旅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由于谢子长等同志从1925年起就在该旅从事兵运工作，建立了党组织，党的基础较强。该旅3个营、13个连，其中5个连连长及大部分班排长都是共产党员，完全是我党掌握的力量，另有3个连也受我们党影响和领导。
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组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并派省委负责军委工作的唐澍同志到清涧，和十一旅党的负责人谢子长、李象九一起组织领导起义。
1927年10月12日凌晨，武装起义的枪声在清涧县城打响。接着，起义部队南下延川、延长，会合起义的另三个连。15日占领宜川，起义部队发展到1700百多人。后遭敌重兵围攻，经过浴血奋战，起义部队突破敌人的重围到达韩城西庄仅剩300余人。
12月30日，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起义部队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的旗帜，唐澍、谢子长等同志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唐澍、谢子长分任正副总指挥。次年1月1日，唐澍、谢子长率部北上突袭宜川城，由于敌情不明，战斗受挫。遂经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到达陕甘交界洛河川的庆阳地区南梁豹子川，只剩下唐澍、谢子长、阎揆要、雷恩俊、郝怀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唐澍、谢子长决定：暂时收起革命红旗，人员分散隐蔽到群众中去。至此历时三个多月的清涧起义宣告失败。
清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在西北，第一次树起了武装革命的红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这支起义的部队——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动老百姓一草一木。直到最后退居南梁豹子川，寒冬腊月，缺吃少穿，靠打猎和采集野果充饥，仍不扰民，给南梁一带的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打红旗的游击队真是好人的队伍!他们宁肯自己野外露宿，也不打扰老百姓；他们宁肯吃野菜野果，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了用了老百姓的东西，都照价付钱。他们也曾听过时任副总指挥的谢子长作过这样的宣传：“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时刻不能忘了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给他们办好事，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清涧起义历时三个多月，最后在南梁收起了义旗，在这里留下了革命的影响。直到1932年底陕甘游击队北上奔袭保安失利后，退居这里时，老百姓仍知道现在的总指挥老谢就是五年前打红旗的谢副总指挥。都是好人的队伍!是为贫苦人打江山的!
(二)太白遇险，与子午岭结下生死之缘1928年初，清涧起义失败后，谢子长偕同唐澍回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了情况。随即又被党组织派到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工作，同唐澍、刘志丹一起参加领导了西北历史上有名的渭华起义。
1928年8月，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渭华起义同样在敌重兵围困下遭到失败。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壮烈牺牲。谢子长、刘志丹等被陕西省委派回陕北从事武装斗争。
这年8月，谢子长取道陇东回陕北。年初，他们在南梁豹子川卷起清涧起义的义旗时，就感到这一带山大林密，交通不便是块闹革命的好地方。这次，谢子长刻意走这条路回陕北，以便对陇东(即今庆阳)的风土人情作进一步的了解。他打扮成做皮货生意的商人，头戴礼帽，身穿长衫，从西安动身，沿途作一些民情了解。十来天时间，就赶了六七百里路，来到了庆阳合水县境的太白镇。太白镇虽说是子午岭山中的一个小镇子，却是陕甘两省的交通要道，敌人盘查严，子长把随身带的盒子枪藏在一棵大白桦树下，住进一家客店。不料，晚上却被抓进民团团部，受到严刑拷打，子长一口咬定自己是经商的。敌人用烙铁烙得子长的臀部没一块好肉，几次打得昏死过去，又用冷水泼醒，子长还是这么回答。搞得敌人也无可奈何。
子长被太白民团抓捕的消息被太白镇一名姓李的商人很快带到了百里外的保安县城永宁山。当时在保安县的共产党员刘约三同志连夜打发人找在太白开酒坊的他干爸李绪增救出了奄奄一息的谢子长。子长被送到保安县金鼎山共产党员曹力如家和芦子沟刘志丹、刘约三家养伤。子长伤愈后，回到家乡安定农村，开展地下斗争。
子长这次在太白镇险些丢了性命，经受了一次生死考验。这次考验磨炼了他为革命视死如归的精神。事后他说：“革命就会有牺牲，怕死就不要搞革命。为革命视死如归，死了也是光荣的!只有不怕死，才能把革命搞到底!”
这次被捕，谢子长虽则遭受了皮肉之苦，但却同子午岭结下了生死之缘。他对子午岭的山形地貌有了熟悉的了解；对陇东的风土人情有了亲切感受，也激发了谢子长的革命豪情和信念。天时、地利、人和，子午岭山区真是块闹革命的好地方!
