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侵略，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工人、学生团体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对日宣战。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共同抗日宣言，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蒋介石根本不顾民族的存亡，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断对红军进行“围剿”，四月间，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七省治安会议，拟定再攻苏区计划，并亲自坐镇南昌，指挥数十万正规军对中央苏区及各个根据地的红军大学反革命“围剿”。
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跳出大过自己几十倍的敌人包围圈，在徐向前总指挥、王树声副总指祥领导下向西北转移，于冬季在大巴山地区建立起川陕苏维埃政仅。蒋介石命令四川的刘湘、田颂尧等部与陕西杨虎城将军（以下简称杨）的十七路军联合向川陕苏区进攻，并以其摆在陕甘边境的嫡系部队胡宗南之第一师（后改为军）对杂牌军进行监视，以对红四方面军进行合围，妄图一下把红四方面军吃掉。
蒋介石对十七路军是既利用而又排斥。在一九三○年十七路军进入陕西以后，杨任陕西省主席仍兼十七路军总指挥，蒋另在潼关设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以顾祝同为主任，带三个师分驻在豫、陕边境地带以监视杨。这时正值原冯玉祥旧部石友三联合几股势力反蒋，兵进浦口，炮击南京。蒋急调顾祝同率军回援，蒋为了拉拢杨，乃任命杨继顾祝同为“潼关行营”主任。蒋介石于命令川陕杂牌部队进攻红军的同时，又派其嫡系部队胡宗南部第一师进驻陇南（胡师部驻天水），既威慑陕、甘、宁杂牌部队，又镇压革命力量。蒋介石这种险恶用心，路人皆知，杨更深悉蒋之排除异己的毒辣手段。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热潮推动下，民族的正义感使杨对蒋采取了两面的方针。他对红军佯攻而实守，并希望和红军打通关系，实现互不侵犯以保存实力。这一点和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一致的。这样，对红军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包围，粉碎经济封锁是极有利的。
一九三三年三月，党驻在西安的地下组织负责同志王右民、宋绮云向我传达党的“特科”的指示：
一、利用你在十七路军部队里的公开职务（当时我在三十八军任少校参谋）和社会关系，为党搜集情报，如作战计划；各种信号、口令、电报密码、军用地图；敌军的兵种、兵力；指挥官姓名、简历、信仰、嗜好、政治态度以及他们与蒋介石和友邻部队之间的关系等等。
二、利用十七路军部队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形成直接敌对的形势，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为蒋介石打天下，并设法创造机会秘密建立川陕苏区对外交通线，及时将军事情报直接送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并将红军所急需的物资输送到川陕苏区，以解决红军缺乏物资的困难。
三、利用白军内部的各种矛盾，争取杂牌部队守中立或在对红军作战时采取消极态度，并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方式抓好兵运工作，鼓动白军暴动、哗变，携带武器向红军投诚。党指出：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苏区还不久，在敌人的特务组织还没有在苏区周围形成有组织的包围之前，以我在陕军内部的公开职务进行这项（主要是前两项）工作，条件是极为有利的。
（一）
