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习仲勋（左一）从事兵运工作时的留影
1950年，习仲勋（前排右一）、王世泰（后排右三）等在西安临潼捉蒋亭留影
1933年8月14日召开的陈家坡会议，是西北革命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亲历西北革命斗争的许多领导人都对其有很高的评价。同时，这些西北革命的重要领导人都认为习仲勋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促使会议成功的第一人。那么，这次会议的具体情况如何？习仲勋是怎样发挥作用的？长期以来，这次会议鲜为人知，本文根据历史材料，就此进行一些探索。
出类拔萃，担当一方重任
陈家坡会议召开时，1913年10月出生的习仲勋还不满20岁，但已经是屡经考验，在斗争磨砺中迅速成长起来的青年才俊。他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进入国民党王德修营开展兵运工作，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此后两年多的兵运工作，业绩突出，成为党在该部的营委书记。1932年4月，习仲勋和陕西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领导该营起义（即著名的两当起义），为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
起义失败后，他在渭北游击区开展斗争，历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共青团富平西区委员、共青团武字区委书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和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几年时间里，习仲勋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迅速由一个农村青少年、初中肄业生成长为在复杂环境中卓有成效开展工作、富有理性思考、不断开创崭新局面的革命领导干部。
这样评价年轻的习仲勋，并不是在今天对他的溢美，而是当时人们的认识和对他的肯定。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秘书长的贾拓夫在1933年11月13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党为了完成红二十六军一师人的号召，特派宗询（即习仲勋）同志去负责边区特委。”时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的赵伯平证实了这个观点：1932年初，习仲勋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常委兼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约在3月间，“习仲勋也离开中心县委，化名‘席锤荪’，去根据地照金担任一定的负责工作了”。由三原中心县委而调去照金“担任一定的负责工作”，是职务提升，是担负更重要的工作。
当时，陕西省委把“完成红二十六军一师人的号召”列为省委“目前最迫切最中心的工是经过慎重考虑和挑选的，因为这是一项重大任务，担责之人必须非同寻常，必须是杰出的，能够胜任这一重大任务。习仲勋就是按照“得力干部”要求而被派赴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成立后，面临非常艰苦的斗争，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创建根据地。为此，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在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说：“廿六军加强根据地各种工作的建立，再派得力的干部，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
1933年1月25日，曾跟随红二十六军活动的渭北游击队政委金天花在《关于红二十六军在庙湾作战经过给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提出，“干部与技术人才的问题”是创建根据地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地群众的发动，尤其是耀县，如果不加紧去做，单靠红廿六军做，是绝对不成功的”。2月2日，时为陕西省委特派员的金理科在《关于红廿六军及陕甘边区工作概况给三原中心县委及陕西省委的报告》中，建议省委“马上派干部到边区建立特委”，“马上派一批政治和军事上的人才到游击队来，并派得力的同志担任特委的军委（书记）”。根据他们反复提出派“得力干部”的要求，1933年3月陕西省委调派习仲勋赴陕甘边，担负重要工作。如此情况下的调派，明显是把习仲勋视为能够开创新局面的“得力干部”。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3月上旬，陕西省委根据陕甘边已经组建五支游击队的情况，指示建立统一的指挥部：“红廿六（军）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据此，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在3月中旬成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4月，黄子文调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治委员。3月15日，陕西省委致信红二十六军，要求“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边区革命委员会”，“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府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应该从当地群众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加强陕甘边苏区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土儿梁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按照当时强调工农成分的规定，雇农出身的周冬至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时年不满20岁的习仲勋，担负起了领导陕甘边党政军工作的重任。
习仲勋到陕甘边后，主要从事发动群众和政权与地方武装建设的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在他和其他同志的辛勤工作和全身心努力下，“分粮斗争很快发展到旬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也随着扩大起来”。根据地的幅员扩大到东至胡家巷、高山槐，西到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连断头川、伍房川，南至桃曲原、高尔原、老牛坡，东西相距20余公里、南北相距40余公里，初步建成以薛家寨为中心，地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边界的照金根据地。
对此，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后来评论说：“仲勋是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他又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他去做。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是周冬至，他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选出一位雇农来担任主席的，人老实又没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为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作出了贡献。”