两年后的1930年10月1日，就在谢子长被抓的这个太白镇。刘志丹率部以商借粮草为名，智缴了这个反动民团总、时任民团军二十四营营长黄世麟及其部下的枪，奠定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基础。这就是有名的“太白收枪”。谢子长纪念文集
二、奔走陕甘宁，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1931年)
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相继失败以后，陕西党组织为聚集革命力量，将工作重心转为开展士兵运动和秘密组织农民群众斗争。谢子长从1929年到1931年这三年多时间，主要从事兵运工作。这期间，他奔走陕甘宁，为创建革命武装做准备工作。
1929年，他先到宜川后九殿山寨作争取改造杨庚武部工作，后又到宜川凤凰山梁占魁部从事兵运。
(一)平罗兵运1930年3月，谢子长到宁夏平罗驻军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活动，取得苏部第十一旅旅长头衔，策划成立第十一旅。陕北特委得到子长的汇报以后，便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子长的卜一旅去当兵。一时，陕北安定、保安、横山一带到平罗去投奔子长的青年络绎不绝。很快，子长就组成三个连。
子长把从陕北来的张秀山、贺晋年、高鹏飞、杨林、李树林等近百名党团员和革命青年组成一个学兵队，由当时任八旅十五团团附的共产党员张东皎任队长，进行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学兵队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党在学兵队发展了高鹏飞、杨林、曹盛荣、李仲英、李向明、李培清等一批新党员。共产党员贺晋年、张秀山、董育华、李树林、杨林、高鹏飞等都是学兵队的骨干成员。这个学兵队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他们在尔后的靖远起义和西华池起义中发挥了核心骨干作用。
学兵队的学员1931年春天毕业，大部分学员到九旅和八旅十五团担任了连、排长、司务长或文书，为我党尔后在这些部队中的兵暴打下了基础。
(二)三道川事变谢子长在平罗进行兵运工作的同时，派出了一些人到庆阳一带以招募新兵为名，暗地里和庆阳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联系，以便尔后“借水养鱼”。
1930年夏天，在苏雨生部遭受马家军的袭击后，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便脱离苏部，进驻庆阳与陕北交界的三道川。为了便于落脚，谢子长在谭世麟部挂了个陇东民团军清乡司令部直辖三团团长的头衔。团部设在三道川里的水泛台。谢子长带领共产党员马云泽等二十多人住在这里。刘志丹是该团骑兵第六营营长，下属四个连，驻在三道川底的张家沟门。共产党员阎红彦、雷恩俊二同志带着收编的杨庚武部的周维奇营，编为二营，驻在三道JlI靠里的齐家阳。
当时，同到三道川驻防的还有原土匪出身的小军阀张廷芝。此人原为苏雨生十六团的团长，驻军平罗。平罗兵败后，张廷芝带领他的二十多名亲随投靠了谭世麟，被谭任命为直辖二团团长。张廷芝用美人计，收买了周维奇，又设鸿门宴，缴了阎红彦等同志的枪。随后，回戈三道川，马踏三道川六十里，先后冲了谓十子长的团部和刘志丹的营部。史称“三道川事变”。
谢子长在这次事变中，又险些遇难。他当时在水泛台团部听见枪声，走出探询情况时，张廷芝的骑兵已冲到眼前。幸好敌骑不认得子长，还以为这个穿着朴素便衣的小个子是个老百姓，便喝道：“谢浩如(子长当时用名)在哪里?”子长随口答道：“在里边，快追!不然就跑了!”乘机跑下沟脱了险。
“三道川事变”，使谢子长、刘志丹辛苦聚集起来的武装力量，又丧失殆尽。
三、创建陕甘红军，转战陕甘(1931年——1932年)
经过大革命时期和三年兵运工作血的教训，谢子长、刘志丹越来越明确地感到：革命要胜利，必须要建立一支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
(一)南梁会师1931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在吕梁山区建立。晋西游击队的骨干成员是高桂滋部地下党员和太原兵工厂的地下党员及陕北特委派去的同志。在晋西游击队酝酿成立之初，谢子长到北方局汇报工作后回陕北路过山西平定县时，就秘密会见高桂滋部地下党员吴岱峰等同志，商议建立革命武装的事。
同年lO月，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的陕北游击支队到达合水县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师。子长得悉后，即去西安向省委汇报。省委指示，立即建立游击队，并派子长到南梁负责。
1931年11月中旬，谢子长随同马云泽一起从平凉到游击队的驻地南梁。子长到南梁后，首先召开了党团会议，成立了游击队的中共队委会。队委会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同志组成，谢子长任书记。一些重大问题，都经过队委会讨论决定。
经过几年的武装斗争，几起几落之后，这次，谢子长、刘志丹这两位多年的老战友又重新团聚，他俩高兴得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他俩睡在南梁窑洞的热坑上，叙说着这几年的遭遇。子长说：“从1928年开始，我们多次在地方民团和军阀部队中搞兵运活动，但是，每一次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我们想利用敌人，敌人也想利用我们。我们要想立住脚，就得搞自己的武装，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志丹说：“是啊!几年来，我们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兵变，都失败了。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革命没有根据地，就像人没脚后跟一样，是站不住的!”经过几年的曲折斗争，子长、志丹共同认识到了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这两支武装在南梁林锦庙会师后，合在一起有600多人。谢子长、刘志丹商议，有了南梁这块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这下，可得立住脚，把这打天下的队伍带领好。依靠这支武装，把南梁建设成井冈山那样的革命根据地。
