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这里落了脚，扎了根。中国革命从此走向了新生，走向了胜利。
每当人们回顾中国革命的这段历程，就不能不去思考：在中国革命史上做出如此特殊贡献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她的“根”在哪里？又是谁在这里播下的革命火种？
毋庸置疑，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根”，就是1924年创立于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今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前身，以下简称“四师”)的中共党团组织，是李子洲同志在这里播下了形成燎原之势的革命火种。
2012年12月23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陕北共产党奠基人（毛泽东亲笔题词）、西北革命的播火者、著名的组织活动家、革命家、教育家李子洲同志诞辰120周年。我们怀念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更缅怀他不朽的英雄事迹和他所创立的宏伟基业。
五四爱国运动的先锋
李子洲同志于1892年12月23日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城一个小手工业者（银匠）家庭，名登瀛，字子洲。因家贫，直至12岁才上私塾。1912年春考入三秦公学，在那里受到三民主义进步思想的影响与启蒙。中途因家贫回绥德任劝学所视察员，后重返三秦公学继续学习。1915年5月，当得知卖国的“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便联络刘天章、魏野畴、杨晓初、赵国宾、杨钟健、杨明轩等同学，在校内校外散发传单，发表演说，积极参加到陕西民众反日、反袁、驱陆（即袁世凯的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的斗争之中。
1917年夏，李子洲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他积极地参加了哲学会、雄辩会、新闻研究会、进德会、体育会等社团及其活动。
在北京，李子洲等陕西旅京学生的寓所与湖南新民学会在京成员的寓所相邻。李子洲、刘天章等陕西学子与湖南的毛润之（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人经常在一起谈时事、谈人生、谈理想、谈信仰，双方之间了解颇深。罗章龙同志曾在回忆文章中追忆道：“毛泽东同志虽然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但他和我们都对李子洲等人有很好的印象，特别是对李子洲的印象更深一些。”“《大学·中庸》上曾有过‘北方之强’、‘ 南方之强’之说。我们觉得李子洲等人具有‘北方之强’的气质。他们质朴，豪侠，勇敢，坚强，言必信，行必果。李子洲他们对我们湖南同志的印象也极好，谈话中常夸我们敏于事慎于言，好学深思，具有‘南方之强’的特点。”
1919年春夏之交，“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传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首先起来的是北京的大中学生。5月3日下午7时，李子洲等北京大学及其他学校的学生代表集会至深夜，决定于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李子洲和段锡朋、方豪、罗章龙、张国焘、许德珩等10余人被推举为五四游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4日的游行中，临时形成了以湖南新民学会、辅仁社和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为主的行动小组。李子洲与刘天章、罗章龙、易克嶷、匡互生（匡日休）等人带领游行队伍冲在最前面。下午4时许，游行队伍赶到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要求与曹对话未果。情急中，李子洲跟着匡互生第二个翻墙跳进曹宅，打开大门，游行队伍一拥而入。由于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们误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曹汝霖围殴了一顿。当发现误打后，为泄愤用火柴将曹汝霖卧室的丝罗蚊帐点燃……这便是史上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
不多工夫，反动军警赶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有30多人被捕，李子洲等多人被打伤。带伤的李子洲等返回后，立即组织营救活动。当晚，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李子洲被推举为干事。在6日成立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中，李子洲负责总务工作。通过斗争，“五四运动”中被捕人员于7日获释。1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举行总罢课，继续与卖国集团作斗争。5月下旬，全国许多地方的学生代表陆续到京，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屈武和李伍亭到京后，李子洲和刘天章等详细地向他们了解了陕西学生运动的情况，并领着他们与北京学生运动负责人面谈，特别是领他俩看望了李大钊同志，使他们深受鼓舞。
