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时间 1928年3月
发生时间 1928年5月10日
主要领导人 刘志丹、刘继曾、潘自力
地 点 渭南市临渭区、华州区
综述
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渭南县、华县地区发动国民党军西北军一部和农民举行的武装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共产党员到农村去，到军队中去，准备力量，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28年3月，省委决定在党的力量强大、群众基础较好的渭华地区发动起义，以西安东部为暴动区，成立中共陕东特委，省委常委刘继曾兼任书记。省委书记潘自力到渭华地区布置检查，准备在5月初组织农民起义。渭华起义是中国西北地区发生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暴动,也是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起义之一。
事件背景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前进的紧要关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背信弃义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突然袭击，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蒋介石反动派在国内依靠封建买办势力，在国外依靠帝国主义，用极端残酷毒辣的手段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革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中国共产党召集了“八七”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各地发动群众举行农民暴动和武装起义。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大、影响深的有“八一”南昌起义，湖南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这些起义给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暴行以英勇回击。
在陕西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九二六年秋冬之交国民联军打败了盘踞陕西、围攻西安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后，陕西的革命运动在我党领导的影响下，迅猛地发展起来。一九二七年六月冯玉祥进军河南，先后在郑州、徐州同汪精卫、蒋介石密谋反共，叛变革命。于是陕西地区风云突变，冯玉祥的部下宋哲元，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解散农民协会和工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了属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的反动政权。在反动政权支持下，曾经在大革命时期被打倒的地主豪绅、官僚政客又东山再起，猖狂地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黑暗代替了光明，党的组织和革命活动完全转入秘密状态。
时局的突然变化，在党内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我们的党毕竟还是幼年时期的党，陕西地方党组织更是这样，建党时间不长，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还很不充分。有些人经不起考验，如鲁迅所说，退伍者有之，落荒者有之，颓唐者有之，叛变者有之。但是多数党、团员还是要继续革命的。他们对蒋介石、冯玉祥的叛变非常仇恨，但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还缺少分析，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还缺乏认识，对革命前进的道路有些茫然，弄不太清楚。“八．七”会议传达到陕西以后，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撤销了忠实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省委书记耿炳光。通过这场斗争，使大家认识了右倾机主义的严重危害，也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解决了革命的出路问题。那时，党员们由于对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痛恨，革命热情很高，组织性、纪律性很强，党叫到那里就到那里，不畏艰险，不讲价钱，不怕牺牲。但是，就在这种革命热情之中，却蕴藏着一种“左”倾情绪，这就是后来出现的“左”倾错误的思想基础，它在武装起义中时有表现。这种情绪对幼年时期的党来说，是难免的，反映了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不够成熟。
那时冯玉祥虽然跟随蒋介石叛变革命，但是冯部(宋哲元)在陕西的统治，并不是铁板一块，除了冯军之外，在陕西各地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如盘踞商雒(即商洛)一带的陕军李虎臣，盘踞陕北的井岳秀，陕南的吴新田，西府的党拐子，东府的麻老九(麻振武)等等，他们之间充满着矛盾，摩擦不断，甚至演成区域性的战争。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利用矛盾，进行革命活动。另外，虽然许多地方，由于敌人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受到了挫折，但有些地区革命的条件仍然相当好，党还掌握着一部分武装力量，革命斗争在这些地区还继续进行着。所以省委决定，首先在革命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的渭华地区举行起义。
起义经过
渭（南）华（华州华阴）地区，是陕西建立党团组织最早的地方之一，也是大革命时期西北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大革命时期党员发展到397人。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虽然遭到打击，但党团组织没有受到严重破坏。由于这个地区的党团组织比较健全，力量比较强，群众基础比较好，所以中共陕西省委觉得以渭南、华州、五一 、华阴、临潼等5县为陕西暴动地区，积极策划组织武装起义。
1928年初，省委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潘自力等人到达渭南，随即召开中共渭南县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精神，要求县委立即行动起来，准备发动陕东武装起义。 [2]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陕东特委的领导下,渭（南）华（州）地区农民在渭华原上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举行起义,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及武装力量陕东赤卫队。
5月10日,由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新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在唐澍、刘志丹（刘景桂）等人率领下,由潼关开往渭华地区。这支部队是由大革命时期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为骨干组建的,各级领导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不少官兵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实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第三旅到达华州瓜坡镇后宣布起义,参加渭华地区农民起义。在华州高塘镇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志丹、政治委员刘继曾、参谋长王泰吉、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总顾问许权中。全军千余人，设四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工农革命军与起义农民相结合,在渭华原上摧毁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杀劣绅、斗地主,并没收其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