紧接着，谢子长主持召开了扩大的队委会，总结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的经验，研究今后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向。谢子长说：“晋西游击队在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领导下，经过转战晋、陕、甘的艰苦曲折战斗历程，保住并扩大这支革命武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今后的陕甘革命武装和武装斗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良好基础。志丹同志在南梁一带也发展了民间武装力量。”他又说，总结清涧、渭华、旬邑等起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革命的武装力量便无从站脚，更不能发展扩大。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井冈山的胜利，充分说明了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根据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和西北的客观形势，谢子长、刘志丹等提出，以桥山山脉中段子午岭山区南梁为根据地，以晋西游击队、南梁游击队为基础，扩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党领导的独立革命武装，高举红旗，开展游击战争。谢子长详细分析了创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它能够在陕甘边山区存在的理由，他说：“一是陕北在大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就有发展，曾经爆发了党所领导的清涧起义，震动了西北反动统治阶级。最近几年，我和刘志丹等同志曾活动于陕北和陕甘宁交界一带，在这里发展了党的组织。陕北和陕甘边区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很好，对红军有认识，这为红军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有利条件。二是南梁地区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地域辽阔，山大林深，便于迂回，边界地区敌人统治薄弱，又有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三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提供了宝贵经验，指明了方向。四是有晋西游击队、南梁游击队这两支革命武装力量，为陕甘游击队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骨干。我们直接掌握了枪杆子，这是红军能够存在的重要保证。五是1929年以来，我们有过几次利用国民党军阀的经历，但每次都得到血的教训。实践证明，我们在利用敌人，敌人也在利用我们。敌人只是在一定限度下允许我们存在，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就缴我们的枪，杀我们的人。正因为如此，建立红军陕甘游击队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志丹说：“对!我们没有枪杆了，只靠笔杆子不行。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搞武装靠别人靠不住!我们一是要有自己的武装，二要是有革命的根据地。南梁这一带敌人势力薄弱，活动范围广，回旋余地大，东可去陕北，西可以进陇东，党在这里搞了几年武装斗争，群众很拥护我们，宜于开展游击战争。这里正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从西安陕西省委来南梁的省委交通员高岗在会上传达了陕西省委的指示。陕西省委认为，应当整顿部队，很快打出红旗，正式成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辟革命根据地。但同时省委又认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要求把部队拉到陕西三原县的辛字区、武字区和旬邑或韩城一带平原地区或接近平原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其理由是这些地区有党的基础，群众条件比较好。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些地方离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太近，部队无法立足。
对这一点，经历过血的教训的谢子长和刘志丹都有亲身的体会，都主张在陕甘边山区——南梁一带建立根据地。但是，省委明确指示游击队要南下关中，并派高岗来传达执行。他们只好执行党的纪律，服从省委决定，离开南梁这块理想的根据地。
(二)新堡整训1931年12月初，谢子长率部离开南梁，移防庆阳县城东60里外的新堡整训，在此期间，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委员荣子卿偕同游击队派去省委汇报工作的阎红彦来到部队。再次传达省委指示要部队进行整顿，成立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他们带来了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军坚持井冈山斗争、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三次“围剿”的胜利消息，还带来了毛泽东同志写的《古田会议决议》的小册子，指示部队要学习这个决议和其他有关游击战争问题的文件。中央红军的胜利给了谢子长和游击队指战员极大的鼓舞，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前进的方向。
陇东的腊月天，正是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天，朔风怒号，雪花飞舞。此时还穿着夹衣的子长忘却了寒冷，白天，他和战士们一块在雪地里滚爬摸打，进行操练。晚上，他和志丹偎在微暗的麻油灯下，一块儿辨认着刻在本贡纸上本来就字迹不清经过辗转更加模糊的《古田会议决议》。他们越学越感到亲切，心里越亮堂。万里之外井冈山上的毛委员，好像就呆在他们这支部队里一样。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里指出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思想在他们这里都有突出表现。
当时，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在这支年幼的部队中很盛行。一次打了胜仗，群众慰劳了两条哈德门香烟，谢子长做主统统分给了伤员，士兵委员会就有人认为没有通过他们，说这种分法不公平。当时部队也没有炊事员、饲养员，指挥员和战士一样做饭、喂马，到了宿营地，指挥员分了房子，派了哨位，还要和战士们一样轮班站岗放哨。他们还把这看成是无产阶级军队应有的做法呢!
