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三大法宝”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成功实践

内容提要：党的“三大法宝”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科学总结。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员，自觉地运用这个法宝，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建成了“两点一存”的革命根据地，对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①]目前，当我们致力于研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时，不难发现，在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十几个革命根据地相继沦陷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员，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指导下，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运用党的这“三大法宝”，在中国西北大山深处一步步建立起这个光芒熠熠、成果丰硕，被史学家评论为“两点一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那么党的“三大法宝”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究竟是如何进行实践的呢？

一、执行“统一战线” ，是西北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夹缝内，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必然选择。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之一。纵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也正是坚决的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才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披荆斩棘，勇往无前，取得了无数次革命斗争的胜利。其作用不可低估，历史贡献无须质疑。

（一）在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能否成功的前提条件是如何把各方的积极因素综合协调起来，实现思想上的沟通，力量上的配合，这是西北共产党员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的根本出发点，具有不可选择性。

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离不开内外部两个主要条件。外部条件主要指所建根据地面临的时局形势和政权建设情况；内部条件主要指所建根据地内人民群众的受剥削压迫程度、思想观念解放程度和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认知程度。如果外部环境宽松，内部环境适度，就容易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否则，将会困难重重，既使付出血的代价，也不会成功。可见这个内外部条件，是制约能否成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绊脚石。那么如何来扫除这个绊脚石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当时陕甘边区所处的内外部条件。就外部条件来说，当时的陕甘边区，还处于大革命失败的阴影之中。北有井秀岳部，东有阎锡山部，南有冯玉祥部，西有马步芳、马步青部，这些军阀连年混战，争抢地盘，老百姓苦不堪言；就内部条件而言，王孝锡等陇东早期共产党员传播的红色星火，只能在极个别的进步分子中偷偷传播，其他群众仍然观念陈腐，思想僵化，不接受各种新生事物，即使思想有所萌动，也常常处于徘徊不定、等待观望的状态。加之以谭世麟为代表的民团常年横行乡里，以赵老五为代表的土匪到处打家劫舍，以“哥老会”为主的各种帮会组织推波助澜，广大人民群众只能任人宰割，背井离乡，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当这种惨无人道的生活达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采取什么方式进行反抗呢？无需争辩，肯定要组织受压迫的人民群众起来反抗，求得进步和解放。这里就出现如何有效的将这些受压迫民众组织起来的问题，有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就当时情况而言，自党的“八·七”会议以后，中共陕西省委就派刘志丹、谢子长回到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和组织陕甘边区的群众起来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创建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如果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员，不能很好的组织和利用群众，不能得到当地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既使历经艰险，燃起革命的火苗，也会迅速被这种黑恶势力所扑灭。因此，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员，只能走“统一战线”的路子，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关系，组织一切可组织的力量，化解矛盾冲突，寻求理解与共识，扫除各种思想和人为障碍，在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陕甘边区求得生存，逐步发展壮大，取得成功。所以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早期共产党员正是从这个出发点出发，坚持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是客观所致，实际所需，是别无选择的。

（二）在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既要有效应对复杂环境变化，又要解决实际困难问题，以此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这是西北共产党员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的关键点，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具有社会适应性。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困难巨大，斗争复杂，环境恶劣，是一部坎坷艰险、波澜壮阔、富有挑战的斗争史。从她的创建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从摸索初建开始，经历无数次的斗争与探索，到最终形成相对稳定和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整个时期。在这个漫长的创建过程中，西北共产党员为了在这块梢林密布、地瘠人贫、社会动荡、人人思安的落后边区，站住脚，起好步，不但要讲究斗争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注重斗争的策略。如何在“统一”的条件下，寻找到各方力量的对接点，调动起各方力量的积极性，求得利益均衡的最大化，是一个逐渐斗争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探索完善的过程。为此，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效应对了各种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问题，使自己得到生存和发展壮大，取得了可喜的辉煌成果。结果证实，他们选择走统一战线的思路是正确的，方法是可行的。

任何政策的实施，都要有它的土壤。任何成果的取得，都要经过实践检验。如果抛开社会现实来看待具体问题，那么会出现片面性。根据当时情况来看，如何适应形势，搞好统一战线，“兵运”是首要选择。我们知道，“兵运”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一项特定工作，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和不可选择性，它伴随着特定历史的终结而终结，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历史贡献巨大。是西北共产党员创造性进行革命斗争的有效方法，也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实践结果。斗争初期，刘志丹等西北共产党员，根据陕甘边区敌强我弱、游杂武装多的实际情况，大胆提出了以“白色”“灰色”“红色”三种斗争形式建立革命武装的创议，并大胆进行实践[②]。在这一方法指引下，身处革命前夜的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区，积极主动的分化瓦解白军中的士兵和军官，争取这些有生力量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战壕中来，实现自我发展。如刘志丹、谢子长多次到宁夏苏雨生部、陇东民团谭世麟部、陕北高志清部、杨庚武部挂名建军，宣传、教育、争取了大量士兵和进步军官，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及时点起了陕甘革命的熊熊烈火，为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如通过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到的晋西商团保运武装中的杨琪，合水县固城川民团贾生财部，黄龙山的“山大王”郭宝珊等，经过思想改造和整编，使他们投身到新的革命，成为进行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的杰出领导人才和有生力量。

