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奇斋主人说：郝新民是我最感兴趣的人物之一，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首先，他是西北革命中的一个著名烈士，是安定人中最早追随谢子长投身兵运工作的先驱者之一。早在1930年初，谢子长到宁夏平罗挂名建军，筹建11旅，办起了教导队（又称学兵队），在陕北动员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出身的党团员前去参军，其中尤以安定人去的最多，郝新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为此还留下一个“安定要出三斗三升芝麻官”的传说。只要点出这个学兵队中的几个人物，我们就能明了郝新民在西北革命史上应有的的地位了：高岗、张秀山、贺晋年、李仲英、杨林、路文昌、薛应昌、张东皎、高鹏飞、李树林、牛化东、杜洪范、孙作宾……这个名单还可以往下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西北党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领导的武装斗争之所以能够形成后来那样大的局面，这批人在其中发挥的骨干作用，实在是功不可没。高岗成为西北领袖后，最基本的军事干部的班底就是这个学兵队。郝新民从学兵队出来后，一直在革命队伍中从事军事工作，是谢子长、刘志丹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骨干。1933年春，安定县发生的轰动全省的重大事件——县长刘淑明被游击队打死，就是他和强世清、毕维周、高嘉德四个人的杰作。郝新民一家堪称满门忠烈，弟兄七个，就有四个革命烈士。他的妹妹郝明珠，是陕北很有名气的妇女干部。妹夫阎遂则也是安定县的著名烈士，1935年瓦窑堡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在逃跑前杀害。郝明珠后来的丈夫就是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习仲勋同志。
陕北革命史上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从他1935年春牺牲至今70多年来，虽然他的名字和事迹在很多文献中经常出现，却始终没有人写出过一篇成型的文章，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人物略传都没有，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这是我对郝新民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作为一名立志研究陕北现代历史的史学爱好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白。别人没有搞出的东西才有研究价值，才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工作者的研究对象。
郝新民，又名史法直，瓦窑堡水沟坪人，1908年生，陕北著名革命烈士。1930年随谢子长投身兵运，曾任陕甘游击队五支队指导员。1935年1月在攻打保安县芦草沟崖窑时牺牲。
郝新民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兄弟七人，他排行老六。父亲本姓史，后过继给郝家，遂姓郝。生有七子，按陕北“借子还孙”之俗，由老五、老六、老七复了本姓。所以，郝新民又叫史法直。
郝新民少年时代，马克思主义开始在陕北传播。安定县是马克思主义在陕北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1924年寒假期间，绥德四师学生、青年团员赵通儒就在瓦窑堡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加上谢子长同志的革命活动，使得革命思想深入人心。郝新民在瓦窑堡二高读书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参加了党组织。