《古田会议决议》中对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深刻分析和纠正的方法给了这支新成立的部队以思想的武器和行动的指南。谢子长把这本小册子当宝贝看，揣在怀里一有空就拿出来看，和刘志丹经常一起讨论。他们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开始纠正部队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思想，规定了指挥员可以不放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各大队、中队都分别设了政治委员和政治指导员，设立了列宁室等。还开办了军事训练班，学习中央红军游击战和部队政治工作经验；实行中央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根据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十大纪律，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
经过近一个月的整训学习，统一了部队的思想，提高了认识。纠正了部队中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一方面加强了党的工作，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改造工作。使指战员初步明确了建立红军的正确路线，提高了游击战术的思想水平，为后来建立陕甘红军，开展游击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北柴桥子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1932年1月初，游击队在庆阳六村原击溃陈国璋部两个连和一个营部包围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南下来到甘肃正宁县的北柴桥子村。
这时，回西安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的交通员高岗偕同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又名高维翰)来到部队，又一次传达省委让部队整编南下，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同时指示：命令游击队撤离人烟稀少的子午岭山区，“向陕西关中道移动，首先在三水(旬邑)、淳化、甘肃正宁一带发展”。当时陕西省委认为南梁一带“完全是荒山，几年来为土匪的骚扰，人口密度稀到极点，给养及大革命的影响，丝毫没有。行动上完全没有办法”。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不久，全国掀起了抗日怒潮，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决定将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担任总指挥，刘志丹担任副总指挥，李杰夫担任政委兼队委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下属两个支队，即一、二支队，和直属警卫队、直属骑兵队两个直属队。一支队长师储杰，下辖三个大队；二支队长由刘志丹兼任，下辖四个大队；警卫队基本由原晋西游击队人员组成，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得以同陕西省和西北各省地方组织公开联系。陕西省委派来一批学生，三原县辛字区、午字区和旬邑县地方党也动员一批青年农民充实了反帝同盟军的力量。部队发展到700余人。他们散发抗日传单，张贴抗日标语，还同陕甘地区的杂牌军联系，商讨抗日事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时间，各项工作搞得十分活跃。
(四)三嘉原打起红旗，成立陕甘游击队。1932年1月底，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继续南下，来到正宁县三嘉原。
在这期问，谢子长、刘志丹用很大的精力抓了部队纪律教育，整顿了部队。部队从新堡往北柴桥子开拔途中，打开宁县盘克乡任掌堡寨子后，部队中有人抢了老百姓的东西。谢子长知道后十分生气。他愤慨地说：“这简直是土匪行为!哪里像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这样下去，脱离群众。要不了几天就会失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绝不允许这么干!”从而，下决心整顿部队。同时，拟定了纪律大纲，在部队中进行了纪律教育，严惩了违纪人员。
1932年2月12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庆祝大会在三嘉原锦章村一个打麦场上隆重召开。在一棵大柳树下临时搭起的台子上，上端高悬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的红布会标，两旁鲜艳的镰刀斧头红旗迎着高原的寒风飘扬。新整编的400多名游击队指战员都系着红领带，全部武装，列队广场。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陕甘游击队组成建制和指挥部、大队军政领导的任命；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经济处主任马云泽。游击队编为4个大队：一大队长阎红彦；二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长强龙光；警卫大队长白锡林。
在激昂的欢呼和鼓掌声中，旬邑县委负责人第五伯昌代表当地党和人民群众，把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大旗授给了总指挥谢子长。子长举起红旗，当空一展，群情更加激昂，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老百姓和指战员一起欢呼雀跃。谢子长在欢呼声中讲了话。他说：“我们红军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是穷人闹翻身的军队!我们要为革命牺牲一切!为人民打江山!”
