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西

来源:西峰网  作者:  时间: 2016-06-03 15:02  阅读量:    字体【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中共鄂豫皖省委(1934年12月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转战,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冲破了国民党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进入陕南后,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发动和武装群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数次重兵“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继又北上西北革命根据地,会合西北红军,胜利地进行了劳山、榆林桥战役,对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南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于1932年11月重新组建的一支革命武装。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部队几经整编,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为一支英勇善战的劲旅。1934年春,国民党军以16个师又4个独立旅、共80多个团的兵力,继续“围剿”鄂豫皖根据地。为了集中红军主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红二十五军虽经艰苦征战,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恢复了部分失去的根据地,但是由于国民党军的残酷“围剿”和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的危害,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仍很严峻。

1934年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严重失败,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两次指示鄂豫皖省委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9月,程子华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关于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根据地的指示。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1934年2月12日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7月29日《致鄂豫皖省委训令》和程子华传达的周恩来副主席指示精神,决定:(1)鄂豫皖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造新根据地而斗争;(2)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战略转移的初步目标;(3)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4)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会议决定增补程子华为省委常委。同时还讨论了部队整编问题,决定由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仍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省委常委高敬亭领导部分武装组建红二十八军,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

会后,鄂豫皖省委即率红二十五军西移河南省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一带,进行转移前的准备工作。部队进行了整编,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第二二三团、第二二四团、第二二五团和手枪团。省委向全军指战员进行了战略转移、创建新苏区的动员工作,战士们准备了干粮、草鞋等。

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了长征的征途。部队出发时,鄂豫皖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指出深重的民族危机,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并严正指出:国民党如要加以阻拦,本军当然要扫除沿途国民党的军队。

11月17日,红二十五军击退国民党鄂豫皖三省“追剿”队(以下简称“追剿”队)第五支队的追击,从信阳城南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经青石桥、黄龙寺、月河店、金桥等地,不日即进入桐柏山区。经过实地考察,鄂豫皖省委认为这一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国民党军容易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压迫,而红军的回旋范围狭小,加之国民党军大兵压境,红军难以立足发展。于是省委果断决定迅速向豫西的伏牛山区挺进。

蒋介石发现红二十五军的动向后,急调“追剿”队五个支队和沿途驻军30多个团的兵力围追堵截,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桐柏山区。为了隐蔽北上意图,迷惑和调动国民党军,红二十五军先以少数部队佯攻湖北枣阳县城,吸引国民党军主力。11月22日,红军趁夜冲破国民党军的阻截,从枣阳城北的韩庄掉头东进,连续击退“追剿”队第五支队、第二支队的追堵,绕道河南泌阳城东、乘虚北上。11月26日,部队进至伏牛山东麓方城县的独树镇附近,准备穿过许(昌)南(阳)公路时,突然遭到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的堵截,敌人从两翼包抄而来,情况十分险恶。军政委吴焕先带领部队与敌展开白刃搏斗,全体指战员在军领导的指挥和带领下,不畏强敌,英勇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终于挫败了敌人的围追堵击,进入伏牛山区。

红二十军进入伏牛山区后,很快发现该地区地域狭窄,人烟稀少,粮食和物资都很缺乏,反动统治比较严密,红军不便于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创建根据地比较困难,加之尾追的国民党军主力相继跟踪而来,因此,鄂豫皖省委决定放弃在伏牛山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西进,进入陕西南部。

陕南虽然地处秦巴山区,山大沟深,地瘠民贫,但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带建立了组织,并且领导开展了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初期,中共党员许权中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新编第三旅入驻商洛,在许旅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唐澍等深入农村,宣传土地革命,组织农村协会。1928年5月,许旅奉中共组织指示开赴渭(南)华(县)地区,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渭华起义失败后,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率部撤退至洛南县保安一带,在与国民党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1932年11月至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军和第二十六军,先后进入或途经商洛地区,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之前,中共组织和红军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觉醒,积极投身革命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从伏牛山区继续西进。

