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7月2日齐集四川甘孜，胜利实现会师。对于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行动方向，党中央早就根据形势变化作过部署。1936年6月19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红四方面军同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三马。”且“甘南敌情较弱”，“利于补充”，“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1]
根据中央指示，会师后的红二、四方面军联袂北上。其中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于7月上旬起，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北进。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茫茫数百里草地，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州的指示，红四方面军从8月5日起，开始实施《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攻克腊子口，包围岷州城，进而攻占了临潭、漳县、渭源、通渭4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取得了岷洮西战役的重大胜利，建立了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
为完成中共中央制定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部署，中共中央西北局先后在岷县、漳县、临潭召开会议，终于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保证了会师行动的顺利进行。从9月29日起，红四方面军开始实施以会师为目标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10月9日在会宁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至此，红四方面军完成了历时19个月，转战4省，行程10000余里的长征历程。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时为80000余人，实现会师时有37000余人，经西路军损失后尚余14000余人。
一、抢占腊子口包围岷州城
7月13日，中革军委来电指示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在战略上大占优胜。22日，中央致电：“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之进攻，迎接你们北进。……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2]27日，中央批准成立了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的中央西北局。8月1日，中央来电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州、西固线，北出发生困难。
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对北上行动进行具体部署。6月27日，即发布《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7月3日，又下达了《北上抗日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根据中革军委8月2日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州的指示，于8月5日发布《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敌主力尚未集中岷、洮之前，以红二、四方面军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为继续北上打开通道。
岷洮西固战役计划中四方面军作战部署是：第三十军、第九军、五军为第一纵队主力，由包座、俄界迅经瓦藏寺出哈达铺、岷县并攻击占领之，并以相当兵力组成右侧支队，取道白骨寺、爪咱之线相机夺取西固，以佯动姿势威胁武都敌人为目的；以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为二纵队，以夺取洮州旧城消灭该地敌人为目的，成功后主力向临洮方面活动，并以一部向夏河、临夏发展掩护我军左翼侧方。
岷洮西战役实施前的敌方部署是王均第三军之第七、十二师在文县、武都、天水、定西；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之第八、二十四师在陇西、定西；鲁大昌新编十四师在岷州（今岷县）、洮州（今临潭）、西固（今舟曲），企图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在青海方面，则由新编第二军马步芳部在循化至贵德和兰州以西之新城经西宁至湟源之线扼守，防止红军西进。但敌人战线长，兵力分散，部署尚未就绪。同时，蒋介石虽急令于两广事变时南下的胡宗南部，由湖南长沙兼程北进，但一时尚不能赶到甘肃。
8月5日到12日，红二、四方面军各纵队按计划先后由包座地区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攀悬崖、过栈道、涉山涧、跨激流，风餐露宿，向甘南疾速挺进。红军首先进入的是甘南州迭部县的达拉乡，穿越尼傲峡和九龙峡，到达麻牙寺。接着沿白龙江顺流而下，经花园乡、水泊沟村到达代古寺和洛大新寺，在寺内住宿一夜后又离开东流的白龙江，越过鹰鸽嘴顺腊子河向北逆行而上，经尖藏村和康多庄，到达腊子口前。8月9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一纵队三十军八十八师采取夜袭办法，两个营正面佯攻，一个营沿着山梁侧攻，一举攻占腊子口，歼灭鲁大昌守军约一个营。10日第八十九师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千余人。随后，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分路向岷县方向攻击前进，当晚扫除了岷县敌外围据点大沟寨、西川和南川，击溃鲁大昌部约3个团，毙敌4000余人，包围了岷县城。
