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不能不研究陕甘边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长征的这种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陕甘边根据地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而且表现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始终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开展着迎接红军长征的艰苦工作，直接或间接地支援和有力地配合了各路红军长征，对于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但是，由于各方面资料条件的制约，人们在对各路红军长征的研究给予很大关注同时，对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迎接红军长征方面所做的各项工作情况则不甚了了。笔者试图就此问题粗浅地探讨。
一、努力排除“左"倾错误的干扰，成功创造巩固的长征落脚点
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对于迎接红军长征所做出的最突出贡献就是在外有优势的敌人进攻、内有“左”倾错误危害的严酷环境中，孤军奋战，忍辱负重，终于成功地保存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个“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创造了长征落脚点的地域条件。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个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在王明“左”倾错误笼罩全党，陕甘边区党、红军和苏维埃工作受到“左”倾错误干扰的条件下，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区党和红军主要负责干部顾全大局，开拓创新，在反复的磨难和曲折中创造出来并得以保存的。
长期以来，党史学界有这样一种习惯性的认识，说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会成为“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由于“这里的党组织和红军离开当时‘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较远，错误的东西难以较快影响到这里”，因而受到的“左”错误危害较轻。这种认识是不符合陕甘边区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当1933年夏季王明“左”倾错误发展到高潮时，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也受到了极为严重影响，遭到了灭顶之灾。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仅有的一个团)在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的强迫命令下，脱离陕甘边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几乎全军覆没；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被敌人破坏，杜衡等人叛变，陕甘一带的党组织和党员受到严重损失；8月，渭北游击区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陷落；10月中旬，照金根据地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陷落。这就是说，早在红军长征前，陕甘边区的根据地和红军在“左”倾错误的干扰下受到的挫折和失败一点也不比别的根据地少。因此，创建“硕果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一个可靠的落脚点的任务在当时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也是十分紧迫的，这是迎接红军长征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面对一连串的失败，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红军和革命群众毫不气馁，他们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在陈家坡会议和包家寨会议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觉排除“左”倾错误干扰，克服了超乎想象的困难，正确制定了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武装斗争，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三路游击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等一系列的战略决策。1933年11月，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莲花寺成立后，立即挥师南梁，扫荡陕甘边区的反动地方武装。同时，党和红军还派出工作人员深入山区，访贫问苦，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等群众性革命组织。经过扎实细致的工作，到1934年2月，南梁革命根据地粗具规模。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小河沟成立，习仲勋任主席。从2月到5月，南梁革命根据地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8个县的农村，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为了统一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后方，支援前线，扩大红军的游击战争，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正式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在受到种种指责和刁难的情况下，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坚持从陕甘边区的实际出发，认真开展扎实细致的群众工作，提出并施行了著名的“十大政策”，促进了陕甘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建设的深入开展，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使革命武装斗争得到了广泛开展，主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5000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4万平方公里。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调集4万大军对陕甘边、陕北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根据地军民经过5个月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终于实现了为红军长征提供一块巩固的落脚点的目标。
