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兵运”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性贡献

来源:  作者:  时间: 2018-12-27 15:02  阅读量:    字体【

【内容摘要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是唯一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它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的出发地,它的创立,为后来建立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扎实的“兵运”工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成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  兵运  根据地  贡献


革命烽火燃陕甘,胜利曙光映南梁。20世纪30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甘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兵运”工作,在最终失败的情况下,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之路,建党建军建政权,使革命的烽火从寺村塬、照金燃烧到南梁,使革命根据地由无到有、由小到大横跨桥山山脉周边18个县而威震西北,使国民党高层恐慌、多次进行“围剿”而最终失败,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红军主力东渡黄河前往抗日战场的出发地。回顾这段历史不难看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兵运”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但当时的“兵运”工作是在军阀民团及绿林武装中开展的,所以造成许多人对其认识不足,甚至存在误解和偏差。为了了解史实,提高认识,本文试就“兵运”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历史性贡献做以探讨,使这块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党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和平盛世能够重展雄姿,绽放光彩。


一、开展“兵运”的历史背景

“兵运”,顾名思义就是士兵运动的简称,指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者打入国民党军阀、地方民团及当地绿林武装中,策动敌军士兵起义等革命活动。为什么要搞兵运呢?追朔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一)中国革命大形势所迫。大革命失败以后,特别是1927年10月到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织的“清涧起义”和“渭华暴动”相继失败以后,曾经一度高涨的西北革命形势一下转入了低谷阶段。刘志丹、谢子长等西北红军早期领导者为了保存力量,在国民党政府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冒着高度的政治生命危险,于1928年7月回到国民党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陕北,刘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任特委军委委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革命的先期领导者,因为胸怀救国救亡大志,不论革命形势如何,总要找到用武的地方。可干那些工作呢?在当时一没部队二没根据地的情况下,唯一可选择的道路就是搞“兵运”。

(二)陕甘边地区小形势所致。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的陕甘边地区,虽然地广人稀、称“三不管”地带,但是三省的大小军阀依然存在,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互相排挤,拉拢部队,在你争我斗的过程中为红色革命力量的兴起创造了必然的前提条件。加之在国民党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的统治和压迫下,陕甘边地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地主豪绅高利盘剥,广大贫苦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这为“兵运”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陕甘边地区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梢林密布,地形复杂,在国民党军阀民团内如果“兵运”失败,可以迅速转移,进退方便,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这为“兵运”工作提供了有利地地理条件。从这个层次上来讲,在陕甘边区开展“兵运”,不但具有相对宽松的环境,而且也是形势机遇所致。


二、开展“兵运”的目的和方法

“兵运”作为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必然选择,有存在的土壤,就有其战略目的。那么刘志丹、谢子长等西北早期红军领导者在陕甘边地区开展“兵运”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纵观史料,分析他们当时所处的革命环境和经过的“兵运”过程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搞“兵运”的目的比较明确,就是利用地方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打人军阀部队内部,从事士兵运动工作,以此发展党的组织,学习军事,培训干部,伺机建立革命武装。围绕这一目的,刘志丹等西北早期红军领导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根据陕北敌强我弱、游杂武装多的实际情况,大胆提出了以“白色”“灰色”“红色”三种斗争形式建立革命武装的创议,并大胆进行实践。“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深入白军开展“兵运”工作;“灰色”,就是争取、教育、改造绿林武装;“红色”,就是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党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在这一方法指引下,身处革命前夜的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区,按照目标运用方法,以其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广泛凝聚红色革命力量,从多个层次开展了对敌之“兵运”,以此拉开了在陕甘边区传播红色革命思想的历史序幕。


