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三战三捷
陕军三个警备旅惨遭失败
1935年，红二十五军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期间，在石塔寺、九间房、袁家沟口战斗中，对陕军警备第二旅、第三旅、第一旅以沉重打击。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将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三个警备旅……
1935年3月初，红二十五军为配合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南战役，由湖北郧西挥师西进，途中连克宁陕、佛坪两座县城。3月10日，红军在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将紧紧尾追而来的陕军警备第二旅两个团全部打垮，毙伤敌旅长以下官兵200余名，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余名。敌旅长张飞生负伤后，见情势危急，难以躲避，即以手血涂面，倒伏在路旁沟内尸体之中，假装死去。直到夜晚，张飞生才摸上大路，遇见从山上退下来的士兵，扶持一路，返回茅坪。
图为抗战时期的徐海东
1935年3月下旬，红二十五军从华阳地区东返商洛，经柞水、蔡玉窑、曹家坪、九间房等地，于4月7日抵达蓝田葛牌镇。途中，陕军警备第三旅在镇安、柞水堵击，并紧紧跟踪尾追红军而来。4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九间房将警三旅两个团一举打垮，俘虏官兵1000余名。旅长张汉民被红军所俘。
1935年7月2日，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将追击红军的急先锋———陕军警备第一旅两个团一举全歼，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300余名，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余名。战后，红二十五军乘胜北出终南山，威逼省城西安。在引驾回、子午镇等地，红军宣传队员押着“陕军旅长唐嗣桐”一路上游乡示众，呼喊口号，大造声势。两天后，即将敌旅长唐嗣桐首级斩下，悬挂在子午镇西门外面，给西安绥署以嘴脸相看。此一举动，的确骇人听闻，消息即刻轰动了省城。红军走后，西安方面还举行了收殓和悼念仪式，杨虎城将军不无感慨地说：“不成功，则成仁，你可真的成仁了！”杨虎城深知唐嗣桐刚愎自用，也特别骄横，此人在警二、警三旅遭受失败后，仍想冒险“立功”。他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立过军令状：“我是蒋委员长的忠实信徒，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愿为三民主义献身牺牲。我是不畏强敌的，此次征剿赤匪，不成功，则成仁。你们不敢摸徐海东，我摸！你们不追二十五军，我追！”结果追入红军的伏击圈，做了红军的刀下鬼。唐嗣桐死心塌地与红军为敌，罪有应得。然而，对于红军把陕军一个高级战俘斩首示众的做法，杨虎城却感到不可思议：两军交战，竟做出这等事来……这也叫打仗吗？他由此而产生一些很不理解的恼恨。无独有偶，九间房战斗后，红军居然还枪杀了警三旅旅长张汉民，这更使杨虎城感到恼火。对这件事，杨虎城一直耿耿于怀，百思不得其解。张汉民本是共产党员，红军怎么也杀了他？对杨虎城来说，这其中确有不少难言之隐……
历史的不幸事
红军杀了共产党员张汉民
张汉民，山西省稷山县人，生于1903年，曾就读于新绛县中学。1924年投笔从戎，西渡黄河，入杨虎城部基层军官教导队学习军事，毕业后历任排长、副营长。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被解除军职，以乡村教员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春，他又一次投身于杨虎城部，继续在该部从事党的兵运工作。1930年，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张汉民被任命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1931年该营扩编为警卫团，张汉民升任团长。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经由关中转入四川时，警卫团奉命“尾追”红军到达汉中地区，驻防长达两年之久。
杨虎城即将警卫团留在商洛，加入到“进剿”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序列。警卫团拥有3个步兵营和4个直属连，全团官兵达2000人之多。其中，共产党员约200名，多数连队建有党的组织，营长、连长、排长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这支武装力量，时已牢靠地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1935年春节期间，张汉民即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马宗仁与红二十五军接头联系。双方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协定。红二十五军当时没有电台，无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医药器材和军用地图也很缺乏，因此提出让对方设法供应这些急需物品。张汉民当时派人送去几张军用地图，并答应可以派人去上海、西安等地购买电台、药品和医疗器械。