12月4日,到达河南卢氏县叫河。此时,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已先到达河南卢氏县城以南的朱阳关、五里川一带,修筑工事,控制了入陕的大道,准备堵歼红军。“追剿”队第二支队也跟踪到庙子、栾川一带,红二十五军处于被前堵后追的境地。为了摆脱危局,迅速进入陕南,红二十五军寻找当地群众调查,很快找到一条绕道大石河、文峪、卢氏城南,再经铁锁关入陕的隐蔽小路。12月5日,红二十五军先派手枪团到朱阳关以东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主力部队则在向导带领下,沿着一条深山峡谷向西北方向疾进。当晚,红军突然出现在卢氏城南,守城的民团惊恐万状,不敢妄动,天亮后,红二十五军已将国民党军第六十师的防线远远地抛在背后。

12月8日,红二十五军抵达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击溃洛南县地方民团的阻击,胜利进入陕西省境内。下午,红二十五军进至洛南县东部重镇三要司,在此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二四八团三营。12月9日,部队翻越蟒岭,到达洛南县庾家河镇(今属丹凤县)宿营。

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和第四十二师第二四八团在卢氏和洛南夹击红二十五军的计划落空后,判断红二十五军取道庾家河向龙驹寨(今丹凤县城)进发,遂决定取捷径追击。12月10日上午,国民党军第六十师三六0团从鸡头关推进到庾家河镇东边,抢占了东山坳口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红二十五军军部驻地庾家河街发起进攻。红二十五军手枪团迅速进入前沿阵地,一面拼命阻击敌人,一面派人向军部报告。此时,中共鄂豫皖省委正在召开常委会议,接到报告后,省委和军部领导立即指挥部队奔向前沿,进行反击。这时,国民党军第六十师的后续部队两个团相继赶到,战斗十分激烈。激战中,程子华、徐海东身负重伤,全体指战员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殊死奋战,第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一条腿被敌人打断,仍然坚持指挥作战。经过20多次的反复冲杀,红二十五军终于将敌人打垮,迫使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师于黄昏时分撤出战斗,向卢氏方向退去。这次战斗,红二十五军共毙伤国民党军800多名,自身也伤亡干部战士200余名。庾家河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连续追堵,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


二、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洛南县庾家河镇杨春荣中药铺院内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会议由省委书记徐宝珊主持,省委常委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出席。会议经过分析后认为:鄂豫陕边一带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群众斗争;地理条件有利于红军防御和作战,距川陕苏区较近,有利于配合,适合创建新的根据地。因此,提交会议讨论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明确提出了“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的战斗口号,指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击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庾家河会议决定改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中共鄂豫陕省委,但由于发生战斗,会议中止,未来得及讨论产生鄂豫陕省委成员的问题,新建的鄂豫陕省委仍由鄂豫皖省委成员行使其职权。1935年4月,鄂豫陕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举行扩大会议,选举了新的省委成员,徐宝珊为书记(5月9日徐宝珊病逝千龙驹寨,吴焕先代理书记),吴焕先为副书记,常委为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委员为程子华、陈先瑞、戴季英、张希才(后又增选了郑位三、郭述申)。

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后,领导红二十五军和鄂豫陕边的人民群众,进行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鄂豫陕省委以红二十五军为主力,充分发挥地方武装的作用,通过武装斗争开辟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后,国民党先后调集了30多个团的兵力 实行围追堵截,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将其消灭于商洛地区。鄂豫陕省委决定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发展和壮大自己,为开辟和扩大根据地创造条件,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和地方武装,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时而集中兵力聚歼敌人,时而分兵出击,纵横驰骋于鄂豫陕边的广大区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第二次“围剿”。继三要司、庾家河战斗的胜利后,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月8日攻克镇安县城,歼敌保安团一部。1月31日,攻克柞水县城。2月1日,在柞水县蔡玉窑打垮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一二六旅两营,歼灭一个营。2月5日,在蓝田县葛牌镇以南的文公岭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一二六旅五个营。2月27日,攻克宁陕县城。3月4日,攻克佛坪县城。3月10日,在洋县华阳镇歼陕军警备第二旅五个多营,毙伤200余名,俘团长以下400余名,缴获长短枪500多支。4月18日,攻克洛南县城。6月初,在商县夜村、丹凤县商镇毙伤国民党军第一一0师、第一二九师团长以下200余名。6月14日,攻占商南县富水关、青山街,俘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营长以下170余名。6月16日,奔袭鄂陕三省交界的荆紫关,歼敌一个多连,活捉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军需处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7月2日,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全歼陕军警备第一旅,毙伤300余名,俘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1600多支。在主力部队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红军派出部分干部和部队发动组织群众,帮助建立地方武装,组建了鄂陕游击总司令部,辖六个游击师,成立豫陕游击师,辖四个游击大队,根据地的许多区、乡也都建立了游击队、赤卫队、抗捐军等。红二十五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和支持下,大力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形成了以今陕西省商洛市为中心,包括今湖北省的郧西、郧县,河南省的卢氏、西峡、淅川,陕西省的商州、洛南、商南、丹凤、山阳、镇安、榨水、蓝田、长安、佛坪、洋县、宁陕、旬阳、石泉、汉滨、汉阴等县(区)全部或边界地区的大块根据地。

