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远离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的情况下，按照党的决定，以井冈山为榜样，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旗帜，积极组织和领导陕甘地区的军民，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百折不挠，英勇奋战，实事求是地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在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后，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们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铸就的“南梁精神”，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今天，我们在纪念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78周年之际，回顾“南梁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科学内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下面我简要地谈三个问题：
一、“南梁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都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开展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开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陕甘地区举行的70多次兵变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的局势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①他们汲取了这一深刻教训，坚持从陕甘地区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做出独特的贡献。
早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正处于危难之时，有的人背叛了革命，有的人对革命前途发生动摇，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坚信反革命一定会被打倒，革命一定会胜利。他们认真地总结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失败的教训，明确提出“要向井冈山学习”的口号，坚决主张创建革命根据地。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他们曾设想在陕甘交界的桥山山脉创建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结果被国民党军发现而失败；1932年6月上旬，他们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由鄜县（今富县）东进，企图在韩城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结果又遭到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而失败。尽管如此，他们对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坚强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1932年9月，刘志丹、谢子长在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主力北上时，将特务队交由习仲勋、李妙斋指挥，要求他们在陕甘交界的照金地区坚持游击活动，开辟革命根据地。他们认为：照金位于栒邑（今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5县之交，北靠桥山，南接渭北平原，其间山岭连绵，交通不便，是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该地区又是陕甘红军游击队、渭北游击队的老游击区，群众基础好，居民大多数是贫穷的外来户，迫切要求土地革命；当地虽有几支民团，但人数不多，驻守分散，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军游击队生存和发展。因此，习仲勋、李妙斋按照刘志丹、谢子长的指示，经过近1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但是，由于叛徒陈克敏的出卖，国民党军于1933年10月16日袭占了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薛家寨，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沦于国民党军之手，红军游击队又陷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困境，伤员无法安置，生活极其艰苦。
面对这种艰难处境，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南梁地处陕甘交界地区，南临原照金根据地，东、西、北邻近延安、庆阳和保安（今志丹）县城，属于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麓。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交通不便，地形复杂，便于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同时，该地区的国民党军多系地主武装，战斗力薄弱；当地人口虽少，但深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革命要求迫切。因此，红26军第42师组成后，按照包家寨会议的决定，以连为单位，分散到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二将川、凤川一带，迅速展开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粮食、分牛羊，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同时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分别在安定、南梁、照金成立了游击总指挥部，组织游击队和赤卫军，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积极配合红26军第42师的行动。经过广大军民近1年的艰苦斗争，红26军第42师占领了陕甘边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除了近100个国民党军的据点，废除了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成为陕甘边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二、“南梁精神”的深刻内涵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坚持从陕甘边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并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铸就了“南梁精神”。其深刻内涵是：
首先，他们始终坚持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实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农武装割据”。他们认为：这三者的关系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只有坚决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并由此逐步走向全国胜利；只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只有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才不至于变为流寇式的战争，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只有把这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造成像毛泽东所说的：“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②的生动局面。实践证明，刘志丹等采取的这三者有机结合的方针，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扩大的重要保证，特别是实行的“狡兔三窟”办法，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毛泽东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其次，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认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最根本的一环是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这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他们按照中共中央颁布的土地法令和结合陕甘边区的实际，在分配土地斗争中，实行平分土地，彻底铲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坚持给地主以生活出路，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这不仅有效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使地主、富农有了安身立命之本，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同时，他们还实行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政策，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和地主武装采取区别对待，孤立和打击反动的，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实践证明，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武装，巩固红色政权，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关于对待反动阶级要从政治上瓦解，思想上教育，生活上给予出路的新鲜经验。
另外，他们还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刘志丹等认为，在战争年代，由于敌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更应该重视加强经济建设，否则，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没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因此，他们决定，在根据地内成立银行，发行自制布币，开办牧场和实行集市贸易，吸引外来商人经营，以便互通有无。这不仅有效地冲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而且使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得以恢复和发展，军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革命根据地成了当时陕甘地区的红色中心。