(五)回师陇东，创建寺村原根据地。陕甘游击队成立后，2月15日，首战阳坡头，大获全胜。击溃了敌警卫团第三营及彬县、旬邑、长武三县民团，共千余人的联合进攻，毙俘敌数百人，缴枪400余支，而我军仅3人受伤。
战后，陕甘游击队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南下关中，向淳化、三原方向发展。但遭到敌人前堵后追，游击队退踞耀县香山寺休整。
2月21日，在香山寺，谢子长召开游击队队委会讨论了省委关于在三原、富平城周围创造根据地的指示，认为这两县的敌人兵力雄厚，地处平原，不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遂决定向铜川、宜君敌兵力薄弱之山区行动。先后消灭了瑶曲镇民团及驻焦家坪敌八十六师五一一团一个连，击溃该团一个营及富平、耀县、铜川三县民团的两次进攻，共歼敌200余人后，转至桥山山脉中段黄陵县之尚畛子地区。尔后，乘敌陕军十七师与甘军新编十三师在陇东混战之机，回师陇东，依托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山区，在正宁县寺村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3月19日晚，配合正宁县农民的围城斗争，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从尚畛子出发，奔袭正宁县城山河镇。因夜间迷路，原计划的夜晚偷袭变成了白日攻坚，城内作内应的窦巡官等人也事发被捕杀，游击队围城一天不克后即撤到寺村原，作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寺村原，是正宁县南部一条比较大的原，由五顷原、湫头原几个小原组成。南接旬邑县，东靠子午岭大梢山。3月22日，谢子长率部进驻寺村原，以大队为单位分区域活动，包干负责，分兵发动群众。游击队到各村后，首先解决那里的恶霸豪绅，然后召集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红军是为穷人谋解放的革命道理。把各村自发成立的农民武装改组成赤卫队，还成立了农协会、贫农团，少先队妇女队等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抗粮抗税斗争，打土豪，斗地主，分土地，并着手成立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
在游击队的积极活动下，寺村原的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新庄子、西城、上南坡头、碾庄子、双佛堂、苟仁、张村、巩家斜、苜蓿岭、车家沟等村先后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等组织。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寺村原赤卫军总指挥部，选举当地农民杜兴邦担任了总指挥，副总指挥由巩世信、张进选担任。
1932年4月上旬，在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下，寺村原东起五顷原，西至上南坡头72个村庄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在新庄子集会，选举成立了寺村原革命委员会。那天，谢子长亲自主持了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是在新庄子村的山神庙场里召开的，周围村子五六百群众参加了大会。大会开始，谢子长首先讲话，宣传了革命道理。接着选举李杰夫为主席，长工出身的车家沟贫苦农民张静元为副主席。张进元家里很穷，弟兄五人，父子六人常年给人拉长工，一家光棍。张进元是老大，这年27岁。他胆子大，大小场合都不怯场。虽不识字，但记性好，口才好，游击队来后，他就参加了赤卫队，活动积极，大家就选他当了副主席。张进元当选后，还上台讲了话，用他的土话，讲了他对革命的认识，他说：“革命就是革地主老财狗日的命，穷人翻身当家作主人!红军共产党打的是地主老财狗日的，爱的是穷苦老百姓，是穷人百姓的救命恩人!有了红军共产党，我这个穷光蛋今天当上了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我们穷人要翻身，就要起来闹革命!”他短短的几句话，赢得了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张进元后来参加了正宁县游击队，配合红军进行地方游击活动。在他的影响下，他弟兄五人都参加了革命活动。
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分配土地，进行土地革命。当时革命委员会设在西清村的张进友家里，每晚还有五六个赤卫队员拿着长矛站岗。
谢子长住在新庄子村，他领导革命委员没收了西城村大地主刘西昆和于家庄的大豪绅赵元亨的土地、粮食、牛羊等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之后，谢子长主持在湫头苟仁寺戏园子召开千余人的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大土豪赵元亨和恶霸巩德功。子长在大会上讲话，号召穷苦农民组织起来，闹革命，求解放。
