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得到一本自印书：《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作者张志功曾任习仲勋的秘书，后任中央统战部办公厅主任。书中写到习仲勋文革中的一段经历。
1967年1月，身系“彭高习反党集团”冤案的习仲勋被造反派揪到西安批斗，一度关押在西北大学。此时，造反派派组织派出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孟德强看管习仲勋，那年孟德强21岁，习仲勋54岁，这一对老少在一起同吃同住了72个日日夜夜。在那个疯狂的、特殊的年代，习仲勋依然表现出往日的豁达明智与坚强朴实，这一切都吸引并折服了心性善良的孟德强。出于本能和良知，他给了这个刚好与他父亲同年的老人尽可能的保护和照顾，两个人经常在停电后的漫漫黑夜里隔桌相坐，倾心交流，成为“忘年交”。习仲勋多次告诫孟德强，这种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能参加武斗，不能搞打砸抢。在老人的开导下，孟德强后来成为红卫兵中一个少见的、难得的异类，在十年动乱中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武斗和打砸抢，也没有在任何场合下发言批判过任何人。此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却被诬为“严重丧失立场”、“与‘三反分子’习仲勋划不清界限”，并被划为“反动学生”受到处分，之后被分派到偏远的陕西定边县农村小学当了一名教员。
几年前，习仲勋的秘书张志功联系到早已在宁夏退休的孟德强，让他把这72天的经历写出来。这时候的孟德强已经是64岁的老人了，而且患青光眼多年，视力模糊，但他根据当年日记以及后来西北大学退还给他的“交代材料”等档案材料，撰写了《和习仲勋相处的七十二天》。文章中除记述了他与习仲勋相处时的故事之外，还披露出当年习仲勋曾两次上书毛泽东的一段史料。
第一封上书写于刚被抓到西安不久：
主席：
我于元月11日被红卫兵抓到西安，现住西北大学，请转告总理，让他放心。
来西安以后，红卫兵把我武斗了两次，我的一只耳朵也被斗聋了。建国初期，我在西安工作，现在红卫兵把我们抓到西安的大街上批斗，只能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亲属感到高兴。
最近，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很容易引起群众斗群众，还是“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好。
习仲勋
1967年2月2日
一个月后，习仲勋又一次上书毛泽东：
主席：
最近，西安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红卫兵到处都在夺权。现在已经到三月，春耕生产马上就要开始。红卫兵都是娃娃，不懂得种庄稼，要是让他们夺了生产队、生产大队的权，可能就会影响到今年的农业生产。建议中央发个文件，明确春耕期间生产队、生产大队不能夺权。
习仲勋
1967年3月2日
此时，林彪正在大搞造神运动，只要一提毛主席，前面必须还要冠以“四个伟大”，即“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那时候给人写信，要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抬头再“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以表示“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然后再叙说内容。可习仲勋的两封信，却不赶时髦，开笔直呼主席。孟德强出于好心，曾建议老人要按照时下流行的模式来给毛主席写信，以免招致灾祸，雪上加霜。可习仲勋听了，却淡淡一笑，说：“写那些无用的话干什么？浪费主席的时间！”可见无论个人崇拜多么盛行，他虽身处险境，却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真是语如其人，掷地有声！
这两封信都是由孟德强从西安邮局寄给陈伯达转交毛泽东的。因为文革期间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显赫，位高权重，担任政治局常委和“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因此中央规定习仲勋与中央的联系一律由陈伯达中转。至于这两封信陈伯达是否收到，又是否转给毛泽东，那就无从考证了。不过，第二封信发出来不久，“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倒是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春耕生产期间生产队、生产大队不夺权》。是中央采纳了习仲勋的建议还是巧合？这也许是无从考证的一桩历史悬案。
来源：2012/12/15《湘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