此后，李子洲还积极组织和参与了“救国十人团”活动。5月27日，李子洲再次组织领导了向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联合请愿。在众怒之下，徐世昌虽然勉强接见了学生代表，但却想敷衍了事。学生代表屈武激愤陈词，以头撞墙，做出“血溅总统府”的壮举。迫于爱国学生誓死救国的精神和全国民众的压力，特别是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强大压力，徐世昌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卖国贼的职务，28日最终拒绝了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以胜利而告结束。
共进社的“大脑”
1919年，经过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李子洲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李大钊同志亲自为他们讲授《唯物史观》。李大钊的品格、作风、生活习惯等等方面，都成为李子洲的楷模。在这位革命导师的引领下，在北京大学追求自由民主、进步科学的氛围里，李子洲受到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滋养。
为使全国民众能够比较全面和深刻地了解陕西的社会情形，李子洲等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成员们经过酝酿筹备，1920年1月创办了《秦钟》月刊，李子洲亲自负责发行工作。刊物虽然仅发行了6期，但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1921年党的“一大”后，李大钊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活动了，李子洲立即报名参加，成为骨干会员之一。曾多次到长辛店、保定及铁路沿线的一些地方进行演讲和调查研究、了解民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了组织工会、发动罢工斗争等各项工作，及悼念“二七”死难烈士等活动。
1921年10月，李子洲等旅京学生将已停办的《秦钟》月刊改为《共进》半月刊，正式出版发行，李子洲继续负责发行工作。一年后的1922年10月，他们成立了政治性的社团组织——共进社，以《共进》为社刊，为动员广大青年学生乃至民众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共进社虽然在五四时期是出现较晚的，但却是在全国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政治性社团组织之一。《共进》半月刊自1921年10月创刊至1926年9月停刊，共出版105期。每遇重大政治性活动和专门问题，还分别出特刊和增刊。在李子洲的努力下，刊物发行至全国各大城市，并远达日本和东欧许多国家，销量达四、五千份。共进社组织先后在天津、上海、南通、武汉、开封等地建立了分社，社员达千余人。陕籍的共进社成员回陕后，陆续在西安、三原、渭南、华县、绥德、榆林、延安、南郑等地建立分社，有些地方的分社还出版刊物。也正因此，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极端仇视。1926年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大共（共产党）小共（共进社及《共进》半月刊），都是一共”为由，封禁了共进社，43名在京的共进社社员被捕入狱。持续五年之久的《共进》半月刊亦被迫停刊。
在《共进》半月刊及共进社的创办和整个发展过程中，李子洲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共进》半月刊及共进社的创办，都是由李子洲最早提议的。在共进社里有“四大金刚”（李子洲、刘天章、赵龙、杨虎）之说，李子洲被称为“大脑”。李子洲作为共进社的主要负责人，社务工作本来就十分繁重，但他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先后以“李登瀛”和“逸民”署名为《共进》撰写了《陕西师范学校应改革的几点》、《释教育的意义》、《澄清内政运动中的外交问题》、《纪念五一》和诗歌《施、林及“二·七”被害诸烈士追悼会有感》等近10篇稿件，针砭时弊，抨击黑暗，引领青年和民众。
正是由于他的杰出表现，1923年初，经李大钊和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同志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北革命的播火者
1923年夏，李子洲同志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受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的委托，回陕开辟革命工作。
他先到三原渭北中学任训育主任兼教国文课，协助郝梦九校长改进教学方针和扩建学校，经常和进步青年进行交谈，开展宣传教育工作。1924年春，又应杜斌丞校长之邀，到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教国文和历史课。到职后，在杜斌丞校长的支持下，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广泛接触并积极宣传教育和启发指导青年学生，培养了刘景桂（即刘志丹）、曹力如等积极分子，还筹划创办《榆中旬刊》和《塞声》杂志，经常带领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在榆林中学短短的两个来月的时间，李子洲等就使得榆林中学呈现出新的生机。当年杜斌丞在榆林红石峡岩壁镌刻“力挽狂澜”四个大字，即含有对李子洲的赞誉和希望，曾经传为佳话。此间，李子洲还结识了杨虎城，鼓动了杨虎城的爱国热情。
1924年5月，由于上年创立的四师发生学潮，加之校长高竹轩的健康原因，李子洲受命接任四师的校长职务。李子洲之所以被委以此职，除了他在京、陕颇有影响之外，或许与他为四师创办在绥德的努力也有一定的渊源。
