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后,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从而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935年5月,陕甘边区的党政军机关移驻甘泉县洛河川下寺湾一带,习仲勋随边区苏维埃政府驻义子沟。在此前后,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成员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委书记李生华去了陕北学习,实际工作由习仲勋兼管。政府主席仍是习仲勋。
习仲勋在洛河川一带仅住了六个多月,但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是一段刻骨铭心而又异常艰难的时日。陕甘边区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习仲勋在此次肃反中身陷囹圄。
7月,在陕甘地区根据地军民刚刚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之际,蒋介石调集15万兵力,重点“清剿”陕北苏区。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此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朱理治以“中代”派驻西北代表名义到达陕北。不久,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的代表聂洪钧也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
7月15日至21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长篇指示信和军事指令,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一场所谓“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很快开展起来。习仲勋等陕甘边区领导在此次酝酿已久的政治风波中,经历了一个由不认识到逐渐认识再到抵制的过程。习仲勋曾回忆说:“当时那个会议我也是参加了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革命不积极的,有错误思想的分子应该反对,有什么不好?以后看反的程度不对了,一些正确的人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但口里还是不敢讲,要表现积极,心里很苦闷。”
8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曾派李景林、惠碧海等带人到陕甘边帮助工作,在下寺湾桥扶峪一带发起“查田”分配土地运动。习仲勋曾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讲过当时出现的问题:“要没收富裕中农,把富农分完了,赶他们上山去吃草。”“在陕甘边土地问题上,造成一时群众的恐慌。我在洛河川时,水涨了一丈多深,一些农民像疯了一样浮水过来,看到杨玉亭财经委员会的钱,也要没收。我们说这是公款,他们也一定要没收,把群众领导到随便拿东西的程度怎么行呢?”
习仲勋看到这些“左”的做法对根据地造成很大混乱和严重危害,即与刘景范一道奋起批评和抵制。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勋明确指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配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了犯有极“左”错误的一些人的职务。
8月1日,习仲勋在史家河滩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报告了日军侵略华北的形势,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同时还举行了阅兵和军事表演。下旬,习仲勋主持审议通过了陕甘地区苏维埃政府关于动员1600人参加红军的决议案,并下发苏区各地执行。
洛河川受诬
进入9月,陕北高原的秋意显得特别浓重。此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派军队对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加紧对西北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妄图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9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越过子午岭进入陕西保安县的豹子川,在永宁山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习仲勋、刘景范与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文华一起去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的到来。15日,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17日,在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了有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提出:向西南发展,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再连接新疆、青海的革命运动,推动全国革命斗争。之后,又研究所谓“肃清右派”,并认定所谓“右派”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中。
21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接着就开始在永坪镇捕人,并使用残酷的肉刑和指名逼供的手段确定肃反名单,而后再根据这些名单不断扩大肃反范围。
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他已隐约感到自己也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地对习仲勋说,还是暂时离开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
其时,西北苏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粉碎国民党军持续了近三个月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解除异常严峻的军事危机。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一○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3700人,击毙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采。10月25日,又在榆林桥歼灭东北军一○七师一个团,活捉团长高福元。两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在此时,内部的错误肃反却在加紧进行,身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已遭逮捕关押。
习仲勋、刘景范在刘志丹等人被捕后,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一天,红十五军团特务科长朱仰新来到下寺湾,叫习仲勋去十多里以外的王家坪谈话。来人带有一封前方领导人写的亲笔信。信中说:仲勋同志,你对于此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
习仲勋到了位于下寺湾东南的王家坪,刚一踏进军团部就被押了起来。聂洪钧给习仲勋罗列罪状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川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
习仲勋被扣押后,即送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让他扛着两支长枪。习仲勋回忆说:到瓦窑堡“和刘志丹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在苏区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和刑讯逼供之时,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前方,错误肃反已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坑,做了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
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高岗、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重要领导人,错杀了200多名优秀干部,致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削弱。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甘肃南部地区。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毛泽东、周恩来知道了刘志丹及其领导的西北苏区,并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他们没有料到,这里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政治劫难。
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到达陕甘边地区的吴起镇,得知陕北肃反情况后,即派贾拓夫与李维汉同行,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李维汉、贾拓夫在下寺湾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证实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已被拘捕的消息无误,便将情况立即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和毛泽东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11月2日,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同志来到下寺湾。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和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分析了西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等和李维汉率中央机关,直接从下寺湾去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同时指定王首道等调查处理错误肃反问题。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击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
时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在50多年后曾回忆说:“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战役准备,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是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即着力解决陕北错误肃反问题。中共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审查错误肃反的“党务委员会”。经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后,习仲勋同刘志丹、张秀山、刘景范等18位同志被首批释放,接着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续获释。
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30日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同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平反会,宣布了以上两个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予以释放,并分配工作。刘志丹代表被释放的同志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道奋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习仲勋两次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文中写道: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起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中央红军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西北苏区又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习仲勋平反后,即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训练班第三班班主任。
12月27日,习仲勋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第一次见到了景仰已久的毛泽东,并聆听了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习仲勋对这次会议留下了深刻记忆。他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首次见到周恩来。在日后的数十年风雨历程中,他经常受到周恩来的关心、教诲和伟大人格的熏陶
陕甘边苏区斗争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岗位退下来的习仲勋,认真回顾和思考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并作了客观科学的分析和理论上的研究。他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写道: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大革命失败以后,陕西党组织把主力及时转移到农村,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到兵营去,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先发动了渭华暴动、旬邑暴动、两当兵变,创造了渭北苏区、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苏区,使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了陕甘……。
第二,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是错误的。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武装,从事兵运工作,搞了70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
第三,‘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于敌人有利,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梢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我们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聚积和扩大统一起来。
第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是有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来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游击队了。
第五,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了有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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