1935年8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越雪山、过草地，向西北实施战略转移，陕甘根据地对于红军长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0余万大军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疯狂“围剿”。九十月间，正当反“围剿”战斗处于紧要关头，“左”倾错误的阴霾又开始笼罩在陕甘边区的上空，刘志丹、习仲勋身陷囹圄。在生死考验危急关头，刘志丹、习仲勋想得最多的问题还是保存这块根据地，保存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正如1980年10月11日，李维汉在与陕西省部分党史工作者座谈时指出的那样：刘志丹明知一部分同志被冤屈关起来，自己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起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大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由此可见，刘志丹、习仲勋为创建和保存陕甘边区这块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无私的牺牲。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巩固和发展，就是陕甘边区党、红军和根据地革命群众为保障红军长征胜利而从事的最重要、最关键的迎接工作。
二、及时自觉地用各种方式给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传送陕甘边根据地的信息
1933年后，陕甘边区的上级党组织陕西省委遭敌破坏后，陕甘边区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刘志丹、习仲勋等党政负责干部曾多次派人去西安、上海试图用各种方式建立与上级党组织和中央的联系渠道。据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的张策回忆，仅他见到过的就有两次：一次在1933年打合水前，红军在黑慕塬时，师党委曾派秦武山到关中国民党统治区找陕西省委。另一次是1934年三四月间，在荔园堡的呼志录(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粮食委员长)家中，由张策执笔，在纸烟盒里的那一张很薄的纸上，用很小的字写明陕甘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简要情况，派了一位叫王锦全的府谷籍青年战士，前往上海找党中央。解放后张策与金海旺同志一起工作时，曾听他谈到那时有个陕北同志找党中央，但因当时上海的情况十分紧张，白色恐怖极为严重，这个同志就在上海拉人力车维持生活。总之，因各方面因素限制，在很长的时间内，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寻找上级党和中央的努力都没有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扩大红军的活动范围，形成一定的声势，制造令人震惊的舆论效应，不失为一种间接地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沟通信息的有效方法，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沟通与党中央的联系创造了信息上的有利条件。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二十六军主力依托根据地，向敌人发起了一系列的攻势。1934年11月15日，刘志丹、习仲勋获悉敌环县县政府正在集中5个区的反动民团整训，决心拔掉这个隐患，命令骑兵团从南梁出发，到达悦乐附近与庆阳游击队会合。按照预定方案，骑兵团一连一排作为先头部队，提前到达曲子新城，他们将马匹隐藏后化装进城。16日拂晓，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到达曲子，立即向敌发起猛攻。提前化装进城的红军战士也突然拔出手枪投入战斗。敌民团和保安队有的还在蒙头大睡，有的见城内外一起响枪，不知所措。遭到突然袭击后，顿时乱作一团，稍作抵抗就四散逃命。环县民团团总李恒泰被红军堵在群众家中活捉，保安队长崇敬义率保安队20余人逃到曲子北台，也被红军包围在打瓜洼的山头上活捉。整个战斗仅用了半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此次战斗，红军击毙国民党区长朱文成，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十几匹，长短枪60余支，子弹及其物资一批，红军无一伤亡。曲子战斗胜利结束后，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李恒泰、崇敬义等反动分子3人，并将缴获的粮食和衣物一部分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和群众。
不久，红军主力又长途奔袭长武县城。1935年1月，骑兵团从南梁根据地出发，越子午岭，经正宁、宁县，强行通过敌军的三道封锁线，直插泾河川，挺进和越过西兰公路。骑兵团利用在洛河川交道塬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服装，化装成敌军，向长武进发。沿途民团见正规军来到，恭敬相待，不敢怠慢。红军骑兵团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抵达敌后方重镇长武。杨森师长一声令下，数百名红军骑兵战士跃马挥刀，向长武县城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歼敌守城自卫团100余人，缴获武器百余支，还在长武城内打了土豪，筹集到经费万余元及一些食盐、布匹、鞋袜、香烟等物资。泾川县城守敌吓得闻风丧胆，弃城而逃。杨森即率领骑兵团乘胜消灭了瑶店等据点的反动民团，然后途经西峰董志塬又抓获了3名劣绅，胜利地返回了南梁根据地。
红军闪击长武的战斗和奔袭曲子新城的战斗影响甚大，尤其是闪击长武的战斗，切断了西北的交通要道——西(安)兰(州)公路，对陕甘两省造成极大震动。各地的报纸都对此作了报道。《大公报》说，陕甘边区的红军“攻曲子，陷长武，陇东震动”。从实际效果来看，这几次战斗客观上起到了沟通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联系的作用。1935年以后，陕甘边区的红军和根据地的活动成为全国新闻关注的焦点。各地报纸对陕甘边红军的行动作了大量的报道，这就为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了解西北红军及陕甘边根据地发展的最新消息提供了信息资源。
