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高、习反党集团”的由来
“彭、高、习”指的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他们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在建国前后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不幸的是，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被打成“反党分子”。但这三个人的所谓“反党”发生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高岗在建国初期因为和刘少奇在工作上发生意见分歧，在1954年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打成“高（高岗）、饶（饶涑石）反党联盟”的头子；彭德怀因为对1958年的“大跃进”提出不同看法，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彭德怀）、黄（黄克诚）、张（张闻天）、周（周小舟）反党集团”的首领人物；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问题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打成“习（习仲勋）、贾（贾拓夫）、刘（刘景范）反党集团”而名列首位。他们原本并不属于一个“反党集团”，然而，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这三个所谓“反党集团”中级别最高的人被“摘”出来，重新“拼凑”出了一个新的“反党集团”。“文革”开始以后，打倒“彭、高、习”的口号和标语甚嚣尘上，尤以在西北地区为甚。
“彭、高、习”中最早被整倒的是高岗。高岗事件是建国初期党内最大的一次斗争，最后因高岗的自杀被说成是“自绝于党的叛党分子”。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者都被定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叛徒”，大概都是援引了这个案例。其实，对于高岗问题的处理以及他的自杀，毛主席最初的态度是谨慎而又十分惋惜的。当他得知高岗自杀的情况后说：高岗的问题处理得不好。高岗不自杀，即使不能在中央工作，还可以在地方上安排嘛。（见张秀山所著《我的八十五年》第315页）当他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说“高岗是自绝于党”时，毛主席则说：“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如此结局，我觉得遗憾，怪我啊！”（见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内文献》2001年第1、2期合刊）高岗事件的处理不仅毛主席不满意，西北人民多年来对此有看法。原陕西省副省长刘帮宪在他的回忆中透露：“1960年9月刘帮宪被任命为陕西省委秘书长，并在随后召开的陕西省第三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陕西省委常委，进入省委的最高决策层。……这期间，一封他当时并未非常重视的绝密文件正在孕育着一场风暴，这份文件说，高岗等人的问题在陕北仍未得到有力贯彻，一些陕北老乡仍在怀念刘志丹、高岗等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见陕西人民出版社《刘帮宪》一书第96页）
高岗建国初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这样一位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突然自杀当时在党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上小学。我们村里的年长一点的人对此议论纷纷，非常不理解，茫然之余，禁不住回忆他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故事。我的家乡陕西旬邑县是当年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1931年4月，刘志丹带部队驻扎在离我们村只有5里地的职田镇，期间，陕西省委派高岗以巡视员的身份来到职田镇，给刘志丹的部队带来省委的书面指示。省委的批示是密写在拆开的《红楼梦》字缝里，放在点心盒里带来的；大意是：省委同意刘志丹的决定，让充分利用军阀苏雨生给的补充团的名义，迅速扩大队伍，寻找机会把部队拉出去，打击敌人（见《王世泰回忆录》第32页）。五十年代，我在职田镇上小学的时候，镇上的大人都说高岗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三十岁以上的人都见过：大个子，脸上有麻子。两年以后，高岗参与指挥的奇袭张洪镇战斗也发生在我的家乡，那是1933年9月21日，红42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率领红四团奔袭国民党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红军采用里应外合战术，以优势兵力全歼守城的国民党民团，俘虏150余人，缴枪120余支，缴获物资20驮，击毙民团团总朱鸿章，活捉并处决了国民党县长谢骞，当夜开仓分粮，救济贫苦百姓（见旬邑县志431页）。这是陕甘红军历史上所打的一次漂亮的歼灭战。