岷县城前有洮河和迭藏河环抱，后有海拔3000多米的二郎山相靠，这种两面临水，一面靠山的险要地形，形成了易守难攻的局势。守敌鲁大昌在岷县拥兵自保，多年来苦心经营，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构成了山、城互为依托的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当红军抵达包座一带时，蒋介石就急电鲁大昌凭险据守。因此，攻打岷县城是摆在红军一纵队面前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8月10日凌晨，红三十军清扫岷城外围据点的战斗打响。经一天战斗，扫清了岷城外围的据点，占领了十多个阵地，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岷县城。当晚11时，至11日凌晨，红军多次攻击二郎山，战斗十分激烈。仅前沿阵地被突破、夺回反复七次。毙敌少校团副杨肇林，伤敌旅长蒋汉城、团长王咸一等。鲁大昌慌忙收缩防线，决定以二郎山和岷城为防守重点。
当夜8时许，一纵队第三十军一部占岷城西之子城后所后，便开始了直接攻打岷城的战斗。经三个多小时的殊死争夺，歼敌1400多名。但地形对我不利，我军猛攻数次均未破城，为减少伤亡，遂暂停攻击，主动撤退。
8月12日中午时分，三十军主力从三个方向向二郎山守敌发起攻击。此后四天内，至17日，三十军集中全力向岷城和二郎山守敌发起了数十次的猛烈攻击，共击毙敌人达2000余人，伤敌旅团长数人。虽未克城，但打乱了敌人部署，歼灭了大量敌人。
8月17日，敌毛炳文部由陇西驰援岷城。三十军决以八十八师奔漳县方向阻敌增援，八十九师继续围攻岷城。同日，朱绍良电告鲁大昌，称：“10日之内，各方援兵不来。”鲁大昌得知援军无望，只好放弃城外阵地，集中残部死守二郎山及岷城。
在攻打岷县城的战斗中，一纵队第三十军伤亡较大，8月18日，一纵队第九军到达岷县，接替三十军围攻岷城之任务。三十军八十九师开漳县一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定改变战术，以小部队围困并佯攻岷县城，疲惫消耗敌人，大部队在山后及西川进行休整，发动群众扩红建政，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23日，一纵队五军赶到岷县参加攻城战斗。九军一部去临潭，一部同五军共同围攻岷城。在此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对岷县城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只是在夜间派出小分队吹冲锋号、打冷枪，喊话，袭扰敌人。有时还在城外及二郎山碉堡外置放食物和宣传品，宣传红军的政策，以此来瓦解敌人。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还联名向鲁大昌、蒋云台、梁应奎等写了信，对其晓以大义，劝其共同抗日，弃暗投明。在红军的包围下，城内弹药、粮秣日益减少。人心惶惶，军心浮动。
我军围攻岷县虽未破城，但已毙伤敌3000余人，给敌以沉重打击。鲁大昌为了保全自身，请求停战谈判。派人说，只要不再攻城，不占他们的地盘，红军愿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鲁大昌决不放一枪。鉴于岷城易守难攻的地势，红军早已改变战略，红九军、红五军只以少部分兵力围困、监视岷州城内敌人，大部队在周边地区进行休整，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设政权。嗣后，红军主力绕过岷州城，继续前进。
抢占腊子口和攻击岷州城是岷洮西战役中的硬仗，虽然岷州城城坚易守难攻，最终未能攻下，但此役重创鲁大昌部，为红军顺利进军甘南，进一步实施岷洮西战役打下了基础。
二、成功实施岷洮西固战役
红军开始进攻岷县后，国民党军毛炳文部陶峙岳师、李英师开始在漳县、陇西一线的山岭地带，构筑工事，以图对抗红军，援救岷县。
1936年8月19日，红三十军停止攻打岷州城后，兵分两路进逼漳县。红八十八师在四族、大草滩将援岷县的毛炳文一部击溃。八十九师当日下午兵临漳县城。夜里，攻城战斗开始。看到红军突破城池，县长高玉蒙惊怕不已，知道大势已去，即率警察和民团仓皇出逃，弃城而走。红军顺利占领漳县城。
红军占领漳县后，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集结兵力，向漳陇之线敌人全面出击。8月21日至23日夜，红军相继突破敌四店梁、三岔中心阵地。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敌全线失守，开始撤退。这次战斗，红军共歼敌20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
根据岷洮西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组成的第二纵队，由岷县西进，以控制临潭一线，保卫侧翼。红四军的任务是占领洮州（临潭）。8月12日，第四军从岷县殪虎桥兵分两路向临潭进军。十一师沿洮河西行至羊北桥过河，由新堡向临洮方向挺进；十师、十二师及妇女独立团顺三岔沟前进，击溃守敌1个营后，兵临洮州（临潭）新城城下。14日一举攻占临潭新城，并以一部向渭源、临洮方向发展。十二师在当地开始了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命令第十师和妇女独立团沿山梁大道向洮州旧城疾进，准备攻占旧城。
8月20日，第十师和妇女团从新城出发后，先后攻占了瓦窑坪、双坟堆、坡山、大湾山等地，击溃当地反动民团“铲共义勇团”的阻击，逼近洮州旧城。城内有守敌约1个团。见我军大兵压境，惧怕被歼，即以1个营的兵力据城顽抗，掩护团部及团的主力向临洮方向撤退。我军获知情报后，即令部队发起攻击。英勇的十师指战员们在妇女独立团一部配合下，一举攻占该城，全歼守敌1个营。
部队进城后，师指挥部及时组织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布设阵地，防敌反扑。同时，部署部队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扩大红军影响。
9月5日清晨，警戒小组发现西北方向有敌骑兵七八百人向县城方向扑来，红军即分别埋伏在城外西峰山、东陇山及城北的有利地形上，伏击敌人，敌人受到沉重打击。毙伤敌200余人，俘敌34人。经审俘得知，来犯之敌为马步芳所属海南警备第一骑兵旅马彪部的1个加强营。该敌企图夺回洮州旧城，恢复敌之防线。
敌人第一次进攻失败后，接连数日，轮番向我石岭山、西峰山阵地攻击，尤其是西峰山阵地，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点。15日中午时分，敌旅长马彪亲自提刀督战，一连突破我数道阵地。红军随即使用师预备队（约1个团的兵力），配合一线部队对敌实施反冲击。有些战士英勇地抱起点燃的炸药包，拉响捆绑在一起的手榴弹群，冲入敌阵。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争夺，终于把敌人压下山去，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为了更有效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以后的几天里，红军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术手段。阵地战与巷战相结合，歼灭敌人有生力量。9月19日，马彪残部溃退至黑措（今合作）地区。红十师守卫洮州旧城的任务遂告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2500余名，俘敌700余名，缴获各种武器2000余件。
