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7月）
1943年9月，意大利法西斯宣布投降后，英、美等国为了最后战胜德、日侵略者，特别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力和财力，不得不重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1944年初，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通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派遣英、美、加、澳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各解放区了解八路军力量和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情况的要求。
对英、美等国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表示了极大的热忱。3月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闻你们将来延安参观，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的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①同时，并请董必武通知驻渝《新华日报》社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陪同记者团赴延安。
4月30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转11位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②国民党中宣部不敢公然拒绝，但为了控制记者团，遂将外国记者团改名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把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中国记者加进去，派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为队长，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为副队长。
记者团中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的斯坦因，美国时代生活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甫，塔斯社的普金科。
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社的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扫荡报》采访主任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事新报》记者赵炳烺，《国民公报》编辑周本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还有国民党中宣部负责检查外国稿件的宣传处长魏景及其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湖生，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等。
由于中外记者团是来延安的大型团体，有国内外各大报著名记者参加，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他们的接待工作。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负责这一工作，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直接领导交际处的具体接待。周恩来为此专门召集会议，向参加接待工作的单位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及采访目的，交待方针政策，指出接待工作中应注意事项，并从各机关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协助做好这次接待工作。
1944年5月31日，记者团由山西平渡关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宿营于凉水崖。6月1日，十八集团军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从延安前往迎接，与记者团当日同行至固临。6月3日，记者团到达延长，参观油田。6月4日，起程时，个别中国记者进入边区单独行动，受到王震的严厉批评。6月6日，记者团抵南泥湾，参观了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及缴获的日寇武器，参观了干部休养所和伤兵医院。当外国记者看到边区医院因被封锁而缺医少药，甚至连“磺胺”为何物都不知道时，十分不平。有的人提议，当即以记者团名义电请国民政府运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外记者表示一定要把情况反映出去。6月9日，记者团离开南泥湾，当日抵延安，下榻于边区交际处。
1944年6月9日下午5时，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举行招待宴会为记者团洗尘，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出席。6月10日，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举行欢迎会。6月11日，记者团参观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和中央印刷厂，并进行新闻业务座谈。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接见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全体成员，就国内外形势、国共谈判和民主问题，详尽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这次会见长达3小时。会见后，设宴招待记者团，并陪同他们观看了评剧。随后，记者团中有人提出想单独访问毛泽东主席。在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后，其余的5位外国记者还访问了毛泽东。
7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斯坦因。会见从下午3时持续到次日凌晨3时。谈到关于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严格地把共产主义观察、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政策相区别。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将不能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把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适用于中国社会。新民主主义的中心经济特点是土地革命，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不能建立在分散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成为完全民主的社会。关于共产党如何注意听取群众意见的问题，他说：假若一个党的领袖人物真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忠实地为此而努力，他们就有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许多机会。他还说：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并不是说我们就忽略了中国文化遗产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价值。我们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头脑来思想，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同时他还谈了关于党的土地革命政策问题和战后对中国工商业资本采取的态度问题等。
7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英国记者武道，同他进行了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谈话。其他外国记者和几个中国记者冲破参观团的统一纪律，也陆续单独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从6月13日开始，中外记者先后访问了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对边区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7月12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结束在延安的访问后，中国记者和夏南汉神甫离开延安返回重庆，其余5名外国记者留延安将赴敌后考察。7月25日，朱德、叶剑英应美报记者斯坦因、英报记者福尔曼要求分别与他们谈话。7月29日，李鼎铭、罗迈接见外国记者，当记者就党外人士在边区政府中是否有职有权的问题向李鼎铭提问时，李鼎铭笑了。他说：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因为自从辛亥革命以前我对社会改革发生兴趣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真实的进步。外国记者在报道中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党政军领导的接见与情况介绍，使外国记者十分兴奋，即刻发稿，向全世界传播。
7月上旬，记者们都想赴八路军前线访问，由于领队谢宝樵、邓友德的阻挠并采取分裂记者团的办法，迫使中国记者返回重庆。7月6日，周恩来副主席为其饯行。7月11日，朱德总司令再次为之饯行。
中外记者返渝后，许多人在报上或私下介绍了在陕甘宁边区实际考察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他的《延安一月》，客观而巧妙地介绍了在延安参观访问之所得及感受，在那没有新闻报道自由的重庆，“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曙光”。
1945年3月，董必武在一次报告中说：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对我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不够了。
外国记者除夏南汉随中国记者返渝外，其余留延。经过一番准备工作之后，于8月离开延安赴晋绥根据地参观，毛泽东亲自去交际处为他们送行。沿途他们考察了边区党、政机关工作和人民群众生产、支前的情况。在晋绥根据地亲眼目睹了八路军拔除日寇据点的一次战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及故土后，翔实地报导宣传了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气象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如福尔曼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报导》，引起美国人民的普遍关注。斯坦因1946年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同时，写出《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发表于美、英报刊，影响良好。武道写出《我从陕北回来》等文章，比较客观公正。特别是爱泼斯坦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有说服力的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希望之所在，并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于1951年在美国出版。这批记者的著作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
①《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72页。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9页。
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