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的母亲罗培兰同志，是陕西省乾县人，1934年5月参加红二十六军，就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南梁政府）做妇女工作。当时，南梁政府只有张景文，同桂荣和我们的母亲罗培兰三个女同志，从那时起我们母亲就称同桂荣为大姐。她们工作战斗生活在一起亲如一家。
罗培兰
母亲生前曾对我们说：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不多，习仲勋同志是主席，白天章同志是副主席，还有三个部长，总共只有十来个人。陕甘边区根据地是以南梁为中心建立的，群众习惯称 “南梁政府”。习仲勋同志那时只有20岁，但他在南梁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很高，是刘志丹同志派他创建南梁根据地的。他对南梁根据地的每家每户群众都很熟悉，根据地的群众称刘志丹同志“老刘”，称习仲勋同志“仲勋”。刘志丹同志率红二十六军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经常转战南梁、陕北和照金之间，但南梁是根据地的中心，仲勋就带着我们南梁政府的十来个同志坚守，完全依靠群众，走到哪家就吃住在哪家。敌人一出动，群众就及时主动给我们报信，发现敌情转移时，南梁政府全部家当10分钟就可以装进马褡子，放在两个毛驴背上就走。仲勋同志说：“在南梁打游击，我们要走就能走，要打就能打；走的时候，碎纸片和其他不是老百姓用的东西，都要拾掇干净。落下来东西被敌人发现，房东就要遭罪，我们千万不能叫群众受牵连。”
随着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展扩大，193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一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刘志丹同志任陕甘边区军委主席，习仲勋同志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边区政府有土地、肃反、财政、经济和粮食委员会，政府工作人员约有30人，在根据地建立了各级农会、工会、赤卫军、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从南梁政府二个毛驴驮全部家当的三个部初创时期，进入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扩大发展时期。仲勋同志对我们说：“陕甘边根据地还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发展，我们进行的是土地革命，只有正确执行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才会拥护我们。边区政府的每一个同志，都必须听懂政策、掌握政策，才能正确执行政策。做群众工作时，一个村子、一户人家都不能落下。要一家一户宣传和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没有红军根据地就保不住，没有根据地红军就没有依托、就没有家、没有后方。建立根据地扩大红军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只要紧紧依靠群众，我们陕甘边区根据地和红军就能发展壮大。”当红二十六军打下城镇乡村时，仲勋同志带领我们一家一户做工作，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发展积极分子，建立革命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动员群众参加红二十六军，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
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培养一批军政干部，在南梁成立了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同志任校长，习仲勋同志任政委，马文瑞同志任教员，我那时是学员之一。
仲勋同志亲自给我们讲课，在讲到党的政策时，特别强调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他说：“对根据地群众开展工作，最主要的是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一家一户做工作，一家都不能落下。调查土地改革分配的情况，分配要做到公平合理。通过土地革命，从宣传群众到组织群众，条件成熟时就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对红军家属开展工作时，要鼓励他们坚定信心，支持红军和边区政府。了解他们的困难，及时解决。帮助他们孝敬老人、抚养子女，动员他们做军服、军鞋、加工军粮。支持在红军中的亲人，不拉后腿。对军烈属要优待，没有劳动力的由边区政府养起来。对可能被争取转化的人开展工作时，对他们的家属要经常宣传、争取和教育，详细了解他们的各种情况，生活困难的要适当接济。”
仲勋同志在讲到处理紧急情况的工作方法时说：“发现敌情或发现问题，首先情况要调查清楚，再仔细分析，及时报告上级，在来不及报告上级的紧急情况下，要一面处理、一面上报。要根据实际果断处理紧急情况。”
经过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我们的政治军事水平和文化知识都有很大提高。陕甘边区根据地是不断扩大的游击区，与敌占区犬牙交错。我们在工作中经常发生与敌人突然遭遇的情况，就用上了在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会的军事知识，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
1935年秋，中央红军快到陕甘边区根据地之前，仲勋同志布置边区政府做好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工作时说：“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快到我们根据地了，我们现在就要做好迎接准备工作。中央红军是南方来的同志，我们西北地区天寒地冻，他们生活不习惯，要动员群众做好准备，不能冻着他们，要让中央红军来了有热炕睡、有热水喝、有热饭吃。特别要做好保密工作，对敌封锁消息。我们边区政府的各级政权组织都要负起责任来。”但是，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一批领导干部还未能亲自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就被“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派人抓起来了。当时正是敌军对陕甘边区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紧急关头，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根据地县以上干部全部被关押，有二百多号同志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被肃反扩大化错杀了。