习仲勋在王德修营开展兵运工作期间，年龄是16岁半到18岁多，是一个青少年，他比同时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的李秉荣（曾任党小组组长）、吕剑人（两当起义后任连长）、许天洁（两当起义后任支队长）小5岁，比左文辉（两当起义后任副连长）小4岁，年龄小、入党时间晚、社会阅历浅，但他超越他们担任该部营委书记，成为两当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在陕甘边的搭档中，李妙斋1903年5月出生，金理科1904年出生，都比习仲勋大9岁多，而他和他们一起担当了党赋予的艰巨工作，胜任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危局降临，又一次严峻考验
就在习仲勋游刃有余地甩开膀子大干之时，西北革命遭遇了非常严重的失败，他置身在危机四伏的旋涡之中，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而且是关系全局的、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革命武装遭受重大失败。
1932年12月22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成为西北地区第一支正式编制的红军部队。但是，红二十六军组建之后的斗争颇多曲折。成立之初，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曾连战皆捷，消灭照金附近的国民党民团，为开辟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苏区打下良好基础，部队由200人发展到300余人。但担任军政委和团政委的杜衡（此前曾任陕西省委书记，颇为强势）执行“左”倾冒险路线，强令进攻与红军有统战关系、设防坚固的庙湾夏老幺民团，结果“部队损失很大，连长、指导员以下30余人伤亡，红二团受到很大损失”，并引发夏老幺民团疯狂进攻；继而他又下令放火烧掉千年古刹香山寺，导致僧徒反对、群众不满，使红军陷入困境。习仲勋回忆说：“杜衡自己（却）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1000多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
随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多次转向外线作战，转战陕甘边的旬邑、淳化、正宁、宁县、宜君等地，连续取得胜利。但是，杜衡在庙湾战斗后，放弃了红二十六军在照金地区活动的设想。他先是提出北上陕北、“打通国际路线”的荒谬主张，继而又决策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其所谓南下渭华的主要理由是渭华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渭华地区确实远比陕甘边富裕，但它被称为“三秦要道”，东濒黄河与山西、河南毗邻，西与西安、咸阳相接。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属关中平原，是国民党当局竭力控制并且统治力量强大的地区，幼小的红军如何能够在这样的地区立足呢？但是，在杜衡的坚持下，其主张得到不少人支持，因此最终被执行。结果红二十六军二团在蓝田地区遭敌重兵围追堵截，苦战月余，陷入绝境，最终全军覆没。
习仲勋曾对杜衡的这些不切实际的主张，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他后来回忆说：“部队来到合水县的黑慕原时，杜衡给后方照金根据地来了一封信，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我们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不大妥当，党和红军在陕甘苏区影响很大，这里还有广大群众。”6月17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二十六军的行动计划。习仲勋因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旗帜鲜明地向会议表达了反对南下的意见。他回忆说：“当时我就认为红军不能离开边区，远离苏区有了伤兵都没有办法。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我的意见全告诉了金理科，由他带到会上。”因习仲勋负伤而接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张秀山也回忆说：“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等人反对南下，赞成刘志丹的意见。习仲勋未参加会，但他委托金理科在会上转达他坚持陕甘边斗争的意见。”虽然他的这些意见没有产生效果，但说明了习仲勋的战略眼光和积极负责的崇高党性。
红二团是陕甘边红军的主力和革命的支柱，它的失败严重地影响了陕甘边的革命形势，但严重的军事挫折还不止于此。1933年7月下旬，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杨虎城骑兵团由团长王泰吉（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率领，在耀县起义，改名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但该部旋即在三原的辘轳把作战中严重失利，部队基本被打垮，人数由1000余人锐减到100余人，被迫北撤进入照金根据地。王泰吉起义震撼全省，但它的溃败也对革命形势和人们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
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斗争关系全局，这些革命斗争的重大失败，使陕甘边的革命形势骤然严峻起来。
陕西党团组织遭受空前破坏
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领导人会议被敌人侦探发现，在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途中离开部队返回西安的杜衡和省委书记袁岳栋当场被捕，随即叛变，供出了他们知道的所有组织和党、团员，使省委机关和各地党、团组织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仅在渭北地区，就有5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或被杀，关中十几个县的党组织，只剩下韩城、临潼两个县委。陕西党组织之间以及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大部分中断。
国民党军疯狂野围剿冶革命根据地根据杜衡和袁岳栋等叛徒提供的情报，国民党军疯狂“围剿”渭北革命根据地和刚刚在7月间组建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时任红四团团长的黄子祥回忆说：“敌人获悉我们力量不大，派了两个团的兵力上原‘搜剿’，红四团被迫转移到嵯峨山一带。当时，我们感到在武字区难以活动，就撤到了耀县照金。”在国民党重兵进攻下，渭北根据地沦陷，在王泰吉起义时新组建的耀县游击队也被迫退入照金根据地。
随后，国民党军又调集重兵发动对照金根据地的“围剿”。习仲勋后来回忆说：“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我们困难极了……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进攻，我们失掉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都成了问题。”时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张秀山也回忆说：“这时是廿六军咬紧牙关的时期，红军不能在村庄里住，只能钻梢山，梢山里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照金根据地面临的对敌军事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