渭华地区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很快形成了以华州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到临潼,北接渭河,南连秦岭,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割据区域,苏维埃政权在华州、渭南、五一（民国初期县治,今属渭南市临渭区）3个县48个区、村建立。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使反动当局十分恐惧,冯玉祥急调三个师及渭华地区的反动民团对起义中心区域实行“围剿”,经过数次激战,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终因寡不敌众,退入秦岭山区。战斗中,工农革命军廉益民（政治部主任）、吴浩然与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英勇牺牲。7月,工农革命军在洛南县保安镇又遭国民党军李虎臣部围攻,唐澍等牺牲。在此,中共陕东特委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番号,部队由许权中带领暂归国民党刘文伯师,保存力量。8月,许权中带领部队在进入河南省邓县后被打散，起义失败。
失败原因
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在客观方面，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不论是人力、物力或装备，都占压倒的优势。但是为了总结经验，我们研究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应该着重从主观方面来分析。在主观方面，主要原因是在政治指导上和军事指挥上，存在着严重的“左”倾盲动错误，主要表现在：
(一)在政治上，不能正确地分析形势，因而也就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如说“帝国主义总危机要爆发了”、“反动势力实不稳固”、“冯玉祥就要垮了”、“潜伏待发的群众斗争一触即发”等等，常常是主观地、片面地、盲目乐观地估计形势。因而采取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和策略。如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别，统称为“财东”“豪绅，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一律打击，以至肉体消灭，发生了一些不适当的烧杀现象。对敌人不懂得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同盟军，大有打倒一切之势。如在陕军李虎臣反对宋哲元的战争中，我们没有利用这个矛盾，认为他们都是反动军阀，不加区别，一律反对，结果树敌过多，孤立了自己。在军事上，使自己处于北有冯军南有陕军的两面夹击之中。在群众工作上，由于没有来得及解决土地问题，没有健全的人民政权机构，发动群众还很不充分，很不深入。军队指挥一切，也给许多人以局势不稳的感觉，影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加之其他一些“左”倾盲动的错误，也吓退了一些能够参加革命的群众，使一些应该争取和能够争取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
(二)在军事上，没有全面贯彻“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而是战略上战术上一概藐视敌人。不是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而是战略上战术上都是以少对多。不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力争战术上的外线作战，而是战术上也总是内线作战。不是采取以人民游击战为主，以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辅的战争形式，而是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硬对硬，拼消耗的阵地战的形式；不但正规军打硬仗，就连游击队也是打硬仗。这样，就不能利用敌之所短，发挥己之所长，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反而发挥了敌之所长，暴露了己之所短，常常陷于被动挨打的态势，违反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作战原则。同时，侦查工作很差，不能掌握敌情，有几次都是敌人打到家门口，我们才仓促应战，一开始就陷入被动局面。在军事指挥上没有经验，不懂游击战术，是起义遭到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总之，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加上我们战术指导上的错误，就造成了起义失败的必然之势。
（三）在地区选择上，渭华平原上虽有许多有利条件，但也有不利因素。一是地处交通要道，是敌人统治的要害地区，如果这里爆发起义，敌人必然拼命扫除。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在这样的地区于我不利。二是地区狭小，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三是南靠秦岭，但在秦岭山区人烟稀少，物资缺乏，不是长久创业之地。这种地区上的不利因素，也不是绝对无法克服的，不能说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地区的不利因素也就发生了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在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式装只有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偏僻的农村和山区，才能发展壮大，逐步取得胜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发现的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历史意义
1.起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和惨无人道的狰狞面目，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扩大和加深了我们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
2.在渭华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我们党后来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3.为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经验。而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来就成了党中央所在地,成为全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4.这次起义的实践从另一方面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一整套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对提高陕西党组织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