1922年夏，李子洲同志得悉陕西当局拟办第四师范学校，但还未定下办在哪里。他深知陕北之所以落后，根源就在教育落后，民智未开。教育落后又因师资缺乏。绥德地处交通枢纽，且是当时陕北人口最多的县份（时陕北23县总人口不足108万，绥德则近15万）。他就发动陕北旅京津学生，力争把四师办在绥德。李子洲、白超然、呼延震东作为陕北旅京津的学生代表，乘暑假回陕北之机到榆林各地游说，向政教各界宣传将四师开办在绥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得到了当时陕北知名人士杜斌丞等许多人的支持。于是，共同向陕西省政、教当局力争，终于把四师争取设到了绥德。
肩负历史使命回陕的李子洲在接到任命后，就决心要办一所革命的学校，以学校为阵地，发展进步势力，建立党团组织，进行革命斗争。
为适应改革旧教育和培养革命人才的需要，他首先决定要聘请一批进步教师。到职后，他专程去北京大学找到同窗好友王复生（云南祥云人，1921年北大入党），拜访了李大钊同志。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四师招聘教师的启事。他向李大钊报告了绥德的情况，并请示建党工作。中共北京区委遂批准由李子洲、王复生和王懋廷（王复生胞弟，也是北大学生，1922年由邓中夏介绍入党，1923年被派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组成陕北问题工作小组，并将王懋廷由咸林中学派到四师任教，协助李子洲开展工作。指定李子洲和王懋廷为北京党组织直属特别通讯员，在陕北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因当时陕西还没有党的组织，所以决定李子洲、王懋廷与北京党组织直接往来，还定下秘密通信方法及地址。并聘请了杨明轩为教务主任，常汉三为训育主任，还有田伯荫、韩叔勋、李瑞阳等人，他们都是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又都是共进社员，调换了原学校教师中的封建腐儒。
李子洲同志认为，办好一所学校，本身就是革命。所以，“要尽最大努力首先把学校办好，把功课教好，把学生管好，取得社会上和学生家长的信任”。在1924年农历7月25日的开学典礼上，他郑重宣示办学原则为：“读书勿忘救国，救国勿忘读书。”办学目标就是“培养新的师资，改变落后面貌，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进行革命，建设人类最理想最科学的共产主义中国”。
学校当时所坚持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就是在今天来看都是比较先进和科学的。在学校管理方面，实行有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参加的民主管理制度。制定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组织大纲》4章19条，以及《校务会议规程》及至《大门规约》等数十项规章制度。在教学及学籍管理方面，制定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则》10章66条，明确提出办学宗旨为：“（一）发展青年身心；（二）培养积极道德；（三）注重科学教育；（四）造就优良师资。”就学制、课程设置、学分制、学籍管理等诸多方面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
学校坚持德智体并重，学用结合，严以治校，严以教学的教育方针。李子洲同志还指出师范学校更要注意把教学和实验、实习相结合，做到学用一致。学校十分重视基础学科的教学，规定按时进行十分严格认真的月考、期考。作文及数学、政治等主课考卷，选优“贴堂”（即在教室张贴展览）或传阅，以作鼓励和示范。
1924年下半年四师开学后，李子洲、王懋廷即积极开展发展党团组织的活动。首先，为了加强对学生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引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并在国文、历史和地理等课程的教学中加以渗透。图书馆尽可能多地订购一些进步书刊，并设政治问答栏，专门指定教师答问。重视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做宣传和调查工作，已经形成制度。其次，支持共进社教师在学生中发展共进社员，建立起共进社绥德分社。并陆续在清涧、米脂、神木、府谷、定边、葭县（今佳县）、肤施（今延安）、延长、保安、横山等地发展了共进社组织。共进社绥德分社的建立，为绥德以至整个陕北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李子洲委托共产党员王懋廷在青年师生中发现和培养党团员发展对象。当时，在土皇帝井岳秀的黑暗统治下，建党建团活动极为秘密，李子洲“以校长身份办理交际，铲除环境障碍，修平活动道路”。建党建团的具体事情交由王懋廷办理。王懋廷受李子洲之托，结合自己教授国文课的条件开展活动。10月，首先发展了英文教员田伯英入党。从此，李子洲和王懋廷便开始了具体筹建党团组织的工作，于11月前后成立了党小组。1925年初在北京党组织代表耿炳光指导下，在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起陕北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绥德（四师）支部，直接归中共北京区委领导。
党组织组建后，便进一步发展党员。不仅在四师校内发展，而且向社会发展。1924寒假期间，王懋廷就发展了绥德籍榆中回家的学生张肇勤、李登霄入党。还在井岳秀驻绥德和瓦窑堡的石谦部队中发展党员，并陆续建立了瓦窑堡李象九部队支部和榆林中学支部。从四师教员和学生中的党员档案中查到的1925年在四师发展的党员就有教员田伯英、韩叙勋、李瑞阳和学生白明善、杜嗣尧、马瑞昌、李明轩、马明方、马瑞生、霍维德（校工）、邓重庆、高光祖、赵通儒、王兆卿、冯景翼、王进峰（校工）、崔凤荣、白作宾、乔国桢、张肇繁、杨应举、杜衡、王士英等。
1925年春夏之交，中共绥德（四师）支部扩建为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简称中共绥德特支），下辖四师支部、榆林中学支部、李象九部队支部。榆林中学支部和李象九部队支部也在这年发展有刘景桂（即刘志丹）、郭洪涛、武开章、王季明、张心斋、李象九、阎红彦、史唯然、雷恩钧、呼延震西等党员，使陕北党员数达40多名。1925年 8月（农历7月）王懋廷回了北京，中共北京区委又派遣其兄王复生来四师任教，协助开展党的工作。