严重的失败和严峻的斗争形势，也在革命内部引发了严重问题，形成迫在眉睫必须立即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是必须消除因革命受严重挫折而出现的右倾悲观失望情绪。当时，国民党大肆宣传说“红二十六军失败了”，“刘志丹枭首了”等；叛徒袁岳栋、杜衡等在西安召开记者新闻会，在报纸上刊登自首宣言和“告陕西青年书”等造谣、攻击、诬蔑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队伍内部产生了一些右倾的情绪和认识：“主张红军只能打游击，不能统一起来创造根据地，以后连游击也不能打了”，“当时有人主张分散活动，不打红旗”。甚至还出现了“压枪”、停止武装斗争去做秘密工作的说法：“整个党被破坏了……这样大的局面都失败了，像我们这几条枪还不会被人家打掉？还是压了枪吧，保存几个干部。”
二是必须解决建立统一领导的问题。由于省委被破坏，党和红军原有的组织领导体系不复存在；在国民党军严重进攻下退入照金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此时党内和红军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因此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迫切需要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三是必须寻找和确定重振革命旗鼓的方针和办法。在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敌人疯狂进攻的严峻形势下，如何应对面临的危机，如何摆脱困境、复兴革命，是当时摆在陕甘边红军和领导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必须当机立断作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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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金理科调回陕西省委工作，秦武山接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为了解决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耀县游击队负责人在照金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陈家坡会议”，时间是1933年8月14日。
据与会者回忆，参加陈家坡会议的有陕西省委代表高岗，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红四团政委杨森、团长黄子祥、参谋长王伯栋；耀县游击队党代表张邦英、队长陈学鼎等，另外还有红四团的连长、指导员等。会上，他们围绕三支部队今后行动的方式（集中统一行动还是分散行动）、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与否及其领导人选的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秦武山回忆说：“这次会议上对三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黄子祥、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各回各地打游击。这种主张遭到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反对这种主张的有习仲勋、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等同志。第二个争论是总指挥的人选问题，大家都主张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第三个争论是高岗任政委的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高岗为总指挥部政委，但黄、王反对。”会议是在上级领导机关不复存在的条件下召开的，是在存在很大分歧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这个在非常时刻召开的会议开得颇为艰难。会议的最大困难是认识不统一，因此引发激烈的争论。而这些争论的解决，颇为艰难。张邦英回忆说：“这次会上曾发生了很大争论”，“经过一个下午又一个晚上的讨论”。秦武山回忆说：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才结束”。张秀山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和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两次提到陈家坡会议争论的情况：“在陈家坡，这个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这次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把他们讲得没有话可讲，进行表决之后，但他们还是不服从，还在狡辩。他们说，党内斗争是真理，虽然你们是多数，但不是真理。后来再经过辩论斗争，又表决，才使他们服从了。”
“现在想起来那个表决是非常危险的，当时只差两只手，如果他们再多上两只手，那事情就难办了。”
会议的艰难、争论的激烈，对习仲勋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持反对意见的黄子祥年龄大、资历深、威望高。他生于1895年，大习仲勋十七八岁，曾入广东讲武堂学习，担任过杨虎城部的中校团副。他走南闯北、阅历丰富，而且从1928年起，在三原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历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等职，“在渭北很有影响”（习仲勋语），在红四团颇有威信，与会的连长、指导员大都支持他；他的分散活动、红四团返回三原的主张，颇合大多数出身渭北地区的红四团指战员的心意；并且红四团又是当时照金根据地的主要武装力量，如果不说服他们则部队很难实现统一领导、统一行动，那么在即将来临的严峻斗争中很难形成强有力的合力，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将会遭遇极大的困难。
除此之外，习仲勋还要面临一个困难，这就是处理好和红四团团长黄子祥的关系。习仲勋从渭北苏区起，就和黄子祥、黄子文兄弟多次接触，关系不错。而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黄子祥就找到他表明了坚持分散活动的意见，要求习仲勋予以支持。但是习仲勋正确面对了这个困难，他回答黄子祥：“情况我不晓得，究竟怎样决定，开会再商量。”
在陈家坡会议上，习仲勋完全从革命大局出发，明确否决了黄子祥的意见：“分散行动，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各个消灭。只有集中行动，才能使部队形成一种力量，提高士气，有力地打击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要“继续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就必须把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多个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