1930年初，由于陕西省委屡遭敌人破坏，陕北特委与省委失去联系。特委书记杜衡、团特委书记焦维炽先后去了西安，很长时间没有消息；特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兼代军委书记杨国栋因后九天起义失败而消极，脱离了工作岗位；特委秘密机关已无法存在，陕北革命形势处于危急存亡关头。为挽救革命，特委组织部长白明善，特委常委、清涧县委书记兼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赵通儒，安定县委书记孙兰馥与谢子长在枣树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白明善代替杨国栋担任特委书记；由赵通儒去北京寻找北方局，恢复北方局与特委的关系；发挥谢子长、刘志丹在西北的威望与作用，准备开展武装活动。
会后，谢子长带强龙光西去，在甘肃军阀苏雨生部活动到11旅旅长的头衔。陕北特委决定动员党团员参加谢子长部队，开展武装斗争。安定县委先后动员去了30名党团员与进步青年，如贺晋年、路文昌、李仲英、杨林、赵仰轨等。郝新民也响应党组织的号召，毅然投军。他们到达宁夏平罗窑合堡，找到了谢子长。不料，未等11旅组建起来，苏雨生就奉命率部离开宁夏。谢子长便和老同学、8旅15团团长王子元商量，决定把这批党团员青年组成一个学兵队，暂时编入15团序列。学兵队队长是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的张东皎，高岗任分队长。从此，郝新民便在这个学兵队里，正式扛起了枪杆子，一面学武，一面做党的工作。以后，15团又被甘肃军阀雷中田收编，先驻扎在兰州飞机场旁，后来又移防到定西县，开始了正规的训练。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他们掌握了一定的军事知识，为以后从事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地基础。
1930年底，学兵队毕业。郝新民和贺晋年决定返回陕北找谢子长，用学到的本领为党工作。队里还有一名学兵康明礼也决定回陕北，三人结伴同行。他们从定西动身，经过静宁县城，于腊月17日（1931年2月4日）走到一个叫乱柴堡的村子时，遇到一股乱兵，三人被洗劫一空，回不了陕北。经过平凉时，找到了我党派在这里担任陈圭璋部教导团政治教官的地下党员刘国梁同志，经刘国梁介绍，三人留在教导团当兵，不久就当了班长，开展党的兵运工作。1931年6月，刘国梁身份暴露，被捕牺牲，三人被迫逃离平凉。贺晋年返回静宁，继续从事兵运工作。郝新民则返回陕北。
1932年2月，西北第一支正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游击队成立后，高举红旗，转战在陕甘高原。郝新民辗转来到游击队，随军南征北战，到处打击敌人。他的二哥郝子元也在游击队中任供给处供给员，不幸于1932年6月23日在韩城象山战斗中中弹身亡。郝新民把痛苦埋在心底，继续东征西杀。
1932年10月初，郝新民从陕甘游击队回到安定老家准备结婚，并带回来一支手枪。就在结婚那天，从榆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中哗变出来几个人，来到瓦窑堡和共产党方面接头。他们来到郝新民家里，找到郝新民谈了情况。郝新民正在做新郎官，抽不开身，就让五哥郝根宝把来人带到白家枣林村，送到党员白雄娃家。郝根宝把来人安顿好，赶紧往回走。走到枣林河滩时，远远看见瓦窑堡方向跑过来几个骑马的士兵。他看见情况不对，赶快在路畔下找了一个串洞，躲藏起来。敌骑兵跑过来后，议论说：“日怪！刚才明明看见大路上有一个人，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敢是红军探子吧？”郝根宝听见马蹄声呼啸而过，以为没事了，就从串洞里出来。不料，敌骑兵正好调转马头，准备找人，看见河滩里突然冒出一个人，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枪，郝根宝一个马趴，倒在地上。敌骑兵扬长而去。村里人听见枪声出来一看，认得是水沟坪的郝根宝，一边救人，一边打发人跑到水沟坪报信。正在忙忙乱乱过喜事的一大家人，赶紧上去救人，发现子弹从肚子进去，后琵琶骨出来。七手八脚把人抬下来，过来一夜，第二天就死了。后来才知道，这些骑兵是驻延安的敌旅长高双城带到瓦窑堡准备镇压革命的。反革命的残暴行径，更增添了郝新民对敌人的仇恨。