但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与长征中的党中央建立某种信息沟通方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努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造成这一严重现实的原因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由于各地党组织被敌人破坏严重，同时也由于党中央与上海局的电台联系中断，党中央处于被敌封锁、信息隔绝状态，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全面了解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直至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长征进入甘肃后召开的俄界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研究和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时，还未能作出以陕甘根据地为长征落脚点的决定。在俄界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对于长征落脚点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就永久打游击战争，我们不应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张闻天在发言中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说：“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力量是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改变，在陕甘创建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的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地来进行国内战争。”这时，党中央因不知道地域辽阔的陕甘根据地和强大的西北红军的存在，作出了以游击战争方式打到苏联边界去的决策。
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进占甘南重镇哈达铺，毛泽东急切地渴望通过新闻媒体的渠道了解西北的情况，这正好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与党中央建立联系的努力相吻合。从缴获到的敌人报纸和发现的陕甘红军宣传材料中，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终于了解到了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展壮大的详细情况。9月22日，中央军委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一定要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9月26日，陕甘支队进抵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确定了以陕甘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战略决策。
就在党中央和长征红军北上陕甘之际，刘志丹、习仲勋也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有关中央红军长征的比较准确的消息，他们自觉地行动起来，直接派出人员，进入敌占区寻找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1935年10月15日左右，刘志丹派出的人员终于在镇原三岔一带迎接到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毛泽东看过信后，站在山顶上，向正在休息的部队大声召唤：“同志们!我们就要到达陕北苏区了!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派人来接我们了……”毛泽东的话还没讲完，山坡上立刻欢腾起来。
另据《肖锋长征日记》记载：“10月11日，晴，军团直属队经冯家庄、岩于底，蔡口集到苦水常宿营，行程九十里。现在我们已经靠着陕北地界了。朱主任收到陕北红军独立师热烈欢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通电。通电说，我陕北红军独立师热烈欢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愿做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敢死队，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宣战，用实际行动欢迎红军北上抗日，巩固抗日的西北阵地。看到这一通电，大家都十分高兴，与陕北刘志丹的红军就要会合了。我们盼望的一天就要来到了。”
可以断定的是，在当时信息不通、对于中央红军行军路线不了解的情况下，刘志丹、习仲勋派出联络的人员绝不只是见到中央红军的这一路，他们为了迎接长征红军，殚精竭虑，精心谋划，必定派出了多路的人员，在更广泛的地域打听着中央红军的踪迹，最终才找到了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使之成为长征故事中的一段最动人的佳话，这对于长征胜利作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三、积极开展长征红军将要路过地区的群众工作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人时刻关心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他们通过地下党及统战关系，多渠道收集中央的最新消息。当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张文华就回忆说：我们收到甘泉、延安、郎县教育局和高等学校转来上海中央局发出的“八一宣言”材料，知道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号召组织地方抗战队等，也知道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痛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军事委员会朱德、周恩来、王稼祥。7月下旬，陕甘特委代书记习仲勋同志主持召开扩大会，由我起草决议案和形势报告以及动员1600人参加红军通知，经会议通过后印发各地。
1935年7月下旬至8月初，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代理书记、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研究陕甘边区工作的同时，也专门研究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工作，在8月5日通过的《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中，对于长征红军行动方向的判断作出了正确的估计：“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的会合，且更顺利的向北进攻。”据此，习仲勋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中央红军将要到达地区——甘肃的工作，因为向“甘肃发展在策应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方面有着极大意义”，虽然合曲环以至宁(县)正(宁)是人烟稀少的千百荒山，但为了与中央(红)军的呼应，必须争取陇东的发展，而宁(县)、正(宁)、庆(阳)、合(水)、环(县)是争取陇东的必要阵地。