陕北的党组织建立以后，先后派遣白明善、杜嗣尧赴上海大学学习，乔国桢到河南洛阳军官学校学习，马明方等到杨虎城在陕西耀县创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学习，刘志丹、张肇勤、郝常有、柳长青、杨国栋、霍世英赴黄埔军校学习（霍世英后转入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还派遣许多党团员到国民军中做兵运工作。1925年下半年在帮助国民党发展基层组织的过程中，又把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县从事国民党的党务活动。之后陆续在葭县、神木、府谷、定边、安边、横山、米脂、清涧、延川、延安、宜川及至宁夏银川等地创建了党组织，使得革命火种逐步形成燎原之势。
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李子洲指导王懋廷又以主要精力在学生中大力发展团员。首先发展白明善、杜嗣尧等成为团员，于1924年12月上旬成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SY）绥德（四师）支部。到下旬，团员发展到14名。王懋廷根据团中央指示，于1925年2月，成立起CY（共产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别支部（因北京的团组织出了问题被解散，绥德团组织直属上海团中央局），此时团组织发展到榆林和山西临汾，“分为绥德、榆林、汾阳三个小组”，领导着陕北及周边地区的共青团工作，把团组织迅速发展到陕北各地。8月，陕北团员发展到75人，成立起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共青团绥德地委），仍由团中央直接领导。10月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团中央将陕北的团组织划归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但由于陕北与豫陕区委机关驻地开封联系不便而实际上并未具体领导，陕北的团组织仍继续向团中央报告工作。1926年2月又划归团北方区委领导，到4月才接上关系。四师党团组织建立后，学校更是支持党团组织领导开展了校内及社会大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活动。在校内成立学生会、青年社、青年协会，并把各校的有关团体组成联合组织，成立陕北学生联合会、陕北青年社（有社刊《陕北青年》）、陕北非基大同盟；在校外组织平民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建立脚夫工会、手工业工会、总工会、农民协会、小学教师联合会、商民协会、教育促进会、天足会等。在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又组织了“陕北各界对英日惨杀同胞雪耻会”。在孙中山逝世、悼念列宁、“三·一八”惨案、李大钊被害、西安军阀吴新田枪杀学生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后，陕北都举行学生与民众结合的示威游行。曾经迫使地方政府取消了敲诈脚夫的“骡柜”组织，迫使基督教会关门并交出其所办学校的教育权，迫使井岳秀向被其儿子殴打的学生赔情道歉。榆林籍学生还办有《榆光》杂志。民众剪辫，妇女放脚，革除封建束缚，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赤化”空气充盈陕北，是北方较早形成革命高潮的地区之一。
四师成为名符其实的西北革命策源地和活动中心，被称为陕北的“上海大学”，李子洲被人们称为“西北的守常”（李大钊字守常）。
为民族解放事业鞠躬尽瘁
1926年12月，李子洲同志奉调到西安参加筹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和改组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的工作。1927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2月出任西安中山学院副院长兼总务长，2月下旬，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李子洲同志负责组织工作。不到半年时间，中共党团组织在陕甘40多个市县普遍建立，党员发展到2400多人，陕西的农民协会会员达70余万人，仅次于湖南、湖北，成为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省份之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6月下旬国民党在西安“清党”，党团组织转入地下。7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中共陕甘区委已撤销），李子洲同志任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他代表省委起草了《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请示》，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9月回陕后向省委常委作了传达。9月26日，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正式选举产生了省委领导成员。李子洲同志除继续担任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外，还负责省委的军事工作。会后，他参与筹划武装起义，于10月在清涧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1月，又参与渭华起义的准备，具体领导筹划了渭华起义。
