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增民，男，汉族，中共党员，生于1963年2月9日，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克坊村人，1981年10月应征入伍，在北京某部服役，曾先后在王兆相、王耀南、张爱萍三位开国将军身边服务过。现任铜川市公安局耀州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
我的外爷叫李生发，别名李纪丹，生于1909年5月6日（一九零九年农历三月十七日），外婆杜秀雲，生于1912年3月24日（一九一二年农历二月初六），一生育有三个女儿，家住原同官县黄堡镇凤凰村（现在的铜川市耀州区董家河镇凤凰村）。
外爷少年时曾在同官县陈炉二高、黄堡三高，同官县中学，三原师范读书，因从小聪明好学，又练的一手好字，且人长得英俊，故他的老师给他更名为李纪丹（纪念刘志丹同志1936年4月14日牺牲）。学校毕业后，教过几年书，当过中华民国同官县县长的文书，曾先后担任同官县南区联保办公处主任、南区区长、黄堡镇镇长等职。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为了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国民党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部队由定边、环县之间南下关中地区。1937年2月，贺龙和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到达当时的同官县陈炉镇一带，红二方面军总部就设在陈炉镇第二高级小学。当时贺龙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军团军团长，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贺军长。
贺龙在陈炉镇住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此时，正是全面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燃烧起来的时候。红军在筹集粮草的同时，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时，我的外爷是同官县南区联保办公处主任，他有文化，思想进步，有比较广的人脉。红军请他帮助筹集粮草后，他爽快答应，秘密联系了当地周围一些思想进步的镇长、保长及大户开明人士，跑前忙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为红军筹措了大量粮草，差当地群众同部队的同志分数次分送到贺龙的部队。后贺龙的部下向其汇报时夸奖我外爷有文化，思想进步，同情支持红军，写的一手好字，人长得很英俊，给部队提供了很多帮助。贺龙听后非常的高兴，要见一见我外爷，就派人骑马把我外爷接到陈炉镇。到达贺龙司令部时，我外爷才知道司令部就设在他当初读书的陈炉镇第二高级小学。后来听我外爷讲述，贺龙高个子，方脸，留八字胡，声音洪亮，面带笑容，待人非常和善真诚，当时贺龙外穿一件灰色粗布大衣，大衣后背处有一块碗口大的烧损，棉花都漏了出来，两个袖口也有磨损，贺龙对我外爷在短时间内筹措到大量粮草，给共产党队伍提供了很大帮助表示感谢，俩个人聊了很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国救民的话题，聊的很投缘，使我外爷对眼前的贺龙钦佩至极。贺龙对我外爷说：“我们队伍里现在就缺少你这样有文化的人，你到我们队伍上来，跟着我干吧。”我外爷回答说：“我家里兄弟姐妹多，结婚时间不长，又刚分家，现在上有老，下有小，实在走不开。”贺龙听后也没有再勉强，但我外爷对贺龙表示：我虽然不能跟着共产党的队伍走，但我愿意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贺龙听后很高兴，对我外爷说：“太好了，那你就多做些帮助我们红军的事情吧，你以后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同志了”晌午时，贺龙邀请我外爷一块吃了顿简单的便饭，虽然简单，但十分真诚，真情无价！体现了贺龙军长的公仆风范和平易近人的大将风范！饭后，贺龙把我外爷送出陈炉第二高级小学的院子外握手告别，临走时贺龙还对我外爷说：“以后咱俩就是朋友了，想来部队干了，请随时来找我。”
外爷回到家后给我外婆和家里人讲了和贺龙见面的情景，说共产党队伍上的领导和蔼可亲，待人真诚，贺龙那么大的官，没有半点官架子，吃的饭菜和老百姓差不多，穿的衣服也很朴素，还那么破旧，共产党的队伍真的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后来，我外爷又骑马多次到陈炉镇看望贺龙，每次去都给贺龙带一些点心、白面锅盔、茶叶和烟叶等。其中有一次带着我外婆一块去看望贺龙，我外婆特意带着针线把贺龙衣服上几处破损的地方给缝补好，贺龙高兴地对我外婆连说谢谢。他们交谈时，我外婆听不懂贺龙的方言，我外爷在旁边给作翻译。