在这次会议后，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甘肃敌占区的工作。在甘肃敌占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陕甘根据地红军胜利的消息，这就为中央红军在甘肃顺利长征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后来，中央红军来到甘肃后，当地群众因早风闻了红军的英名，所以一听来的部队是红军，立即开门迎接，并热情地为红军腾出房屋，置办粮草。《杨尚昆回忆录》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时，杨尚昆见到习仲勋后，高兴地对习仲勋说：我们长征到达哈达铺时，看见了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这个传单上印着“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仔细看了内容后才知道这个中心城市就是瓦窑堡。杨尚昆接着以开玩笑的口吻问习仲勋：“瓦窑堡就那么一点点大，还算什么中心城市啊?”习仲勋也笑着答道：“瓦窑堡在陕北算个很大的地方了。这里早有‘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当然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杨尚昆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见了这些材料的确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陕甘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哈达铺位于甘肃南部，在岷县和西固县(今宕昌县)之间，距离陇东根据地很远。但从杨尚昆在哈达铺能看到红军宣传材料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迎接中央红军，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当时甚至派人将西北红军的宣传材料散发到了甘肃南部一带，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陕甘边根据地迎接长征红军的工作，不但对敌占区群众起到了直接的发动作用，而且对于长征红军也起到了鼓舞的作用。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朱开铨就曾经回忆说：红军到哈达铺后，从当地邮局得到不少的报纸，我们在报纸中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在陕北有一块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这个消息使大家都非常高兴……现在得知陕甘有一块红军的地盘，有一个落脚点，大家的高兴劲就别提啦!朱开铨还回忆说：我们在通渭城时，还亲眼看见以刘志丹的名义发出的布告，主要内容我记得是公布红军的主张，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当时我们都非常高兴，战略转移的任务就要胜利结束了，从万般艰难中走出来的中央红军面前出现了光明。我们自从离开中央苏区后，辗转征战，流离颠沛近一年，眼看就要到家了，我们怎么能不高兴呢?
在陇东，因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刘志丹率领主力红军北上陕北作战，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大部在敌重兵的进攻下失陷。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各级党政组织，积极开展根据地的恢复工作，摧毁敌人的政权，为红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扫清道路。9月，在习仲勋领导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恢复建立了庆北办事处。9月下旬，华池战区成立，崔凤鸣任党委书记，高生荣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驻地在南梁李沟门。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白马区苏维埃政府)由原二、三、四区的部分地区合并组成，机关驻南梁阎洼子，辖玉皇庙、白马庙、刘坪三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李兴高；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林镇区苏维埃政府)，由原一、四区部分地区组成，机关驻林镇梁沟门，辖三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安仲成。在华池战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南梁根据地人民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迅速消除战争创伤，各乡、村的红色政权都逐步恢复和建立。
陇东根据地的恢复对于确保党中央和长征红军顺利进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防止国民党军追击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1935年11月9日，当时在西北采访的《大公报》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非常客观地报道了陇东一带群众掩护长征红军、阻止敌人追击的种种活动。他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说，国民党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地寥若晨星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国民党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于进退失据之苦境中。彭德怀于洞悉此种情况后，乃集结其饥疲的红军约五千之众，于陕北边境上作猛烈反攻，国民党军乃不得不相继退下，未敢再行深入。由此可知，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在长征红军将要路过地区的群众宣传和组织等方面的工作成效是很显著的。