全国解放以后，高岗没有忘记西北人民。新中国刚一诞生，他所领导下的东北局为了支援西北建设和帮助陕甘宁边区人民解决生活困难问题，特意捐赠一批财物：3000两黄金，七辆华沙牌小轿车和一批书籍（见《王世泰回忆录》384页）。当听说陕北大旱时，高岗又抽出东北财政的千两黄金存入银行，用利息购买了一批牛羊，发放给他的老家横山、三边一带的农民，起名为“黄金生羊”。五十年代陕北大旱时，老百姓看到运粮车上的东北字样时，感激地说：这是高岗给咱们送来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农村出现饥荒，老百姓吃不饱饭，许多地方饿死了人，在这个时候老区人民怀念刘志丹、高岗创建陕甘根据地时和人民群众结下的鱼水情不难理解。
刘帮宪在回忆中接着写道：“1961年，因高岗的问题在陕北贯彻中，一部分群众有顾虑，毛泽东等人心绪为此不好……”（见《刘帮宪》第98页）
虽然高岗事件已经过去了7年，可陕北老区的群众还是想不通。在这同时，1959年被打倒的彭德怀一直不服，不断地向中央申诉，而三年困难时期所出现的全国性的大饥荒从反面证明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是正确的，党内和社会上要求为彭德怀平反的呼声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心情肯定好不起来；高岗和彭德怀问题不能不困扰他。如果他能顺应党心民意，实事求是地复查建国以来这两个所谓的“反党集团”案，给彭德怀平反，给高岗做一个恰当的结论，他老人家后半生就不会犯那么大的错误，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毛泽东没有这样做，相反，他认为党内同情彭德怀和民间同情高岗是一股“翻案风”，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对于陕北老百姓对高岗问题的不同看法，显然不好拿这些普通百姓兴师问罪。他必须在中央找出一个和高岗有关系、和这股所谓的“翻案风”
有牵连的人来作为斗争对象，才能引起全党震动，才能把这股“翻案风”压下去，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恰恰在这个时候，康生给他提供了一枚“炮弹”——这就是小说《刘志丹》。康生诬称：习仲勋是小说《刘志丹》的第一作者，是幕后策划者，小说目的是为高岗翻案。毛泽东据此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条“语录”：“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就这样一夜之间被打倒了。
这时，毛泽东对高岗之死已毫无的同情和惋惜之情，相反，以给高岗翻案为由，使问题进一步升级，又搞出来一个新的“反党集团”。
高岗和彭德怀出事毕竟还有点原因。高岗毕竟有反刘少奇的言论，彭德怀毕竟给毛主席写过“意见书”，而给习仲勋戴上“反党”的帽子则纯粹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完全是为了给“翻案风”和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一个佐证和靶子。让我们看看小说《刘志丹》的来龙去脉以及习仲勋和这部小说出版前后的真实关系。
习仲勋的秘书范民新在《16年的苦难历程》中这样写道：“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李建彤创作一部描写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当时，习仲勋并不知道此事。……后来李建彤拜访了习仲勋，讲到工人出版社约他写刘志丹之事。习仲勋表示可以写一些刘志丹革命活动的片断。1958年冬至1959年春，李建彤写出了《刘志丹》初稿和第二稿，全是真人真事。第三稿改写成小说，送给习仲勋审阅，征求意见。习仲勋看后当即对李建彤说：写这样大部头小说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如果写一些片断的革命回忆岂不更好。李建彤不同意习仲勋的意见，表示要试试看。随后习仲勋又对刘景范说：你最好劝说李建彤不要写《刘志丹》小说，她不了解这段历史情况，不一定能写好。加上你是刘志丹的弟弟，她是你的爱人，就是写的很好，那些对历史有意见的人也不一定会放过不理。高岗反党，变坏了，写这样一部小说不涉及他是很难的。我很犯愁，难道你就没有顾虑吗？你认为我说的话有无道理？刘景范答应回去劝说李建彤。但李建彤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要求习仲勋支持她脱产进一步修改小说。习仲勋又把刘景范找来，希望他再劝说李建彤最好不要写这本书。刘景范表示：她要写，我也没有办法。”
可以看出，出版小说《刘志丹》的计划一开始习仲勋并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则不赞成，而且两次召见刘景范苦口婆心做工作，并晓以利害，希望作者不要写这部小说。但作者李建彤没有听从习仲勋的意见和丈夫刘景范的规劝，执意要写。在这样的情况下，习仲勋又是什么态度呢？