8月23日，红三十一军由岷县经漳县新寺进入武山。红三十一军总部驻鸳鸯镇颉家门村。
8月26日，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攻克渭源城。9月3日，八十九师在渭源官堡镇（会川）击溃国民党新十四师孟世权骑兵团的拦截。
8月31日，从会川进驻临洮店子街的红四军周仕元、陈锡联之十一师三十六团开始攻打临洮城。因临洮守敌顽抗，耗战临洮城于红军不利，部队遂撤出攻城战斗，继续前进。
9月6日，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向通渭县城挺进，在距县城30公里外的马营镇西堡子和国民党新编第一军王元团开战，敌军被击溃，向华家岭方向逃窜，红军追至草芽沟，全歼王元团。7日，九十三师胜利攻占通渭县城。至此，岷洮西固战役胜利结束。
1936年8月5日至9月7日，历时34天，红四方面军在甘肃成功实施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此役是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后，进入甘南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红军先后攻占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4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总计歼敌7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物资及马匹，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顽固势力，粉碎了敌人阻止红军北进的企图，形成了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有利态势。
三、开辟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
岷洮西固战役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开辟了以岷县地区为中心的甘肃南部临时革命根据地，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甘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3]的有关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先后发布《关于目前红军进入西北地区组织临时革命政权问题的决定》、《关于甘肃红军新占地区党的组织的决定》、《甘肃省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文件，开始进行甘肃南部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政权建设和扩红成为红军重要的工作内容。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岷洮西地区就有三千多名青年参加红军。许多被俘的国民党部队官兵，也在优待俘虏政策感召下，加入红军队伍。红军还先后建立岷县、临潭、渭源、陇西、通渭和武山等县级苏维埃政府，并帮助当地群众建立了区、乡基层苏维埃政权和抗日义勇队等组织，领导并武装群众打击恶霸地主、官僚封建势力，开展抗日宣传，教育群众树立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信和念，扩大红军影响，播下革命火种。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红军注重宣传工作的开展。以张贴宣传抗日救国的标语等通俗易懂的方式，红军到处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广告大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红军在临潭、岷县、陇西、武山等地，书写了大量的标语口号，进行广泛的宣传，激励人民群众起来进行斗争。红军的宣传队也常常召开大会，为群众演出一些反映军民鱼水情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欺压人民，人民被迫反抗的剧目。红军战士帮助农民收割庄稼、砍柴、挑水、打扫庭院，并严守军队纪律，以实际行动作最好的宣传，得到群众衷心的拥护。起到了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的作用。
红军活动区域中，有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有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区。红军指战员根据党的民族政策，有效地开展民族工作，并收到良好效果。如红军在临潭，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宣传抗日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保护清真寺和喇嘛寺，使得跑出去躲避的群众和僧人回家、返寺。在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实际行动的感召下，新城的一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如马良骏、苏鸿发、马世荣等，积极帮助红军张贴宣传品，筹办军需辎重，为红军做了不少工作。国民党洮岷路保安司令、卓尼土司杨积庆在红一方面军过甘南时曾帮助过红军，红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后，即与他取得联系，双方还互赠了礼物，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以后，红军撤离该地区后，杨土司属下的藏民们掩护了200多名红军伤病员。
在发动群众基础上，红四方面军还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土豪地主及土匪，建立红色政权和人民武装活动。危害武山、漳县一带的土匪头子杜伯成，张五十四及“斧头队”匪徒等被剿灭，保了一方老百姓的平安。红军也注意发挥进步地方武装的力量，如天水一带的地方武装头领柴宗孔（共产党员）曾率领队伍在岷县、漳县、陇西一带打游击、掩护红军过境。红四方面军总部就任命柴宗孔为抗日救国军甘肃省第二路司令，受任后，他即率部南下，在西和、礼县、武山、甘谷、天水一带打土豪、惩污吏，除暴安良，打富济贫，深受群众拥戴。9月，柴宗孔在武山组织成立了中共武山刘坪党支部，成为天水地区最早的地下党支部。