不久，正在准备组织陕北游击队的高朗亭同志找到郝新民，动员他参加游击队。郝新民立即答应了，并把他带的手枪交给高朗亭。1932年10月20日，陕北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在延川县高家圪塔正式成立。陕北特委军委委员毕维周代表特委授旗、发印，宣布九支队成立。高朗亭任队长，艾龙飞任政委，郝新民与马万里、栾新春、贺吉祥、高嘉德等二十余人参加了成立仪式。
九支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活动，打土豪筹款。12月9日，九支队在清涧抓了大地主白明扬。游击队把白明杨带到延川县禹家圪崂的崖窑里，关押了一个月，由栾新春、贺吉祥等人负责看守。这是最为艰苦的一段生活。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吃过菜，没有洗过脸，也没有理过发，只能在每天晚上自做一点小米饭吃。后来，白家同意交罚款赎人。为了防止敌人的阴谋诡计，在白家来人交款的时候，郝新民奉命在暗中担任掩护工作，保证了筹款任务的圆满完成。在白家送来3400元银洋和部分衣物及一支短枪后，释放了白明杨。游击队把大部分钱给了陕北特委，留下一小部分作为游击队的活动经费。这笔巨款解决了陕北特委的燃眉之急。
到这年年底，游击队决定同意队员们回家过年。郝新民便回到家里。此时，安定西区一带民间好汉白德胜手里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党组织为了开展武装斗争，正在想方设法搜集民间的武器。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和白德胜去洽谈。特委委员毕维周和安定县委负责人赵福祥，在郝新民保护下来到枣树坪谢子长庄里，通过谢德元找到白德胜，做通了白德胜的工作。白德胜同意，等他的枪回来，就和游击队一起干。
正月底，强世清从陕甘游击队回到家乡开展武装斗争。他走到安边时，遇见了自己的盟兄、陕北特委巡视员毕维舟和陕北红军游击队九支队队员高嘉德。他们三人结伴回到安定，随身带着当时最为珍贵的武器——三支盒子枪，一支冲锋机关。正月二十七日（1933年2月21日）他们回到了强家湾，隐蔽在强世清的三叔强焕娃家里。
几天后，赵福祥送来情报，说安定县长刘淑明要从安定去瓦窑堡。毕维周和强世清商量，决定在半路伏击，打掉刘淑明。他们觉得人手不够，就把郝新民从家里叫来。二月初一日上午，刘淑明骑着高头大马，带领两名护兵，一个背着短枪在前面牵着马，一个背着步枪跟在后面，从安定出发去瓦窑堡，十点左右过了栾家坪。强焕娃探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报告给强世清四人。他们赶紧出发，抄近路赶到刘淑明前面，埋伏在河滩里一座便桥旁边的大石头下。刘淑明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刚上了桥头，强世清撩起长袍，端起冲锋机关枪，一夹子弹射出，打得刘淑明一个倒栽葱倒在冰摊上，挣扎着往起爬，毕维周用手枪在脑袋上补了一枪，刘淑明一命呜呼。牵马的护兵看见打死了刘县长，顺势骑上马向瓦窑堡狂奔。后面的护兵扭头就跑，被郝新民一把扭住，缴了枪。他们割下刘淑明的头，把尸体扔进冰窟窿，然后把事先写好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九支队的布告，张贴在大路旁和栾家坪显眼的地方。一切布置妥当后，四个人爬上山头，只见瓦窑堡开来敌人一个骑兵排，二十多人马，向栾家坪疾驰而来。四人立刻转移，强世清和毕维周去安定西区隐蔽，高嘉德回了清涧，郝新民潜回瓦窑堡。
打死安定县长一事震动陕北。敌人疯狂报复，派兵三路出城搜捕红军。形势越来越紧张，郝新民在家里待不住了，只好离开瓦窑堡，到处躲藏。1933年农历11月，他听说学兵队的老战友贺晋年正在安边一带教书，便辗转来到安边，找到了贺晋年。贺晋年是在甘肃搞兵运失败后，辗转来到离安边四十多里的破墩子，通过社会关系，找到一份教书的临时工作，暂时在这里安身。郝新民找到贺晋年时，赵福祥也正在这里，比他早来几天。他们三人在各自不同的革命经历中，认识到一个共同的革命道理，那就是必须掌握枪杆子。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枪。赵福祥来这里之前，正是强世清率领一支队攻打枣树坪失利，他去找陕北特委，讨论游击队干部问题。返回途中，于农历9月29日在杨家园则被敌民团捉住，打得两腿流血。第二天被押到瓦窑堡，在区公署又被吊起，打的死去活来，小腿肿得比大腿还粗。敌人从他口里没有得到口供，下午把他绑送到安定县城。到安定县城已很晚了，城门封锁，进不了城，得等明天再进。于是，又将他送回高家沟住宿。当晚半夜，赵福祥从高家沟跑出，脱离了生命危险。他跑到玉家湾辛胜坪庙沟的天窖里住了几天，养伤二十几天。由于他在当地已经无法工作，到农历11月，县委负责人景方和一支队队长白德胜决定，派他去安边谷莲舫部做兵运工作。临走前，他把自己带的一支枪交给了景方。郝新民听说他把枪留在安定后，觉得十分可惜。