红军是战斗队,也是宣传队。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把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作为创建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庾家河会议的当天,省委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印发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传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申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随后,省委又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申明“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缔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没收军阀、官僚、卖国贼汉奸、民团首领及一切反革命分子所开的商店,将其一部分物产分给当地穷人。准许没有参加反革命(即便是地主)的商店继续营业,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活动区域内运输行走。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后,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立刻组织穷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建立穷人自卫的武装――抗捐军,分配土豪劣绅的田地给穷人种,造成工农贫民自己的镇安县。省委通过发布传单、布告和红军经常性的政治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了解共产党、红军的性质和宗旨,了解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对于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创建根据地的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在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开创根据地的同时,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根据地内建立了各级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中共商洛特委、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宁(陕)佛(坪)周(至)工委、镇安县委、五星县委、红岩寺区工委、山阳西区区委;苏维埃政权:建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镇安、五星两个县苏维埃政府、山阳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宁陕县土地委员会,以及13个区、70个乡、314个村苏维埃政府。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广泛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和政策,特别是红军同反动军队及民团英勇作战,公开处决民愤大的土豪劣绅,没收地主的土地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的实际行动,取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仅郧西县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就有1000多户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柞水县红岩寺区没收了地主530余亩土地,分给58户贫苦农民,还没收了42000多斤粮食、3100余斤腊肉、13头肥猪、1200余斤漆油,大部分分给了群众,少部分支援了红军和游击队。山阳县袁家沟口区的农民在全区范围内分配了地主的土地,谁佃种归准的,分配后栽了界石,农民喜气洋洋地收割了分配土地后的第一料庄稼。洋县华阳区的农民没收分配了60户地主的3200多亩土地、600多石粮食,农民群众高兴地唱道:“二月初六炮声响、警备二旅垮个光,华阳建起苏政权,土豪劣绅一扫光,分田分地又分粮,穷人翻身把家当,吃饭莫忘咱红军,翻身莫忘共产党”。形象地反映了苏区的革命景象和广大农民翻身后的喜悦心情。在经济上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农民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使乡村的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基层的反动政权纷纷垮台,根据地内出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新局面。

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民群众求解放,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和红军,帮红军、当红军,成了鄂豫陕根据地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苏区内出现了不少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父子一同参军的动人景象,使红军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红二十五军1934年12月入陕时有2900余人,虽经战斗减员,到1935年7月离开鄂豫陕根据地时发展到4000人(不含留在根据地的300人);红七十四师建立前只有红军300人,1937年春离开根据地时发展到2100人。人民群众在踊跃参加红军的同时,积极参加游击武装,承担战勤工作,慰劳红军,救护伤病员等,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配合红军作战,苏维埃政府组织担架队、救护队,帮助红军侦察敌情等。在后方勤务工作方面,则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来承担。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设立了后方医院后,当地许多农民家成了医院的“病房”,许多大娘、大嫂成了“护理员”,群众为护理伤员不怕千辛万苦。红军干部张波在丹凤县蔡川何老五家养伤,敌人知道后将何老五捕去严刑拷打,逼他交出红军伤员,但何老五宁死不露真情,一直把张波掩护到伤愈归队。红军干部王奎先在镇安县覃大娘家养病,敌军得悉后前来搜捕,年过半百又是小脚的覃大娘将其背到山下的麦地掩护起来,并机智地把敌军引向他处,而大娘的丈夫因为坚不吐实被敌军拷打得奄奄一息。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覃大娘一家背着王奎先生东躲西藏,直到他病愈归队。在人民群众救助红军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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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二十五军北上西北根据地