党的组织方面，1936年9月成立了由傅钟任书记，曾传六、何长工、刘少文、郭潜、华民、邵式平为常委的中共甘肃省工委，邓永耀任秘书长，刘少文任组织部长兼少数民族工作部部长，郭潜任宣传部长，德峰任白区工作部长，王泉媛任妇女部长，华民任少共书记。中共甘肃省工委所属党组织有：中共西路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以临潭为中心的临洮、广河、和政、临夏、夏河等地党的工作；中共北路工作委员会，负责漳县、渭源、陇西、临洮、武山、通渭等地工作，并以上述各县为中心，向甘谷、秦安、静宁、会宁、定西、兰州发展；中共洮州县委；中共漳县县委；中共武山山丹镇区委。
政权建设方面，1936年9月，成立了甘肃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何长工，并兼党团书记。保卫局局长曾传六，财政部部长邵式平，军事部部长王维舟，粮食部部长余洪远。甘肃省苏维埃政府还设立有裁判部、文教部、劳动部、农民部、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等机构，下辖岷县、临潭、漳县、渭南镇、渭源、通渭、武山、临洮、会宁等9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武山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境内的鸳鸯镇成立了鸳鸯区苏维埃政府、区农会；在山丹镇成立了山丹区苏维埃政府、区农会，同时，在附近的各村都成立了村农会。
地方武装建设方面，1936年9月成立了甘肃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王维舟任总指挥，下辖中国抗日救国军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及回民第六路军。在一些县、区，抗日武装也纷纷建立。在哈达铺成立了哈达铺地区游击队，下辖三个营，约2000余人。临潭建立了民兵大队。康乐景古、莲麓、峡城成立起三个抗日义勇军独立营，参加者500余人。漳县建立了80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渭源建立了抗日义勇团。
四、岷州会议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经过红二、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甘肃南部广大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新的战略区域，甘南和陇南两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以及红一、二、四方面军互相呼应的有利局面。这种局面成为三个方面军下一步实现会宁会师的前奏和序曲。
面对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西北的局面，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后，急忙调兵遣将，重新部署部队，妄图将红军歼灭于西北。令胡宗南部日夜兼程北上，抢占西兰公路静宁、会宁、定西段，以截断红军主力会师通道；令毛炳文部集结陇西，王均部集结武山；令位于川甘边界的孙震部向北推进到武都、西固。上述各军会同马步芳部及东北军一部，进攻红四方面军。
针对敌情的变化，中共中央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9月13日发布《静会战役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北进，赶在敌人之前占领静宁、会宁、隆德、定西等地，控制西兰大道，阻止敌人前进，与红一方面军夹击进到西兰大道的胡宗南部。
9月13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提出与中央方针基本一致的作战建议。建议“我军为先机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一方面军主力由海原、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中之胡敌，并阻止其停滞静宁以东。”[4]当日，党中央复电：“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边）、盐（池）、豫（旺堡）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之前，不宜离甘宁边境。”[5]在9月15至17日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主力9月16日在固原以北的七营地区歼灭来犯的敌骑兵第六师两个团的大部。9月18日，红一军团特别支队占领静宁县的界石铺。红二方面军则准备以红六军团向宝鸡方向前进以示策应之举。
中央西北局书记、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对于中央提出的三个方面军会合于甘肃后采取的战略方针，一直存有异议。早在8月22日，他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提出要红四方面军由永靖西渡黄河，独自进军青海、甘西，完成接通新疆和国际路线的计划。中央对张国焘的提议于8月23日给予答复，提出三个问题请张国焘慎重考虑：“（一）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二）假如在冰期前过黄河能找得皮筏否？（三）兰州、青海线之黄河何时开始结冰，冰期长短如何？”[6]后党中央又于8月30日发布《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明确提出三大主力下一步行动的军事方针，张国焘当时未坚持己见，但心存疑虑。中央发布《静会战役计划》后，张国焘再次表示反对。主张执行“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的方针。早在9月9日他就已命令红四方面军以三十军为先遣军，开始进行渡河西进的准备工作。对于张国焘的想法和做法，朱德、刘伯承、任弼时等人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角度出发，不断给以批评帮助，促使张国焘在9月13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表面上表示了拥护《静会战役计划》的态度。但他在行动上不予配合，借故拖延，不肯发布战役计划，使中央要四方面军迅速北上的指示迟迟得不到落实。为此，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要求红四方面军从速北上，“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并告诫其“机不可失，千祈留意”。[7]因未见其行动，毛泽东于9月18日致电彭德怀：“两次电达朱、张，要其速占界石铺大道，尚未得复。”[8]
