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陕甘边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曾感慨到：“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王首道同志指出：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归宿，是中国共产党指挥抗战，领导全国革命和部署解放全中国的中心。”2009年6月7日习近平同志视察南梁时强调指出，对南梁的革命历史一定要好好研究。突出两点：一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二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当时全国有十多个革命根据地都相继沦陷，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刘志丹等同志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和边区的实际结合起来，没有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什么会‘硕果仅存’？我们要加强研究。”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得天独厚的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政治基础的产物
陕甘边地处西北黄土高原，桥山山脉横贯南北，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在国民党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土地高度集中，地主豪绅霸占几架山、几道川，甚至地跨陕甘两省。他们以重租、高利和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压榨、勒索广大农民群众，使其失去土地、牲畜，相当一部分人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强烈的革命愿望。
大革命失败后，陕甘边地区党和群众的条件比较好，并因地处桥山山脉中段，距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远，是个“三不管”的地区；山大林密，地形复杂，游击战争有回旋的余地；土匪、地主都有少量武装，易于夺取过来，建立革命武装；刘志丹等曾在这里从事过兵运工作，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发动参加革命。因此，“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是比较易于打开的。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陕甘边领导人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陕甘边实际斗争相结合的胜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探索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道路，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清涧、渭华、旬邑等武装起义，接着又搞了三年兵运工作。失败的沉痛教训，使他们总结出一条真理，即：要象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南梁曙光》第10页。）这是当时陕甘边革命领导人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飞跃。他们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道路，结合革命斗争实际，使毛泽东红色政权的理论最早在西北地区得到具体体现。打开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大好局面，动摇了国民党在陕甘边区的反动统治。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每个根据地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队伍，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寺村塬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界通过“兵运”、“起义”、改造“绿林”武装等斗争形式，于１９３２年２月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４月，在正宁县寺村塬建立红色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６月，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杜衡的要求下，东进陕西韩城地区，遭受挫折后返回寺村塬；７月下旬，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李艮同志任红军游击队政委，由于李艮的错误决定，致使游击队接连失利，被迫撤离寺村塬，根据地丧失。
照金革命根据地：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后，分３支活动于合水、耀县、三原地区，１９３２年１２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肩负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的重任。到１９３３年三四月间，红二团在战斗中连连取胜，群众斗争蓬勃发展，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先后建立。此时，杜衡坚持错误路线，于１９３３年６月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结果遭到数十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乎全军覆没，杜衡也被捕判变。红军主力南下后，照金根据地处境危急，坚持到１０月中旬，被迫撤出，根据地随之陷落。
南梁革命根据地：1931年秋天，刘志丹创建了一支拥有三百余人的南梁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的建立，标志着党在陕甘边兵运工作的基本结束和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开始。1931年10月，晋西游击队也辗转来到南梁地区，与南梁游击队在南梁附近的林锦庙胜利会师。12月下旬，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将南梁、晋西游击队和两支商贩队改编为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12日，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将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同志先后任总指挥。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北地区正式成立了工农武装红军游击队，西北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公开打起红旗，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揭开了西北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３日至５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了刘志丹同志数次提出的以南梁为陕甘边区革命活动中心等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会议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立即投入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此后，根据地军民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３次“围剿”，使根据地发展到陕甘边界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２．３万平方公里。它一方面为陕、甘、宁、晋、绥等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的革命斗争树起了榜样，形成了可靠的后方；同时也使陕甘边区的反动统治阶级如坐针毡。由于蒋介石深感他在陕甘边区的反动统治严重动摇，不得不调动大批兵力，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围剿”，妄图维护其不可挽回的反动统治地位。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两点一存”的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8.6万余人踏上长征之路，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全国各个根据地相继沦陷，中国革命正处于最低潮时期。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标志着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确立。在全国革命根据地相继沦陷危机时刻，陕甘边成为红星照耀的地方，竖起了党中央和各路红军落脚的航标。1935年，在西北的第二次反“围剿”中，西北红军主力在刘志丹将军的率领下，连战获胜，先后解放了安定、安塞、靖边、保安等陕西境内的6座县城，苏区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占23个县，人口约100万的广大地区，使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所以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1934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后，中央红军和南方各个根据地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举行了闻名于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9月18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到达哈达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香港《大公报》上得知陕甘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情况，决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前进。将红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原定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的正确决策，保存了红军的基干力量，这对于还在艰苦转战，寻找立足点的红军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随着党中央和中央各部队到达延安以及外来脱产人员的增加，延安的粮食供不应求。1937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及援西军先后进驻陇东。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改编后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都是在陇东休整两个月之后奔赴陕西的云阳、桥里和庄底镇改编后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中共中央将革命大本营由江南奠基于西北，在接近抗日前线的中国北部树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迅速到来，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中国革命从此转入了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没有陕甘边根据地就没有西北革命根据地，没有陕甘边根据地也就没有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抗日战争出发点，更不会有抗日战争胜利时期中国革命力量的空前发展。红军落脚陕甘边根据地，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并由低谷走向了高潮。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的伟大意义。
（作者单位：甘肃省华池县委党史办）
（信息来源：中青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