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习仲勋在杨虎城十七路军精心开展了两年兵运工作之后,亲自策划,参与领导了著名的“两当兵变”。习仲勋15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有为。在他仅有19岁那年发动的“两当兵变”虽然功亏一篑,但却充分显示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年轻时即具有的卓越才能和胆识。
1929年到1930年秋,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按照党的总方针,先后秘密派遣李特生、李秉荣、习仲勋三人到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开展兵运工作。二团的驻防地在陕西凤县甘肃两当县和徽县。之后,中共陕西省委又派遣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等同志到这个营开展兵运工作。随着革命火种的蔓延和形势发展的需要,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以见习官习仲勋、连文书、李特生和连副李秉荣为主的地下党员,在警一营秘密成立了党组织,并开展了积极有效的革命活动。
在陕西凤县,习仲勋利用在国民党军队任见习官的公开身份,用一年多时间,采取个别串连、秘密散发传单《告士兵书》、《告全国同胞书》和书写、张贴标语等形式,鼓励士兵向长官清算伙食、被服、军械等经济帐,争取实行经济民主,捍卫士兵权益;反对长官打骂士兵,争取实行政治民主;教育士兵不要迷信命运,通过斗争翻身求解放。直至公开打出拥护红军的口号,成立“红军友社”。由于习仲勋积极活动,许多士兵逐渐理解了革命,萌发了革命思想并向革命队伍靠拢。在大多数士兵的觉悟有了提高之后,习仲勋开始审慎物色对象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半年后,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在二营的各连建立了支部”(习仲勋语)。警一营随即秘密成立了营党委,党委书记先是李秉荣再李特生,后就是习仲勋。到了1931年冬,各连都有了党的骨干分子,排长、班长大都是共产党员,少数不是党员的,也是革命的同情者。
应当说,只具备革命火种和革命积极分子的队伍还不是一支准确意义上的革命队伍。要把旧军队改造成能担当起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军队,还需具备良好的军容军纪和远大的革命理想与抱负。一营系杨虎城收编的西北民军头子甄士仁的土匪队伍,军纪很坏。习仲勋为了把队伍改造成革命的有生力量,在严肃军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几个士兵在凤县城东来家坪农民家里抓鸡、搜粮、抢布要钱,习仲勋知道后,当即建议营长王德修对这几个士兵关禁闭。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不是打骂群众,就是敲诈勒索、明抢暗偷。经过习仲勋等地下党员的努力,一营军纪严明,基本上能与当地民众和平相处,尤其与当地回民关系很好,对清真寺从不侵犯,群众诧异地说:“这支队伍咋不像国民党军队呢?”另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小军阀顾鼎新由西路过凤县,顾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习仲勋连夜赶写了“希望顾司令严整军纪”、“顾司令所到之处一扫而光”、“打倒无恶不作的顾鼎新”等标语张贴。顾鼎新看到标语后,赶忙下令士兵不准胡闹,还派了清查队日夜纠查,对违规士兵纠捕关押。顾军过后,凤县群众对习文书的招数十分佩服。
1932年3月,有消息从国民党十七路军总部传出:驻军陕西凤县、甘肃省两当县的警一营要同住在甘肃徽县的二营换防。一营官兵大都是陕西乾县、礼泉籍,换防徽县意味着他们离家更远更生疏,官兵上上下下抵触情绪很大。营党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兵变时机已经成熟。
1932年4月1日晨,杨虎城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营部和一连、机枪连从陕西凤县县城出发,经双石铺(今凤县县城)会合二连向甘肃省两当县城进发,前往徽县和驻该县的警二营换防。中共陕西省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林圃身穿便衣,与部队拉开一华里的距离,在部队前面同步前进,以便随时指导兵变。当日黄昏到达两当县城,营部就设在县政府隔壁的一个四合院内,机枪连住在东街一木楼中,楼的下面铺有一层厚厚的木质地板。驻守两当的三连就在县城东街的一家商店铺内。
晚上8点,在两当县城北城门外的一空马车店,营党委扩大会议秘密召开,全体党员参加。刘林圃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举行兵变的指示。具体部署是:一、推举许天洁为兵变总指挥。二、当晚12点行动,以许天洁鸣枪为号。三、先将各连连长干掉,不是党员的排长下了枪带走。四、由吕剑人负责一连并攻打及收缴机枪连的枪械;同时,二连一排排长高瑞岳解决营长王德修及警卫班。张子敬带领战士分别把守西、北、南三个城门。五、各连排完成任务后,迅速带领队伍到北城门集合。
4月2日零点,随着总指挥许天洁的一声枪响,“两当兵变”开始了。起义官兵先后干掉了一连连长韩生信,二连连长唐福亭,三连连长张遇时。枪声惊动了机枪连。该连代理连长张某某到门口恰遇吕剑人,张问:“啥事?”吕说:“有情况,你来一下。”张还没走到吕跟前,就被吕剑人身后一战士击毙。由于机枪连是新组建的,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加之武器装备优良,因此遭到顽强抵抗。战斗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仍未能拿下机枪连。为避免造成过多的伤亡,负责一连的吕剑人果断作出撤出战斗的决定。前去解决营长王德修的二连一排长高瑞岳因王已翻越城墙逃脱而扑空;三个连二百多名官兵很快拉出两当县城,在北城门外窑沟渠集合,由特派员刘林圃给战士们讲话,刘说:“我们起义是为了北上,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合,当红军去,大家愿意不愿意?”战士们高喊:“愿意!”接着部队连夜沿两当河北上。
到第二天早上9点多,兵变部队急行军70华里到达两当县太阳寺休整。这支队伍随即被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为支队长,习仲勋为政委。
兵变队伍从两当县城出发时,仅靠刘林圃身上带的一张教科书上的地图标识,向陕北方向前进,战士们仍穿着杨虎城十七路军的服装,打着警三旅二团一营的旗子。此时,杨虎城已经向陕甘各地的正规军和民团下了通令:围歼兵变队伍。从太阳寺整编出发后,兵变队伍过天水利桥,在甘陕交界处渡过渭河,经通洞峪、赤沙、香泉、八渡、娘娘庙进入千阳县。再经高崖、花花庙进入甘肃灵台县境。在页岭遇阻后转道西南,到达陕西麟游县的崔木,先后和国民党的军队、民团作战五次,行程十分艰险。就在习仲勋、左文辉侦察西南公路守敌情况时,部队在岳御被大土匪王结子部包围,由于敌众我寡,加之长途跋涉十分疲劳,激战过后兵变队伍不利。二百多战士伤亡溃散。而此时,涉过泾河就是彬县、旬邑,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旗帜迎风猎猎。仅仅一河之隔,会师胜利在望!但遗憾的是起义军终未能渡过河去,震动国民党甘陕当局的“两当兵变”最终惜败了!
原载：《人民政协报》2003年1月9日第B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