范民新继续写道：“1960年春，习仲勋两次约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同志座谈《刘志丹》小说。第一次是询问写作计划和写作情况，主要是听他们说，习仲勋只是插了些话，未讲系统意见。第二次，习仲勋讲了写好这部小说的意见，主要强调写书‘是教育青年一代’；通过刘志丹这个革命领袖人物，写西北革命，写整个一个时代，写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没有这些，就是没有写好。要根据西北党史把陕甘苏区写成是坚持执行正确路线的缩影、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谈到高岗时习仲勋说，他当时的主张是对的，那是历史，但书中不要写他。”
在作者坚持要写、出版社已列入出版计划的情况下，习仲勋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提出意见，在思想上把关，引导作者把书写好，强调宣传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对高岗，习仲勋明确表示书中不要去写。习仲勋的这些做法和意见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负责精神，光明磊落，哪里有丝毫的“阴谋”？
小说写成以后，习仲勋又是什么态度呢？
范秘书接着说：“1962年夏，李建彤写成《刘志丹》第五稿，送给习仲勋和中宣部审查。……习仲勋提出将小说样本送给那些对西北党史有意见的同志审阅，宁可让他们把意见讲在出版之前，也不要讲在出版之后，如果真有问题，还来得及修改补救，否则，就会引起乱子。李建彤说她已取得中宣部的同意，周扬同志还指定专人与她联系，作经常指导。习仲勋在李建彤的多次催促下，考虑到中宣部的态度，以及陕甘苏区一些老同志也支持写这部小说，就同意出版了。有一次习仲勋到长安戏院看戏，见到周扬同志。周扬对他说，看了李建彤写的《刘志丹》小说的样本，觉得写得不错，可以出版。”
至此，习仲勋对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仍然十分慎重，提出要把样书送给对西北党史持不同意见同志审阅，强调要尊重这些人的意见，以免造成乱子。只是因为中宣部已经审查通过、主管副部长周扬已经批准，习仲勋才同意出版。小说出版审批程序一清二楚，习仲勋的个人意见也非常明确，何来“反党”阴谋？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在他的书架上和床头上摆满了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书籍，《红楼梦》和《资治通鉴》他老人家不知看了多少遍，但至今没有文章和资料提到他曾读过小说《刘志丹》。提供“炮弹”者和小说《刘志丹》专案组负责人康生也没有读过。给一本小说定性为“反党”的人竟然连小说看都没有看过！可见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小说《刘志丹》本身，而是当时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小说《刘志丹》尽管没有写高岗，但康生所领导下的专案组从书中给照金苏区送信的罗炎身上发现了高岗的影子，据此认为小说是为高岗翻案。假如不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假如不是康生这样整人的老手所特有的嗅觉，一般的读者谁能用这样的方法去阅读一本小说！作者李建彤说：“罗炎是个小说人物，共出场八次，用五个人的素材揉合而成，当然不能把小说人物当作数学公式，说他各占百分之二十。他不是张三，也不是李四，他就是罗炎。”可专案组不顾文学创作的基本常识，牵强附会，硬要把罗炎说成就是高岗，写了高岗就是为高岗翻案。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为了打击政治对手、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炮制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文字狱”，没有想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种手法被用到了党内斗争中来，在后来为小说《刘志丹》平反过程中，胡耀邦看到该案有关材料激愤地写下了“现代文字狱”五个大字！因为小说《刘志丹》问题打倒了习仲勋，并搞出了一个“习、贾、刘反党集团”。但这个“反党集团”里的贾拓夫、刘景范不过是部级干部，分量显然不够；为了使“反党集团”上一个“档次”，于是把高岗和彭德怀拉进来；高岗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与习仲勋长期共事，彭德怀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习仲勋搭档，一个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一个是政委，把他们拼凑在一起，既提高了这个反党集团的级别，又说明他们反党有历史根源。这样，“彭、高、习”就成为“文革”开始前党内最高级别的“反党集团”。但是，彭和高已经被打倒多年，而且高岗早就不在人世，这个拼凑起来的“反党集团”真正要打倒的是习仲勋，彭、高只不过是用来整习仲勋的幌子而已。