经过多次同贺龙交往，贺龙对我外爷越发赏识，我外爷对贺龙也越发敬佩，对贺龙及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充满信任，我外爷打心眼里感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才真正是人民的队伍，是真正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从此，我外爷决定尽全力为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队伍做事。随着同贺龙友谊的不断加深，俩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一次，我外爷再去陈炉镇看望贺龙时，贺龙邀请我外爷加入地下秘密党员，我外爷高兴地接受了。贺龙还对我外爷交待说：尽可能的多发展一些人，支持共产党的事业。就在这次见面中，贺龙送给我外爷一张名片和一把手枪，并对我外爷说：“等革命胜利了，全国都解放了，你可以拿着名片来找我。”
后来，我外爷按照贺龙的指示安排，利用他当同官县南区联保办公处主任一职作掩护，秘密联系了当地一些思想进步的镇长、保长及大户开明人士，先后发展了同官县南区黄堡镇梁家塬村的大富户梁盈；石柱镇生寅村的富户张培显，张培显后来还当上了石柱镇镇长、保长；还发展了石柱镇吊咀村的张思源，张思源和他的儿子张树堂、孙子张生福、张生贤等人，张思源乐善好施，救苦救难，对穷人很好，不做恶事，因而当地百姓把张思源称作张善人。不论是梁盈、张培显还是张思源和他的儿子张树堂、孙子张生福、张生贤等，当时都为共产党的队伍积极捐粮、捐款、捐骡马等，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好事。
我外爷当时在发展黄堡镇石凹村富户郝继贤时，郝继贤不但不支持共产党的事业，反而与共产党为敌，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后被红军枪毙在石柱镇克坊村岗咀沟畔。当时没有争取过来的还有石柱镇镇长、克坊村富户杜春芳等人。
李纪丹及其夫人杜秀云
我外爷和我外婆常常想念贺龙同志，经常给人说共产党贺龙的队伍上官兵同等，亲如兄弟，对老百姓很亲切类的话题，我从小经常听我外爷和外婆讲他们和贺龙军长的这些故事，我曾经问过外爷：“那贺龙军长后来去哪了？”我外爷说：后来他再去陈炉镇找贺龙汇报工作时，贺龙已经率领队伍在晚上离开了陈炉镇，他也秘密的打听过贺龙的去向，有人说贺龙带队伍回了延安，也有人说到抗日前线去了，还有人说贺龙去了富平。”外爷虽然再也没有和贺龙见上一面，但他一直按照贺龙交待的任务，想办法筹措粮食等物送往延安，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接着形势发生了变化，内战爆发，外爷帮助红军的事情被国民党政府知道了，因通共把外爷关进了同官县监狱，幸亏外爷在国民党政府做事时人缘好，全家人把所有的土地变卖，把外爷从监狱赎了回来，官职被撤，回乡务农，外爷又被自己的老师帮忙教了几年书。
新中国成立后，外爷在家务农，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没有忘记他，对他很好，他属于开明绅士，民主人士，人民政府还经常邀请他参加一些会议，他继续为新中国、人民政府贡献着力量。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外爷和外婆在家窑门后的有线广播中听到贺龙遭受到严重迫害。紧接着，由于外爷与贺龙交往的缘故，外爷经常受到批斗，造反派、红卫兵经常来我外爷家搜家，把外爷和外婆居住的一个土窑洞连地面都搜了个遍，寻找当年贺龙送给我外爷的名片和手枪。几番搜寻后，贺龙给他的名片，给贺龙部队，延安红军送粮时红军给外爷写的一些欠条（留作纪念）等，还有他当同官县南区联保办公处主任、区长、镇长时期的一些照片等东西被造反派抄走了。我外爷唯独把贺龙送给他的那把手枪埋藏了起来，只承认贺龙送给他名片的事，说贺龙送给他手枪的事是他胡编乱造的，但我外爷还是怕那把手枪被搜到后带来更大的麻烦，后来就把那把手枪交给我的父母保管，再三叮嘱我的父母把枪藏好，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外爷被送到耀县药王山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每天干砸石子的活。在外爷劳动改造期间，每个星期天我随着我母亲带些黑面饼子去看望他。三年劳改结束后，我外爷回到村上给生产队放羊，直到年老多病彻底丧失劳动能力后，与外婆相依为命，共度晚年。我的外婆于1978年1月17日（一九七七年农历腊月初九）在家病逝，外爷于1983年3月4日（一九八三年农历正月二十日）在家病逝。