当时西北的革命形势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已由蒋介石统治下的两大交通动脉——平汉铁路南段和长江中游——鄂豫皖苏区作战略转移。于西进之际，一度进迫敌人的西北重镇西安，使得敌人大为震惊。红军在鄠（户）县地区击溃了敌人尾追部队之后，挥戈南指。到一九三三年夏间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几个完整的县和陕西镇巴、西乡等县之一部，并在川陕苏区建立起各级革命政权，西北和四川的革命形势起了新的变化。这时敌人联合起来，企图扑灭革命政权。川军田颂尧的部队首当其冲被红军击败后，刘湘又拼凑了刘存厚、杨森等几个封建割据的军事头目部队三十多个团，对苏区形成弧形包围；陕西方面沿大巴山脉东起镇巴，西至宁强约有五、六百里长的战线，所有要隘均被陕军把守着。尽管这些部队和蒋介石以及他们内部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但他们都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在军事上对川陕苏区采取了包围的形势，在经济上采取了严密封锁的政策。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川陕地区的地下党和陕北地区的红二十六军创造了有利的工作条件。当时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方式在敌人内部，尤其是心脏部门进行工作，瓦解敌军以粉碎敌人的包围和封锁。王右民同志对我说：工作任务艰巨重大，必须主动、灵活、积极，当机立断地去完成，并谓我由他单线领导，约定接关系的暗号和秘密联系方法。在党的领导和具体帮助下，我草拟了一个进行工作的简要计划，立即得到组织的批准。于是就很快地行动起来。杨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杨想独揽陕、甘等省的军政大权，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实力，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蒋介石则千方百计要吃掉杨。为此，蒋让杨围攻川陕苏区红军，企图使杨与红军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对蒋介石的阴谋，杨心里明白。如按照蒋的意图和红军正面作战，必不能取胜，不但消耗了兵员弹药无从得到补充，还会被蒋以无力“围剿”红军为借口，另派嫡系部队到西北地区实行控制，甚至还可能取消杨的部队番号或予以缩编。胡宗南的部队进入陕、甘就是蒋这种阴谋的发端。扬、蒋之间的斗争全靠实力作后盾，如果没有军事力量，一切均是空谈。我对这种情况了解得是比较清楚的，我认为用这些理由向杨建议与红军建立互不侵犯的关系或达成共同抗日协定，可能性是很大的，问题在于得有适当的人去向杨说。于是我们决定通过杨的高级顾问杜斌丞先生（以下简称杜）来进行这一工作。
杜是一位同情共产党的思想进步人士，在陕西知识分子中有群众基础，和杨友谊较深，杨对杜待如上宾；他们谈话很少顾忌。而我和杜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谈问题也比较方便，对杜的思想情况亦比较了解。
一九三三年初杜衔杨之命前往天水向孙蔚如（以下简称孙）传达机要，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对进至川、陕地区的红军和进入陕、甘地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应采取什么态度以及与胡宗南部换防问题（驻天水孙部调汉中，驻汉中胡部调天水）。杜到达天水的一天，我到马跑泉去迎接，途中我们很自然地谈到红军进入川、陕地区的问题。杜说：以我的看法，如红军西进，我们应当有意识地放过去；如果红军要在川、陕边区停留下来的话，我们最好不打。接着我们各发表了个人的看法。我们谈到共产党人在皖北举行起义时，杨是持同情态度的。目前蒋介石集中力量对付西进的红军，看来还打算派何成濬到西安来指挥围攻红军的部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何从汉口电询孙关于陇南布防情况）；因此杨越来越感到不安。杜还谈到杨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等等。杜在谈话中虽不无含蓄，但在我头脑中已初步有了底。我也考虑到以往杨只是和共产党员个人接触，对个别党员的活动曾采取放任态度。但对共产党的组织和工农红军还没有建立过联系。
根据前情，我和杜商谈由他建议杨就停战议和的问题与红军谈判。但兹事体大，必须容杨多方考虑，待机行事。即使杨一时下不了决心，还是要争取好的结果，问题要从杨本身的利害关系来提出。这就需要有较成熟的时机条件。
（二）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我随孙军长由西安出发赴汉中。五月上旬，我接到杜斌丞先生一封密信，暗示说，杨已确定和红军进行友好的联络，并拟由我进行这一项工作。与此同时，在孙左右协助工作的参议王宗山从西安来到汉中，带来杨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要我佐劭孙军长努力工作（原信现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就说明了，对红军联络事已委托孙军长命令我去做（我对信中佐劭二字曾几经揣摩领会杨之意图），这完全符合党对我的指示和要求。在这之前，我利用某此进步关系做了一些配合工作，在孙军长左右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创造了一些条件。