1935年7月上旬,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全歼陕军警一旅之后,为了继续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把敌人调出根据地,在外线相机歼敌,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和第四路游击师于7月12日从商县杨家斜出发,经蓝田北出秦岭。7月13日,红军进至长安县(今长安区)引驾回、子午镇,14日前锋抵达长安县杜曲、韦曲,这里距西安不过十几、二十公里,省城为之震动。

7月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抵西安,到达鄂豫陕省委驻地长安县子午镇,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以及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确实消息。当晚,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根据中央红军的动向,果断决定: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直接有力的配合红军主力,创立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会议同时决定,将鄂陕、豫陕西个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

 7月16日,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沣峪口继续长征。部队沿秦岭北麓西进,7月17日、21日先后在周至县店子头和马召镇两次打退陕军骑兵团的尾追。7月22日,从辛口子翻越秦岭进入南山,再克佛坪县城。省委在此举行了常委会议,进一步肯定了去陕北会合红二十六军的战略决策。7月2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留坝县江口镇。由于连续十多天的行军,部队相当疲劳,省委决定在这里休整两天,进行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工作,休整期间,省委提出“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的口号,鼓舞了干部战士继续长征的斗志。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第四路游击师280余人和华阳游击队20多人编进各团,这时红二十五军共4000余人。在江口镇,省委于25日和30日连续发出两封指示信,向鄂陕、豫陕西特委传达沣峪口会议精神。

7月30日,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从江口镇出发,继续向西挺进。8月1日攻占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今凤县县城),歼敌一部,俘敌少钭参议一名,截获了一些文件和报纸。其中7月16日《大公报》报道:“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22日《大公报》又报道:“朱、毛部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进行,……拟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综合敌人口供和文件、报纸提供的信息,证实中央红军正在北上,而国民党胡宗南、马鸿宾等部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兰公路附近,防红军主力北上,据此,红二十五军决定立即进入甘肃省境内,以威胁敌人后方,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8月3日,红二十五军攻占甘肃两当县城。然后转向西北,翻越麦积山,直逼陇东重镇天水城下。8月9日,夜袭天水北关。8月11日,红二十五军乘胜北渡渭河,进占了秦安县城。

红二十五军迅速西进,使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蒋介石于7月26日至8月10日,从成都“行辕”连发数道电令,最初要求加强西安、宝鸡、汉中之线的碉堡封锁,防红二十五军入甘;继则要求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并要第五十一军“派一部向凤(县)徽(县)方向轻装截堵;最后在8月10日的电报中声称:“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并电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部,各抽调一部分兵力,集中对付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的行动,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北上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8月14日,红二十五军威逼静宁县城,切断横贯陕甘两省的西(安)兰(州)公路。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至静宁县城以北50华里的兴隆镇。兴隆镇是回族群众聚居的地方,鄂豫陕省委和军领导要求部队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并向回族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国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8月17日,红二十五军沿西兰公路东进,一举攻克宁夏隆德县城。接着连夜翻越六盘山,逼近平凉县城。8月20日,红二十五军在平凉以东之四十里铺南渡泾河,在白水镇附近将尾追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师一0五旅三个步兵营打垮。8月21日,红二十五军进至泾川以西,翻越王母宫塬徒涉汭河,部队刚过了一半,因大雨滂沱河水突涨,军直属队和担任后卫的第二二三团被阻于北岸。这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一0四旅二0八团1000余人由泾川方向沿王母宫塬向红军袭来,战斗在塬上的四坡村打响。因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已渡过汭河,难以回援,二二三团处于背水作战,形势极为不利。在此危急关头,军政委吴焕先带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一百五六十人,直插敌人腰部,从侧后向敌人发动攻击,二二三团在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乘机向敌人猛烈反击,经过激战,将国民党军1000余人全部歼灭,并击毙其团长马开基。不幸的是,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吴焕先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卓越领导者,他的牺牲,是红二十五军的重大损失。

 此后,红二十五军在灵台、崇信一带活动,并极力寻觅有关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情况,但一直没有确实的消息。这时猬集陕甘边界的各路国民党军正在向红二十五军周围集中,有形成合围之势。鄂豫陕省委认为,一时难以获得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红二十五军继续进行无后方依托的行动十分不利,遂决定迅速奔赴西北根据地,与西北红军会师。