为统一思想，执行中央指示，朱德等人坚持要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来解决行动方向的分歧问题。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主要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17日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时朱德说：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它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去年十二月决议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今年三月则提出抗日反蒋不能并提；这次又进一步提出蒋介石有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这种估计和由此而制定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要马上执行，并进行传达和教育，使大家都能有所理解。朱德的话语对统一西北局成员的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8日，讨论行动方针时，张国焘则继续提出他的西进计划，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西进青海，占领甘西。朱德、陈昌浩等坚决主张按照中央指示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朱德等人终于说服了张国焘，使其同意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北上决定作出后，红四方面军制定实施中央《静会战役计划》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并于当日发布《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会及定西通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胡敌与静宁之骑7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9]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联名致电党中央，报告了西北局岷州会议决定和《通庄静会战役计划》。1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布向静宁、会宁地区前进的命令。同日，中央即复电，再次申明北上之意义。指示说：向宁夏、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宁夏是整个西北之枢纽。提出：“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定区会合毛炳文，彼即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10]朱德接到中央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北上决心：“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11]
西北局岷州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大多数西北局成员坚持北上的意见迫使张国焘不得不暂时放弃己见，红四方面军得以继续北上，执行中央战略方针，迈出了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重要一步。
五、漳县会议、洮州会议上的北上西进之争
根据岷州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开始执行《静会战役计划》。但张国焘并不服从岷州会议决定，利用他的职权地位再次阻挠北上行动。9月20日夜，张国焘策马赶到到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向指挥部成员发泄对岷州会议的不满情绪。他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大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筹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区，情形会好得多。在大家商讨考虑这一行动方针是否可行时，张国焘武断行事，开始部署队伍的西进行动。21日，张国焘致电朱德、陈昌浩，明确表示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要求朱德、陈昌浩到漳县面商。同日，张国焘以“朱、张、徐、陈”的名义致电中央，认为到静会地区四面受敌，决战不利，提出红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北，再与红一方面军共取宁夏方案。22日晚22时，他在不等中央的意见，也不等朱德、陈昌浩赶来会商的情况下，发布了西进命令：根据各方情况估计，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四面受敌，颇为不便，原定与一方面军会合目的几受障碍，故重新决定，根据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北部之战略计划，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机占领永登、红城一带地区，拒阻兰州之敌北进，在靖远、中卫地带与一方面军会合。这样，张国焘擅自改变岷州会议决定，造成了部队开始西进行动的既成事实。
正在指挥部队北上的朱德，接到张国焘改变岷州会议决定的电报后，非常震惊。对张国焘的做法，朱德进行了坚决地抵制。他当即发出三份电报，对此事作出反应。9月22日凌晨发给张国焘的电报中告知：：“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红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12]与此同时，朱德又把张国焘擅自变故军事行动计划的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并通报红二方面军，主要内容是：西北局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朱德在电报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维护西北局岷州会议决定的原则立场。他说：“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此将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13]之后，朱德、陈昌浩、傅钟等人策马急奔漳县，路途中，朱德再次表示了要坚持原则的决心，他对傅钟说：“这次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书记说了算，书记也要执行集体决议”。[14]