4月1日，陕甘游击队在数近千名手持长矛大刀的赤卫军、少先队的配合下，二次攻打LU河镇。围城三天后，西峰镇敌军一个营的兵力前来增援，谢子长指挥游击队设伏打援，歼敌200余，敌依托坚固城堡顽抗。游击队即放弃攻城，撤回寺村原。
4月13日，接到旬邑县地下党组织报告，城内只有敌警卫团两个连及民团驻防，防守不严。游击队决定奔袭旬邑县城。当晚，谢子长率游击队从寺村原出发，急行军一夜，于14日拂晓偷袭成功，迅速歼灭了守敌两个连及民团，俘敌300余。游击队第一次打开县城，红军声威大震。
正当调十子长率陕甘游击队节节取胜，在寺村原创建根据地的时候，4月中旬，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他一来，就指责“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l『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指责未攻克山河是“最可耻的，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退让不进攻的战略”。他把两次打山河镇未克作口实，指责谢子长不向三原进军，不在平原建立根据地，而转战到山区是“拒不执行省委的指示”，是“梢山主义”、“逃跑路线”等等，给子长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大帽子，宣布撤了子长的总指挥职务，派其到靖远去从事兵运工作，强令游击队南下关中。
陕甘游击队南下后，革命委员会失去了依托，就停止活动。至此，刚创建的寺村原根据地工作即告一段落。从3月下旬到4月中旬，尽管谢子长创建寺村原根据地的时间只有月余，但它是党在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次尝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尔后党在以南梁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前奏曲。
(六)领导靖远兵暴，策划西华池起义。1932年4月28日，谢子长化名冬阳，秘密来到甘肃定西北部靖远县的驻军警备第三旅。
谢子长在宁夏从事兵运工作时成立的学兵队的成员这时都成了警三旅的骨干成员，张东皎还担任了副旅长，是我党在这支部队的地下党委书记。谢子长1930年在宁夏平罗时就在这支部队建立了地下党组织，现在党员有近百名，其中连以上军官党员有三十五六人，建有校官以上军官支部和士兵支部及教导队的特别支部三个。共产党员在这支部队中大部担任了重要职务。除张东皎任副旅长外，孙作宾任参谋主任，牛化东任第二团团长，王儒林任二团一营营长兼军法主任，李罕言任旅部副官长，苏醒民任教导队长，吕振华任一团一营长，杜鸿范任旅部特务连长。杨林、贺晋年、张秀山、石子健等一大批共产党员都担任了连、排长。
谢子长在张东皎的住处秘密会见了地下党的负责人王儒林等同志。4月30日晚，谢子长在党的地下交通员李发荣家秘密召集地下党负责同志张东皎、张秀山、石子健、苏醒民、焦唯炽等开会。子长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发动起义的指示，张东皎汇报了党在该旅的工作情况，同志们就该旅士兵群众的思想状况，发动起义问题进行讨论。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决定在王子元的警三旅发动起义，然后带领起义部队东进同陕甘游击队会合。
谢子长详细地部署了起义的各项工作。
起义正在紧张地筹划准备中，不料却走露了风声。5月4日晚，王子元将张东皎、王儒林二同志扣押，并缴了王儒林营和执法队的枪。
在这种情况下，谢子长临时召集石子健、苏醒民开会，决定天黑以后立即行动，把能带走的部队全部带走，发动起义。
5月5日晚，时任一团一营长的共产党员吕振华即率该营五连及教导队，张秀山率一连奔赴打拉池东的狼山台子起义。天亮之后，起义部队在打拉池会合，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唯炽任政委。五连改为第一大队，一连改为第二大队，教导队改为直属队。
不久，起义部队被王子元派去的追兵打散。5月30日，谢子长又在靖远城东北的水泉堡领导了第二次起义。印有镰刀斧头徽标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红旗又在水泉堡打起。谢子长担任了这支起义部队的总指挥，下辖三个支队，杜鸿范为第一支队司令，张东皎为第二支队司令，王儒林为第三支队司令。部队一宣布起义，即提出“扶助工农大众”的口号，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分给穷苦群众。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王子元闻讯，即派周维邦营前来“围剿”，起义部队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迎敌，击毙敌营长周维邦，张东皎也壮烈牺牲。这次战斗后，起义部队合并为一个支队，由王儒林任司令，杜润芝任政委，边打游击边集结力量，向海原转移。
谢子长离开部队，回省委汇报工作。
回西安途中，在隆德县城，遇上杨林、高昆山、郝维新三个靖远起义后失散的同志和高照璧等几个革命青年。子长分析了靖远兵变后兰州的紧张形势后说：“目前兰州形势紧迫，暂不宜去，还是到陇东开展工作为好。”当晚，子长同杨林、郝维新、高照壁、苏杰如四同志一块研究了行动计划，决定派杨林等四同志去陇东西华池敌警备十一旅去发动兵变，然后带领起义部队和陕甘游击队会合。