孙蔚如军长对蒋曾有幻想，企图通过关系得任甘肃省主席作一员封疆大吏，所以他知道杨对红军己打算进行联系后，表示愿意守中立，而他自己还是迟疑不决。但当王宗山到南京去为孙活动当甘肃省主席遭到蒋的拒绝之后，孙对蒋介石的幻想破灭了。我认为争取早日实现进入川陕苏区的计划时机到来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在汉中孙的三十八军司令部，我和孙作了一次比较长时间的谈话。我故作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的样子，我们先谈到十七路军正面临着与红四方面军正面接触的形势，如果正式打起来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如不愿打又计将安出。我和孙的谈话是遵照党的指示进行的，但在表面上须以维护杨、孙的利害关系来谈。孙对我所提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们从军事、政治形势上作了分析。结论是：除了和红军采取友好的联络，避免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其实孙已得到杨的密信，因而就使我和他的谈话易于接近。第二天，又经过两度谈话之后，就确定由我到川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行联系。我表面上是代表扬虎城（孙蔚如）和红军谈互不侵犯的问题，实质上是遵照党的决定做党的工作。在杨、孙方面看来，这是一个危险的行动，所以孙说：“老弟！这一件事关系重大，它关系到十七路军的命运，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必须绝对严守秘密。你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如果在路上不能通过，也不要勉强，就依然折回来，千万别使你冒险。”我窥察孙的内心是急切地想把这个关系打通，对我的关切语，也是他平素对属下的一贯作风。他对杨的决定是重视的，我表示执行长官的命令，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当下决定事不宜迟，翌日便绝早起程。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我化装作红十字会的人员由南郑出发，穿过巴山绵亘的森林，中途被一个川北陕南交界的股匪头袁刚劫掳到黑风洞匪巢里，几遭杀害。幸我持有红十字会的证件和红十字徽章，又懂得一些“洪帮”暗语和仪注。我双手被反剪着，弓着左腿，向他行了个江湖上的礼节，说出洪门中的四梁（山、堂，香、水），四柱（恩、承、保、引），和几句江湖术语，如“燕山愚子过川来，久闻此地出贤才，礼貌荒疏林见怪，我与拜兄送宝来！”我信口胡诌，居然生效。袁匪乃为我亲自松绑，喝令喽罗们将我携带的包袱行李（主要是用油纸包固的地图等物）收拢起来归还给我。并杀鸡煮腊肉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还有包谷酒相款待，袁用尖刀切下雄鸡头挑着送到我的嘴边，我即坦然张口承接下来，土匪毕竟是土匪，对我携带的机要的军用地图和几组作战联络信号、口令、密码等井未追问。强留我住了两夜，才让我离开。我虽心急如焚，但也乘机了解到川、陕交界山林里土匪民团的情况。在我被掳的头一天行至八海坪地方，昏夜迷了路，就在一株巨树上过夜。经过一些艰苦曲折，终于五月二十一日到达了川北苦草坝，进苏区首先见到的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负责人傅钟，以后见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后勤负责人郑义斋，总政治部副主任张琴秋，总后方医院院长苏井观等同志。那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他和我交谈过几次。我带去的军用地图和一些情报，曾受到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的表扬。我详细汇报了工作情况，领导同意白区党组织对我的工作指示，认为我在白区有许多便利条件，可以利用我的公开职务作掩护，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对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会起相当大的作用。我在总部停留的几天，交谈最多的是曾中生同志，我和他及参谋陈明义同志住在一间屋里，在和他们交谈中，使我受到从未有过的教育和启发。