1935年9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甘肃合水县豹子川(今属华池县)。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程子华接任省委代理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委,徐海东任军长。9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西北根据地赤安县(原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9月15日,在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声中,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胜利完成长征。


四、西北根据地的发展与红十五军团的成立

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统一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起来的,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

1929年后,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一带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中从事艰苦的兵运工作。经过几起几落,刘志丹终于在1931年9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同年10月,阎红彦等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前身为红军晋西游击队)到南梁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建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担任总指挥。此后,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领导红军陕甘游击队转战于陕甘边界一带。1932年4月于甘肃陇东建立了以正宁县寺村原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年底,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将根据地中心东移到陕西耀县照金。1933年春,建立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形成了以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同年10月,由于红二团南下失败,照金根据地陷落,新建立的红军陕甘边区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在王泰吉、刘志丹领导下转战陇东一带。11月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第四十二师,王泰吉、刘志丹、杨森先后担任师长、高岗、杨森、张秀山、谢子长先后任政委。

1934年1月,红四十二师在刘志丹领导下转战于陕甘边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在甘肃华池恢复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5月,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惠子俊任特委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到1935年2月,根据地先后建立了18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革命委员会),红四十二师发展到五个团的建制。

1932年3月,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延川县游击队(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红军陕北游击队九支队、一支队),到1933年底,游击队发展到三支,陕北游击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到1934年7月,建立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在红四十二师第三团的支援下,谢子长指挥两支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934年9月,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撤销,陆续建立了红军陕北第一、二、三团。不幸的是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谢子长英勇负伤。1935年1月29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建立,主席马明方。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16个县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1月30日,陕北红军第一、二、三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下辖三个团。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创建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的过程中,虽然隶属关系不同,但双方常有联系,互相配合,最后在刘志丹领导下达到完全统一。

1934年秋,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在各自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之后,红色区域不断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向东推进,陕北根据地向南发展,两块苏区仅隔百里,且日趋接近。苏区的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惊慌,他们纠集陕、甘、宁、晋四省军队约五六万人,向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严峻的斗争形势,迫切要求两特委实现统一领导,需要两支红军紧密配合并肩作战。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经过商议,并征得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西北巡视工作的黄翰的同意,拟建立统一的的党与军队的组织机构。1935年1月,刘志丹等率部北上到达陕北苏区,看望了正养伤的谢子长。两位领导就两个苏区统一党和军队的领导,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等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一致意见。

1935年2月5日,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联席会议在赤源县(原安定县,今子长县)周家崄召开。会议分析了陕甘边、陕北的政治、军事形势,制定了党的工作任务和军事方针,决定建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委)统一领导两个苏区的党、政、军群工作。撤销中共陕北特委,其原属党组织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保留中共陕甘边特委。从而把原由两特委分别领导的两个苏区,统一为由中共西北工委领导的西北根据地。工委委员崔田夫、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张秀山、高岗,工委书记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秘书长、组织部长郭洪涛,宣传部长高岗,妇女部长白茜。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副主席高岗,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朱子休。西北工委下辖陕甘边特委、神府工委和26个县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分别领导陕北、陕甘边地区的县级苏维埃政权31个。2月21日,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谢子长不幸逝世。

从1935年2月开始,国民党以20多个团的兵力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西北工委和军委一成立,立即进行反“围剿”部署。刘志丹决定组成红军主力兵团,重点打击装备精良、弹药充足、深入根据地腹地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5月1日,从陕甘边北上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西北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会师于赤源县(今子长县)白庙岔村。接着西北军委成立了前敌指挥部,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高岗兼任政委。西北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奋勇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今志丹县)六座县城,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苏区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甘肃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正规红军发展到4000多人,游击队数十支。在此期间,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驻西北的代表朱理治及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聂洪钧相继到达西北根据地。他们在工作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受到西北工委和刘志丹等多数同志的抵制。