当年陕西省反“彭、高、习反党集团”的调子唱得最早，也唱得最响，不仅清查所谓“彭、高、习”黑线人物，而且算历史旧账，搞了一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将党内斗争扩大到整个社会，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其恶果殃及几代人。陕西省搞的这场清查“彭、高、习反党集团”的运动实际上成为不久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文化大革命”来临之前的一场预演。
“民主革命补课”
在整习仲勋过程当中，康生所领导的专案组工作和当时的政治运动结合了起来，而现实的政治运动又和有关历史问题挂上了勾。这就是1963年到1965年间陕西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运动中别出心裁地所谓“民主革命补课”。
1963年的夏季，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陕西农村开展社教运动中公开提出：陕西省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漏划的地主富农不少，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对漏划的地主富农要补定。
这里所说的民主革命不彻底和要进行补课是针对习仲勋来的。1947年，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的土改中大搞极“左”，提出“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这个经验被推广到陕北以后，就变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对地主实行扫地出门，同时侵犯中农利益，对生活稍微好一点的中农也要分地、斗争，出现了捆、绑、吊、打违反政策的过火斗争和非正常死人现象，一时搞的解放区形势紧张起来。习仲勋出身农民家庭，又长期在陕甘一带农村从事革命活动，非常了解农民和农村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土地改革应该区分老区、半老区、新区的具体情况，老区和半老区在土地革命时期已经多次分过地，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地主富农不再占有大量的土地，有的贫农经过辛勤劳动成为中农，中农在老区和半老区所占比例增大，成为多数。而且，老区和半老区的一些地主富农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我党的统战对象，为革命做过好事，不应该对他们总算老账。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针对土改中的违反农村实际情况和党的政策的极“左”现象向党中央提出自己看法，特别强调要团结中农，坚决反对违反中农利益的做法。毛主席接到习仲勋的报告以后非常赞赏，完全同意习仲勋的观点，并将习仲勋的报告批转全国执行，纠正了康生等人极“左”做法，使土改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这一历史公案早有结论，现在为了打倒习仲勋不惜否定历史，否定习仲勋当年的正确的意见，要进行所谓“民主革命补课”。
1964年11月，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负责人在给胡耀邦介绍情况时又一次提出民主革命补课的问题，他说：陕西阶级斗争情况非常复杂，民主革命极不彻底，漏划的地富分子不少，“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余孽不少还在领导岗位（见《刘帮宪》108页）。
在这里，西北局负责人给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正式提出“彭、高、习反党集团”和“民主革命补课”的新概念。
胡耀邦对此没有表态，而是首先进行实地调查。他17天走了陕南10多个县，后来又到关中各县和陕北跑了一圈，最后得出自己的看法：陕西的工作根本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而是老百姓太苦，需要大力抓生产，把经济搞上去，绝不是在群众中斗来斗去！他根据自己两个月的调查研究，亲笔起草了一篇《电话通知》，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方针政策性问题。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刘澜涛大为恼火，认为这和他那一套阶级斗争理论唱对台戏，于是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批判胡耀邦。这时，恰遇叶剑英元帅和张爱萍上将来西安，两位军人得知胡耀邦挨批，十分同情，遂邀胡耀邦以治病的名义搭乘他们的军用专机回北京，离开暴风雨降临之前的古城西安。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在陕西省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我的老家青村在这场运动中一下子补定了27户地主、富农，占全村总户的10分之一；其中的三户是习仲勋当年闹革命时依靠的对象，他们是穆振江，王彩娃，王福泰。