我当时的工作情况是复杂的。我到川陕苏区去并没有组织的介绍信和其他证明。虽然王右民同志曾告诉我，说我的工作受中央政治保卫局领导，但仅凭那样说是难于取信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用工作实践证明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的战士。这就需要积极、主动，在任何困难复杂的情况下也肯于牺牲个人一切来完成党交付给自己的任务。
我向总部提出保证：我将及时地从陕西方面向红军提供各方商可靠的军事情报，并建议在川陕苏区北线接近陕南地区，只需配备少量部队就可以保证安全，尽量将主力部队集中使用于粉碎主要敌人方面去。总部还提出需要无线电器材、医药医疗器械以及其他的供给问题。我保证一定完成这些任务。总部极为重视对十七路军这一项联络工作，决定派参谋部主任徐以新同志到汉中和孙蔚如军长商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的问题。在行前，我和有关同志对十七路军的一般情况作了研究：十七路军的部队本身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绝大部分官兵为西北人。比较高级的军官，大部分在家乡有土地，在城市有房产，有的开设商店。既是资本家，又是地主，和土豪劣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士兵大部分为破产农民和部分流氓无产者，部队纪律参差不齐。杨虎城总指挥本人出身穷苦，有民族观念、爱国思想，有创新精神，对进步事物颇敏感，但部下跟不上他思想的占多数，蒋介石的特务分子渗透他军队内部，时时在挖他的墙脚，这种情况以邵力子当了甘肃省主席，胡宗南进军陇南而更加剧了。在当前的形势下，不能期望杨有更鲜明的表示，否则就会脱离实际。如果杨公开反对蒋介石，他的部下就会公开反对他自己。所以杨对本身如何图存乃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他的决策必须切合他部下官兵的状况。目前杨毅然主动和红军联络，可能是从十七路军本身如何图存方面考虑为多，但事物在不断变化，应珍视这种开端。我和徐以新同志于五月二十七日由苦草坝出发，三十一日到达汉中，六月一日正式和孙会谈。在交谈中，孙很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一是希望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地区向甘肃方面发展，红军西进时，孙愿率军佯追在后作掩护，还可能接济适量的弹药；二是红军如仍在川陕地区不动，希望不要向陕西地区发展，双方互不侵犯。在会谈时，除徐以新、孙蔚如以外，还有王宗山和我。
（三）
在我进入川陕苏区之前，适红四方面军于四、五月间以布告形式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的一九三三年一月宣言。即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愿意和国民党的任何军队停战议和、共同抗日。我将从川陕苏区边缘地带揭回来的原件送给孙看，并抄了一份寄给杜转给杨。这次徐以新同志向孙反复解释了一月宣言精神。孙表示在目前只能作到停止进攻红军、双方互不侵犯。徐在汉中的四天中和孙谈了两次，和孙的心腹王宗山非正式地谈了三、四次，王和孙的意见是一致的。孙蔚如对于谈判持保守态度，王宗山对他起到消极作用。王在政治上是投靠CC门下的反动分子，但他在杨、孙这里是相当受信任的人物。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不得不跟他作一番周旋，以免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虽然我们应该争取他们靠拢红军，共同抗日。但考虑到上述情况，如果孙等能作到停止进攻红军，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了。因为他们守中立，就意味着东起镇巴、西到宁强蜿蜒五、六百里的战线，可以避免大的战斗，红军就能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还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建立根据地对外的交通线，从而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我在去川、陕苏区之前，和孙商量，为了表示我方的诚意，曾允许给红军一部分军用地图和药物。但到此时，孙却只允许给川北部分地图和价值一千七百元的药物，还有无线电机上用的火花塞、活塞圈各两个，并声明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这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至于我第一次去川、陕苏区带去的川、陕、甘全部军用地图以及其他，当然孙是无从知道的。