1928年11月，省委书记潘自力被捕，李子洲同志代理省委书记。他领导省委认真总结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重新部署全省的革命斗争。1929年初，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李子洲同志和其他负责人先后被捕。在狱中，李坚贞不屈，使国民党反革命派一无所获。
李子洲在入狱前就已积劳成疾。入狱后，国民党新军阀和狱警、狱吏对其进行了残酷的折磨，使他胃病加重，又患伤寒引发肺病，身体十分虚弱。于6月18日不幸病逝于狱中，年仅37岁。逝世前给妹妹李登岳的信中写道：“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
李子洲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不幸早逝了，可以令烈士安慰的是，在他创建党组织的四师，又是人们公认的“西北革命策源地”。他后继有人，由他培育出的许多学生，在西北各地发展组织，建立革命武装，不断开辟革命根据地，直至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到由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组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了其时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块红色区域，成为毛主席所说的“没有陕北就不得下地”的两点：“落脚点”和“出发点”。也正是在这所学校，在革命战争年代培养了安子文、刘澜涛、马文瑞、马明方、张达志、贺晋年等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以及著名作家柳青、著名爱国女杰杜岚等众多的优秀人才。有七十多名学生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全国以革命先烈命名的几十个县中，以四师师生命名的就有陕西的子洲（李子洲）县、重远（杨重远）县和山东的赵镈（赵镈）县。李子洲烈士在1924年秋开学时针对当时黑暗统治的中国，宣示的“呼唤工农劳苦大众，改造中国，进行革命，建设人类最科学最理想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志向，已成为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迈进的光辉灿烂的新中国。烈士也已被誉为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历史不会忘记
罗章龙同志曾经这样评价李子洲同志：“李子洲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拓荒与播种者、奠基者；党在这里扎根很深，这里的群众基础相当雄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足迹遍十一个省区，最后能得以在陕北落脚，站稳脚跟，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渊源的。仅此一点，李子洲同志就足以名垂青史了。”
是的，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李子洲同志，他的丰功伟绩已永载史册——
有记载称，上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曾亲笔题词称李子洲同志为 “陕北共产党奠基人”（题词墨迹已失传）。
1940年秋，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了李子洲同志墓碑“陕北共产党发起人李子洲之墓”。
1941年5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绥德城内树起“李子洲纪念碑”。
1942年9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将绥德县立图书馆改为“子洲图书馆”，林伯渠主席亲笔题写了馆名。
1944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纪念李子洲批准设立了子洲县。
1956年，绥德修建了子洲陵。现在每年清明节，绥师师生及绥德各界群众、各中小学学生都要前往祭扫和追思。
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革命英烈丛书《李子洲》，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了书名。
1991年，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设立了“李子洲奖教奖学金”。奖励做出突出成绩的学校在校师生员工和校友。
1993年，农工民主党党员，四师学生王俊春设立了“李子洲助学金”，资助绥德师范以及榆林中学、镇川中学、米脂中学、绥德中学和子洲中学考入国家正规高校法律专业的优秀困难学生。
2005年，新华社联合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和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媒体共同推出的《永远的丰碑》大型主题宣传活动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于2006年04月14日播出了《西北革命的播火者——李子洲》专题。
2009年，在由中宣部、中组部、中央党史研究室、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部门共同组织开展的“双百人物”评选活动中，李子洲同志被推选为“１００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150名候选人之一……
历史不会忘记李子洲同志。
李子洲同志永垂不朽！
（作者系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