此时，三边一带驻扎的敌军是杨虎城的骑兵旅，旅长谷莲舫。下辖三个团，一团段佑庵驻定边，二团张庭芝驻安边，三团张庭祥驻靖边柠条梁。陕北有许多在家乡不能存身的党团员，都来到这里，打入骑兵旅，从事兵运工作。仅安定人就有如杨彩彬、薛毓瑞、张宗孝、薛振昌等十几名同志，都在张庭祥团。郝新民、贺晋年、赵福祥三人一起商量，决定赵福祥就在周围打零工，贺晋年把郝新民介绍到张庭芝团当兵。当时，这个团里还有原一支队的姬振元。安顿下来后，赵福祥给陕北特委捎信，汇报了三边的情况，让特委派人来领导骑兵旅的兵运工作。特委接到信后，派团特委书记马文瑞来安边领导兵运工作。
1934年初，马文瑞来到三边，找到了同志们，成立了党支部，指定由神木来的王治岐负责一团的工作，郝新民负责二团的工作，薛毓瑞负责三团的工作。马文瑞曾经在安定担任过县委书记，在郝新民家里住过好多次，对他非常熟悉。这次又在一起工作，配合非常密切。他们在部队中秘密开展活动，发展力量，准备一等时机成熟，就举行兵变。这年夏天，杨虎城调骑兵旅开到西安进行整顿。部队走到庆阳后，马文瑞指示郝新民举行兵变。当天晚上，郝新民拉出一个排20多人，十几支步枪。他们按照预定计划，从庆阳城墙上用绳子把人一个一个吊下去。郝新民领着队伍开到南梁根据地时，保存下13人枪。他找到刘志丹，刘志丹见他带来这么多人枪，非常高兴。从此，郝新民又在刘志丹领导下南征北战，成为志丹同志十分信任和喜爱的一员战将。
郝新民来到南梁之前，安塞洛河川府君店民团团丁王世民等7人，在地下党员康全民策动下哗变，带出来12支长枪，1支花筒机枪，成立了游击队。同时向上级汇报，要求派人来加强领导。刘志丹知道这个情况后，考虑到民团成分复杂，还需要加以改造，需要配备军事政治都过硬的干部去领导。经过周密考虑，他决定派郝新民去领导这支游击队。郝新民带着自己拉出来的部队，赶到洛河川，与王世民等会合。6月，红42师政委高岗率部来到洛河川孟家洼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陕甘二路游击队安塞五支队成立，任命郝新民为指导员，胡兆阳任队长。五支队成立时，虽然只有30多人，但枪支不少，在当时各地的游击队中，算的上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安塞五支队在郝新民领导下，积极活动在洛河川上下，转战在安塞、保安、甘泉、富县、延安数县范围内，打击地主土豪，没收他们的粮食、牛羊，分配给贫苦百姓，收缴地主武装的枪支，扩大游击队，保卫和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9月，五支队攻克了高桥川敌人民团盘踞的沟槽渠寨子，自己无一伤亡，20余名团丁全部被缴械，枪毙了民愤极大的团总。接着又打下龚圪堵等寨子，五支队迅速扩大到一百多人，下设了三个大队，成为威震洛河川的一支红色武装。以后，五支队又两次攻打安塞县李家塌寨子，均未成功。这个寨子当时是安塞县敌人最顽固的一个堡垒，一直到1935年6月，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主力，经过血战才打下来。不久，五支队会合六支队一起发动了对合水县城的攻击，也未成功。五支队又挥师东进，一度攻进敌人重兵把守的甘泉县城，发现国民党在县城内又增加了两个正规连。郝新民当机立断，立即率部撤出。
转眼间就进入了1935年，陕甘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红色区域不断扩大，红军游击队力量不断壮大，地主豪绅和民团只能龟缩在一些寨子和崖窑里，企图以此来苟延残喘，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为了巩固根据地，彻底肃清敌人的残余势力，五支队决定攻打敌人这些最后的据点，首战目标选定为保安县周河川芦草沟团总路五盘踞的崖窑。