六月五日，我和徐以新同志利用由汉中回苏区的机会，除了由孙公开赠给的地图和药物之外，又自行购置了相当数量的西药和其他（如擦枪油等等）物资，计二十余担。公开地运出了陕军步哨线进入苏区。我和徐以新同志在路上边走边总结这次谈判的结果。认为和十六路军建立这样互不侵犯关系，应尽量严守秘密。杨、孙的部队中成分复杂，如泄露出去，蒋介石必然要对杨、孙等人施加压力或另派蒋的嫡系部队到陕南地区，即暗守中立这一点也难于做到了。真正和十七路军建立互不侵犯协定以后，就能够使川陕地区的红军由处于内线作战的情况下，收到对敌人各个击破的效果，对于巩固、扩大苏区是有利的。决不能因为杨、孙存在以上情况而表示冷淡，而应该与之信使往返以示诚意，还可以从政治上影响他们的内部。徐以新同志返回总部汇报工作，我则在巴山羊圈关川陕交界以南住下，了解当地情况，准备在那里建立联络点，以加强对苏区的联系。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六月二十四日，我和徐以新同志再度去汉中，继续和孙蔚如军长商谈互不侵犯及共同抗日的问题。双方对于国内国际形势取得一致看法。具体商定，只要孙部不进攻苏区，红军保证不进军陕西；孙保证不打苏区，并提出，如红军去打胡宗南部，愿给红四方面军补充一些武器弹药。互不侵犯的协定酝酿成熟了，它对后来团结抗日和“西安事变”都起了相当作用。在这时期我们曾运进苏区许多急需品，其中有汽油、西药和其他军需物资。
杨、孙为了使这一项联络工作秘密进行，便交由我个人负责。这为我今后的工作创造了较有利的条件，但我知道，在具体工作中，又须保持高度警惕。在当时的工作中，也碰到不少问题、困难。我公开的职务是杨、孙的使者，任务是和红军谈判互不侵犯协定的问题，
而实际上我又是党的工作者，在秘密地为党工作。这样在工作中就必须很好地处理各种关系，必须随机应变。在白区，职务是公开的，工作是秘密的，如果表面活动超过了白区所许可的程度，便立刻会给工作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在苏区，工作是公开的，行动则是秘密的。我直接发生工作关系的是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而我的党组织关系联系人则远在西安。并且是单线领导，遇事请示报告都有困难，往往缓不济急。困之，遇事要多动脑子，独立思考，既要坚持党的原则，又要灵活机动地面对发生的具体情况。
七月一日，我和徐以新同志第二次从汉中携带一批物资到川陕苏区去。这时正是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部以后，苏区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移驻在通江以北的辛场坝。蒋介石焦急地一次又一次的给杨虎城和川军刘湘打电报，催促火速合围川陕红军。我向总部报告了陕西方面的军事情况。此外，因为那时人们都在盛传红军将要向西北地区发展，以便于打通国际交通路线。我就将西北地区（包括青海、宁夏、甘肃河西走廊）各个地方势力的头目和他们的武装力量，尽我所知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即青海的马步芳、河西走廊的马步青、宁夏的马鸿逵、岷县的鲁大昌以及散驻在甘肃的石英秀、李贵清、王子元等各个小头目的部队情况，尤其是胡宗南部队和河西走廊的敌情、地形写得较为详细。我对河西走廊曾往返作过详细调查，对于饮水住宿（房屋、水井的数目）更着意记录，我对这一调查是费了一番精力的（对于山川道里的记录原稿依然保存着当时曾摘录一部分在《西北文化日报》上连载）。这个东西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阻祁连山、北接合黎山、龙首山，北面还残存着万里长城遗迹，山北便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沙漠。地荒人稀、户无积粟。马步芳、马步青盘踞在这里的部队都是骑兵，不适于步兵作战，更不适于大兵团作战，因粮袜供给困难。在气候上全年只有秋季便于行军。如果大兵团通过河西走廊地区，对补给问题必须作好充分准备，还要选择适当季节。对以上情况，我写了约三万多字。
为了和苏区便于联系，及时递送情报和输送必要的物资；还要与汉中保持接触，便于搜集情报，同时又便于和白区地下党组织联系。经过反复调查和研究，选定了位于苏区与白区之间天池寺以南壑底沟中间的凉水井作为工作据点，并自己动手盖了两间茅屋。不久，便有重点地和附近的群众建立了较好的关系。这里既便于向各方联络，又不易遭受上匪民团的袭击。由于我的双重身份，既不能由红军派武装帮助，也不能依靠白军作掩护，只能依靠群众进行工作。我们就在两间茅屋里经常将情报和物资以及全国各地的报刊输送到苏区的首脑机关去。物资直接送给财经委员会负责人郑义斋同志。