三、主要“兵运”过程

追寻刘志丹、谢子长等西北早期革命者当时的“兵运”足迹,大致经过为:一是陕北时期。1929年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分别到宜川的凤凰山改造土匪梁占魁部队,收编了杨庚武、高志清部的部分部队,改造和掌握了保安县民团,首开在绿林武装中开展“兵运”之先河;二是宁夏时期。1930年,两人又前往宁夏苏雨生的骑兵第4师挂名建军,谢任10旅旅长,刘任8旅16团中校副团长。他们借此机会,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团员安排到苏部,成立了学兵队,共产党员张东皎任队长,高岗任副队长,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实现了把党组织建立在敌军内部的目的;三是庆阳时期。1930年夏季,苏雨生南下投靠杨虎城,刘、谢二人脱离苏部,首次来到庆阳城,准备打人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部挂名建军。谭世麟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看上了刘、谢二人的军事才能,更想拉他们入伙,为其所用。刘、谢二人假意投靠谭,取得了直辖3 团的番号,谢任团长,刘任第6营营长,马锡五负责军需,驻防三道川。随后,谢子长派往后湫殿民团杨庚武部做兵运工作的阎红彦等人将该部周维琪营300余人枪拉出,在三道川与刘志丹部会合,编为直属第三团,谢子长被任命为团长,刘志丹为副团长。后由于投靠谭世麟的土匪张廷芝收买周维琪共同叛袭,刘志丹、谢子长逃脱,马锡五被捕,兵运活动宣告失败,史称此为“三道川事件”;四是陕西时期。 1931年初,由于军阀高双域的围攻,陇东军阀陈硅璋部的伏击,刘志丹率领的游击队伍被打散,他带领部分人马转移到陕西省宜君县小石崖,在罗连城民团栖身。随即又派人与驻陕西省彬县的苏雨生谈判,将游击队编为苏旅的“补充团”,驻旬邑县织田镇。在一次筹粮中,因一名土豪抗粮自杀,苏雨生借此事诱捕刘志丹,游击队一部分突围,一部分被缴械,刘志丹被关押20多天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五是平凉时期。被救出后的刘志丹前往投靠移防到平凉的陈珪璋部。陈珪璋看中了刘志丹的军事才能而想利用他,任命刘志丹为11旅旅长,驻防宁县早胜塬。在这期间,刘志丹又收编了李培霄的饥民武装。8月,由于军阀内部矛盾,刘志丹被高广仁扣押。在一次大雨中,刘志丹连夜逃离险境,进入子午岭。在刘志丹到陈珪璋部活动的同时,谢子长受陕西省委派遣,到平凉了解党在陈珪璋部的兵运工作,向这里的地下党员传达了省委关于争取士兵信赖的指示,并到附近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工作。


四、“兵运”带来的启示

从1929年到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等西北早期红军领导者在陕甘边界所开展的兵运工作,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以后、全国军阀混战的极度复杂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它的失败,说明仅仅在军阀民团中搞“兵运”,是行不通的,是解救不了身处水深火热中的中华民族的。究其缘由,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备受封建地主剥削,深受民团匪患骚扰,土豪劣绅争霸践踏,在极度闭塞的环境中,对于传播的红色革命思想,有的不愿意接受,有的想接受但怕打压不敢接受,致使民众基础差;对于当地民团士兵来说,少数积极分子虽然痛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嘴上说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但心中终究没有底,害怕又是一场革命风暴,看不到前景,处在徘徊不定状态,极易出现投诚叛变;对于当地的“绿林”武装而言,长期打家劫舍,养成了不劳而获的恶习,经受不住党的纪律约束、艰苦生活的考验,在当地民众中的影响比较差,与其一道革命,使大家难以分辩真伪。知道者认为是红色革命武装,不知道者认为是土匪出没,所以要拉起一支稳定的革命武装是比较困难的。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搞兵运,的确困难重重,难度较大,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虽然轰轰烈烈的“兵运”工作屡遭挫折而失败,但它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建设却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首先在陕甘边区民众的心中点起了一盏明灯,为处在黑暗摸索中的革命人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其次是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军事干部,积蓄了革命武装力量,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队伍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人民的队伍才会为人民做主;第三是通过在不同地区之间搞“兵运”,使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了革命进步思想和主张,实现了由被动剥削、等待观望到积极参加革命的思想转变;第四是通过“兵运”的失败教训充分认识到,建立稳定地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正如刘志丹所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小70多次的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①


五、“兵运”留给我们的思考

“兵运”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一项特定工作,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和不可选择性,它伴随着特定历史的终结而终结。它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它的历史贡献巨大,时至今日,依旧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在当时那样恶劣的政治、地理环境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的早期革命领导者,能够因地制宜、审时度势,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到首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实现了“兵运”传星火、建军干革命、建立根据地、巩固反“围剿”的崇高理想和战略目标。这充分折射出党的革命先辈具有坚定的党性、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和矢志不移的献身精神。特别是在恶劣的环境中不为困难所吓倒,能够跌倒了爬起来,总结经验继续走,经受住了重重考验和战争洗礼,最终实现其理想和追求。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身处和平环境中的我们学习和借鉴,其不竭动力将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注    释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②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做的闭幕词。


参考文献

1、《军事资料》1986年第2期“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情况”。

2、《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之二,刘凤阁、任愚公编著。

3、《南梁烽火与中国革命》,郭文奎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

4、《中共甘肃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宣讲材料》,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1991年12月。

5、《陕甘宁边区简史》,董纯才编著。

   

(此文获庆城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立75周年研讨会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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