整个根据地人心惶惶，群众看见穿红军军装的都躲，听见讲外地口音的红军就跑开，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我能幸免此难，是仲勋同志救了我。我刚从游击队排查工作回到边区政府，仲勋同志就赶紧把我拉到一边，急急地对我说：“你赶快到群众家里去，把公家的衣服换掉，赶快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千万不能跑到白区那边去，将来回来还可以说得清楚。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将来回来就什么都说不清楚了。”我说：“我们大家一起跑。”仲勋同志说：“他们已经包围边区政府，你刚回来，他们搞不清楚，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大家一起跑，谁都跑不了，你是女同志，容易跑出去。”我就到群众家换了老百姓衣服，跑到游击队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区根据地，我带游击队参加中央红军组建的陕甘省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后来就分在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工作。
中央红军刚到吴起镇，毛主席了解到刘志丹等一批军政领导干部被错误关押，并有一批干部被错杀，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等待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同志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解救幸存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军政干部。当时根据地的干部群众看到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军政干部被解救出来了，都唱着：“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仲勋同志出来见到我说：“是党中央毛主席挽救了陕甘边区根据地。再晚几天，老刘和我都会被他们活埋，中央红军不来，根据地也会被他们搞垮。今后，我们陕甘边区的同志，要一心跟紧党中央毛主席，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二心。”
在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里，中央红军来的同志对西北话听不明白，他们讲的南方话，根据地的群众又听不懂，群众信任我们陕甘边区政府来的同志，我们就做翻译。我们告诉根据地的群众：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中央红军，中央红军是为根据地反第三次“围剿”打仗。支前工作团的工作很快就顺利展开，组织了数百人的运输队、向导队和担架队，完成了及时运输军需给养、带路和转运伤员的任务。整个根据地对敌军封锁消息，我们陕甘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唱到，“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亲人迎进来”，生动地再现了陕甘苏区军民在直罗镇战役中支前拥军场面。群众帮助隐蔽红军部队，敌军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部队就隐蔽在直罗镇附近。群众还帮助传递敌人动态情报，坚壁清野。陕甘边区根据地在家的青壮年不多，有的军烈属家中只有老人妇女儿童，仍然踊跃参加支前工作。宁愿自己受冻，也把仅有的被褥给伤员盖上，有的群众把自己的口粮都献给红军。毛主席在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的经验时指出：没有群众与我们一致，则隐蔽主力、搬运伤员、供给粮食都不可能做得这样好。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是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礼。
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是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基础上扩大的，受到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影响，缺少干部，影响工作迅速开展。当时，你们的父亲朱开铨同志是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仲勋同志向他移交工作介绍敌情、推荐干部。他们初次见面谈了两天工作。你们的父亲长征途中负过伤，在直罗镇支前工作中连续三天没睡觉，战役一结束就累病了，陕甘省委派我护理他。仲勋同志问我：“听马锡五同志说，给你介绍了一个中央红军的同志，叫什么名字？人怎么样？”我说：“是朱开铨同志，在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认识的。现在是省政府主席，就是他接收了我们陕甘边区政府的干部。中央红军来的罗梓铭同志也要我和朱开铨同志结婚。”仲勋同志说：“是朱开铨同志啊！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他现在累病了，你要照顾好中央红军来的同志，他们长征吃了很多苦。他对你好，那就可以考虑。”我说：“我还要看一看这个人到底怎样，组织派我护理他养病，我会处理好的。”仲勋同志第二次来时，陕甘省扩大为陕甘宁省。仲勋同志又对我说：“朱开铨同志在工作方面信任和使用陕甘边区的干部，我看他坚持原则、为人正派，你同意与他结婚就向省委汇报。”仲勋同志说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当时陕甘宁省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省政府主席是马锡五同志，你们的父亲任省委委员、省政府党团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长和裁判部长。我向李富春同志汇报，同意与朱开铨同志结婚。很快，李富春同志代表省委批准我们结婚，并把马锡五、罗梓铭、肖劲光、李一氓、蔡畅请来，商量办喜事。你们的父亲自己花两块银元办了三桌酒。李富春同志主持婚礼，并代表省委、省政府讲话；罗梓铭同志代表中央红军来陕甘宁省工作的同志讲话；马锡五同志代表陕甘边来陕甘宁省工作的同志讲话；蔡畅同志代表妇女同志讲话；肖劲光同志代表驻陕甘宁省的红军部队讲话。习仲勋同志赶来祝贺，李富春同志祝酒时说：“朱开铨同志和罗培兰同志，是陕甘宁省第一对结婚的同志，他们是在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认识的，在工作和战斗中相互了解和相爱的，祝贺他们结为革命伴侣，我们中央红军在陕甘宁站住脚了，在这里安了家，南方和北方红军是一家。今天是省委、省政府第一次办喜事，大家都很高兴，祝他们幸福美满。”你们父亲向仲勋同志敬酒时说：“感谢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同志们，给我们中央红军保留了一个落脚点，感谢你前来祝贺，感谢你给我们推荐了一批好干部，培兰同志也是你培养的好同志。敬你一杯酒，也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经常打胜仗。”