9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漳县盐井镇召开会议，史称“漳州会议”（因漳县旧称漳州）。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华民、肖克、李特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张国焘一方面为自己擅自改变岷州会议决定作辩解，一方面大谈西进方案之优越性。对张国焘的做法，朱德表示，这是关系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该弄清楚。同时，为争取更多的人，朱德耐心将西进和北上两个方案作了比较，强调北进方案的优势。他说：“原来方案最大的好处是三大主力红军早日会师。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增强红军力量，使蒋介石阻止红军会师的企图破产。这个局面，会增加张学良等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将领的信心，和我们一起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进行抗日。共产国际有这个要求，党中央也是这样部署的，目的是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军事上也是可行。仅从四方面军看，困难确实不少。三个方面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困难克服。如果先胡宗南之前占领静会地区，那形势就更为有利。这个战机万万不可失之交臂。第二个方案，很明显三个主力红军会师不知何年何月，至少要推迟，这就会影响张学良决心，实现抗日统一战线要延误，一、二方面军的侧翼也要暴露，处境艰难。所以，我坚持第一方案，从抗日全局看，第一方案优点多。”[15]
然而，会议在张国焘的主持下，西进方案还是得到了前敌指挥部一些干部的支持，尤其是部队的西进调动已造成的基本事实使大局很难立即更改。这样，漳州会议基本上采纳了张国焘从永靖、循化渡黄河的意见。对西进决定，朱德明确表态：“要强使我赞同是不可能的。”同时，要求把会议决定尽快报中央，由中央来做决定。
漳县会议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开始西进，同时，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通报了会议制定的作战部署，提出了《四方面军对目前作战部署的意见》（这其中主要是张国焘的意见）。具体部署是：“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经乐都、享堂附近一带抢占永登、红城一带地区，扼阻兰州敌北进；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并监视西宁、河州之敌；以两个军暂在岷州、漳县一带活动，将胡敌向岷州方面吸引。这一任务完成后，上述三个军迅速转移到凉州、永登一带地区，以主力扼阻兰州敌，以有力一部向一条山、靖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完成会合和互相策应形势。”[16]
对于张国焘的西进行为，党中央经过详细、慎重的讨论后，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为挽救张国焘所造成的危局，防止四方面军西进后胡宗南部趁势西上。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毛泽东在9月24日、25日的两封电报中指出：“接朱电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使胡敌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一军团指挥，增加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道游击至要。”“目前阻止胡敌西进仍属主要，”“界石铺应确保于我手中。”[17]9月26日，中共中央复电朱德、张国焘，不同意西进方案，针对张国焘惧怕胡敌的顾虑，指出：“确息：胡宗南部在咸阳未动，其后续尚未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箝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18]张国焘接到中央电报后，26日两次致电中共中央，陈述西进理由，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更为有利，因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交通亦能秘密，不使日本势力阻碍。同时告知中央：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禁止，决照此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9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召开会议，就西进和北上问题再次慎重讨论今后军事行动方针，达成共识。明令张国焘停止西进行为，继续指挥部队北上。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贺龙、任弼时、刘伯承，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一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夹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敌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州）兰（州）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一方面军目前一面确占界石铺，一面立即出四个团以上通过隆静线，直迫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的北上。务请朱、张、陈、徐四兄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亦即九月十八日朱、张、陈三同志之方针。”[19]当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电令：“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20]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致电张国焘：“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通渭，其余跟即北上。”[21]