我和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工作关系以后，得到总部领导的鼓励和支持。虽然和西安王右民同志的联系中断了，我还是为实际工作比较顺利的开展而感到无比高兴。这时期西安的宋绮云同志满足了我的要求，他利用和全国各地交换来的报刊，源源寄到汉中，我再通过交通员送往总部。在汉中我和徐梦周同志联系很密切。徐还介绍十七路军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地下党员）同志和我几次会面，张当时和中共陕南特委有联系，曾通过他派中共地下党员张含辉同志去红四方面军总部联系，惜乎含辉同志于归途中在西河口以东为徐耀明匪团小队长李华元所害，这一时期，我还护送地下党员张光远同志去川陕苏区联系，并接他回来。这一时期驻碑坝红七十三师政委张广才同志给予我很大支持。
（四）
一九三四年一月，我去红四方面军总部报告白区的情况。那时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获悉，蒋方已约略知道了杨和红四方面军有秘密联系的事，于是就对杨、孙开始施展恐吓拉拢的手段。胡宗南利用和孙部紧邻的关系，派他的亲信特务头子胡抱一住在汉中，表面上是联络员，实际是在侦察孙和红军的关系。胡经常成为孙的座上客。胡和王宗山等在一起狂嫖滥赌，使原来对杨和红军取友好联系的政策就抱保守态度的人们，受到不少的坏影响。孙是和红军代表直接谈判的人，我也必须服从孙的命令。我深恐孙突然改变态度，对红军北线进行突袭。我到通江总部报告了以上的情况，总部决定继续派黄超赴汉中见孙，以消除对方的动摇心理，执行互不侵犯的诺言。黄超一月十四日到达汉中，这一次基本上达到了上述目的。同时为了使杨了解孙军长和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的真实情况，我给杜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种种事实，指出蒋介石对杨一贯耍的阴谋手段以及吞噬其他非嫡系部队的情况，请杜向杨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和红军的友好关系。对孙也谈到对蒋介石的阴谋手段不能忘记，说到过去孙冒严寒率兵入甘平定叛乱，底定之后仅得一宣慰使的头衔，反而派邵力子去当甘肃主席，并且拉拢马青菀师叛杨投蒋；在汉中，胡宗南又鼓动王志远旅叛孙投胡，这些事实说明蒋是要排挤或吃掉地方势力的。对之不能不预先防范。
在这以前，还发生过一些事情，我所住的凉水井南边的羊圈关，是汉中去通江的必经之路，也是比较便捷的；另一条路是经过西乡县的钟家沟、大河坝通往楼房坪川陕苏区后方的，但比较远。这两条路都不是畅通无阻的。徐耀明的民团经常骚扰羊圈关、西河口一带，也就是我们认为最便捷的交通线；袁刚部正阻碍着钟家沟、大河坝的这条准备路线。袁刚名义上是徐耀明团的第二营营长，但他们是由两股不同派系势力拼凑在一起的，他们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徐耀明部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多次企图劫掠我们输往苏区的物资，我们劝他约束部下不要阻碍交通时，他又佯作不知，仍不时进行骚扰。有一次，他的部下李孟春匪部预伏在羊圈关口外树林中，企图劫惊我们的重要物资，被一位靠近我们的农民苟正云发现了，他冒着危险火速通知给我们，我们的部队才将匪徒驱逐，保证人和物资安全地进入苏区。这次事件以后，我们便下决心消灭徐耀明匪部，期使交通线安全畅通，为广大劳苦群众除害，并为张含辉同志报仇。
前面谈过，我第一次进苏区时，曾被袁刚掳到黑风洞，和袁交下了“朋友”，并为他活动当上西乡县民团团总。我住在凉水井时和袁有过书信往来。从各方面了解到，袁、徐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是徐耀明的生日。事先调袁刚所部到徐耀明老巢石神坝以东的袁家沟驻扎，名为检阅袁的部队，实则为了给徐大办生日显显威风。袁刚派人接我去袁家沟会面，我即只身前往。袁向我表示对徐耀明不满，我即乘机说袁，让他剪除徐耀明，我用讲故事的方式给袁讲了一段《水浒》中林冲火并王伦的情节（洪帮把梁山义气作为信条）。袁刚终于在徐耀明生日的一天，出其不意地击杀了徐耀明，有几个趋炎附势的地主分子和帮闲客也同时被杀。袁刚吞并了徐匪的大部，只有一个叫王杰的排长带着二、三十人投奔川军去了。从此以后，这一条交通线就畅通无阻了。以后由于袁刚和他的部下透露出我主张杀徐耀明的消息，过了不久，徐匪残部就勾引驻广元的敌军便衣武装特务到凉水井来狙击我，适巧我工作外出，交通员也不在家，匪徒扑了空，悻悻而去。事后邻近的张老婆婆告诉我，她看到几个匪徒衣襟底下藏着短枪，假装到屋里找火吸烟，探询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并在屋前屋后寻找了片时，又走出羊圈关往西去了。此后，我们便时常换地方居住，加强了戒备。袁刚以为杀了徐耀明是对我有功，对我有所需求，我尽可能的不使他失望。