“鸡娃子叫喊，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这是南梁根据地群众迎接“老刘”、“仲勋”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唱的歌，我一想起这首歌就禁不住热泪盈眶，就会想起刘志丹同志和习仲勋同志领导我们创建南梁根据地的艰苦岁月，就会想起战火纷飞的陕甘边区根据地的日日夜夜，仲勋同志教导和关心我的情景就会再现脑海，久久不能忘怀。
二
1985年11月中旬，习仲勋同志到江西视察工作时，专程前往江西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看望我们的父亲朱开铨同志。
当天下午，父亲告诉我们：“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到江西视察工作，今天上午专程到医院来看我。他一见面就说，开铨同志，你好，50年前中央红军长征到陕甘边根据地，是党中央、毛主席挽救了陕甘边根据地，也挽救了刘志丹和我，挽救了陕甘边一批同志，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你是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还有罗培兰同志，是我们南梁政府成立时三个女干部之一，我们在陕甘宁边区共同工作、战斗，解放战争分开到现在，我一直都记得和你们在一起的情景，这次来江西就很想见到你们。”父亲又说：“我和习仲勋同志有20多年没见过面了，谈到陕甘边陕甘省、陕甘宁省和陕甘宁边区在一起的往事，不知不觉就淡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医院喊开饭时，习仲勋同志才向我告辞。”
1937年在甘肃庆阳西峰镇任红军办事处主任时的朱开铨
父亲还给我们讲了一段革命的经历：
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到吴起镇，党中央毛主席就了解到，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在陕甘边根据地搞肃反扩大化，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军政干部，并已错杀200多人，党中央毛主席立即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等候中央处理。”党中央毛主席为粉碎国民党对陕甘边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准备进行直罗镇战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也为了纠正“左”倾肃反扩大化，制止继续错杀干部，决定撤销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和陕北省。我在红三军团，部队正往直罗镇方向运动，王观澜同志守候在甘泉县下寺湾的路口，他大声叫：开铨同志停下来，不要走了。中央决定撤销陕甘晋省，成立陕甘省和陕北省，毛主席提议你任中共陕甘省省委委员、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兼土地部长和裁判部长，负责筹建省政府，主持省政府的工作。因为中央要培养当地干部，省政府主席由当地干部担任，要搞好团结，陕甘边苏区是全国唯一没有丢失的根据地，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我们中央红军人生地不熟，要团结和依靠陕甘边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做好直罗镇战役的支前工作。我立即赶往中共陕甘省委报到。当时筹建和主持陕甘省政府的第一个中心任务，就是组建陕甘省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持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进行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团的干部里，从中央红军来的较少，大多是原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党政干部，主要是依靠他们帮助。我们中央红军来的干部与群众的沟通，动员群众，组成了运输队、向导队、担架队，开展筹款、征粮、运粮、收集敌情、肃清敌特、封锁消息、隐蔽部队、转运护送伤员等后勤工作。我们刚到西北语言不通，但有陕甘边的干部共同工作，就像在中央苏区；群众觉悟普遍很高，根据地的基础工作扎实；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动员群众支前，老百姓二话不说，放下手上的活就跟我们走。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培养的边区干部作风好，工作能力强，刘志丹和习仲勋同志深得民心，保密工作做得好，中央红军主力大部队，隐蔽在群众家里，敌人就是发现不了；部队战前得到充分的休整，提高了战斗力。毛主席在直罗镇战役总结中高度评价陕甘省的支前工作。
中央红军刚进入陕甘边根据地时，我就看到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署名的布告，在支前工作中又经常听到群众对习仲勋同志的好评，能和刘志丹同志齐名得到陕甘边根据地军民的拥护，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习仲勋同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西北地区，自然条件比南方差，地旷人稀，敌强我弱，历经挫折和失败，经过多次的武装起义，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带领红二十六军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实属不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唯一能坚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更是难能可贵。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保留了一个落脚点。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的同志，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
1935年12月初，毛主席夜晚赶到陕甘省，对我说：“你给我找个向导，我到省委听完汇报后，就要回瓦窑堡。”我立即找陕甘边来陕甘省政府工作的罗培兰同志，赶快找一个可靠的向导，为毛主席带路，连夜就出发去瓦窑堡。
