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一)

来源:  作者:  时间: 2012-02-15 16:37  阅读量:    字体【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又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是杜衡、李杰夫、谢子长执行中共陕西省委1932年3月6日决议,于1932年3月22日在今庆阳市正宁县湫头镇新庄子村(由于此地在地形上属于寺村塬面,因此称为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它是陕甘边区革命的摇篮。

中文名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

又称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

成立时间    1932年3月22日

位置          正宁县湫头镇新庄子村

历史贡献编辑

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塬开展的革命活动,是陇东地区自1930年“太白夺枪”武装闹革命以来土地革命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大的一次。在这次革命斗争中诞生的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中共陕甘边历史上第一个临时革命政权,也是甘肃历史上第一个临时革命政权,开创了在陇东建立革命政权的先河。它虽然在时间上只存在了4个多月,但却是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实践,地位非常重要,影响非常深远。

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它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威风,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在陕甘边人民的心中,播撒下革命的火种,为2年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华池南梁的重建,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中共陕甘边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不可磨灭的一页。

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930年初,谢子长、刘志丹来到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地区,收编和改造当地的农民武装,开展“兵运”,组织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1931年9月,创建了陕甘边游击队(亦称南梁游击队)。同年10月,南梁游击队与转战而来的由师储杰、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即晋西游击队和与之联合的商贩队)会合,驻庆阳新堡、城壕川(今均属华池县辖)一带。

1931年12月下旬,这支部队从驻地出发,沿子午岭西侧南下,于1932年1月初到达正宁县月明塬北柴桥子村。在这里,隆重举行了改编仪式,部队被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杨重远(又作杨仲远)任参谋长。全军约700人,下辖两个支队,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队长。为了在政治上号召群众,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附近的锦章村,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1]  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即高维翰,后叛变)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2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大队和1个警卫大队,共计360余人(改编前发生了“三嘉塬缴枪事件”,师储杰率一部出走,刘志丹赴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各大队设有党支部,任命有政治工作人员。

革命根据地的成立

当时国民党陕军十七师与甘肃暂编十三师混战陇东,甘肃军阀陈硅璋暂编十三师失败,其残部到处骚扰,任意摊粮派款,搜刮民财,残害百姓。陈硅璋残部一个叫刘明发的副官,给正宁群众派款数万元,并限期缴清。西坡、山河、永和、罗川、湫头等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抗粮抗款。另外,正宁县政府催款员马某(群众称马师爷)在湫头双佛堂一带催粮要款,勒索群众,被群众赶跑。马某逃回县府,向山河城防司令刘利造谣说,南区(指寺村原)百姓造反了,刘表示要血洗南区。寺村原群众为了抵御官府的镇压,纷纷成立民团,并推选巩世信、张进选、杜兴邦为团总。接着200多名团丁在苟仁集会,商议对策,决定进行"交农"斗争,并派巩世信、范西奎与驻扎在西坡四圪塔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报告寺村原群众反抗斗争的情况。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把实行游击战争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队委会立即决定改变行动计划,暂不向旬邑游击,就地发动群众,配合农民围攻山河城,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正宁县南塬3支以抗粮抗捐为目的、由农民群众自发组织的民团的配合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分两路向山河城进发,欲摆成两面夹击阵势,由于带队向导失误、部队迷路误时未按约定时间攻城、城内内应暴露等原因,加之山河城城防坚固,游击队攻城一日,未能取胜。

攻城失利后,陕甘游击队退驻西坡乡四圪土达 ,召开队委会,分析敌我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决定:到正宁县寺村塬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组织发动群众,将其自发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广泛实行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即“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它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城, 在寺村原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 政权。

总指挥部设在新庄子富户张进明家,队委会决定,游击队分片包干负责,立即投入建立根据地的各项革命活动。在新庄子、西城、上南坡头、车家沟、碾庄子、双佛堂、苟仁、西沟、苜蓿岭、莫刺村、东西侯郎、巩家斜、张村等村庄,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彻底摧毁地主阶级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道理。发动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亲串亲,走村串户的深入发动群众。谢子长、高岗、杨仲远等人也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做群众工作,使贫苦农民更进一步了解了红军。同时,在各村建立农民联合会和贫农团,改编地方民团为赤卫军,当时在新庄子村成立了寺村塬赤卫军总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邢进有任副总指挥。

1932年4月上旬,在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下,寺村原东起五顷原,西至上南坡头等数十个村庄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在新庄子集会,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因成立地点在寺村原,习惯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15人组成,选举李杰夫任主席,张进元、唐贵荣任副主席。龙咀子回族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在苏维埃的旗帜下,第一次使回族人民得到了和汉族人民同等的政治地位,因此,革命委员会也得到回族人民的拥护。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指导配合下,进一步发动群众,带领赤卫军和广大群众打土豪、分财产为中心内容的反封建斗争。

会后,陕甘游击队开抵位居正宁县城以南、南北均为大沟的寺村塬(今正宁县五顷原乡、湫头镇、永和镇辖区,俗称南塬),分驻新庄子、西城、碾庄子等村。适应自发的方兴未艾的群众抗粮抗捐热潮,游击队在谢子长、李杰夫的领导下,于4月下旬,派出骑兵,集中20余天,到各村张贴标语传单,宣传发动群众,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反剥削反压迫,同地主豪绅作斗争。在苟仁寺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将寺村塬原有的3个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上五社民团团头杜兴邦任总指挥,中五社、北五社民团团头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大会宣布了永和镇于家庄反动豪绅赵元亨(外号赵大人、黑头虫)的罪状,处决了赵元亨及其走狗巩得功。以村为单位先后在新庄子、西城、上南坡头、碾庄子、双佛堂、苟仁、张村、巩家斜、苜蓿岭、车家沟等村成立了赤卫军小队、贫农团、农民联合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没收并分配了赵元亨、湫头镇新庄子村大豪绅刘西坤及永和镇琴宅豪绅赵秉义家的土地、粮食和牛羊。在广泛号召、动员群众的基础上,4月,当地赤卫军和农民1000余人配合陕甘游击队,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攻城两日,虽给敌人以大量杀伤,但城仍未攻克。