一九三三年十月间，为了运输物资的方便，和麻桑坝开店营业的肖成善老大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家距汉中城六十里，从汉中运出物资到这里是第一站，到这里再改装通过老林，秘密运过天池寺或通过大、小坝越过分水岭，再由红军便衣武装运进苏区。肖老大娘和我们休戚相关，对工作帮助不少。羊圈关、西河口一带不少群众昼夜不停地为我们带路送信、通报匪情。我们虽然也给予一些物质报酬，但对他们所起的作用来比较，报酬是微小的。我们从汉中城经过麻桑坝、回军坝、羊圈关等地都建立了交通点，秘密往来的工作人员都有食宿之所。这些关系，即在以后黑暗年代里都没有受害，只有一个在西河口的川北流浪汉张占五曾因给我们送过信，被坏人借别的事杀害了。在汉中的部队机关里，有几位地下党员如徐梦周、崔继善等，都曾为我搜集情报，但都是心照不宣的工作关系，还有地方和部队里的人员，如袁作波、俞晴初等被孙兼领的十七师国民党特别党部逮捕，经我向孙保释，都先后获得自由，袁作波是以保外就医，乘机逃走的。
一九三四年初，我们获得情报，川军以刘湘为首，在蒋介石催促下拼凑了上百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四方面军压迫到万源、城口一带，同时电令十七路军以及进到安康地区的杂牌部队向红军合围。我们认为敌人的企图虽不能实现，但川陕苏区西北部分地区如碑坝、坝溪、朱家坝、陈家坝一带可能受到影响，则由天池寺、西河口、南马山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很可能受阻。因此必须在接近万源方面的镇巴县以南的鱼渡坝通向万源的滚龙坡开辟一条交通线，这里是陕南三十八军沿大巴山最东的防线。我请准孙派我到镇巴去收编地方团队。携带一批物资前往镇巴以南的韩婆垭，住在一座孤伶的高脚洞庙里。这年的农历除夕，我在这里和驻在万源的滚龙坡红军取得了联系。
这里山多林密，南北一百多里的山林覆盖地区是土匪、神团出没之区，神团刘礼沛的匪部就常在我们驻地经常骚扰。这里北距陕军前哨毛垭唐三十里，南距红军前哨滚龙坡约一百里。就在这中间地区鱼渡坝交付给后勤部派来的人员一批物资。因为这一条路线太远，又没有群众基础，中间地形复杂，匪团经常骚扰，不适宜运输。又改在镇巴县以西经过长岭、将头山等地，在黎坝西南的关门垭红军前哨作为接收物资的联络站，以黎坝作为交接点。接洽妥实后，我仍回西河口。
蒋介石委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刘委派他的参谋长刘从云为前敌总指挥。刘从云原是一个江湖术士，以占课测字取得刘湘的信任，他登台拜将之后，迷信地按照各指挥官的生肖（如生年属龙属虎之类）配备进攻红军的方位，用“天干”，“地支”的说法制定旗帜的颜色。最后这个绰号刘神仙的刘从云的进攻计划，被四方面军彻底粉碎了。在川军进攻红军时（这一战役经过停停打打历时数月），陕军也在陕南方面发动规模不大的攻势，而在电报上则大肆吹嘘。
在这个时期里，不知孙听信了什么人的挑动和来自何方的原因，曾密令驻牟家坝的团长黄亚藩派人于中途拦截我所携带的数担物品到他的团部经详细检查后又放行了，但这些物品是属于油墨纸张之类。还有一次，西河口附近的农民李明孝等十七名赴牟家坝赶场，被诬指为红军侦探押在黄的团部，讯问我在西河口的活动情况。经我多方活动将十六名农民保释出来，我给这些人支付了在被押期间伙食和其他费用。这些预兆，使我产生了隐忧。
一九三四年夏末，孙对互不侵犯协定有了倦怠之意，已不敢或不愿和红四方面军联络了。虽然经过争取、解释，终于不能法除他对蒋介石的畏惧心理，使我所执行的任务受到阻碍，但我对工作没有失掉信心。
同年七月，孙给我看一份电报，是蒋介石打给杨又转给孙的。内容大意说：“据密报有伍志平（后又更正为武志平）其人，自称系三十八军参谋，住在西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办??”我看过之后对孙说，蒋介石公开向我们提出警告。等于说，你们的秘密我已知道，现在公开告诉给你们，看你们怎样表示态度吧。我建议依然和红军维持友好关系，在方式上更秘密一些，尽可能使红军不再派人来汉中，我也找一个隐避地方与之保持接触，不在汉中露面；如必欲与红军断绝往来，亦必须通知对方说明自己的苦衷，不得不在表面上冷淡一下，以便留有余地。孙均表示不妥，坚持要我离开部队去内地另觅栖身之所。这时我深深感到独立工作的困难，碰到大的问题多么需要领导。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去西安找宋绮云同志，通过宋再向上级汇报并请示以后的工作。在行前我将有关情况和自己的打算向红四方面军总部写了书面汇报，将过去的工作和社会关系都作了安排。并向中共陕南特委负责人张德生同志作了汇报。我和张德生同志的关系是一九三三年冬初常黎夫同志来汉中时，向我介绍认识的。
（本文武志平的回忆录，选自一九八一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革命资料》第三期，标题为“回忆在川陕地区的统战工作”，文字保持原貌，现标题为阳郭史苑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