西北共产党员在搞武装、拉队伍、干革命的过程中，曾多次遇到衣食、弹药难以解决的困难，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也都是靠执行统一战线来实现的。如宜君县小石崖的哥老会大爷、民团团总罗连城，多次为刘志丹游击队解决粮食、枪支弹药，还让游击队的伤员在其医院养伤治病；如1931年冬，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会师后，部队既无吃穿，又缺少枪支弹药，更无安身之所，为了解决实际困难，游击队领导研究后，只能走统一战线，暂时投靠陈珪璋，获得了粮食、衣物、枪支弹药的补给，度过了困难，保存了实力；如正宁县西渠是当时红军南下北上的战略要道，当地哥老会大爷陈某坐镇一方，通过与他建立友好关系后，给红军和游击队提供了极大方便，其家成为革命者的食宿店，许多党政军负责人在其家歇过脚、开过会，他还发挥自己是个铁匠出身的优势，为红军多次修造枪械。如此事例，不胜枚举，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西北早期共产党员模范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它是与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抛开了这个适应性，是不会做出这些显著成绩的，所以这是关键所在，是经过充分权衡，做出的战略抉择。

（三）在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是为了边区民族团结、建立新政、促进生产，达到和平共处，实现互惠共赢，这是西北共产党员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的落脚点，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所在，具有不可替代性。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员，根据斗争发展需要，坚决执行了党的一系列政策和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对敌斗争，建立起了一批能够代表劳苦大众的政权机构，实现了边区的相对稳定和长治久安。

为了搞好边区的民族团结工作，按照1929年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西党目前的主要任务》，加强对回民的团结，不但组建了以王世平、王世贵、马彦林、孙长青为骨干的回民革命武装，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而且使关中特区新正县龙嘴子的回族青年马秀兰当选为县妇女部副部长。这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使边区回民群众享受到了政治上与汉民平等的权利；为了平等地权，搞好土改，依据1935年12月25日中央颁布的《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和1936年7月20日中央发布的《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进行了扎实的土改，有效调整了陕甘边区的阶级关系，为结成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以贫雇农为核心，巩固的团结中农，包括地主、富农在内的农村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为了团结和改造江湖组织“哥老会”，发动各界群众起来团结抗日，按照1936年7月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合发布的《对哥老会的宣言》和《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在陕甘边区相继召开了不同层次的哥老会大爷大会，成立了哥老会救国会，宣传了党的的抗日主张，消除了误解与隔阂，统一了思想，促进了苏区与白区的交流与对话；为了争取一切有生力量，在国统区内，成立陕甘省委白区工作团，在蔡畅、赖传珠的分别带领下，在陕甘边区的白区区域开展工作，成立抗日救国民众团体，组建当地政权机构，打击土豪劣绅，争取民主进步人士，使边区内国共两党驻军互有往来，彼此相对安定团结，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不仅要与国民党军队、当地民团、“绿林”武装、哥老会等江湖组织搞好统战关系，同时也要在国民党地方官员、士绅之间、进步人士之间讲求统战关系，只有把这些关系处理好，才能应对复杂局面、团结民众、孤立强敌、克敌制胜，才能建立起政权机构，领导边区民众翻身做主，取得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胜利。由此而言，这就是西北共产党员带领革命队伍积极实践统一战线的具体落脚点，是不可替代的。

二、开展“武装斗争”，是西北共产党员解决陕甘边区敌我矛盾，保护革命成果的有效手段。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在陕甘宁三省交界的三角区域，要从敌人手中夺取政权，创建根据地，其道路并不平坦。要将革命进行下去，取得胜利的结果，就存在一个斗争方式的问题。就当时陕甘边的具体情况来说，只有建立起一支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始终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队伍，才可以有效打击敌匪，扩大活动空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就是围绕这一目的，按照“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指导方针，组建队伍，进行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建设根据地，保卫根据地。