作为会议的主要主持人，习仲勋的这些意见分量很重，对会议的最后结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亲历西北革命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有共同的评价。马文瑞、张邦英在《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中指出：在陈家坡会议上，“习仲勋作为会议执行主席，对各项正确决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王世泰回忆说：“（陈家坡）会议中，有个别军事领导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提出了分散活动的意见，在习仲勋、秦武山、张秀山、高岗等领导人的一再坚持下，终于取得共识。”王兆相则表述了许多人的共识：“从终南山脱险归来的同志们公认：处在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失利、国民党军加紧‘围剿’的情势下，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同志临危不惧，应对有方，为保住陕甘边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正确决策，彰显历史作用
当然，称颂习仲勋在陈家坡会议上的作用，主要还是因为陈家坡会议在关系西北革命前途的关键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这些决策深刻影响了西北革命的发展。
统一了认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经过积极的艰苦的思想斗争，最后在三支部队今后行动的方式（集中统一行动还是分散行动）、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后的领导人选问题上，达成一致。秦武山回忆说：“会上，我们批评了黄、王的右倾和失败情绪……最后正确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经过一个下午又一个晚上的讨论，会议最终取得了一致意见。”分歧得到消弭，意见达成一致，这就为后来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步调一致，齐心协力，不断战胜艰险、取得胜利创造了前提条件。
统一对红军部队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统一指挥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等，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实际上是在红二团失败后，组建了陕甘边新的主力部队，使分散的相对弱小的红军集聚成有力的革命拳头和一支坚强的力量，其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保护了照金根据地。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主力歼灭让牛村、柳林民团各一部，威逼照金苏区周围的反动民团纷纷后撤；其后在外线作战中先后取得旬邑底庙战斗、张洪镇战斗的胜利等，并再次打退了国民党军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这些胜利保卫了照金苏区，为复兴陕甘边革命保留了战略基地，也为南下渭华的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指战员脱险归来提供了基本条件。二是避免了放任三支部队分散活动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实际上也就阻止了西北革命形势因红二团南下失败和省委被破坏后继续逆转的势头，并使之向相反方向发展。
三是为重建红二十六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组建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基本武装力量，保存了一批军事干部和武器装备，在政治、思想、组织方面做了良好的准备）。四是主力红军的重建和一系列胜利，对克服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坚定苏区党政军民的革命信心，巩固和发展红军与革命根据地，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西北革命发展的角度观察，这应该是陈家坡会议颇具深远意义的影响。
确定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这是在严重困难时期坚持和发展革命的切合实际的正确方针，已经为历史所证明。而它更大的意义是，实际上解决了红二十六军成立以来长期没有解决的战略发展问题。此前，虽然红二十六军在其成立前后曾长期在陕甘边活动，但并没有把陕甘边作为其战略基地而确定下来。中共陕西省委曾提出“争取陕甘边渭北新苏区”的目标，也在1933年初（即红二十六军组建之初）曾针对红二十六军在庙湾战斗中失利、受到很大损失的情况，提出“把二十六军现有部队配合当地群众组织许多小的游击队，以开展当地游击战争”的方案，但认识并不明确，也没有坚持。因此当其指示受到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的坚决反对后便放弃了。杜衡随后在红二十六军提出北上到陕北去“打通国际路线”的荒谬主张，继而又决定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直至遭受失败。也就是说，在陈家坡会议前，红二十六军战略发展的方向没有确定，以何处为战略基地的问题没有解决；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游击战，但通过广泛游击战争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思想没有确立。而陈家坡会议明确提出“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明确了主力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目标，实际上确定了主力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对陕甘边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在陈家坡会议决定的基础上，其后不久召开的包家寨会议，使之更加明确和具体。
正因为陈家坡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拨正了西北革命的航向，因此，亲历西北革命斗争的许多领导人都对其有很高的评价。习仲勋称：“陈家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张秀山回忆说：“陈家坡会议是有历史意义的”，“陈家坡（会议）的斗争是红廿六军生死存亡的斗争”。秦武山评价说：“陈家坡会议是在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张邦英认为陈家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解决了部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问题”。王世泰也认为：“陈家坡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对加强党对红军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后来西北革命发展的历史，证明了陈家坡会议的重要作用。习仲勋对此感到十分欣慰：“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奠定了陈家坡会议在西北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同时，历史也铭记了习仲勋作为会议主要主持人，为会议成功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原载：《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