1935年1月24日，郝新民带领五支队80多人来到芦草沟崖窑下的河滩里。这个崖窑凿在一个极为陡峭的石壁上，离地面有十多米高，易守难攻，形势非常险要。大家看了一会，都觉得无法下手。要攻下这个崖窑，必须得有人冒险爬上去。但往上爬就不容易，更不要说崖窑里面还有人拿着枪弹守着。郝新民决心由自己来担任这个危险的任务。他让队员们埋伏好，自己手脚并用，麻利地爬上去。游击队员们在下面仰头看见他们的指导员身手这样敏捷，都禁不住暗暗赞叹。郝新民爬上崖窑洞口，看见门户紧闭。他轻轻一推，发现里面关得很紧。他想，只能埋伏在门后，等敌人开门后再突然往进冲。守在崖窑里的路五是个惯匪，警觉性很高，郝新民推门时他已经感觉到危险来临。他端起枪，一把把门打开，立即开枪。郝新民身手不凡，躲过了打出来的子弹，跃起就要往进冲。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子弹没有直接打中郝新民，而是打在石壁上，可弹回来后，正好击中郝新民的下巴。他猝不及防，一头栽下十几米高的悬崖，壮烈牺牲了。这时，崖窑里的敌人乘机居高临下猛烈射击，游击队只好撤退。战士们匆匆在河滩里挖了一个坑，掩埋了郝新民。为了以后好寻找，头是朝下掩埋的。
当天，据守保安县城的国民党86师团长张杰得到五支队攻打芦草沟的消息后，立即派副官王振玺、连长焦世兴带领两个排的敌军和20名团丁，兼程追赶五支队。敌人追到离安塞县西60里的杨募圪崂时，了解到游击队已经离开这里，往东南方向走了。敌人又跟踪追到安塞县西南80里的槐树沟，追上了五支队。五支队从芦草沟撤出后，根本不知道保安城里的敌军已向他们追来，于当晚宿营在槐树沟。敌人乘夜包围了五支队，游击队奋起抵抗，血战两个多小时，损失惨重，刘忠义、黄万英、郑发旺3名小队长和24名战士壮烈牺牲，6名战士被俘，失去长枪21支，短枪1支，五支队的关防也落到敌人手里。幸存的战士钻入梢林，分散突围。敌人残忍地割下了9名战死游击队员的头颅，又割掉耳朵，吊在马脖子上游村示众。
郝新民的牺牲和陕甘五支队的失败，使洛河川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反革命则欣喜若狂。战后，团长张杰很快给米脂高双城旅长报告了消息，高双城立即转报井岳秀。2月18日，井岳秀得意地给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去电邀功请赏。电文说：“杨主任虎城兄、邵主席力子兄勋鉴：贻密。顷据米脂高旅长双城转据保安张团长杰报称，上月敬日（指1935年1月24日——作者注）探闻，匪共80余人由安塞县南距县城百余里之洛河川，窜入保安县南30里之芦草沟，抢劫拉票，当派副官王振玺、连长焦世兴率兵2排，并带团丁20人，兼程追击至安塞县西60里之杨募圪崂，匪复向东南窜去，遂又跟踪追至安塞县西南80里之槐树沟，据闻匪宿该处确有50余人，乃乘匪不备奋勇猛击，约2时许，将匪完全歼灭。计据毙伪第二大队第五支队指挥郝兴明一名，伪队长刘忠义、黄万英、郑发旺等三名，毙匪24名，生擒6名，其余受伤之匪均窜入口林，并夺获长枪21支，短枪1支，伪旗3面，伪第五支队关防1颗，马2匹，驴骡4头，账簿、书籍多件等情。除指令嘉奖及分报外，谨电报间。井岳秀叩，巧（指1935年2月18日——作者注）。”
敌人的美梦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不久，红42师2团在团长刘景范率领下开到洛河川，稳定了形势。他派人找到郝新民的尸体，送回瓦窑堡。
这时，瓦窑堡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红白双方极端对立。国民党高桂滋84师500团团长李绍棠率重兵驻扎瓦窑堡，白色恐怖极为严重。郝新民家里和我党方面都无法安葬烈士，只好把棺材寄放在枣林村的山神庙里。直到半年以后，赵通儒领导地方武装，经过长期围困，迫使李绍棠狼狈逃出瓦窑堡，陕北重镇瓦窑堡终于迎来解放。
瓦窑堡城开后，瓦窑堡市委和苏维埃政府隆重地安葬了郝新民。丧事前后共办了四天，郝新民的许多老战友和西北工委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葬礼。当人们按照当地风俗打开棺材给烈士穿丧衣时，发现尸体早已腐烂，根本无法穿衣，便把打土豪得来的许多绫罗绸缎衣服，一件一件放在棺材里。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的勇士郝新民同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陕北人民永远铭记这位英勇的红军战士。
来源：魏建国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