穆振江确实是青村头号大财东，可那是清朝末年他爷爷手里的时候。振江的家族是当时职田镇东门以外的首富，富到什么程度呢？光绪二十七年，关中大旱，饿殍遍地，县衙门呼吁有钱人家帮助朝廷救济灾民，穆振江的爷爷慷慨承诺：职田镇东门以外的灾民全部由他包揽。灾后，清王朝赐给他一块“宽仁厚德”匾额。到了穆振江的父亲这一代，家道开始衰落。主要原因是家里人口增多，后人陆续另立门户，“老太爷”手里创下的家业包括土地、房屋、家具和农具以及钱财随着每一个新户的诞生不断地在家族内部重新分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在陕甘“闹红”的时候，青村成为“红区”，穆振江家的土地被分过一次。到了穆振江执掌家业的时候，他家基本上没有多余的土地了。当然，有祖先留下的财富为基础，振江的日子仍然过得不错。再说，穆振江家族从他爷爷家业鼎盛时期一直以“大善人”闻名四方，虽是为富一方，却善待长工和乡邻。他家里有个规矩，给长工吃的饭和主人吃的是一个样，而且是长工吃完饭以后主人才开始吃。在雇长工时候，还有一道“考试科目”，那就是东家先招待长工吃一顿饭，如果你吃得多，那就“考试”通过了，如果吃得少，那就被淘汰。东家的观点是：饭量大，力气大，能干活。饭都吃不动，怎么能干活？有的长工不明底细，在主人面前不敢多吃，结果反而没有被录用。还有，长工干满月了，除了给够了工钱，还给装上足够的干粮供他在回家的路上吃。振江家另一个规矩是，每到大忙季节，自家栓起两挂牛车，停在村口，供穷人家无偿使用。这样的地主和解放以后电影、小说中“地主”形象明显大不一样。显然，这穆振江家族是个开明乡绅。正因为这样，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工作期间，将他列为统战对象，后来还发展为共产党员，振江利用他的关系为共产党做了不少好事。当时，根据他家占有土地实际情况，成分划为中农。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共产党把他爷爷那个时候的账算在了他头上，给穆振江戴上了“地主分子”帽子。
王彩娃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就更冤了。
王彩娃并不是旬邑县本地人，而是陕西乾县人，是民国十八年年馑时逃荒要饭嫁到青村的。
1929年的陕西大旱是二十世纪本省最惨烈的一场灾难，美国著名的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这样记载：“在那里，我看到成千的儿童由于饥饿而奄奄待毙。这场饥饿最后夺走了500多万人的生命！那是我一生中觉醒的转折点；我后来经历了许多战争、贫穷、暴力和革命，但这场饥荒一直是最使我震惊的经历，直到几年以后我看到纳粹的焚尸炉和毒气室为止。”上海申报以“救命”为题这样报道：“空前劫难持续三年，陕西全省无县不旱，殷实之家，举室啼哭，中下各户，延颈待毙”“晋陕人贩蜂拥而至，妇孺身价不及斗米的三分之一”。另有记载说，陕西“民国十八年年馑”出逃人数78万，被卖妇女30万。一向富庶的关中大平原是这次大灾荒的重灾区。关中按南北分为“南八县”和“北五县”；南八县指泾阳，三原，高陵，富平，乾县，礼泉一带广阔的平原地带；“北五县”指淳化、旬邑、彬县、长武、永寿一带的山区。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下，南八县的人瞧不起北五县的人，称他们为“北山狼”，认为山里人没有见过世面，太土。北五县的农民每到夏收季节习惯到南八县（他们习惯叫“底下”）去“碾场”，给人割麦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外出打工”。“北山狼”去“底下”碾一次场，除了挣几个零钱外，同时也开了眼界，回来有说不完的故事。可在民国十八年年馑这一年，情况迥然不同，南八县颗粒无收，而丘陵地带的北五县却有余粮。于是，由饥民组成的一支支来自关中平原的逃荒队伍拖着疲惫而饥饿的躯体朝北面的山区走去。他们有的挑着担子，有的推着地轱辘车子，拖儿带女，在崎岖的山路上挣扎着。王彩娃就是这支逃荒队伍中的一员，她的家乡乾县本是中国历史上那位有名的女皇武则天陵墓所在地。但是武则天所选择的这块风水宝地并没有抵挡住自然灾害，相反成了大旱之年的重灾区。这一支支逃荒队伍中年青女子这时候想的最多的是嫁人，只要谁能给她们一口饭吃、能养活她们，就嫁给谁。善良的山区农民接纳了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逃荒者。全旬邑县当年到底有多少关中平原的女子落户，没有人统计过，但不到百户人家的青村在民国十八年一下子娶来了将近20个来自“底下”的媳妇。王彩娃就是其中之一，她嫁给了穆志英。穆志英的父亲当年也是青村的一家财东（那时候人们把有钱人不叫地主或者富农，而是叫财东），有地，有房，还兼做生意。后来也是由于人口增多，不断有后人分家另过，日子逐渐衰落。王彩娃嫁到穆家后，赶上家道中落，早已过了志英父亲当家时的辉煌时期。可几十年以后，硬是把上一辈人的账算到了这位逃荒要饭落户到青村的儿媳妇身上，给王彩娃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更让王彩娃想不通的是，她当年还是革命队伍的一员呢，抗战时期她担任过新正县三区六乡妇联主任，为八路军做军鞋、磨米粉面样样带头。习仲勋担任关中分区书记时办公在马家堡，为了安全经常住在她家。说起来她和仲勋有缘，都是“底下”（习仲勋是富平县人）人，她是逃荒落户到了青村，仲勋是为了革命来到旬邑，而且十八年馑那年年仅16岁的仲勋到旬邑的马栏用盐换过粮食哩。富平和乾县相距不远，民国十八年年馑也是重灾区。说起这些，两个人觉得很亲近，王彩娃把这位小她几岁的共产党书记当作娘家人看待，称他为“兄弟”，仲勋称她为“干姐”，还给她的大儿子穆天时“挂了锁子”（即认了干娃）。仲勋动员她为革命做事，她满口答应，不仅自己担任乡妇联主任，还把大儿子天时送到刘懋功的“红三团”去当兵。天时参加了解放战争，又参加了抗美援朝，立功受奖，她家里门上多年来挂着“光荣军属”的牌子。怎么现在突然给她要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王彩娃百思不得其解。
