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谢子长将军因伤势恶化而不幸逝世。西北人民失去了敬爱的领袖，西北红军失去了杰出的军事指挥员，西北革命根据地失去了卓越的领导人。纵观谢子长的一生，虽然只有38年的人生历程和11年的党内生涯，但他在西北革命史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不磨灭的，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永垂不朽的。
谢子长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胸怀天下、心系百姓的“青天”形象永远耸立在西北人民心中；他纵横驰骋、波澜壮阔的一生所创建的不朽功勋永远彪炳史册；他坦荡忠贞、顾全大局的领袖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他百折不回、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这八个大字，是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对谢子长烈士的最高褒奖，也是谢子长崇高声望和丰功伟绩的真实写照。
胸怀天下心系百姓，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上下求索
谢子长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897年1月19日，谢子长出生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村的一个比较殷实的农民家庭，自幼生活在群众之中，目睹了贫苦百姓的悲惨遭遇，参加了当地民众的抗税斗争，萌生了匡扶正义、抱打不平的意识。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半年后，慕杜斌丞先生之名转人榆林中学就读。后来，他投笔从戎报考太原学兵团时，因身材瘦小，目测不过关未能参加笔试，但他以一纸“秦人在晋言志书”而轰动太原，震动学兵团，被破格招录。由此可见，他是一位十分聪颖、才华横溢的青年，是当时青年之精英。如果按照封建时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尊卑观念，他本可以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从而踏上当官作老爷的所谓光宗耀祖之路。但他既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追求金傍题名的书呆子，也不是“才人了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不向长安走，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的不思进取的乡土儒流。他学知识是为了变革社会，外出求学是为了增长见识、开阔眼界，为穷苦百姓寻找一条活路。因此，寒假回家，当听说反动县长贪赃枉法、残害进步人士时，他长途跋涉到榆林城，苦等月余，终于在杜斌丞等进步人士的声援下，将反动县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罪行列摆于公堂之上，迫使道台不得不革掉章尚武的县长之职。
在公堂上，谢子长才思敏捷，辩词滔滔，义正词严，历数县长罪行，拒绝了道台的封官许愿，誓为平民百姓伸张正义，改变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
为了找到一条彻底解放劳苦大众的道路，他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献身革命事业，苦苦追求寻觅。在榆林中学，他组建学生联合会，举行罢课、集会、游行，投身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宣传革命思想。毕业后，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回乡任教，通过斗争，减免学杂费。为更多的学生争取上学的机会，他开办平民学校和校外补习班，使贫苦人家的子弟接受教育。太原学兵团毕业后，他回到安定，办起县民团，反官僚，惩恶霸，惩罚“山神爷”，智擒“莫山郎”，为穷苦百姓撑腰壮胆，百姓呼他为“谢青天”。由于当时陕北军阀和地方恶势力过于强大，使他深深感到教育救国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爱国心愿，民团团总也难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直至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一条砸碎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征途。
大革命时期，已是共产党员的谢子长再度担任安定县民团团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革命工作。他的斗争方式、斗争目标，不再仅仅停留在惩处几个恶霸，进而致力于唤醒广大的劳苦大众，带领他们去挖除腐朽的封建大厦的根基，推翻黑暗反动统治。
1927年2月21日，他被推选为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大会主席，主持通过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及其《细则》和《农民协会章程》等三个文件，他整理地方、兴利除弊，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骨干，发展农协会员7200名，使安定农民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一切权力归农会”，斗争土豪劣绅和高利贷主，当众烧毁文约账簿，宣布欠债作废，贫苦农民扬眉吐气。
《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决案》以“改革地方一切行政事宜，解除民众痛苦”为宗旨，对教育、天足会、农民协会、保卫团、保董、杂税、皮毛捐、县公署等作了详尽规定。取消地方自治所、实业局和奉礼，将款项拨为教育费，并将杂税附加款提作教育费；取消全县保卫团；取消保董薪金一费制，限制保董人数议定薪金；“保董应与乎民一样摊款不得私自苛打罚金”；“杂税应按实数摊派不得多摊分文，商税局不得任收杂税”；“皮毛捐不得在活羊身上收款”。并对县公署街道、诉讼、财政、摊款等作了详细规定，《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决案》共4大项，仅“决议案”一项就有76条，将长年压在农民身上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浮摊滥收冲得一干二净，是一份救民于水火、追求平等、闪耀着先驱智慧的历史性文献。