与此同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根据地内，还普遍建立了贫农团、农会、工会、赤卫军、青年团、妇女会、少先队和儿童团等组织，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一系列明确规定，特别是实行人民文化运动，收到比较大的成效。当时，他们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在陕甘根据地还创办了列宁小学、扫盲班、夜校等，设立了禁毒、禁烟、放足委员会，开展了“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劝戒吸鸦片烟、劝废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等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有所发展，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有较大提高。为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他们主动积极地参军参战。
再次，高度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从陕甘边区革命武装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特别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们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在陕甘红军中逐步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使部队连有支部，团以上单位有党委；建立健全了政治机关，实行政治委员制；实行民主制度，废除军阀残余，在连、营、团各级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等政策。同时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他们创办了军政干校，刘志丹亲自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负责教学工作，分批轮训各级干部，不断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加强部队的军政训练，努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改善部队的生活，密切同群众的关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特别是党员和干部率先垂范，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第四，十分重视地方革命武装的建设。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尤为重视地方革命武装的建设。他们采取先建立赤卫军，尔后发展成为游击队，再上升为正规红军的路线，使陕甘边区逐步形成了主力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武装力量体制。诸如在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他们先后在南梁、小河子村、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等地建立了5个赤卫军，共1000余人。后来，赤卫军又发展到10多支，共2000余人。赤卫军平时担负站岗、送信、捕捉敌探、转运伤病员、坚壁清野等任务；战时，积极开展游击活动，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并随时准备补充红军和游击队。
正由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始终坚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方针、政策和策略，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1934年秋，在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后，中共陕甘边特委于甘肃华池荔园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任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以及红军广大指战员为此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革命史册。
三、“南梁精神”的科学价值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实践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深深懂得：领导中国革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战胜凶恶的敌人，唯有中国共产党莫属。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权，这种绝对领导权是使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坚持到底并取得彻底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因此，他们在创建根据地和革命武装的斗争实践中，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处处以大局为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为此，他们首先坚持一切从陕甘地区的实际出发，同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等深刻地认识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必须坚持一切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1932年7月，当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到达陕甘边区后，盲目地要求陕甘红军游击队“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刘志丹等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同这种“左”倾教条主义展开了斗争。同年8月中旬，当陕甘红军游击队攻占正宁后，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又要求弱小的红军游击队坚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五顷塬，并命令彻底摧毁五顷塬周围的国民党军的坚固据点，要求在20天内完成土地分配工作。对此，刘志丹等坚决反对，认为这是蛮干，只有失败，决不会成功。但是，省委代表拒绝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结果使王郎坡、五顷塬、三嘉塬等战斗失利，陕甘红军游击队遭受很大损失，被迫退至马栏镇地区坚持斗争。更为严重的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红军游击队后，诬蔑刘志丹、谢子长等“有反革命阴谋”，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并实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杜衡等否认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把当时正当的游击战争当作“游击主义”，把必要的战略退却当作“逃跑主义”、“梢山主义”等来加以批判，一味命令红26军实行冒险进攻，夺取重要城镇，企图实现革命在陕西省首先胜利；他们否认对敌人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实行关门主义，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们故意扩大国民党军“进剿”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严重性，竭力主张放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下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并声称：渭华地区形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还说什么该地区距西安甚近，可以威胁国民党西北当局的反动统治中心，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对此，刘志丹等坚决反对。他们指出：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情绪低沉；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照金这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并强调说：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形势是会好转的。如果红26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但是，杜衡不但拒绝采纳刘志丹等的正确意见，反而诬蔑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顽固地坚持其南下的错误主张，致使红26军第2团全军覆没。
其次，以大局为重，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1935年9月，刘志丹等获悉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红25军进入陕西保安豹子川后，十分欣喜，并亲自起草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要求陕甘地区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动员全体党员及根据地每个劳苦群众，热烈欢迎红25军北上同我们会合。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保安豹子川迎接。9月16日，刘志丹亲率红26、红27军到达延川永坪镇，同红25军胜利会师。17日，中共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召开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决定将红25、红26、红27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以大局为重，积极协助徐海东等率部南下，于10月1日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设伏，全歼国民党东北军第110师第628、第629团及师直属队，毙伤其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其团长裴焕彩以下官兵37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七五山炮4门、八二迫击炮8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62挺、长短枪3000余支，五十瓦电台一部，为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奠定了基础。
正当红15军团反“围剿”斗争进入紧要关头，“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诬陷刘志丹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等等，先以“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为名，把刘志丹排斥在中共陕甘晋省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外。接着，又以“肃反”为名，在劳山战役胜利之后，把刘志丹骗离前线而秘密逮捕。这是“左”倾教条主义在陕甘地区恶性发作的集中表现。但是，刘志丹、习仲勋等获释后，仍然以大局为重，为党和人民积极工作，不曾丝毫懈怠。
