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加紧派出特务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渗透，中共也对此着意防范，并将反奸反特列为整风和审干运动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几乎每次延安特别强调审干锄奸之时，恰恰也正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之际。
众所周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1942年下半年先后开始审查干部，并发展到扩大化的程度。在它的高潮阶段即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更是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走偏了方向。客观说来，这种着重于问责的思路有其可取之处，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延安所处的环境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国民党派遣特务到边区潜伏这一因素，对审干运动的发动影响不小。
国民党特务对边区加紧渗透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尽管再度携手合作，但依然互相戒备。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此后，反共论调甚嚣尘上，相关措施纷纷出台，特别是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更行猖獗,加紧对中共的特务工作。
在这些活动中，陕甘宁边区无疑是其窥伺的重点。1939年秋，军统在陕西汉中县成立直属西北特联站，这是军统直接领导的对付共产党的一个专门情报特务机构，也是军统最秘密的一个情报单位。该站通过设立汉中特训班，先后训练十多期二百多人，由此构成其基本班底，先后派人打入延安抗大、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专署等机构。
国民党特务搜集情报的范围：有关中共中央所属各部委的组织人事，一切重要方针政策、具体措施的指示，各个边区、省地县的组织人事活动情况及其施政方针政策，八路军、新四军的团以上的编制番号、主官姓名、兵种、兵力、武器、驻地、训练调动情况以及边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情报，总之中共的方方面面都是侦察对象。
军统局一直把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当成重点，戴笠异常重视，在边区的一些县里都建立特务组织，派往延安的特务达百人之多，仅耀县一地，每年总有几十名特务由此潜入延安。他们主要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即把许多去延安的进步青年扣捕下来，没收其证件，然后交由伪装的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这些特务都负有搜集情报、从事破坏和发展组织的任务，有的甚至企图暗杀中共领导人。
中共绷紧防范之弦
对国民党的这些特务活动，中共实际上早有警觉，并制定了相应对策。1939年，中央成立反特工作领导机构社会部，康生为部长，李克农为副部长。同年10月，制定《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指出：“敌人不仅公开的在军事上围攻八路军，政治上破坏共产党，而且隐蔽的派侦探奸细混入我们的内部，来瓦解我们的军队与政权，破坏党的组织。现在民族敌人阶级敌人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阴谋暗害工作，比任何时候都要加紧了，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最高限度的提高革命的警惕。”
此后，中央又先后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锄奸政策与锄奸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反复强调审干和锄奸工作的重要性，要求锄奸工作必须以“厉行肃清内奸、进行反间工作”为主要任务，要防止“左”倾扩大化倾向，既反对对敌人内奸政策的麻木不仁现象，又反对乱捉乱杀乱打乱罚的“左”倾现象，以防锄奸工作的扩大化。尤其在审讯方法上要坚决废止肉刑，主要的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证据。
但1942年初几起重大泄密事件的接连发生，又使中共的反特之弦骤然紧绷。1941年底，军统成功破译了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之间往来的密电码，戴笠几乎逐日向蒋介石提供延安与重庆之间来往电报的内容。直到1942年1月下旬，这一情况才被苏联情报人员发现，并通知莫斯科和中共中央。戴笠掌握了中共和八路军在重庆的代表的电台工作用的暗号、密码和发报时间，所有中共电台的位置均已被戴笠的机关查到了，电报被截获和破译。1942年有超过60份电报被破译，导致好几位重要的共产党人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内奸自然就成为首先的怀疑对象。
恰在此时，中共在其他地方的组织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并酿成严重后果。首先是1942年2月，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叛变，供出了大量机密。紧接着5、6月间，中共南方工委又因叛徒出卖被破坏，廖承志等负责人被捕，这几乎使中共在大后方主要的省一级秘密机关遭到毁灭性打击。此事性质之恶劣还在于，1941年7月国民党破获中共江西省委，某些被捕人员自首投敌后继续以原来身份与南方工委保持工作关系，伺机全盘破坏。
1942年4月中旬，国民党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局骤然紧张。对此，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递交给胡宗南，严肃质问。为防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进攻，中央同时做好军事部署，另一方面则加强清查特务工作。
在此期间，“王实味案”发生，促使反奸斗争更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客观地、精细地、长期地去清查，于是揭发奸细迅速成为全党的主要工作。
审干运动及过激反应
随着国共关系的逐步恶化，延安的反奸气氛愈发高涨。1943年春，国民党开始酝酿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在政治上，推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声言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时极力诋毁共产主义，称共产党为“奸党”。在军事上，韩德勤、蒋鼎文等部也在各处不断挑衅，蓄意制造摩擦事件。在思想上，宣扬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叫嚣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
面对这一危机，延安仍是采取两方面的应对办法。首先是发动宣传反击，在舆论上给予国民党回击。7月8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了朱德致胡宗南、蒋介石电文，严厉质问：“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贵方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实为德等大惑不解，谨电奉陈，即希示复。”此后,《解放日报》又连续刊登《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起来，保卫边区！》、《要求国民党取消敌后特务政策》等文，并陆续发表各个抗日根据地对陕甘宁边区的声援和各界人士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企图的抨击文章。
与此同时，延安也加紧清查特务，以防敌人进攻时里应外合。毛泽东提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兵、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
从1943年4月到1944年4月，继续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不久，中央直属和边区机关2万多人分两批召开工作人员大会，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了《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提出：“根据我们长期侦察的结果，根据改过自新分子的报告，根据这次检举中被捕人犯的供词，知道国民党和敌伪的特务机关都有着很庞大的计划，要打入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当中进行暗害破坏的特务活动，特别是集中注意到陕甘宁边区进行活动，必须尽快加以清除。”之后，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一个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等为委员。审干工作在延安全面展开，并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审干运动。
由于大敌当前，中央对敌情的估计越来越严重。认为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各地所谓左倾进步分子、左倾文化人中有不少是国民党特务，我们在国民党区域的党内充满了内奸，有些地方党的组织，到最后几乎全部都是内奸，因此在国民党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很多都成了国民党或者是国民党替我们组织的。再经过这些地方党，又介绍内奸来延安到各根据地。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现在是紧急时期，内战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清除内奸急不可缓，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由此出发，审干运动演变为抢救运动，一时间似乎敌人遍布、特务如麻，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
由于抢救运动搞得越来越过分，几乎到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地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于是，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下令停止抢救运动，并着手纠正错误，逐步甄别平反，防止了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化。
今天看来，审干运动之所以犯了扩大化错误，康生难辞其咎。正是他一手炮制了王实味、张克勤和所谓“红旗党”等一系列案件，并夸大其词，才造成中央对敌情的判断过分严重，导致决策失误。
当然也不应忽视的是，审干运动的发生及其扩大化还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前所述，几乎每次延安特别强调审干锄奸之时，恰恰也正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之际。相反地，伴随着内战危机的解除，审干工作亦相应放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审干之所以在1943年7月转为抢救，显然与当时面临的战争威胁有关。而后来中央决定停止抢救运动，除了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之外，也与国民党于9月宣布无意进攻陕北边区和停止调动军队有关。这种时间上的吻合应该不是偶然的，至少说明国民党的破坏活动是审干运动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而从效果上看，审干期间也确实清理出不少特务。例如1942年底全线破获的汉中特训班案件（又称“戴案”），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1945年初，戴笠在西安召开的军统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称：军统几年来曾派400名工作人员到陕甘宁边区，被中共发现、逮捕、坦白、失踪、逃跑、被杀或逃回的达90%。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
原载：《当代陕西》2011年04期总第1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