安定农民运动使革命的火种深深植根在人民心里，为以后陕北革命斗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坚忍不拔百折不回，树立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
谢子长对党赤胆忠心，革命意志坚定。他自加入党组织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交给了党的事业，胜不矜功，败不丧志，愈挫愈勇，屡仆屡起，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走过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斗争。
从1955年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西北地区革命还处于初创时期。一方面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反对统治要举起革命大旗，时刻面临着流鼻血和牺牲，另一方面党还不能较好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开展武装斗争没有较为成熟的思想和方法，使革命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为革命英勇献身。作为西北地区人民革命的领袖，谢子长没有退缩，毫不气馁，他埋葬了战友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又投入新的战斗。他认真分析敌我形势，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新的斗争策略，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1927年，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陕西。根据省委指示，谢子长和唐澍、李象九、白乐亭于10月12日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在西北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1928年5月，受党的指示，谢子长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两次起义虽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但点燃了西北地区革命的火焰。
1928年秋至1930年，谢子长根据党的安排回陕北，奔走于陕甘宁晋，积蓄并壮大党的力量。太白遇险，面对严刑拷打他镇定自若，面无惧色；单身赴黄龙山，策反绿林好汉，和宜川人民一起抗粮抗税反军阀；平罗兵运，“借水养鱼”，培植革命力量；三道川事变，虎口逃生识得张匪真面目；密赴平定，运筹帷幄；视察平凉，决胜未来。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悬赏通缉，他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入虎穴、履险境、冒白刃，把党的最新精神传达给党内同志，给同志们带去光明和希望，信心和力量，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面对严酷的革命斗争，谢子长坚信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人民将前赴后继、英勇战斗，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1932年冬，在他第二次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时，游击队进入子午岭，指战员穿着单衣，粮食、经费发生困难，敌人还到处搜寻“围剿”。夜晚，风雪交加，北风呼啸，战士们坐在火堆旁，围着子长拉话。一部分战士产生悲观情绪，子长鼓励大家说：“革命总会有流血有牺牲，只要我们不怕失败，不怕牺牲，一次不成再来一次，老子不行儿子干，儿子不行交给孙子，最后的胜利总是我们的。只要我们硬着头皮将最困难的日子顶过去，胜利就会到来。”熊熊的火焰，烤热了同志们的心，淳朴的话语，唤起了大家斗争的热情。
1933年冬，陕北游击队一支队在几次战斗中失利，损失惨重，政委惠泽仁战死，队长强世清身负重伤，被叛徒出卖后英勇就义，剩下的同志决定暂时卷起红旗、掩埋枪支，转人地下分散活动。敌人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很多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遭到了敌人的杀害，有的被关进牢房。当这关键时刻，谢子长同志受中央驻北方代表委派，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陕北。一天他和亲人们闲谈时，他的一位亲人说：“你二哥被白军抓去害死在监狱里，你侄儿福成和绍斌被关在监牢里，强世清兄弟俩和白德胜、任志贞夫妇也被白军抓去枪打了。这样下去，你们还能革命闹成？”谢子长听后满怀信心地说：“共产党就像毛垴柳树一样，割了这一茬，那一茬还会长出来。二哥和同志们虽然有的被白军杀害了，有的被关进监牢，但是我还活在，咱们家、整个陕北还有这么多共产党员。白军杀人越多，恨他们的人就越多，当红军和参加共产党的就越多。共产党是杀不绝的，红军会更强大。”
在谢子长的影响下，他们一家26人全部投身革命，11人走进革命队伍，9人参加了共产党，9人牺牲在战场上、刑场上，留下了老少寡妇6人。
在谢子长的感召下，安定县乃至陕北地区整村整户走上革命道路的不计其数。