再次，坚持民主集中制。刘志丹、习仲勋等工作作风十分民主。1935年7月，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陕甘根据地失败后，又以东北军为主，调集10多万兵力，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企图彻底消灭陕甘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面对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要求陕甘红军向神府地区发展，实行退却逃跑的方针，刘志丹等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虽然兵力多，武器装备好，但其内部派系林立，矛盾很深，指挥不统一，各有各的打算，形不成合力，况且他们的部署尚未就绪。因此，他们主张利用国民党军之间的矛盾，集中陕甘红军主力，采取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首先打击孤军深入的阎锡山晋绥军，尔后转移兵力，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
当时，刘志丹为了集思广益，慎重起见，于8月12日在陕北绥德义尚坪主持召开了前敌总指挥部会议，讨论西北工委的指示，决定应敌方针。会议根据敌对双方的实际情况，一致认为，工委的指示不符合当时陕甘地区的实际情况，遂决定主力红军继续南下，打击入陕的晋绥军。并指示独立第3团向葭县（今佳县）发展，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米脂、横山游击队向北发展，支援神府地区的斗争。
8月20日，刘志丹率领红26、红27军主力向突入绥德、吴堡地区的国民党晋绥军发动进攻，首战定仙墕，歼其1个团，击毙其副团长以下官兵200余人，俘其1800余人，迫使晋绥军退回山西。是役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这时，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由于不了解遵义会议的精神，同原在陕甘地区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相结合，竭力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代表团大肆鼓吹全国和陕甘的形势都处在“伟大阶级决斗的前夜”，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相比较已占了“绝对优势”；党的任务是巩固与发展陕甘根据地，并与“陕南、四川、甘肃、青海、新疆连接起来”；要求弱小的陕甘红军实行“全线出击”，进攻“中心城市”，不让国民党军蹂躏根据地一寸土地；断定刘志丹等是右倾，要求攻打延安等重要城镇，反对所谓“取消主义”，等等。
面对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刘志丹等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出发，仍然没有屈从。8月27日，他在文安驿主持召开了红26、红27军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再次讨论如何应敌的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红26军第42师第3团南下鄜县（今富县）、甘泉地区，侦察国民党东北军的行动部署，并相机消灭其一部；其余兵力北上横山地区，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这样，无形中又加深了“左”倾教条主义推行者对刘志丹的嫉恨。特别是红25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那些在鄂豫皖根据地追随张国焘搞“肃反”的人，与陕甘根据地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相结合，把张国焘编写的《肃反》小册子拿来照搬照抄。
9月21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决定成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实行所谓的“肃反”，大批逮捕原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营以上干部，并把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陕甘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刘志丹作为“肃反”的首要目标，给陕甘局势造成严重危机。
10月20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的第二天，即接见了在该地区活动的游击队队长张明科和红15军团第78师骑兵团政治委员龚逢春，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了解到陕甘晋省委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刘志丹等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一部分干部已被残酷杀害，十分震惊。他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马上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迅速奔赴瓦窑堡，接管中共陕甘晋省委控制的保卫局。随后，又决定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等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这次错误的肃反工作。
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临行前，毛泽东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王首道等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迅速赶到瓦窑堡，代表中共中央审阅了刘志丹等的有关案卷，同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刘志丹等决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而是一贯对中国革命事业忠贞不二，屡建功绩，是经受了严峻斗争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
11月7日，经中共中央代表的审查，刘志丹、习仲勋等大批被诬陷而逮捕的同志获释。
12月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平反大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无罪，决定立即释放，并分配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并严厉地批评“左”倾教条主义推行者：逮捕刘志丹、习仲勋等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周恩来批评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时，戴季英还狡辩，周恩来严肃地说：象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象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接见了刘志丹等，亲切地安慰和鼓励他们继续为革命事业工作。毛泽东对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不过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他又说：“陕北这个地方，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③刘志丹听了十分感动，毫无怨言，并代表全体获释的干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他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刘志丹再次谦虚地表示：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并以坦荡的革命胸怀，反复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为了严明党纪，毛泽东、党中央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对戴季英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毛泽东的指示和刘志丹、习仲勋等被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陕甘地区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党中央先后任命他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等职。后来又增补他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刘志丹衷心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率先垂范，坚决贯彻执行。1936年3月31日，他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与政治委员宋任穷率领红28军东渡黄河，同红15军团并肩战斗，取得了许多胜利。4月14日，他在围攻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33岁。
刘志丹牺牲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和广大军民深感悲痛，当刘志丹的灵柩运回瓦窑堡时，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扶柩送葬。毛泽东主席亲自向刘志丹的家属表示慰问。
1943年，刘志丹牺牲7周年时，党和人民把他的遗骨迁回保安县修筑的陵墓。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刘志丹将军之墓”的碑志，并写了一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碑石，还作了题词：“我到陕北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是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④同年8月，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⑤这是对刘志丹等光辉一生的高度褒奖。
注释：
①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纪念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61页。
②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9页。
③高锦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刘志丹纪念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50页。
④《刘志丹纪念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686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刘志丹纪念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4页。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