中央西北局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部队于26日前后到达洮州（临潭）后，徐向前即受命率领先头部队出发，探索西进路线，因气候寒冷，道路难行遇阻。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致电张国焘，明令禁止西进，要求其迅速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也反复向张国焘做劝说工作。加上西进道路受阻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西进计划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张国焘不得不重新考虑部队行动方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西北局于9月27日在洮州（临潭）新城召开会议，再次研究部队行动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肖克等。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及相关电报精神，朱德再次苦口婆心地对张国焘进行争取和规劝，明确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徐向前、陈昌浩等人也从西进道路不通及应该服从中央指示精神的角度出发，表示拥护朱德的意见，主张立刻停止西进计划，执行北上方针。在朱德和西北局大多数同志的强烈要求和主张下，张国焘不得不表态，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洮州会议形成决定后，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于当日联名致电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和贺龙、任弼时、刘伯承：“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同时据考查兰州西渡河须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的先机之利。”“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宁）、静（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部队）约六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22]
洮州会议是一次扭转形势的重要会议。会议否决了张国焘西进的错误，重新肯定了岷州会议所做出的重要决定，坚定了执行党中央要求四方面军北上的行动方针，使得这支红军主力能够及时掉头北上，为完成党中央制定的大会师部署急速前进。
六、执行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完成会师目标
洮州会议期间，敌军的部署是：于学忠部第一一八师扼守临洮，一一三师、一一四师集中兰州。毛炳文部主力仍在秦安、陇西、武山县，一部向漳县三岔前进。新一军共四个团：分布于定西、会宁、兰州。鲁大昌残部主力仍困守岷城，一个团在秦安县，一个团在临洮北之新添铺。王均部第七师在天水、甘谷、关子镇线，盐关有其十九旅部两团,秦安有其一个营,其十二师拟向成县进。孙震部王铭章师主力已到武都、西固一带地区，后续部队仍在碧口附近。胡宗南所辖第一、四十三、二十五、九十七、七十八等五个师，其先头九十七、四十三两师已到宝鸡。张学良之一〇七师已进至泾川，一〇九师向宝鸡前进中。马步芳部仍在临夏和政附近，一部在黑错（今合作），防我西进。根据洮州会议精神，9月28日，朱德、张国焘等人发布新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做出三点判断：1、目前胡敌被我二方面军吸引，似将向天水方向集中，有利于一、四方面军在通渭、静宁地区之会合。2、我军西进计划，因受到地形、气候及河川的限制，不能按期到达目的，恐失先机之利。目前需要争取全国红军之迅速会合，以消灭敌人。3、我军在胡敌尚未能集中于西兰公路道上之前，应转向北进。三个方面军迅速造成犄角之势，便于协力夹击胡敌为有利。因此，计划要求：四方面军迅速出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巩固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苏联为目的。其行动纲领是：以主力扫除陇西、武山间之毛炳文部，进出于通渭、界石铺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迎击西进胡敌部队，以一部东经武山、甘谷间，迷惑天水敌人，折向北挺进于庄浪及其以南以东以北地区，发展扩大该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与策应二方面军之行动，并箝制胡敌。对会宁、定西、陇西方面敌人，以有力部队箝制之。29日，红四方面军又将战役计划的具体内容简要电告了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
中共中央接到朱德、张国焘等人关于洮州会议的决定及红四方面军发布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后，立即表示欢迎与鼓励，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配合。9月28日，毛泽东即致电彭德怀、聂荣臻，发出了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部署的指示：朱德、张国焘来电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师10月4日可到通渭，8日到界石铺。根据侦察胡敌六个团到天水、秦安，六个团在凤翔及天水道上。关麟征部向宝鸡进。对红一方面军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任务作出部署：第二师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望加强其政治工作人员。第一师在原地与第二师相呼应。其余任务不变。29日，中央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并告知中央在迎接一、四方面军北上方面的部署，要求红四方面军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彭德怀30日电告朱德、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全体同志：第二师附骑兵第二团为左纵队，已从隆德、静宁间出庄浪，相机袭占、威胁秦安。七十三师为右纵队，29日出郭城驿，该地敌新十旅被击溃，我骑兵第三团乘夜猛追，敌人主力逃散，剩四、五百人退入靖远城，现正在收降散兵及清查缴获中。10月1日一部向静宁继进，相机袭取之，主力在郭城驿替四方面军征集粮食，骑兵向兰州方向游击。10月2日，红一方面军打下会宁城。至此，红一方面军控制了东起界石铺，西至会宁间100余华里长的地段，为实现会师创造了条件。