1935年秋,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游击队奋力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先后取得绥德老君殿、吴堡慕家园子、定仙墕战斗的胜利。9月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西北苏区赤安县(原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与陕甘边区中共地方组织取得联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景范获悉红二十五军到达西北的消息后,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委,并组织动员群众欢迎慰劳红二十五军,还带领保卫分队前往迎接。西北工委组织部当即发出《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指出:“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汇合,是争取陕甘、川陕的联系及联系全国各苏区,在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的一致行动。”我们要“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陕甘同红军汇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同时,命令西北红军主力开赴延川县永坪镇,准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并要求各级党组织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会庆祝会,散发传单、广贴标语、捐助食品和鞋袜,派代表慰问。西北军委接到通知后,刘志丹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召开会议,进行欢迎红二十五军的部署。各团分别进行了传达,并南下永坪镇迎接。

9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坪镇,受到西北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在永坪召开了欢迎大会。9月16日,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回到永坪,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两会军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地区会师的前奏。徐海东在回忆他与刘志丹见面时写道:“他是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对革命忠心耿耿,深受陕北人民的爱戴。我们见到他,真是万分高兴。”两军会合后,为了互相学习,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组织团以上干部到红二十五军慰问和参观。同时,西北军委还将直属的500多人的少共营拨给二十五军以补充部队。当日,为了加强对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9月17日,在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鄂豫陕省委及军队主要领导人于永坪镇召开干部会议,研究了统一领导机构和组织第三次反“围剿”问题。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建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秘书长李景波,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郭述申,白区工作部长慕生忠,妇女部长白茜;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秘书长范子文,参谋长戴季英,供给部长白如冰;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军团下设三个师,共7000余人。红二十五军改编为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红二十六军改编为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红二十七军改编为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中共陕甘晋省委建立后,成立了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

9月18日,在永坪召开了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和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同时纪念九一八事变四周年。徐海东、刘志丹等分别代表红二十五军、西北红军讲话,号召两支红军亲密团结,并肩战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力量而英勇奋斗。

此时,西北红军得悉中央红军已经北上,有向陕北前进的消息,立即决定组织主力部队向南发展,牵制敌人,迎接中央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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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及东北军在内的十多万军队,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这块苏区。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刘志丹率领下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经五小时激战,取得了劳山战役的胜利,歼灭东北军第一一0师。击毙其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师长何立中负伤逃到甘泉毙命。俘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180余挺,各种炮12门。劳山战役的胜利,给敌人以极大的震动,驻守瓦窑堡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星夜南逃绥德,安定县全境解放。

10月5日,根据地首府迁驻安定县瓦窑堡。此时,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已进至甘肃通渭、静宁地区。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一面急调大军阻击,一面令东北军在陕北“聚歼”刘志丹、徐海东部,“不准与毛、周靠拢”,西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进入紧张阶段。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一部除继续围攻甘泉外,其余大部由东西两面向固守富县榆林桥之敌发起攻击,全歼守敌东北军四个营,俘团长高福源以下官兵1800余人。在红十五军团反“围剿”作战期间,中央红军已经突破天险腊子口向陕北挺进,红十五军团取得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为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作出了贡献。


五、红七十四师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

1935年7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陕根据地继续长征后,省委于7月25日和30日连续两次发出指示信,向留在根据地的鄂陕、豫陕两特委传达省委沣峪口会议的精神。第一封信是写给豫陕特委书记李隆贵和鄂陕特委书记郑位三、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司令陈先瑞的。第二封信是写给郑位三和鄂陕特委的。两封指示信的内容基本相同,均说明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省委与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的决策,要求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担负领导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的任务,把现有的游击武装组织一个红军独立团,争取发展成一个师,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鄂豫陕根据地。

鄂豫陕省委的指示信于8月初交到当时在蓝田活动的中共五星县委书记、鄂陕第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手里,后因李志英被叛徒杀害,两封信落入敌手。鄂陕、豫陕两特委与省委中断了联系,也不知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的去向,在国民党军大兵压境、红军力量薄弱的艰苦情况下,继续坚持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8月底9月初,鄂陕、豫陕两特委分别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红二十五军在陇东作战的消息,才知道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已经北上。两特委遂在商南县赵川镇西北的梁家坟村会合,并于9月9日在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指出,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后,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人数不多,而国民党军正在发动疯狂的进攻,斗争将会更加艰苦。但是鄂豫陕边的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对我有利,两特委又有半年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有近300名红军老战士作骨干,只要团结一致,紧紧依靠群众,斗争策略正确,是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会议决定: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宁陕、佛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争取恢复原有根据地;将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为陕南特委(后称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斗争;合编各游击武装,组成红七十四师;游击作战的方针应机动灵活,同敌人兜大圈子,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会议同时决定了中共陕南特委的组成人员,由郑位三担任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琨为常委。