四、积极为各路长征红军筹备粮草，开展支前工作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迎接红军的准备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粮食和物资方面的工作。对于这个方面的工作，过去研究得比较少，但是，从一些资料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陕甘边区党政组织为迎接各路长征红军，及早动手，未雨绸缪，细心地筹划着、安排着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对于红二十五军的支前工作。据当时任甘洛县第一区赤卫军大队长的李世俊回忆：1935年7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下寺湾的河滩上，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红二十六军的部分部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干部及政治保卫队，甘洛县各区赤卫队，及延安、富县几个临近区的赤卫队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大会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同志首先讲话，他说，我们根据地的形势发展很快、很好。最近，我们的一支兄弟部队要到陕甘苏区来，我们要积极做好迎接他们的一切准备工作。接着，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长马锡五同志讲话。马锡五在讲了形势问题后，接着重点讲了粮食工作。他说：“现在我们根据地军民要十分重视粮食问题。习仲勋同志讲了，我们的兄弟部队要来。这样，粮食工作就更显得重要。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兄弟部队一到，我们就需要比现在还多的粮食。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向农民要更多的粮食，咋办呢?我的意见，今后打下地主、土豪劣绅的粮食，都要节约使用，要保管好这些粮食，防止霉烂，使兄弟部队来我们这里后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多，我们粮食的主要来源还只是打土豪、打地主，所以，大家要十分注意节约粮食；同时，还要争取多种、多打粮食，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马锡五同志讲完后，甘洛县第一区区委书记王英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种好庄稼，多打粮食，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李世俊接着回忆说，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是哪个兄弟部队要来。过了不久，到这年八月，红二十五军果然在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的带领下，转战陕南、陇东来到陕北苏区，有好多部队还在我们甘洛县一区的永宁山附近宿了营。这时，已担任甘洛县一区区主席的李世俊，送了十多头猪、一百多只羊等许多慰劳品慰问红二十五军的将士。
红二十五军到来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发动根据地群众积极支援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根据地“群众也象接待亲人一样，腾房子，碾米磨面，送猪羊，热情慰劳”，到处洋溢喜迎亲人的欢乐气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军委主席刘景范前往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在下寺湾一带休整的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也派团长黄罗斌为代表，到刘家堡欢迎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
习仲勋主持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致欢迎词。徐海东、戴季英和红二十五军全体将士与边区军民一道参加会议。红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会后，还演出了眉户剧，款待红二十五军的将士。徐海东看后连声称赞道：“好戏!好戏!”在陕甘边根据地军民的热心照料下，红二十五军将士很快恢复了体力。
对于中央红军的支前工作。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用鸡毛信将这一特大喜讯传遍了整个陕甘边区。赤源县委派了一个赤卫军大队长，抬着牛、羊慰劳中央红军，陕甘晋省委也派人前去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苏区人民全体行动起来，为中央红军碾米磨面，赶制棉衣、棉鞋，保证了中央红军的物资供应。
11月21目，直罗镇战役开始，陕甘边根据地的军民积极行动起来，支援红军的作战。在陕甘边区军民的大力支援下，直罗镇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1月30日，红一方面军举行营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作了总结，他指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这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胜利与敌人失败。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对直罗镇战役作出高度评价，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对于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支前工作。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红军主力开始向陕甘根据地靠拢，陇东根据地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加紧开展支前工作。11月16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动员群众消灭胡宗南的战略指示》中指出：“胡宗南加紧向我进攻，我军采取诱敌深入，大举消灭该敌的旗帜，红军日内开到山城堡、环县之线，请你们动员工作人员及全体民众援助红军，一致对敌，紧急筹集粮食一个月，[并对]敌到地区坚壁清野。”遵照指示精神，陕甘宁省委发动曲子、环县、华池等地的群众，为红军主力部队运送粮食、蔬菜、麦草和门板，组建兵站和医院。为了完成筹粮和运输任务，陕甘宁省委还在环县地区成立了“动员委员会”，并制定了粮食保管、运输及供给制度，以减少浪费。筹粮工作以没收土豪、地主藏粮为主，同时在小地主和富农中进行募捐，还购买了一部分粮食，全力保证了数万红军将士的粮食供给。11月21日，山城堡战役开始后，曲子、环县根据地人民群众组成了许多担架队、运输队，抬担架，送弹药，源源不断地将各种粮食、物资运往前线，抢救伤病员，为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做了必要的后勤保障工作。
综上所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为迎接各路红军的长征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曲涛，陇东学院政法经管系主任，教授。
原载：《陕甘边根据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