在谢子长的领导下，陕北游击队重新打出红旗，很快恢复了第一支队，仅仅几个月时间，就新组建了18个游击支队，使陕北游击队发展到26个支队，并于1934年7月8日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7月17日，总指挥谢子长率领游击队和赤卫队打进安定城，救出被关在监牢里的200多名党员、游击队员和红军家属，大大扩大了红军的影响。8月，陕北游击队和北上的红二十六军红三团一起转战景武家塌、张家圪台和河口镇，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9月之后，在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第三团和第二团。1935年1月30日，红军各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为陕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为统一陕北、陕甘两支红军及两个根据地，建立西北军委、西北工委，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陕北乃至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人民革命斗争的节节胜利，都说明了谢子长坚定信念的正确和英明预见的准确。1939年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子长的亲属时，感慨地说：“西北红军的创始人谢子长败不丧志，真了不起啊！”
以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
谢子长是西北人民革命的领袖，是战友的主心骨、群众的领路人、革命的旗帜，在西北党内、军队和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革命初期，由于党还不成熟，来自“左”或“右”的错误领导，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在陕西，来自上级的“左”倾干扰，也是陕甘游击队几次面临严重的危机。他和刘志丹、阎红彦等一起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他两度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也曾两次被“左”倾机会主义领导撤销职务，但他识大体、顾大局，无私无畏、忍辱负重，从不计较地位高低和个人得失，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表现了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对革命事业忠贞不贰的崇高品质。
1932年5月，执行“左”倾错误方针的杜衡来到部队，横挑鼻子竖挑眼，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强令他离开部队。同志们憋着一肚子气，谢子长以革命利益为重，劝大家不能闹意气胡来。他还说：也可能这半年多来我们钻在深山老林打仗，对外面形势不了解，这次离开部队，到外面看看，也许有好处。被撤职后，他毫无怨言地去甘肃军阀部队中继续从事兵运工作，组织和领导了靖远兵变和西华池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给陕甘游击队增添了新的血液，特别是在陕甘游击队受挫的情况下，西华池起义的成功，壮大了部队力量，鼓舞了士气，这是西北兵运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
由于省委负责人李艮的错误指挥，游击队伤亡很大。危难时刻，受省委指派，谢子长重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征战，游击队有了很大发展，指战员们精神焕发，省委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12月，杜衡再次来到部队，错误地认定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有“反革命阴谋”，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擅自决定给四位同志以党内处分(后经省委查明，撤销了这个错误决定)，并全部调离部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面对无理指责和无情打击，谢子长泰然处之，对自己被撤职看得很淡，为了这支革命力量不被搞垮，根据地不丧失，他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据理力争，同“左”倾错误坚决斗争，坚持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部队。离开部队后，他受上海中央均派遣，赴张家口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伪展开顽强激战，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宽广的胸怀和坚强的党性修养。
在西北革命史上，谢子长数年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他总是能以领导者的气度总揽全局，从工作出发，以革命需要为重，审时度势地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尚的思想情怀。
1934年冬，敌人在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川时，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发动了“围剿”。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在一起，两支红军协同作战，形成打击敌人的合力，粉碎敌人的“围剿”。此时，子长的伤病已经很重了，连说话都很困难，但他日思夜想的还是革命工作。他写信约刘志丹北上，来交谈这个问题，并对来看他的陕北特委负责同志说，陕北应主动和陕甘边联系，在军事上、党的组织上很快统一起来。