杨虎城于1935年2月27日决定将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下辖七、八、九团，张汉民升任旅长。红二十五军在东返商洛的途中，警三旅奉命在镇安、柞水进行堵截。该部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曾作出决定，如果与红军遭遇，共产党员要枪口朝天打空弹。4月初，红二十五军抵达营盘街时，张汉民一面派出两名党员与红军接头联系，送交西安绥署有关堵截红军的军事情报；一面率领第七、九团由镇安、柞水石嘴子出发，“尾随”红二十五军。4月6日“尾随”到财神庙，7日到蔡玉窑，8日到曹家坪，9日到九间房。当部队到达蔡玉窑时，曾有地下党员同志提出：派往红二十五军联系的两名同志至今未归，这事很值得注意，并建议等待派出同志归来后再行“尾随”。然而，张汉民却认为已和红二十五军有过联系，双方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尾随”并非一日，亦未违约开火，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仍按计划“尾随”前进。9月到达九间房附近时，第九团团长阎揆要报告：红军已坚壁清野，沟内似有埋伏，部队可在九间房以西村庄宿营，以免发生误会。而张汉民却固执己见，毫无戒备，仍命令部队向九间房开进。结果，就发生了那么一场不该发生的战斗。
与此同时，在红二十五军方面，却是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景况，原来，张汉民第一次派人联系时，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持有怀疑态度，认为是刺探红军情况。当时提出索要无线电台、医药器械和军用地图，既出于红军的迫切需要，同时也带有试探和考验性质。之后不久，红二十五军审查出一名“来当红军”的人，此人名叫崔正山，曾在张汉民警卫团当过传令兵。审讯中有无严刑逼供，或被审者是否别有用心、施行离间之计都很难确定，可此人居然供认“系法西斯党及法西斯党首领张汉民所派”，打入到红二十五军内部。由此种下了不可信任的根苗，
4月初，当红二十五军由华阳东返路过营盘街时，恰与张汉民第二次派来的联络人员相遇，问到电台和西药怎么没有送来，回答说派人去了还没有回来。军领导以为时间已近两个月，所提条件还没有兑现，便对张汉民部产生更大疑团。于是，即将两名联络人员扣押起来，进一步进行审讯。其中一人供称张汉民在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王曲、子午镇打过红军，这次也曾表示要赶走红二十五军，赶不走就打掉等等。由于偏听偏信，当时也无法了解实情，于是就在省委成员中造成这样一种错觉，认为“张汉民是以叛徒来冒充党的关系名义，同我们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企图保存他的实力，又想乘我之不备而袭击之”。最后决定要在九间房坚决打一仗！4月9日，即打响了九间房战斗。省委1935年7月17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记载的：“东回商洛时，……张汉民部在柞水、镇安堵击，我们中途动员准备消灭张汉民，争取开展东方的斗争局面。此时三个支队的敌旅，主要以张汉民一部为主脑，因他狡猾异常，红军采取急退、远走的办法，诱该敌急进至蓝田之九间房，红军由葛牌镇回头四十里埋伏着，将敌全部打垮，消灭了四个营，活捉张汉民及叛徒参谋长魏书林，连级以上官佐在逃者数人，战场上死伤狼藉，俘虏1000多名。”
张汉民被俘后，急于向徐海东表白说：“徐海东同志，我是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徐海东勃然大怒，“啪”地给了两个耳光，训斥说：“日妈的，谁是你的同志？你不是要拿1万提我的人头吗？叛徒！”徐海东原来看到过一张报纸，那上面有一条“剿赤”消息：“……我张团长汉民督率所部业已到九家湾，并与各路剿截部队切实连络，力谋聚歼，……昨特又印刷剿赤标语数条，简练捷当，措词森严，谓能活捉匪首徐海东、程子华之一者，或杀死首长提头来降者，均赏洋一万。”就因为这个缘故，徐海东才动手打了张汉民。张汉民为证明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当时从被俘的官兵中点出20几名党员同志，以便查明证实他的组织关系。不幸的是，省委和军领导已认定“张汉民之警卫团干部都是法西斯分子”，当然也不会轻信这些人的口供。4月中旬，红二十五军撤离葛牌镇时，即将这20几名党员同志予以处决。
在葛牌镇，当时并没有处决张汉民，原因是“案情”起了变化。九间房战斗后，有那么一位不速之客，忽然间来到红二十五军驻地。此人名叫王烈君，自称中央军委特派员，其使命是寻找与联络张汉民部传达上海中央局的有关指示。来者不惧，惧者不来。这个陌生人不只是很有来头，而且“主要是找张汉民部”，并有证实和营救张汉民之明确目的。尽管如此，张汉民被押月余后，还是被当作“叛徒”、“法西斯分子”，于5月10日前后在龙驹寨被处决。
化干戈为玉帛
杨虎城解开了心中的疑团