我随即向毛主席汇报陕甘省政府的工作，我劝毛主席住一夜再走。毛主席说：现在情况很紧急，很像中央苏区肃反，这里的肃反搞得也很厉害，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军政干部都抓起来了。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要赶回瓦窑堡去处理。
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是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基础上扩建的，主要干部因“肃反”被关押，还有些干部躲在外面不敢回来，缺少干部的问题尤为严重。这时，习仲勋同志被解救出来，他向我移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向我推荐了一些忠诚可靠、作风正派、革命立场坚定、群众关系良好的当地干部。我根据习仲勋同志推荐的名单，出面去要，带公文到有关部门交涉，派人去找。听到习仲勋同志回来了，那些躲藏避难的同志也陆续回来了，被关押还幸存的干部也回来了。我鼓励他们安心工作，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在纠正错误的肃反扩大化。基本上按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安排了工作。那时朱理治同志任陕甘省委书记。我安排杨玉亭同志任省政府粮食部长，他要我同意把杨玉亭、席仲琪同志抓起来。事关重大；我立即派人把省保卫局长郑自兴同志、少共省委书记揭俊勋同志找来，他们说是省委书记朱理治同志决定，要抓杨玉亭、席仲琪同志，省保卫局没有掌握任何证据。我耐心地对他们说，我们从中央红军到中共陕甘省委工作，都是省委委员。我对朱理治同志决定逮捕杨玉亭、席仲琪同志这件事，提几点个人意见。1、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陕甘省的时候，再三强调要团结当地干部，依靠当地干部站住脚，巩固和发展根据地。2、撤销陕甘晋省是党中央毛主席采取的组织措施，其中也有制止错捕错杀，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作用。3、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重大事情都要经过省委集体开会研究，不许某一个人独断专行。现在李富春、肖劲光和李一氓同志都没有到，朱理治同志个人的决定不能代表省委。4、我已向原陕甘边的马锡五、李培福和谢怀德同志调查过，杨玉亭、席仲琪同志都是红二十六军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如果凭朱理治同志一句话就逮捕他们，是会犯错误的。如果错捕他们，今后怎样向党中央交待，怎样向陕甘省的党员干部群众讲清楚。5、省保卫局抓捕人犯，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审查干部要执行党的政策，不搞逼供信，防止灭口和意外身亡。既要提高警惕，又不能疑神疑鬼。郑自兴、揭俊勋同志表示赞同我的意见。省保卫局没有执行朱理治同志逮捕杨玉亭、席仲琪的决定。
习仲勋同志知道这件事后，特地到陕甘省政府，感谢我们对陕甘边苏区干部的信任。我说：“毛主席亲自交待，要团结和依靠陕甘边的同志，从直罗镇战役的支前工作中，我就体会到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像我们在中央苏区一样深厚，陕甘省的支前任务主要就是依靠陕甘边的干部配合我们中央红军来的同志，组织动员群众完成的，我们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表彰，也要感谢陕甘边的同志。陕甘边的同志坚持斗争、浴血奋战，为中央红军保留下陕甘边根据地，我们更要感谢你们。”
在陕甘省和陕甘宁省工作期间，对习仲勋同志的情况了解的更多，仲勋同志是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之一，陕甘边根据地的创立经过多次反复，牺牲了很多同志。仲勋同志领导两当起义，为创建根据地出生入死，负过伤，刘志丹和习仲勋同志总结政治、军事上的经验教训，决定走井冈山道路，根据陕甘边的实际情况，开始了许多独创性的探索工作，终于成功地从单纯兵运工作转向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组织群众进行土地革命。陕甘边根据地制定和执行的土地政策和中央苏区很相似，军事上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战术上灵活机动，部队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大，创建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把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根据地范围有20多个县。就在此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在陕甘边搞肃反扩大化，关押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军政干部，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到陕甘边根据地，解救了他们。仲勋同志出来工作后，见到陕甘边的干部就鼓励他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要振作起来，坚定革命信念，不要有抱怨情绪，要顾全大局，严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分配，努力工作，为实现党的目标奋斗。
我在陕甘省和陕甘宁省工作期间，经常向仲勋同志了解情况，他对陕甘边根据地的敌我情况了若指掌，介绍敌情具体明细，如何防备马匪骑兵，如何防土匪赵老五；介绍干部队伍情况，不带个人倾向，实事求是。我感到他在干部群众中很有威望，有号召力，胸怀宽广，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政治水平很高，顾全大局，作风正派，党性很强，任何时候都能把党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样我同仲勋同志相处就更亲近了。只要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留他住两天是经常的。你们的母亲罗培兰同志就是南梁政府的、仲勋同志还是他的老领导，我们在一起都很愉快。抗日战争时期，我到陕甘宁边区巡视团当主任，在延安和你们大姨(刘志丹同志夫人)同桂荣同志是邻居，就住在边区政府上面的一排窑洞里，仲勋同志也经常来我们家。我是解放战争南下到江西的，但是我在陕甘宁边区工作近l3年，与习仲勋同志建立的革命友谊把我们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1989年9月18日 朱开铨和罗培兰在家
从父母的回忆中，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我们要向革命前辈学习，把党和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2004年12月23日于深圳