（一）在陕甘边区开展武装斗争，是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具体实践。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当这种矛盾达到无法相容的时候，就会爆发阶级斗争，受压迫阶级就会起来反抗，从而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状来分析，简单的组织民众起来反抗，已经无法解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拯救不了落后挨打的旧中国。只有经过武装斗争，有效打击各种外来敌对势力的侵略，推翻黑暗腐败的国民党统治政权，才是求得和平解放的唯一出路。党的“八·七”会议的召开，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精辟的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由此揭开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员，走出了大革命失败的阴影，在陕西省委的指示下，在陕甘边区，组建革命队伍，开展武装斗争，取得了丰硕的革命成果。所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是唤醒受压迫阶级思想觉悟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它是受压迫阶级可以看到革命的成果，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这个最直接的成果，会激发他们起来一同参加革命，壮大革命队伍。所以说，在陕甘边区开展武装斗争，是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具体实践。

（二）开展武装斗争，对于推动陕甘边区红色革命武装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革命基础。

让我们首先来看这些事例：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在甘肃省合水县进行“太白收枪”，共缴获50余支枪械、10余匹骡马，奠定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基础；太白收枪后，刘志丹利用既得武器，建立了“南梁游击队”，先后消灭了黄毓麟民团残部和庆阳、合水、保安、安塞的一些民团，打击了一些土豪恶霸，在当地造成了巨大声势；1931年8月，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首战二将川，消灭了张廷芝一个骑兵连，缴枪20多支、战马40多匹。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之后，部队坚持在山多林密的南梁一带打游击，部队扩展到400多人，在军事上站住了脚跟，在政治上扩大了影响；1932年元月至2月，南梁游击队相继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赤卫军，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取得了一系列游击战争的胜利；1932年12月1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改编为第二团，全团200余人，枪150余支。红二团成立后，坚决执行陕西省委精神，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8日，根据包家寨联席会议指示精神，王太吉、刘志丹在合水太白莲花寺整编部队，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共有500多人，战马五六十匹。红四十二师成立后，陕甘游击战争迅速发展，在加强原红三团、骑兵团的情况下，帮助组建二路、三路游击指挥部及众多的地方游击队。相继又组建了红二团、红一团，改编了西北抗日义勇军，发展成有5个团的建制，总兵力2000多人。1935年5月1日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成功会师后，在刘志丹总指挥下，进行了第三次反“围剿”战斗。2个多月时间内，大小12余战连战皆捷，解放了6座县城，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左右，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成为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军事力量。同时有力地牵制了西北国民党部队，为红二十五军及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做出了杰出贡献。

通过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在陕甘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不但建立起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革命队伍，有效打击了一切敌对势力，同时使陕甘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革命必胜的光明前景，激发出英勇顽强的革命斗志，甘洒热血的献身精神，踊跃支前的革命热情，使陕甘边区重现革命生机。

（三）武装斗争的开展，推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和巩固发展。

回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主要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南梁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不论困难多大，形势多严重，都始终贯穿了武装斗争这条主线。从最初的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吃穿开始，到后来长途奔袭、打击劣绅匪患军阀，再到后来根据地不断探索创建、转移发展，都是靠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来保证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组建当地游击队和西北红军部队，不断开展武装斗争，是无法取得土地革命的巨大成功，是建立不起革命的队伍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形不成东至黄河、西至环江、北至长城、南至淳耀包括陕甘两省18个县的广大地区的这个革命根据地的。所以说，经过不断开展的武装斗争，才不断的推进了根据地的创建步伐，取得了一系列革命成果。

为了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成果，武装斗争同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创建的革命根据地，随时都在扩展，随时都在变化，今天可能属于苏区的地盘，明天可能就会被敌军占领。所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员，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指挥地方游击队和西北红军主力部队，成功的进行了以三次反“围剿”为代表的武装斗争，极大地打击了陕甘边区的军阀匪患，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西北驻军，形成了军事对抗的格局，用鲜血和忠诚捍卫了这块革命根据地。历史不容置疑，如果没有开展这一系列的武装斗争，是创建和巩固不了这个“两点一存”的革命根据地的。所以说，组建军队，开展“武装斗争”，是西北共产党员解决陕甘边敌我矛盾，保护革命成果的有效手段。