不速之客王烈君，其实就是汪锋。他之所以来到红二十五军驻地，确实负有特殊使命。1933年秋，汪锋化名王均之，以省委特派员身份来到陕南勉县，当时就住在县城以西七八里地的武侯祠，即张汉民警卫团团部驻地。从此，他就和张汉民部建立了直接关系，并负责该部的党的工作，在陕南，汪锋先是兼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后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要负责军队和游击队工作。1934年9月间，他离开汉中去上海，张汉民部党的工作关系，即全部交给张明远（又名张赫）负责。1935年3月，上海中央局指示张汉民部起义，汪锋即带着这个指示回到西安。为了寻找张汉民部，他从西安某些报纸上获得张部的大略位置，便独自一人由沣峪口进入柞水县境。4月10日，当他抵达蔡玉窑时，恰好跟警三旅第九团团长阎揆要不期而遇。阎揆要（1995年被解放军授予中将军衔）本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在九间房战斗后，即将警三旅逃出的官兵，于当晚收拢在曹家坪，第二天才回驻蔡玉窑。相见后，阎揆要向汪锋讲了九间房发生的一切情况，汪锋便迫不及待地赶到葛牌镇，与红二十五军接头交涉。然而，由于他无介绍信及证明，军领导对他的身份无法核实，于是也被当作“可疑分子”看押起来。从此，汪锋即成为红二十五军的“阶下囚”，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此人究竟属何种人？”——因为没有接上党的组织关系，中共鄂豫陕省委曾就此事报告中央，“请示悉”。省委虽然对“此人”抱有怀疑，但在没有获得中央“示悉”之前，既不敢轻易处决也不能随意释放。这样以来，就将汪锋交由政治保卫队严加看管，并跟随红二十五军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盛夏时节，红二十五军由陕南经陇东到陕北，一路上也将汪锋押在队伍里面，经历了两个月的艰苦转战，西征北上。
红二十五军先期到达陕北，将汪锋带到了瓦窑堡。不久，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派他秘密出使西安，与杨虎城商谈红军与十七路军共同联合抗日大事。1935年12月下旬，汪锋又一次作为中央军委的特派使者，携带毛泽东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由陕北富县绕道长武而直奔西安绥靖公署。汪、杨先后进行了三次长谈，头一次会见时，杨虎城就曾提出张汉民被杀的问题，他说：“警三旅旅长张汉民，他本是共产党员，你是晓得的。南京中央党部为这事多次指责我，陈立夫还亲自对我谈过，要我把汉民抓起来。我认为他有魄力，能干，便没有理他们的指责。可是，徐海东部在九间房打了警三旅，把汉民俘虏后，红军怎么又杀了他，这当作何解释？”汪锋就他个人与张汉民的接触和了解，以及他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实事求是的作了一番解释。他说：“张汉民被杀，的确是出于误会。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到陕南，由于和上级党失掉联系，不了解张汉民情况，再加上个别同志受左倾路线的影响，执行政策上有错误，所以误杀了张汉民同志。这个事件是我们双方共同的不幸。对我方来说，错杀了自己的同志，这是个沉痛的损失，而且外界造成不良影响……”经过交谈解释，杨虎城打消了思想顾虑，最终达成了4项协议。1936年2月初，汪锋被护送回陕北苏区，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西安事变”谈判期间，周恩来还就红军枪杀张汉民这个问题，以党的“左”倾错误作了解释，说明杀害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是错误的，并代表中共作了自我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杨虎城深受感动，完全消除了内心所存的疑团。周恩来、汪锋的两次解释，时间地点各不相同，但内容何其相似乃尔，这更使杨虎城心服口服，赞叹不已。1937年初，当徐海东、程子华率红军第十五军团南下商县经过西安时，周恩来将徐海东引见给杨虎城将军，杨虎城情不自禁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呀？咱们早些合作就好了！要知今日三位一体抗日本，你在陕南不把我的三个警备旅……该有多好！”周恩来极其灵活地打了个圆场，笑着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打不相识，我们也是不打不成交哪！”杨虎城忍不住也笑了起来。会见后，杨虎城还特意送给徐海东一辆美式中吉普，以表示他对红军的敬意。
红二十五军与杨虎城之间的恩恩怨怨，到此划上了一个句号。对于张汉民，《红二十五军战史》中这样写道：“由于当时省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了解党在陕军中的兵运工作情况，误将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当作‘叛徒’、‘法西斯分子’错杀，给党造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1945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张汉民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并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追认为革命烈士。”
原载《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