1981年10月我应征入伍到北京参军，这时我的外婆杜秀雲已于三年前去世，只剩外爷一人孤独生活。临行前，我随母亲去看望外爷并与他告别。外爷见我穿着还没有带领章、帽徵的黄军装，激动的老泪纵下。他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叮嘱我在部队一定要听部队领导的话，在部队好好干。在我入伍后的第三年即1983年3月4日，我外爷在家不幸病逝。因我的外爷、外婆一生只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我的大姨年青时就去世了，只剩下二姨和我妈，我妈是老三。是本家一个孙子叫李增贤，过继顶的门户。后来，我给我外爷、外婆的墓地立了块石碑，按照当地习俗，墓碑上不能出现外孙的名字，墓碑上刻着我妈和她两个姐姐的名字，还有李增贤的名字。外爷临终前，他还叮嘱我的母亲他死后不要将他的死讯告诉我，担心我在部队分心，并交待母亲让支持我在部队好好干，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离开家到部队已经四年没有见到亲人了，期间，我也非常想念家人，思念从小就疼爱我的外爷，本应计划在1984年后半年探家，因当时我的首长王耀南老将军在三〇一医院南楼住院治疗，需我陪护，我也不忍心这时候离开老将军去探家，因为王耀南老将军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是人民的功臣，我不能这时候离开老将军身边，只能把想家、思念亲人的痛埋在心里。不幸的是，王耀南老将军因病于1984年11月3日在三〇一医院南楼逝世。直到1985年春节前，我才第一次回家探亲，到家后才得知我敬爱的外爷已于两年前去世……。
从北京某部队复转后，1989年9月1日我被安置到铜川市公安局收容审查所工作，直到1992年5月调到铜川市耀县公安局当刑警时，我母亲才告诉我，贺龙当年送给我外爷的那把手枪还珍藏在家里。当我看到这把手枪时，它虽已锈迹斑斑，但却蕴藏了55年老一辈纯真的革命情谊。
我没有辜负外爷李纪丹，外婆杜秀雲对我的希望，也没有辜负王兆相、王耀南、张爱萍三位开国将军对我的关心和厚爱，不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公安战线上，我多次立功受奖，我想这才是对老一辈最好的怀念和报恩。
2019年3月11日下午，我作为延安延水情公益促进会的常务理事，随延安延水情公益促进会会长杨亚东（老一辈革命家杨和亭之子）、延安延水情公益促进会名誉顾问张亚东（老一辈革命家张邦英之子）等人到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参观学习。在参观学习了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高岗、彭德怀、贺龙、张秀山、张邦英以及我的老首长王兆相将军和他的哥哥王兆卿烈士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后，我深受感动、教育和启发。回到家后，我决心响应习近平同志强调的“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号召，我决定把贺龙同志当年送给我外爷李纪丹这把至今已有83年历史的手枪无偿捐赠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以供后人更好的学习、继承、传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换来的现在美好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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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增民
2019年6月3日
《薪火传承》——亚东绘画李增民同志与小孙子李享
李增民同志的姥爷李纪丹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红军贺龙部队筹措了大量粮草，贺龙以手抢相赠，传给增民后他捐赠给西北局纪念馆。增民同志在部队先后给三位开国将军当过警卫员，曾在部队荣获在军旗下照相。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多次被省、市、区表彰为先进个人。现任陕西省铜川市公安局耀州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警号：009812，一级警督），延安延水情公益促进会常务理事。
画中右边照片从左至右：上排张爱萍将军、王兆相将军。下排王耀南将军，贺龙元帅)。
【作者简介】
李增民：男，汉族1963年2月9日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陕西耀县人。
1981年10月应征入伍，曾在北京总参某部服现役，先后在三位开国将军王兆相、王耀南、张爱萍身边服务过。1989年9月参加公安工作，曾担任过刑警探长、中队长，派出所所长，巡特警大队大队长，荣立过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多次被省、市、区表彰为先进个人，现任铜川市公安局耀州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延安延水情公益促进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