习仲勋结交的另一个统战对象、曾把两个儿子送进革命队伍的王福泰家被划为富农。关于习仲勋和王福泰的交往，原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张贵德曾这样记述：“有一次，仲勋同志、杨再泉同志到青村看望几户群众，先到王福泰家。王福泰，人称王大爷，在两省五县交通要道上的刘家店子开过店，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哥老会大爷。他拿出酒来招待仲勋同志，炒了一盘洋芋丝，连连道歉说：‘对不起，实在没有好吃的。’仲勋同志说：‘这比我以往过你王大爷地盘时偷偷摸摸好多了。’王福泰边倒酒边说：‘那时候，我可不敢请你们来喝酒。’（见《习仲勋革命生涯》140页）王福泰解放初期因病逝世，两个儿子在外工作，另外两个儿子另立门户单过日子。在讨论富农帽子给谁戴合适时，三儿子王培禄无可奈何地表示：“那就给我戴上吧。”戴上富农帽子后不久，王培禄越想越冤，他是这个大家族里有名的“长工头”，一辈子都在做庄稼活。在他看来，他这个家庭应该是个革命家庭，老二和老六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革命，二哥王培籣因参加革命被土匪绑过票，解放后担任西宁市物资局局长，他本人还吃过几天八路军饭呢！关中分区在马家堡时，习仲勋和张仲良曾是他家的座上客，常来他家吃饭。他王家哪一点对不住共产党？这共产党怎么翻脸不认人、反过来要给他家补定富农？他越想越想不通，一天，他在自家院子里徘徊，仰天长叹，突然，他掀开井盖，朝自家水井纵身跳了下去。
七十年代初，我有一次回家探亲，蓦然间看到一队上了岁数的人在扫大街，定睛一看，全是村上过去有名望的人，其中三名是和习仲勋有过交往的人：穆振江，王彩娃，穆广元（抗战时期曾被习仲勋任命为自卫军连长）。这是“文革”中被村上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即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在运动初期，这些人遭到残酷的批斗，到了运动后期，仍然被管制，接受劳动改造。看到这些老人们无奈、无助地遭受折磨和羞辱，我心里生出一股同情。我至今还记得王彩娃从他们那队人中站起来，朝我注视了很久，那似乎是想要给我说什么，却最终没有从那队人中走出来。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老人当时的形象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尤其是王彩娃那脸上的表情和眼神。我想，他们无非是怀着一肚子的委屈、想给我这个在城里工作、见过大世面的年青人诉说他们那真实的历史。当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坏人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来得及向世人诉说他们完整的过去就一个个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那个年代，被定为地主、富农的家庭成员一下子成了“贱民”，而且殃及几代人的命运。戴上地、富分子帽子的成为被专政的对象，而且子女上学、招工、参军、入党、提干、乃至恋爱、结婚均受影响。
公安系统介入旬邑县领导班子
1964年，三个公安系统干部神秘地来到旬邑县，他们是某局局长莫潜，某部营长毛思军，中央政法干校办公室副主任宋修，这三个来头不小的干部分别担任了旬邑县县委副书记、公安局副局长、股长等职。据知情者透露，他们的到来并不是为了真正加强旬邑县的政法工作，其真实使命是来调查习仲勋问题的。果然，这三个人到旬邑以后，和习仲勋有过这样那样关系的人接二连三的出事了。
这一年的5月份，一辆少见的吉普车朝青村方向开来，车子没有进村，而是悄悄地停在了村口，车上走下来一名干部，径直找村支书姚占魁。一会儿，几个人闯入姚春桂的家，翻箱倒柜地搜查，将习仲勋写给姚春桂的一封信搜了去。接着，将姚春桂押上了车，送往西安某监狱关押。姚春桂就这样被秘密逮捕了。姚春桂解放前曾任国民党民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被习仲勋发展为统战对象，曾为共产党提供过情报和枪支弹药。现在，因习仲勋问题又要重新审查。
1964年5月30日，西安一家旅社，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悬梁自尽。此人是旬邑县大名鼎鼎的蒲玉阶。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著名的“旬邑暴动”，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共旬邑县委重要职务。1935年秋，蒲玉阶在西安被捕自首，但仅仅暴露自己上学时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出卖同志。后来，他担任旬邑县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工作期间，对蒲玉阶进行教育，说服他为我党做工作，于是蒲玉阶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和保护我地下党员马志超安全脱险，做出了特殊贡献。解放以后，蒲玉阶一直是旬邑县统战对象，曾担任县文教局副局长。这一次，有关部门通知他到西安接受审查，交代和习仲勋的关系。他不堪压力，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65年10月，旬邑县张洪镇下黄楼村，旬邑县公安局来人出示逮捕证，将在家养病的潘远志逮捕。潘远志，1929年入党，1931年加入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和习仲勋在一起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潘远志先后担任中共彬旬工委书记和新正县委书记，解放前夕，因病无法工作，经甘肃省委批准回家养病。
