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1945年2月）
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分析了国民党当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指出他们可能选择的方向不外：（一）投降日本；（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鉴于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曾表示国共关系要“政治解决”，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共愿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以吸引一切民主党派团结在党的周围。1944年5月4日，中共中央派林伯渠为代表在西安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重开谈判。谈判中，共产党坚持“求和缓”的方针，提出了以周恩来3月12日演说的基本精神为谈判基础。5月17日，林伯渠、王若飞抵达重庆，参加南方局领导工作并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中国共产党先提出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为尊重国民党方面的意见，5月30日修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内容主要包括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取消对边区的封锁，停止进攻抗日军队和根据地，至少给共产党5个军16个师的番号等要求。毛泽东指出，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6月5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修正后的意见书递交国民党谈判代表。但国民党政府拒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提出《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要共产党交出军队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不能接受，谈判陷入僵局。
1944年7月，美国军事观察组将来延安。6月30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指出关于谈判事，可利用美机来延安机会，请张治中、王世杰两人或一人偕林伯渠来延安商谈国民党政府提示案。如张、王拒绝，则林单独回延安讨论，好作具体回答。同日，《新华日报》发表梁寒操关于国共问题与林伯渠的谈话，林伯渠答复：国共谈判尚在继续中。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促进民主，中共方面无不乐于商讨，但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接受中共中央的诚意而派代表去延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7月2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又发表所谓国共谈判已解决了一些问题，双方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中共方面等谎言。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的谈话，予以驳斥。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如何对待增补国民参政员问题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指张澜）、左（指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①8月18日，周恩来起草复电提出：请考虑目前由我党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的主张。毛泽东予以肯定，并指出此意七大应作决定。8月30日，按党中央意见，林伯渠致信王世杰、张治中，指出国民党政府提示案与中共提出的书面意见十二条及口头要求，在原则问题上相距太远，中共无法接受。希望国民党政府在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上，应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党一派一己的私利放在第一，应从有利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促进民主的观点出发，才能使双方谈判易于接近，才能使问题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国民党军队豫、湘、桂大溃退，引起国内外舆论谴责。9月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说明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②。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9月6日，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9月15日，林伯渠代表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四个多月来国共谈判经过时，正式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随后，共产党又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方案。10月13日，林伯渠向张治中、王世杰递交了毛泽东的复信，再次强调指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召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各派的民主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
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更加孤立和被动的地步。美国从其战后的战略利益出发，表示愿意调节国共关系，并派出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到延安协商。双方经过四次会谈，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
11月19日，回到重庆的赫尔利将他11月10日在延安签署的五条协定草案递交蒋介石，被蒋拒绝。11月21日，蒋介石提出三条协定草案，主要是：中共派代表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共将一切军队交国民党政府委员会管辖，进行整编；承认中共合法。同日，周恩来在重庆会见赫尔利。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的诺言，将蒋介石提出的三条草案转交周恩来。当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电报上批示：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11月22日，周恩来、董必武会见蒋介石。蒋要中共交出军队，派代表参加国民党政府。周恩来、董必武坚持联合政府主张，并对蒋所说“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③予以驳斥。11月23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国共两党谈判、国内形势等。毛泽东说：来一个协定，去一个协定，现在又来一个协定，我们坚持同赫尔利在延安签订的协定是有道理的，现在蒋介石不同意，要发动一个尖锐的批评。11月29日、30日，周恩来将蒋介石提出的协定草案和我方所拟的复案及备忘录电告中共中央。12月1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过早交复案是不利的，应坚持五条协定，俟七大开后再议复案，请周恩来、董必武同时回延安。12月2日，周恩来见赫尔利，告知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的三点意见。赫尔利向周恩来表示，请中共务必参加国民政府。周恩来指出，关键是国民政府并非联合政府，参加政府无实权。12月4日，周恩来又应约与魏德迈、赫尔利见面。周恩来指出，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时局。12月7日，周恩来同董必武、包瑞德飞抵延安。12月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与包瑞德会谈，坚决拒绝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批评赫尔利背弃与中共签署的五点建议并为蒋介石的反建议做说客。毛泽东说：中共不能被反绑着双手参加政府。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全面让步，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我们将为另外组成一个独立政府作出准备。不管美国怎样支持蒋介石，蒋介石注定是要失败的。这一轮国共谈判搁浅。
赫尔利得知我方将广播谈判条件，非常焦急，认为使他难堪。包瑞德对王若飞说，弄决裂了，对我方不利。12月12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暂缓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同时电告王若飞，指出：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并让转告包瑞德或戴维斯。12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致信赫尔利。毛泽东请赫尔利转告罗斯福总统，对他关于愿意和中国一切抗日力量作强有力合作的方针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说明，国共谈判无结果，是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五条协定草案。五条协定暂不发表，但为了便于人民监督政府改变态度，当在适当时候发表。12月21日，赫尔利复电周恩来，希望再来重庆商谈。12月22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指出：鉴于国民政府目前无诚意根据我们提议的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且周恩来正从事某会议的准备工作，难以抽身，提议派包瑞德来延安一谈。12月2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包瑞德（时任中缅印战区参谋长麦克鲁少将的代表）会谈。12月28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中共不愿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抽象的探讨，并向国民党提出四点要求：（1）释放政治犯；（2）撤销对边区的包围和对华中、华南抗日武装的进攻；（3）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4）停止特务活动。
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广播演讲中，虚伪地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以归政于全国的国民”。1月7日，赫尔利又致电毛泽东，提议在延安举行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的会议。1月11日，毛泽东复电称：这种会议不会获得结果，提议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参加的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各党派应有平等地位和行动自由。如国民政府能接受，周恩来将前往商谈。1月15日，毛泽东得知民主同盟表示同意中共主张后，即请周恩来起草共同纲领。1月20日，赫尔利致函毛泽东，说他相信国民政府准备作出重要的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1月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指示：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
1月25日，周恩来在重庆发表声明，重申共产党的主张，当日与赫尔利会晤。赫尔利提出一个“新建议”，即在行政院下，设立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质的机构；成立国、共、美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并由蒋介石委派一美国军官做总司令。周恩来当即予以拒绝。毛泽东1月28日复电周恩来说，拒绝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是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应征得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介石的国大把戏。2月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先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讨论和解决如何结束党治，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联合政府，并起草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交给国民党代表王世杰。王世杰同时将国民党草拟的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交周恩来，这个方案没有改组政府的字样。
2月3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来电时，毛泽东指出：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人了股，造成一种条件。为着大局，可能还要忍耐一点。如何避免缴枪，要采取慎重步骤。但要注意前途是流血斗争，绝不能剥笋，无法剥笋，要反对右的危险。党派会议是预备会议性质，是圆桌会议，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对我们提出的条件，国民党要先实行几条才能召开国是会议。蒋介石如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我们要抵制。
2月13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顽固坚持要“整编”中共军队。周恩来逐条予以批驳。2月14日，周恩来在重庆桂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黄炎培等人士时说明，鉴于蒋介石的态度，谈判无法继续进行，明日即回延安。同日，面告谢伟思，国共谈判又陷入僵局。2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就国共谈判发表声明，说明由于国民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坚持不结束一党专政，反对民主联合政府，所以谈判毫无结果。2月16日，周恩来回到延安。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攻击和诬蔑中国共产党，威胁性地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对此，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严正告诫美国政府，不要使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那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7月12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发表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性》评论中又尖锐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历时近一年的国共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页。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11页。
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60页。
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