早日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既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也是红军指战员共同的心愿。在洮州会议之前，驻扎在通渭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和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宇、政委叶成焕，就于9月22日从通渭复信给在界石铺驻扎的红一方面军战友，表示了这种迫切的心情。信中说：“我们早已闻你们到界石铺，并闻有来通渭讯，故悬望数日，至今始接到来信，不胜欢迎。亲爱的同志们，主力红军大集西北地区，这无疑是领导和推动全国革命的中心。”[23]
在党中央的指示和红一方面军的有力策应下，红四方面军开始执行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从9月30日起，四方面军战斗部队分作五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第一纵队为第四军，经官堡（今会川）、渭源、华家岭攻占青江驿、翟家所；第二纵队为第三十军，经鸳鸯镇、榆盘镇袭占通渭；第三纵队为第九军，经野狐桥、中堡里至新寺镇；第四纵队为第三十一军，进至通渭、马营一带；第五纵队为第五军，随第九军之后向庄浪、威戎方向发展。10月4日，第三十一军重占通渭。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抵达武山县榆盘镇，7日，抵达通渭西北约40里的坡儿川。同日，第四军先头部队两个团在军政委王宏坤率领下，抵达会宁城，与红一方面军会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10日，红军总部及两个方面军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
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实现大会师，标志着红四方面军结束了历尽艰难险阻、曲折复杂的斗争，转战一年零七个月的长征。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虽屡历险境，三过雪山、三过草地，屡遭强敌进攻，但是他们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慨，不怕牺牲，不怕险阻，英勇奋战，克服了许多不可想象的困难。在19个月的征程中，经历大小战斗近千次，先后打击了数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在川、康、甘、青四省边境广大地区，宣传了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终于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注释：
[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第354页至355页。
[2]秦生：《红军长征在西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140页。
[3]《三军大会师》，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608页。
[4]《三军大会师》，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520页。
[5]《三军大会师》，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616页。
[6]《三军大会师》，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607页。
[7]《三军大会师》，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616页。
[8]《三军大会师》，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617页。
[9]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第363页。
[10]《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07、708页。
[1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10页。
[12]《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620页。
[13]《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619-620页。
[14]《朱德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庹平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９月出版，第240页。
[15]《朱德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庹平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９月出版，第240—241页。
[16]秦生：《红军长征在西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174页。
[17]秦生：《红军长征在西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176页。
[18]《红军长征·文献》，第1149页。
[19]《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626页。
[20]《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94页。
[21]《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94页。
[22]《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626页至627页。
[23]《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6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