子长分别给在十一旅工作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高鹏飞、李树林两同志写了亲笔信，交给他们四人带去活动。第二天，子长去西安向省委汇报。杨林等四同志带着子长的亲笔信到合水县西华池，在十一旅特务营驻地找到时任特务营第一连长的地下党支部书记高鹏飞同志，面交了子长的信，谈了子长的意见，共同商定了起义的计划，并派担任班长的共产党员宋廷璧持信到宁县盘克原和陕甘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1932年7月9日，高鹏飞领导的第一连成功地缴了敌营部及二连的枪，发动了有名的西华池起义。第二天，起义部队170余人在高鹏飞的带领下同陕甘游击队在宁县盘克原会师，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
此时，陕甘游击队在李杰夫的“左”倾错误干扰下，南下关中，部队损失很大，近千人的部队，历经艰险重新回到寺村原时，只剩下数百人，西华池胜利起义的部队给红军游击队增添了新的血液，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
(七)在陕甘游击队危难之际归队，重振军威。1932年7月23日，陕西省委常委李艮到陕甘游击队任政委。李艮来后，停止一切工作，集中游击队干部开会。他指责游击队党组织“继续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省委的布尔什维克路线非难、对抗，不执行省委关于土地革命和创造新苏区的指令”。限令20天在五顷原分完土地。
李艮主持的会议还未开完，五顷原分地也刚开始，敌人就开始了进攻。敌一个骑兵团，步兵300余人，配合职田镇、王郎坡民团向游击队分进合击。李艮又提出“死守五顷原，不让敌人的铁蹄踏进五顷原一寸土地”，命令进行“平原战、阵地战、进攻战”。又命令游击队强攻王郎坡寨堡，造成部队很大伤亡。敌四面围来，我军退守三嘉原，敌重兵合围，将游击队包围在三嘉原。在敌骑兵的冲击下，游击队被冲散。直到8月24日，冲散的游击队指战员陆续回到宜君县马栏镇集结时，4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七八十人。
这时，在困难的时刻，游击队指战员又想到被撤职离队的谢子长。有的同志声泪俱下地说：“要是老谢在，不会闹得这样糟糕!”指战员强烈要求子长回来领导，甚至质问李艮：“你是不是国民党派来搞破坏的!”
出于无奈，陕西省委又派谢子长重回游击队担任了总指挥。
8月底，谢子长得到省委任命后，星夜赶到游击队驻地。
此时，敌分三路“围剿”陕甘游击队。第一路是敌驻陇东之甘肃警备旅第九十七团、九十八团，自宁县、正宁从北向南进攻；第二路是陕西警卫团从彬县、旬邑自西向东“搜剿”；第三路是敌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从南向北扑来。谢子长和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游击队的负责同志商议后，将部队带人旬邑、耀县、淳化交界的照金一带山区，这里北面和子午岭山区相接，重峦叠嶂，地形险要，便于游击队活动，不利敌大部队作战。
9月上旬，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到达照金附近的杨柳坪时，敌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400余人，在副总指挥党谢芳的带领下，逼近照金。谢子长同队委们研究，“以退为进”，撤出杨柳坪，率部向西后退十余里，诱敌进驻照金。敌以为我军“逃跑”，戒备松懈。而我军当夜回戈照金，拂晓前借着大雾，杀了个回马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敌人。当敌人从梦中惊醒时，已成瓮中之鳖。激战一个多小时，即全歼三县民团300多人。接着，谢子长又将部队埋伏在照金西南的安子洼。敌何高侯一个团向照金进发时，子长利用有利地形，指挥游击队出其不意向敌人发动突袭，将敌全部击溃，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八)风雪子午岭。1932年9月中旬，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北上陕北，奔袭保安(今志丹县)县城失利之后，10月1日，游击队转移到合水县的墩儿梁、八卦寺一带，又遭敌陕北高双城部一个团又一个营的袭击。游击队损失很大，不到300人的部队，伤病员就有三四十名。这时，天气也冷了，指战员还穿着单衣，粮食、经费也发生了困难，敌人还到处“围剿”。谢子长带着游击队钻进了陕甘交界的子午岭梢山。
为了度过眼前的困难，谢子长决定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发动群众，筹集粮款，度过困难。刘志丹带一个大队到合水拓儿原一带活动；阎红彦、杨重远带骑兵大队到耀县、宜君一带活动；黄子文、杨森带一路回三原武字区活动。谢子长带吴岱峰、高鹏飞等30余名干部、伤病员留在子午岭豹子川、平正川、瓦子川、墩儿梁一带，看护伤员，并与陕北特委取得联系，要求调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红军。