10月6日,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成立,由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师下辖两个营和手枪团,约700人。

中共鄂豫陕特委成立后,率领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苏区的广大区域内,由东向西,由西到东、由北向南、由南到北,同进攻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兜大圈子,先后打了五个来回,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与地方反动武装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3000多支,从而坚持了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1936年3月下旬,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在宁陕县东江口休整。3月23日,原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战士程福才由陕北来到东江口,带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以及一封简信。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将近一年,现在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看到中央的文件,听到中央的声音,全体党员和干部战士欢欣鼓舞,革命斗志更加高昂。为了使中共中央了解鄂豫陕根据地的情况,次日,鄂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起草以“志清”(陈先瑞的代名)和“卫劳”(郑位三的代名)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作出书面报告,交程福才带回陕北。

在东江口休整期间,鄂豫陕特委组织干部初步学习了中央的文件,4月,特委率红七十四师转战到根据地东部地区,在商南县梁家坟村举行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央文件,认真讨论贯彻执行中央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和各项具体政策。决定坚决贯彻执行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精神,“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会后,鄂豫陕特委将《八一宣言》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在坚持根据地斗争的一些政策和具体做法上有一些改变,正如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后来回忆的,这次有了中央文件,使我们在后来的行动中有了依据,斗争策略和领导艺术有了提高。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努力克服“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进行镇压的同时,对一般地方官员、开明地主、军官则重点进行教育和争取,利用他们为部队解决粮草、寄养伤病员、采买药品布匹等。对俘虏的国党基层官兵和罪恶不大的中级军官,经抗日教育后一律释放。在通过反动地方武装控制的山寨和岩洞时,预先写信联系,约定借路通过,互不侵犯。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鄂豫陕特委通知各级苏维埃政府,不再没收富农的财产,对其土地也只没收封建剥削之部分。红军还一直保护城镇工商业,保护邮政和学校等。以上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独立和打击了最反动的势力,对于巩固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甘南后发动了成县、徵县、两当、康县战役,国民党在陕南东部的军队大部西调,围堵红二方面军北上。为了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红二方面军长征,鄂豫陕特委将红七十四师三个团集中起来活动,积极转战于镇安、柞水、商南、洛南等地,牵制敌军于外线,有力地策应了红二方面军北上。

正当鄂豫陕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胜利进行斗争的时候,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

鄂豫陕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商洛地区,是陕西东南的重要门户,也是国民党亲日派进攻西安必经的交通要道之一,由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曾在商洛地区活动过,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因此中共中央代表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决定,调由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等部组成的红十五军南下商洛,协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抵抗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1937年1月15日,红十五军团进至商县(今商州区)。

在调红十五军团南下的同时,周恩来命令在蓝田县灞龙庙一带活动的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原地待命。1936年12月21日,原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统战部长、西安事变前被派往杨虎城部工作的李涛在蓝田县张家坪与红七十四师取得联系。次日,鄂豫陕特委在灞龙庙召开扩大会议,由李涛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介绍西安事变的情况及当前的形势和任务。12月24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红七十四师改编抗日南路军(对内仍称红七十四师),军长陈先瑞。

1937年1月,抗日南路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东开拔,进至潼关、灵宝间,履行三方联军拟定的作战计划,阻止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入陕。1月中旬,周恩来电令抗日南路军回师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5日,红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商县。2月8日,抗日南路军复用红七十四师番号,也撤出商县,移防镇安、柞水一带。4月,红七十四师奉命移驻长安县大峪口进行整训,这时,全师已发展到2100余人。1937年6月,郑位三奉调回延安,中共鄂豫陕特委撤销。毛泽东在延安亲切接见了郑位三,充分肯定和赞扬了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执行中央决策,为实现战略转变所作出的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红七十四师奉命开赴三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参加到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中。

自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红一方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在遵义会议确立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于1935年10月抵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惟一保存完整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从此,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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