逮捕潘远志主要是两条理由，一是追查他和习仲勋的关系，二是信佛教的问题。实际上最主要还是第一条。潘远志自从患病以后，烧香拜佛十多年，从来无人过问，假如认为不妥，组织上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教育他，甚至党内给予处分，绝对构不成刑事犯罪。原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赵章成在加入红军之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参加红军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信佛，在打炮之前还念念有词地“阿米托佛”几句，这并没有影响他为革命作出贡献，1955年第一次授衔还被授予少将。在审讯潘远志的时候，问他从1950年到1965年和习仲勋通过几次信，到西安找过几次习仲勋。
旬邑县凡是和习仲勋有过各种各样交往的人几乎都被调查了一遍。阳坡头的张廷福是习仲勋当年在关中分区任书记时的老房东，1958年他应习仲勋邀请到北京参观游览，临别时，习仲勋送给这位老人一帧自己的照片留作纪念。1964年，上边来人找张廷福谈话，追问习仲勋都给他说了些什么，那张照片被迫上缴。也是1964年，有关部门派人来到青村，向穆振江调查习仲勋的有关情况，重点是问习仲勋在旬邑的“三十六个拈香弟兄”的情况，穆振江搜肠刮肚地回想了一下，凑出了不到二十个人名。来人提问的另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能给习仲勋的大儿子习正宁当上干爸？”这个问题涉及到他和习仲勋的关系，穆振江一五一十地把他和习仲勋怎样认识、怎样交往的过程说了出来。
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有人说，小说《刘志丹》一案涉及到6万多人，实际上恐怕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假如把“民主革命补课”中被错划成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孙后代算上，这个冤案影响的人数将大大超过6万！
这是中共党史上最为奇特的一个“反党集团”和一桩冤案；奇特之一是它根本不存在，然而却无中生有地存在了多年，成为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大的一个“反党集团”。涉案人物的问题从1954年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再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一直贯穿到文化大革命。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有人说彭德怀是“漏网的高岗分子”，甚至有人说“高饶反党联盟”应该是“彭高反党联盟”。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习仲勋借小说《刘志丹》在为高岗翻案，习仲勋因此而成为“反党分子”。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拉开的，而这篇文章的要害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把彭德怀被罢官和《海瑞罢官》联系了起来。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的材料大多是当年高岗反刘少奇时的材料。1971年9.13事件后，又把林彪和高岗联系起来。高岗的夫人李力群不无感慨地说：自从高岗出事以后，每一次党内斗争都要找她写揭发材料。高岗成了一个“反党”的代名词和参照物，尽管他死去多年，可以后每到党内出现一个“坏人”、每当出现一个新的“反党集团”的时候，都和他脱不了干系。奇特之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平反冤假错案中，彭德怀、习仲勋又回归到他们原来的“反党集团”中被平了反，只有高岗的问题依然维持1954年的结论。这样以来，原来和高岗关系很密切并一起“反党”的彭德怀、习仲勋突然没有反过党，“彭、高、习反党集团”似乎没有过一样。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彭、高、习反党集团”不仅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高喊打到过，立过专案，而且早在“文革”开始之前就见之于文件和某些高级领导人的讲话。
来源:《炎黄春秋》刊外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