1935年1月，刘志丹来到安定的灯盏湾探望老战友谢子长。这两位西北地区的革命领袖对形势的估计和认识完全相同，在革命的战略方针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迅速成立中共西北丁作委员会，统一陕北、陕甘边党的领导；尽快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指挥陕北、陕甘边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主力兵团，捏成拳头，打歼灭战；各游击队向外发展，扩大根据地，围困敌人的据点，限制敌人外出烧杀抢掠；高桂滋八十四师虽装备精良，但人地不熟，应集中力量围打；高举反帝抗日的旗帜，争取瓦解白军；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没收土地，分配土地，迅速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在荣誉和地位问题上两位领导人互相推让，在军委主席人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子长很恳切地说：“我这个病是不治之症，即使不死也是上气不接下气，实际上不能工作，工作你来搞，这副担子你挑起来，不要挂我的名义了。”志丹说：“不。你是老大哥，威望比我高，又是中央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你当军委主席最合适。我可以作你的助手!”两人推来让去，相让不下，最后子长很认真地说：“你那里和上级断了关系，我是北方局派来的西北军事特派员，我以特派员的名义确定你担任军委主席。”志丹还是不答应，说：“那就交联席会议决定吧！”
由此可见，这两位西北人民革命的领袖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战友，互相之间不争高论低，以革命事业为重，互相尊重，互相谦让，充分显示了他们的高尚情操和革命风格。他们这种共产主义战士之间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对今天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处处维护群众利益，树立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
身为高级指挥员，他刚正不阿，疾恶如仇，敢作敢为，铁面无私。他强调军队要保护民众利益，对部队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他说，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子，革命就是为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要给他们办事。在连队，他严明纪律，整肃军纪，布告父老乡亲，凡军人“吃了你们的饭，买了你们的货物，用了你们的草料，他们必需按实价给发，不准欠款登账，亏损可怜的老百姓。”爱民之心，溢于言表。
在创办安定县民团时，他就明确宣布不准欺压老百姓。他说：“民团，民团，就是人民的团，就要保护老百姓。”带兵后更是坚决执行。他带十二连驻防宜川时，驻耀县部队一个排长的哥哥，依仗自己要去兵营看当排长的兄弟，就抓了民夫和一头毛驴，子长在宜川街上碰见后，一马鞭把这个人从驴身上打下来，指着骂道：“你凭什么欺负老百姓?”那人连连告饶，表示再也不敢欺压老百姓了，子长才将他放走。清涧起义前夕，李象九的卫兵抢了一家商店的4双袜子、40块银元，谢子长得知后，气愤地说：“这种做法，几时不改，几时都要害人。我们是为人民做事的，怎么能损害人民?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当土匪抢人的，这样做，怎么能叫老百姓信服呢?”当即和李象九商议，将这个卫兵严惩。
1931年底，部队南下途经盘克原任掌堡时，少数队长旧习不改，一哄攻下寨子，发生抢劫、奸污妇女的现象，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谢子长十分生气，愤慨地说：“简直是土匪行为，哪里像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这样下去，脱离群众，要不了几天就会失败。共产党的部队绝不允许这样。”此后，队委会专门整顿了部队。在谢子长领导下，部队每到一地需要吃饭时，总是先派几个人进村联系，然后部队才进村，战士们帮助老百姓扫院、担水、种地，饭后付钱，群众主动给部队搞侦察、送情报，部队消息十分灵通，军民关系非常融洽。
他始终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在民众和战士之中，以身作则，吃苦耐劳，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1934年9月，部队退到南梁合水一带，住在破窑洞里，缺医少药，缺吃少穿，但坚持不打扰群众，老百姓自愿送来的东西也婉言谢绝。他和同志们一起外出背粮、打柴、碾米、放哨，给伤员洗伤口，问寒问暖，筹集到少量被褥、棉衣，总是先让给伤病员。他这种与战士同甘共苦的精神，鼓舞着同志们战胜困难，坚持斗争。
他心里总是装着群众、装着战士们，寒冬腊月，北风刺骨，他对战士们说：“老百姓婆姨娃娃一大堆，还不是没有铺盖，只比咱们多一个热炕头。”河口战斗受伤后，他用枪逼着侄儿先把战士伤员运走，自己最后才撤出战斗。受伤转移途中，硬是把仅有的一床被子留给家徒四壁的贫苦农民——续殿革，而他自己只要一件羊皮袄就行了。谢子长率部活动过的地方流传着不少他与子弟兵和老百姓同甘共苦的佳话。
谢子长爱士兵，但容不得士兵有丝毫违纪侵民行为，他要建设一支革命的部队，为人民谋利益的部队。他爱老百姓，时时处处替老百姓着想，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他深得普通战士和人民群众的由衷爱戴。在他前脚走过的雪路上，后脚就有老百姓赶着羊群掩盖痕迹；在他养伤时，老百姓两个一堆、三个一伙，为他报告敌情、找转移点、抬担架。他逝世后，山河呜咽，上苍动容，天降大雪，百草吊孝。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敬送挽联，上书“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呼你青天”。这是对谢子长同志一生和身后影响的完整概括。
谢子长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穷苦百姓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他光辉的一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毛泽东曾三次为谢子长烈士题词并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如此殊荣，在党内是少有的。
今天，我们学习谢子长，就是要继承先烈遗志，践行先烈遗风，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来源：《谢子长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