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民，1903年５月６日出生在山西省稷山县农家。1924年到陕北安边杨虎城创办的教导队学习军事。毕业后任中尉排长。1925年９月10日，当教导营第一中队改编为炮兵营时，他又升为营副。是年冬，张汉民率部驻守三原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被宋哲元以共产党犯为由，将之逮捕，企图杀害。后在党组织营救下张汉民得以幸免，回到山西老家以小学教员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春，张汉民由家乡到山东临沂，又回到杨虎城部充任连长。1930年11月，杨虎城就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任命张汉民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1931年该营扩编为警卫团，张汉民任团长。张汉民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搜集军事情报，支援陕甘游击队，掩护刘志丹、谢子长等来往西安开展工作。1935年２月2日，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张汉民被任命为旅长。共产党在该部队建立了系统组织，到1934年党员已达200余人。
杨虎城深知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但由于杨虎城长期对他的信任和其才干的欣赏，对他始终委以重任，甚至将自己的安全都交给了张汉民负责。当内部和外部有人屡次对张汉民的政治面貌发生质疑时，杨虎城不但力挺他，而且还给他扩编部队，将他由团长升为旅长。在南汉宸第二次被迫离开杨虎城部、杨部单方破坏了和红四方面军的合作关系后，杨虎城希望张汉民能担负起与红军联系的任务。
1934年底，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的带领下，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西。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率部围攻，杨虎城采取了应付的办法，表面上调兵遣将，四处设防，暗地里交代部队只跟随其后，不要主动进攻。同时将张汉民的警备三旅调上，希望他能利用中共党员的身份与红军建立联系，订个互不侵犯协定。张汉民按照杨虎城的意思派中共党员张明远等去红二十五军联系，双方商定互不侵犯，还规定了联络暗号：“瞄不准不打”。红二十五军要求张汉民提供军用地图、药品、电台等，张汉民都认真办理。不料想，红二十五军当时的负责人根本不相信张汉民的诚意。1935年４月９日，红二十五军在陕西蓝田县九间房设伏全歼张汉民旅５个营，张汉民被俘。
张汉民被俘后，再三说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且部队有党的组织，并叫俘虏中的共产党员都站出来，当场就有20多个人站了出来。结果这20多人和张汉民本人都被杀害了，而非党群众却被释放了。张汉民事件在杨虎城心中及其部队中留下很大的阴影和误会。杨虎城对张汉民的死十分痛心疾首。
汪锋受命做解释
1935年11月间，毛泽东将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找到他的住处，仔细分析研究了派汪锋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联系、谈判，争取联合抗日的问题。汪锋在与毛泽东谈话后，又等了几天，待毛泽东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写了亲笔信后，就去了西安。
杨虎城见到毛泽东的信后，让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汪锋。大约一周后的一个晚上，杨虎城约汪锋在新城大楼西客厅谈话。汪锋回忆说：“首先由我代表毛主席向杨先生问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没有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陈立夫也亲自对我谈过。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意的。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
对于杨虎城的问题，汪锋都做了回答，特别就张汉民事件解释得更多。汪锋说：“红二十五军误认张部在寻机攻击，遂于九间房接火战斗，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和上级失掉联络，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误杀了他。”而汪锋本人也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
汪锋的解释虽然澄清了一些问题，但未能完全消除杨虎城与红军的误会。
周恩来坦诚化积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12月17日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下，中共中央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博古、叶剑英、罗瑞卿等人参加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共驻杨虎城部的代表张文彬陪同下，前往杨虎城的公馆“止园”与他会见。
在谈话中，杨虎城再次提到张汉民被杀害和红四方面军单方撕毁合作协定、袭击十七路军的问题。他说，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对红二十五军取得联系并有所帮助，为什么被俘后一定还要杀他?这件事是他一年多来一直想不通的一个问题，过去他也曾向汪峰、王世英等提出过，但他们的解释都不能令他信服。周恩来对杨虎城提出的这个问题，做了非常坦诚的答复，承认问题的发生都是“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所致。周恩来说：“张汉民同志的被误杀，不仅使你受了损失，也使我们受了损失，我们在错误路线下牺牲的好同志，不只张汉民同志一个。”周恩来还向杨虎城说明了中共如何在遵义会议后纠正“左”倾错误路线以及现在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杨虎城还向周恩来问及红四方面军与中共中央的关系问题。周恩来向杨虎城详细说明了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道的情况和张国焘所犯错误的问题。杨虎城被周恩来这种肝胆相照的真诚所感动，表示朋友间的事讲清楚就行了，重要的是加强现在的合作，共同为抗日努力。
周恩来的真知灼见和真诚坦荡的作风，使杨虎城非常钦佩，对人称周恩来为“周圣人”。此后，杨虎城经常派王炳南代表他去向周恩来报告情况，进行联络。许多事情杨虎城都要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对杨虎城也很尊重，重大问题也认真听取杨虎城的意见，帮助杨虎城。为了加强与杨虎城的联系，在杨虎城的要求下，周恩来不久将南汉宸从天津调到西安，协助中共代表团和杨虎城处理西安事变。从此杨、周两人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原载《百年潮》2007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