战后,游击队和赤卫军撤回寺村塬休整,继续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巡视。他经过一番调查,认为游击队攻打山河城失败的原因是当地民团首领杜兴邦的动机不纯(与当时的县商会会长张赞臣和国民党驻军头目刘明发有矛盾,想破城杀掉此2人)、赤卫军和其他群众性组织中混入了大量富农、游击队的战术有问题等。在其指导下,陕甘游击队相继于4月上旬组织召开了两次群众大会。

在永和镇苟仁寺召开了寺村塬农民群众大会。会议有2项议程,首先,游击队代表作了报告,提出了共产党的斗争纲领,号召农民为“土地”、“分粮”、“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其次,选举各村农民代表。72个村庄共选出代表72人,其中贫农40余人,雇农10余人,中农20余人。

接着,在湫头镇新庄子村山神庙旁边的场里,召集寺村塬东起五顷原,西至上南坡头的数十个村庄的农民约千人,召开寺村塬农民代表大会。主要议程有5项:宣布土地法令和苏维埃政府一切决议和法令;成立革命委员会;分配粮食和游击队给养问题;建立赤卫队;号召推翻正宁县豪绅地主统治——县政府、区公所、民团。会上经选举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于成立地点在寺村塬,群众习称其为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15人组成,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委员5人;其中常务委员7人,正副主席3人。李杰夫任主席,张进元(车家沟村贫农)、唐贵荣(西城村中农)任副主席。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4个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驻在新庄子村西洼。会议决定,宣告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决议和法令,以农民代表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布告宣言,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县政府、区公所均被推翻。会议决定没收所有豪绅地主富农食粮,一部分分配贫农、雇农、中农、苦力,一部分作为游击队给养。会议决定改组赤卫队,禁止富农参加,以村为单位成立分队,由群众选举分队长1人;乡或七八个村成立大队,设正副大队长各1人;各乡联合成立总队部,设正副总队长各1人,参谋1人。并以同样组织形式成立少年先锋队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均属革命委员会领导。

陕甘红军游击队骑兵队到永和镇,彬县的永乐镇、北极镇和旬邑县的底庙等村镇抓捕土豪劣绅。他们根据这些豪绅的劣迹和民愤大小,区别对待。对一般豪绅讨保释放;对少数罪大恶极的严加惩办。并于3月底,在苟仁村寺院召开千人公审大会,公审了民愤极大的赵元亨和其走狗巩德功。会议由谢子长主持,赤卫军总指挥杜兴邦宣判。大会宣判后,在新庄子处决了赵元亨、巩德功。这次大会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也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他们的斗争情绪更高了,打土豪、分财产的斗争蓬勃发展起来。

农民代表会的决议开始在下八社、于家庄实行时,敌人进行“围剿”行动。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准备声东击西,再次攻打山河城,红军游击队再次围攻山河城,1000多名赤卫军和农民手持大刀、长矛配合作战。正在攻城之际,西峰镇驻军陇东暂编十三师一个营前来增援,为了保存势力,游击队和赤卫军撤回寺村塬进行休整。随后又攻打旬邑县城,取得大捷后,部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第五支队南下三原,第三支队返回寺村塬。

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当时,杜衡批评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游击队负责人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撤销了谢子长的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调往外地搞兵运工作。陕西省委任命刘志丹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为参谋长。

5月至7月初,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先后转战陕北、韩城、陇东,后重返寺村塬。陕甘游击队与高鹏飞带领的西华池起义部队会合后,在湫头镇进行了整编。西华池起义部队被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陕甘游击队召开军人大会,庆祝西华池起义成功。23日,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一名愚痴)取代李杰夫,任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来部队的根本目的是要执行“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当时正值国民党军队进攻寺村塬革命根据地,李艮在大批陕甘游击队队委会所谓“机会主义领导”的同时,强令推行陕甘省委“取消游击战”,主张“阵地战和平原战”的错误指示。当游击队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占领五顷原后,他提出:“死守五顷原,不让敌人铁蹄踏进五顷原一寸土地”的口号,和敌人死拚硬打。并3次强派部队攻打王郎坡寨子,均未成功。还要求在20天内在五顷原完成平均分配土地的任务。这次土改显然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所规定的政策原则,即对“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实行平均分配土地;地主不得分地;富农只分给一份“劳动的份地”。但正当李艮布置土改的同时,国民党驻山河的李贵清部晁团已进占了周围的村庄、要道,切断了交通,加固了王郎坡寨子,完成了对游击队的包围。土改在事实上已不可能进行。而李艮却不顾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一面把队委会及游击队领导成员集中起来开了六七天会议,一面把一些党员和战士派出去发动群众分地。由于面临敌人“围剿”,群众不敢要地,怕红军走后遭敌人报复,况且当时群众所迫切需要的是生活资料和其他生产资料,而不是耕地,所以土地硬是分不下去。正当强迫分地的时候,敌人进攻开始了。李艮指示死守,结果在强敌进攻下游击队遭到严重损失。8月下旬,为保存力量,陕甘游击队被迫撤退转移到保安一带活动,寺村塬革命根据地随即全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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