三、加强“党的建设”，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和人才保证。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是一个历经风雨不断完善的政党。在建党发展的90年历程中，正是始终注重了党的建设，才使党员从最初的十几个发展到今天的7000多万，由最初的星火传播到现在的执政兴国，使一个落后挨打、饱受屈辱的旧中国变为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现代化强国。可见，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陕甘边党的建设，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共经历了10年时间。从建设历程来看，不论“兵运”工作如何艰苦，组建军队如何艰难，成立苏维埃政府如何艰辛，西北共产党员都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在不断变化的斗争环境中，从思想和信念上建设自己、完善自己。他们团结带领民众，坚定革命信仰，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气馁，失败了再站起来，经受住了各种严刑拷打、分化瓦解、磨砺考验，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首先发展党员，然后逐步扩展壮大，最后将党的组织建立到陕甘边区山川塬边，这是西北共产党员进行党的建设的巨大成就。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有限的革命力量在地方杂牌军队、民团、土匪、哥老会的围追堵截、杀戮迫害下，经常是进山沟、钻梢林，东躲西藏，露宿野外，吃不饱、穿不暖。在这种环境中干革命，如果没有具有坚定党性的共产党员带头，如果没有党组织的团结带领，就无法凝聚人心，就统领不住这个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革命队伍，随时遭遇投敌叛变和解散的结局。为此，西北共产党员进行了不断探索。1927年，以王孝锡为主的陇东早期共产党员就在宁县太昌建立起了陇东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宁县支部，拉开了在陕甘边区建设党组织的序幕；随后陕北特委派来张秀山、张东皎、马云泽、高鹏飞、李树林、黄玉华、贺晋年等十几名党员在苏雨生的部队中成立了党的组织—军委会，成立学兵队，组织开展宣传，教育争取士兵和进步军官，培养军事干部，为以后的靖远兵暴、西华池起义打下了坚实基础；1934年11月，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实施了一系列新政措施，使党的组织建设由少到多、由弱到强，形成了基本完备的体系。伴随着革命的向前不断发展，陕甘边苏区也在不断扩大，建立起来的大片革命根据地如何得到巩固发展，就更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完善的党组织做保证。经过艰难的建设，至抗战爆发前陕甘边区的党组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拿陇东来说，在苏维埃区域内，有隶属于陕甘宁省委的华池、环县、曲子三个县委，有隶属于关中特委的新正、新宁县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建立有庆阳、合水、驿马关、镇原、宁县五个县委。这三个区域内县辖区委达到了63个，区辖乡党支部51个，党员近2500名，使党的工作不但在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内得到发展，同时将党的工作也发展到甘肃的平凉、泾川和陕西的长武等地。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过程中，西北共产党员同样进行了反左、肃反等政治运动，经受住了不断的思想洗礼和斗争考验。特别在革命斗争异常残酷、关系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团结和带领陕甘受压迫民众，以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毅力，克敌制胜，奋勇杀敌，保存了党的有效实力，抒写了一笔笔辉煌的战绩，成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核心领导力量。但我们也看到，陕甘边党组织的建立，虽然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有近十年的发展历史，但从党组织的力量或党员数量来看，力量还是很弱小的。特别是国统区党的组织和活动还是秘密的、地下的，党组织的干部包括苏区内党的干部多由陕甘宁省委和当地驻军直接选派担任，地方干部数量很少。可以说，党的组织还没有真正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党的建设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积累了一定人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与革命建设的需要相比，人数还是有限的。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的西北共产党员，虽然存在这样或者那样一些不容忽视的缺点问题，总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但如燃起的盏盏明灯，已经照亮了陕甘儿女寻求进步、追求幸福的革命进程。正是在他们的组织带领下，才取得了一次次陕甘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用实际行动探索了党的组织体系建设，践行了党的先进性，这笔财富成为新时期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宝贵材料。所以说，加强“党的建设”，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巩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和人才保证。

综上所述，党的“三大法宝”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得到了成功实践，在各自领域都得到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然这种积累还是低层次的，但她奠定的基础性地位不容动摇，成为新中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推动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借鉴的“三大法宝”。当然这三大法宝不是孤立的单独存在，而是互为一体，彼此交融。如果缺少了那一方面，或者那一方面做的不好，都会阻碍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步伐。由此启示我们：庆阳地处西北落后地区，由于主客观原因所致，在发展上与外省、外地区还有巨大差距。可不论处于怎样的时局环境，一定要发扬老区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使中共党员能够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与党中央同声音、共步调，成为搞好老区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力量；要坚持创新发展，积极走改革开放之路，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抓好陇东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搞活经济，强市富民，为跨越发展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站在“武装斗争”的高度，妥善处理好发展中的一切矛盾和纠纷，旗帜鲜明的与一切敌对势力和腐败行为作斗争，维护庆阳的和谐稳定，保护人民的安居乐业，赢得民心，治理天下。

参考文献：

1、习仲勋：《人民日报》，《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

2、1986年第2期：《军事资料》，“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情况”。

3、刘凤阁、任愚公：《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

4、郭文奎：《南梁烽火与中国革命》，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5、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甘肃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宣讲材料》，1991年12月内部版。

6、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中共正宁县委员会、中共庆阳地委统战部：《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1995年3月内部版。

7、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中共庆阳县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1995年9月内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