谢子长带领伤病员在这里度过了异常艰苦的寒冬。好在1927年清涧起义失败后，谢子长、阎红彦、阎揆要、雷恩俊等同志都到过这里，群众了解党、了解红军，也熟悉谢子长，这对游击队度过困难起了巨大作用。
子午岭的冬天，滴水成冰，谢子长和大家一样都穿着单衣，群众借给的一件羊皮袄，供放哨的轮流穿。大家坐在烂土窑洞里烧火取暖，等地上烧热了，再把火子扫过睡觉。刚睡下烫得难受，但越睡越冷，常常被冻醒。半夜三更，寒风吹来，刺骨难忍。就这样，还要时刻警惕敌人来袭，不得不经常转移地方。吃的东西更是困难。经常靠野芹菜，野杜梨度日子，打个野兔、野猪、羊鹿子，算是改善伙食。群众经过最大努力送来点粮食，只能加野草煮成糊汤，大家分着喝。☆
调治伤病员更是困难。没有药物，老百姓就给他们挖草药、献土方。谢子长亲自用草药、烟油和南瓜瓤给伤员治疗枪伤。他在篝火旁细心地用盐水给伤员清洗伤口，然后敷上草药。
面对伤病员，吃没吃的，穿没穿的，大家直发愁。子长却指着前面莽莽苍苍的山林乐观地说：“你们看，这山春天绿，秋天黄，现在叶子落得光光的。有兴旺的季节，也有枯黄的日子，我们革命也一样，有胜利，也有失败。现在树叶落了，明年春天又会长出来。现在我们遇到了挫折，只要我们不悲观，不怕失败，最后总会胜利的。”他又说：“熬过冬天，春天就会到来!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
在谢子长等的护理下，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等大部分伤病员同志的病情好转了。这时，阎红彦、杨重远同志带的骑兵队从耀县打游击回来，带来了打土豪得到的很多钱、衣物、药品，解了燃眉之急。谢子长又带着骑兵队，到安塞的真武洞东西莹打土豪，缴获了30多匹骡马，筹集了大批经费。不但解决了游击队的困难，还将一批款子送给陕北特委和北方局，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1932年12月，各路游击队又在子午岭西部边缘地区的合水县拓儿原会合。此时，经过分兵打土豪，发动群众，游击队不仅解决了困难，还有很大发展。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磨炼，指战员们精神焕发。
这时，游击队接到陕西省委指示：将部队开到宜君县马栏转角村整编。
1932年12月20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忠实执行者、陕西省委委员杜衡来到部队，在杨家店子召开党团员及战士代表大会，宣布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四名游击队的军事领导同志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上山逃跑路线”，有反革命阴谋，是“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对谢、阎、刘、杨四人，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部队”。
12月24日，杜衡又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县)召开全军大会，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自任军、团两级政委，举行了就职典。
陕甘游击队建立十个月来，转战陕甘，歼敌近4000，最盛时期发展到干余人，锻炼出了一大批指战员，成为陕甘革命斗争的坚强支柱。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破坏，未能建立一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直到这次被撤职、“开除”出部队，谢子长还提醒杜衡要建立一块牢固的根据地。
把自己和战友创建的红军交给这个只会说空话整人的杜衡去断送，谢子长确实于心不忍，于是找志丹商量，忐丹也和他是同样的心情，想的是同一个问题。于是，子长提出让他和阎红彦离开部队去受训，请求将刘志丹、杨重远二位仍留在部队。杜衡本想将他们四人全部赶走，但考虑到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打仗还得用人，就将刘、杨二人暂时留用。
1932年12月底，谢子长离开了新建立的红二十六军，到上海中央局去“受训”。
1933年夏，谢子长在上海中央局“受训”结束后，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张家口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负责党的工作，同时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
1933年10月，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谢子长回到北平。离开陕甘和红二十六军快一年时间了，但谢子长时刻关注着那里的情况，特别是当他听到二十六军南下失败，杜衡叛变的消息后，痛心疾首，夜不能寐。他找到阎红彦，又分别向有关方面收集了解情况，向上级反映，时刻关注着西北地区的革命运动，直至献出生命。
陇东人民永远怀念谢子长!
(作者单位：新华社甘肃分社) 谢子长纪念文集
来源：《谢子长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